第5版(理论)
专栏：
用历史的眼光评析社会主义运动
闻海
用历史的眼光，从世界历史的高度来观察社会主义运动的进程，正确评价社会主义运动的成果及其失误，在当前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不为一些暂时的或表面的或局部的现象所迷惑。
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曲折、失误、困难，不但过去有，现在有，今后还免不了会有；但如果站得高，就能看清整个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就不会动摇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信念。人们都看过电视片《话说长江》，只有从高处观察，才能看到长江是弯弯曲曲自西向东流入大海，如果只截取其中的一小段，去判断水流的方向，就难免会作出错误结论。如果我们以世界历史的尺度来衡量社会主义运动的进程，我们是没有任何理由悲观的。资产阶级革命搞了多久？从16世纪尼德兰打响资产阶级革命第一炮算起，到19世纪末期资本主义统治世界，历经300多年。从1648年英国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算起，到19世纪末，也经过了二百几十年之久。而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党宣言》诞生到现在，也只有将近140年的历史。如果从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次胜利算起，到现在只有70年。用历史的眼光来看，社会主义还是很年轻的。共产主义运动从兴起到最终完成，它所经历的时间会比整个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要长得多，哪怕再长几百年，也不足为怪。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的统治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的统治，而共产主义革命是要最终消灭阶级，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从一百多年来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进度来看，应当说是不慢的。社会主义已经打开了历史的新局面，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列宁说过：“应该站得更高，看到各种社会经济结构在历史上的更替。只有持这种观点才能够看清楚，我们已经担负起多么巨大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7卷第387页）如果我们放开眼界纵览历史发展的长河，面对历史的风云进行一番认真的“反思”，我们能够得出什么结论呢？大家都知道，人类自进入私有制社会以来已经先后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这样三种私有制的社会形态。奴隶社会有两个对立的阶级：奴隶主和奴隶。封建社会有两个对立的阶级：地主和农民。资本主义社会也有两个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在资本主义之后又产生了一种新的私有制社会，又形成了两个不同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新的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这个简单的事实说明了什么呢？说明资本主义是私有制发展的最高形态，私有制发展到了资本主义已经走到自己的尽头。历史的发展是不会停顿的。资本主义再向前发展必然是被一个公有制的新社会所替代。这决不只是理论的推导，而且有了铁的事实。
事实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确实已经在地球上建立起来了，而且经住了考验，站住了脚。19世纪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跑到美国去进行乌托邦计划的试验，最后都归于破产。现在我们见到的已不再是空想社会主义的试验，而是活生生的社会主义的现实。十月革命后，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国家。苏维埃政权几经磨难，也没有被摧垮。不仅如此，从那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相继诞生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1949年社会主义又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里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国家越来越多的事实说明，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虽然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有的甚至是很严重的错误，例如我国的“文化大革命”，但是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垮。这说明社会主义制度不是随心所欲地建立起来的，而是建立在客观必然性的基础之上的。
以上这些事实都是在马克思去世以后出现的。它说明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科学论断，至今依然是我们这个世界向前发展的路标。翻遍历史，我们从未发现过这样的情况：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诞生了，并且在若干国家取得了胜利，过了几十年之后它又消失了，完全被旧的生产方式所取代。相反，历史总是这样记载着：当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出现以后，不管它开始怎样弱小，不管它的生长怎样艰难，不管它会遇到多少挫折，但它的发展终究是不可阻挡的。
有些人在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进行横向比较时，忘记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社会主义是首先在落后国家胜利的。在经济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是我们特殊的历史使命。
19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估计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那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同时取得胜利。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以后，列宁根据资本主义各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认为，社会主义有可能首先在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突破。事实正是这样。不仅首先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俄国，而且迄今为止已经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十几个国家，几乎原来都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比较落后的国家，在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链条中，都是薄弱的环节。
社会主义首先在落后国家胜利，这一点将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支配和影响着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由于社会主义首先在落后国家胜利，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难度很大的课题。例如：
第一，社会主义首先在落后国家胜利，必然会造成这样一个局面：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仍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就造成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社会主义由于在一个时期内经济水平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甚至落后得很远，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还来不及充分发挥出来，因而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世界的人民也就缺少巨大的吸引力。从社会制度上来说，社会主义国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明天；可是从目前的经济水平上看，社会主义国家却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昨天或前天。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上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落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反而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人产生某种引诱力。有些人错误地以为，经济发达的国家在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上统统是先进的，因而盲目地崇拜西方世界。所以，经济的落后增加了我们政治思想工作的艰巨性。长期以来，不少人对社会主义优越性这个问题老是讨论不清，一个认识论上的重要原因，就是把不同社会制度的问题和经济上不同发展阶段的问题搅在一起了。我们应当把这两个方面的情况，即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和我国经济水平的落后，都讲清楚，让人们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第二，由于社会主义首先在落后国家胜利，改造小农经济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项艰巨的任务。按理说，这本来应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任务。今天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小农经济已经微不足道了，现代化的个体农场已与传统的小农经济有着根本的区别。而在苏联、中国以及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改造小农经济的历史任务就留给了无产阶级。要把几百年乃至几千年生活在小块土地上具有浓厚自然经济色彩的农民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苏联、中国在改造小农经济的工作上都花费了很大气力，出了很大的代价。1958年我们犯了急性病，追求“一大二公”，结果受到了客观规律的严厉惩罚。不难设想，以后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社会主义，很可能就没有改造小农经济这样的艰巨任务了。
第三，由于社会主义首先在落后国家胜利，也必然会影响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进程。俄国、中国都缺少资本主义民主的传统。邓小平同志说：“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邓小平文选》第292页）我们不能低估封建主义在我国的影响，也不能低估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习惯势力的影响。为了清除这些旧社会的垃圾，我们还需要做长期的艰巨的努力。我们应当从战略高度来认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意义。过去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我们做了蠢事，把民主的旗子抛掉了，似乎“民主”成了资产阶级的口号，无产阶级只能讲“专政”。西方资产阶级却打起“民主”的旗子来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这实在是一个荒唐的历史现象：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国家，竟然打着“民主”旗子来攻击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基本上消灭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现象的国家。其实，社会主义国家才真正有资格讲民主。社会主义消灭了阶级，就是实现了最大的民主。当然，由于经济和文化的落后，会给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带来很大的困难，正因为如此，无产阶级更应当强调民主，把民主建设放在战略地位上来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把社会主义的民主建设作为全党的一项战略任务。今后，我们决不会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放慢民主建设的进程，正如我们决不会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放弃改革、开放政策一样。
总之，社会主义是首先在落后国家里取得胜利的，这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我们切切不可忘记。马克思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我国经济落后，家底很薄，这是历史形成的。我们只能从这个起点上前进，只能从这个基地上起飞。这个起点是我们自己不能选择的。
党中央从我国国情出发，为我们制定了两步走的战略规划：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再奋斗半个世纪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是一个极其光荣的历史使命。当这个伟大的战略规划胜利实现的时候，社会主义是否有优越性的问题就不会有多少人再去讨论了。我们坚信：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主义定会大放异彩，终将使资本主义在一切方面相形见绌！
第5版(理论)
专栏：
洪仁玕《资政新篇》新析
王翔
1859年洪仁玕提出《资政新篇》的时候，太平天国正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是沿着历代农民战争的老路衰落、败亡？还是另辟蹊径、改弦更张？洪仁玕为太平天国指出了一个新的前途。他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作为参照系统，想对太平天国进行全面的资本主义改造。这实际上是要从封建制度转变为资本主义制度，由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由自然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必然会遭到沿袭了千百年的封建社会的思想文化观念的阻挠。这些旧的传统观念以及各种愚昧、保守的风俗习惯和社会心理，形成“历史的惰力”，是和洪仁玕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计划格格不入的，成为改革的严重障碍。史载洪仁玕“欲实行改革而事事均受各王之牵制”（富礼赐：《天京游记》），表明起自田陇之间的农民运动领袖没能摆脱中国旧传统观念的束缚，仍然顽固地坚持封建宗法和小生产的思想观念，对洪仁玕主张的各项改革产生了严重的怀疑、不满和抵触。类似情况在太平军中和社会上也普遍存在，“革之而民不愿，兴之而民不从。”（洪仁玕：《资政新篇》，《太平天国》第2册，第525页。以下引自同书者，不再加注）
现实使洪仁玕意识到进行资本主义思想教育、改变旧传统观念的必要性。他试图运用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思想文化，对中国的封建思想进行反思和批判，建立起一种与资本主义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精神状态，并以思想观念的更新来保证和促进经济、政治方面的改革。基此，洪仁玕在制定经济、政治改革措施的同时，特别重视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资政新篇》所触及的，并非某一单个观念，而是一个观念群。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
第一，对传统“夷夏观”的批判。传统夷夏观认为中国是居世界中央的“天朝上国”，不是平等看待中外交往，而是美其名曰“万方来朝”、“四夷宾服”等来满足民族虚荣心与自大感。闭关锁国、妄自尊大是这种传统夷夏观的必然结果，而民族自卑、崇洋媚外则是它的变态反应。鸦片战争中，中国封建统治者打了败仗，被迫签订一系列屈辱和约，但根深蒂固的传统夷夏观并未消除。太平天国农民领袖身上传统夷夏观的烙印也很深，自称“万国之真主”，命令洋人“来享来王”，重弹“四夷宾服，万国梯航”的老调（《建天京于金陵论》，《太平天国》第1册）。对此，洪仁玕颇不以为然。他嘲笑那种“拘拘不与人交接”的心理和行为“是浅量者之所为也”，使得中国“全体闭塞，血脉不通，病其深矣”；他主张“凡外国人技艺精巧，国法宏深，宜先许其通商”，特别强调“凡于往来言语文书，可称照会、交好、通和、亲爱等意，其余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戎、蛮、鬼子一切轻污之字，皆不必说也。”洪仁玕主张在平等基础上与各国友好往来，一方面反对了中国传统夷夏观对于外国人的不平等心理；另一方面也反对了外国侵略者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事实。
第二，对传统“本末观”的挑战。长期延续的农业社会和自然经济，形成了中国“以农为本”、“工商为末”的传统本末观，历代统治者毫无例外都以“重本抑末”为基本国策，而人们也就把“务本”视为理所当然，即使“以末致富”，也要“以本守之”（《史记·货殖列传》），使社会经济始终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循环。在《资政新篇》中，洪仁玕突破了传统本末观的束缚，表达了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强烈愿望。他主张给予工商业者以应有地位，制定奖励和扶植工商的措施，还设计了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具体方案，主张“兴车马之利”、“兴舟楫之利”、“兴银行”、“兴器皿技艺”、“兴宝藏”、“兴邮亭”，认为这些金融业、交通业、制造业、采掘冶炼业同样是国家之本，“大有利于民生国用”。他规定：“准富者请人雇工，不得买奴”，反对奴隶劳动而主张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意在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提供大量自由劳动力。显而易见，洪仁玕对传统本末观提出了真正的挑战。
第三，对传统“义利观”的否定。中国传统义利观历来宣扬“重义轻利”，于是读书人讳言利、耻谈利，社会上轻买卖、贬商贾，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商为最末，低人一等。洪仁玕认为应该挣脱传统义利观的束缚，高声言利，鼓励致富。他把西方专利法规引入中国，“首创至巧者，赏以自专其利，限满准他人仿做”；他主张“兴银行”，原因就在于“此举大利于商贾士民”；他又说：“至施舍一则，不得白白妄施，以沽名誉；恐无贞节者一味望恩，不自食其力，是滋弊也。宜令作工，以受所值。”把人们向来认为的善行义举看作“是滋弊也”，明令应作工受值，以之求利。在《资政新篇》中，多次出现“商农”、“商贾士民”等提法，这不是简单的位置排列的颠倒，实际上反映了洪仁玕的思想倾向和他要求提高商贾地位的愿望。在洪仁玕眼里，利和义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他以是否合法、是否“有裨于国”作为“义”的标准，只要与此不相违背，那么利越大就越值得奖励。
第四，对传统“公平观”的突破。中国传统的公平观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它注重的是结果的均等。历史上农民战争“均贫富”的要求，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这种传统公平观的产物。实际上，在如此之低的生产力水平上，要想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是根本不可能的。这种传统公平观与洪仁玕所要进行的资本主义改革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他主张以商品经济的要求机会均等的公平观，取代小农经济的要求结果均等的公平观，这在他设想的“与番人并雄之法”中表现得很清楚：“如开店二间，我无租值，彼有租值；我工人少，彼工人多；我价平卖，彼价贵卖；是我受益而彼受亏，我可永盛，彼当即衰，彼将何以久居乎！”这绝非仅仅对“番人”而言，也要“奋为中地倡”，在国内同样进行商品自由竞争，竞争双方机会均等，完全取决于价值规律的支配，优胜劣败。显然，洪仁玕是想以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原则来破除封建小农的平均主义观念，从而提倡竞争，增进效益。
第五，对传统“人治观”的怀疑。在封建专制主义政体下，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地区的治乱盛衰，都以人的才能、品格为依归，所谓“得人则治”，所谓“人存政举，人去政亡”，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于是，明君贤相、清官忠臣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偶像，治国平天下的希望被寄托在个别人物身上。洪仁玕首先从资产阶级“法治”的角度，对这种传统“人治”观表示怀疑。他指出：“盖用人不当，适足以坏法；设法不当，适足于害人，可不慎哉！然于斯二者，并行不悖，必于立法之中，得乎权济。”在这里，他将中国历史上争论不休的人与法的关系，归结为“必于立法之中，得乎权济”，认定法治比人治更为重要。值得注意的是，洪仁玕十分重视立法人的条件，“立法之人，必先经磨练，洞悉天人性情，熟谙各国风教，大小上下，源委重轻，无不了然于胸中者，然后推而出之，乃能稳惬人情也。”他把“熟谙各国风教”作为立法人的必要条件，表明他要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制度来对中国的封建陈规陋习加以改造，推陈出新，以产生中国“前古罕有”的新法制，顺应人心的向往和历史的潮流。
洪仁玕对中国旧传统观念的批判与否定，是建立在他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进行深刻反思、对太平天国前途进行认真思考的基础上的，诚如他自己所说：“此皆为邦大略。小弟于此类，凡涉时势二字，极深思索。”他运用的批判武器，已经不是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也不是土生土长的小农意识，而是全新的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观念，这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开创了先例。当然，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也有脱离中国农民土地问题实际的空想性，从而使它难以付诸实施。
尽管《资政新篇》有这样和那样的时代缺点和错误，但是在当时仍不愧是一部具有启蒙意义的新著，因为“那时的外国只有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第5版(理论)
专栏：学术动态
第八次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简述
不久前，中国财政学会1987年年会暨第八次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就当前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中的一些财政经济理论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择要简介如下：
一、当前的总需求与总供给状况及其对策
部分同志指出，我国近年来持续出现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状况，1986年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虽使总需求膨胀有所缓解，但仍较为严重。主要表现在：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消费基金增长过快，价格上涨，供应紧张，货币发行过多。我国是个人口众多、家底薄弱、人均资源占有量偏低的国家，现有产业结构又不尽合理，根本无法支撑由粗放、低效的高速发展带来的总需求膨胀。这些同志认为，与其将来被迫进行大调整，还不如现在主动采取紧缩需求的政策，以避免今后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也有一些同志虽然确认近年来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事实，并且指出这种状况既不利于建设也不利于改革，但他们对总需求膨胀的程度和产生的消极影响，不象持第一种观点的那部分同志估计得那样严重。他们认为，为了保持经济的长期稳步发展，对膨胀了的总需求不宜采取过于严厉的措施，如果“急刹车”，把经济发展速度降得过低，反而使供需缺口进一步扩大，经济环境不但不能宽松，反而会更趋紧张。因此，应该继续采取“慢刹车”、“软着陆”的办法，经过一段时间的小调整，逐步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
另外一些同志认为，当前宏观经济中的主要矛盾不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而是投资需求不足，宏观控制过紧，实际生产水平低于潜在的生产能力。宏观控制照此持续下去，经济将会衰退，财政状况也将继续恶化。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进一步指出，现在体制变了，财政赤字的意义也变了，过去的赤字表明经济膨胀，现在的财政赤字则反映由于信贷紧缩引起的经济收缩。因此，这些代表建议放松银根，进一步增加投资需求，以刺激经济增长，摆脱目前的财政困境。
二、关于承包经营责任制
一些代表认为，承包经营责任制有利于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应该成为现阶段深化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从承包经营责任制在一些企业的试行情况来看，承包经营责任制有三个明显功能：第一，可以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第二，企业利润超过包干基数可以多留，增强了企业的发展能力和后劲。第三，职工收入可以随经济效益增长。形象地说，承包经营责任制是“保大头、活中头、调动小头积极性”的好办法。同时，这些代表也指出，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应注意基数确定的科学性、合理性、稳定性，承包指标要适合不同部门、行业、企业的具体情况。
另一部分同志则指出，由于价格改革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从利改税这种规范化调节转为承包经营责任制这种一户一率、讨价还价的非规范化调节，是迫不得已的办法。如果它近期可望取得一些调动企业积极性的作用，那么同时也必须看到，部门、企业在条块分割的格局中的普遍包干，可能会对中长期向以间接控制为主方向进行的改革形成新的障碍，也不利于统一的市场体系和企业间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短期的利大于弊，可能隐含着中长期的弊大于利。因此，在目前条件下，承包经营责任制作为调动企业积极性的一种改革形式是必要的，有其一定的作用，但应该在推行中尽可能和《七·五计划》关于改革的远景设想联接起来，尽可能避免强化条块分割和区域、行业封锁，以利于下一步改革的顺利出台和推进。
（王政）
第5版(理论)
专栏：
《首钢承包制》出版
由首钢研究与开发中心编辑、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的《首钢承包制》一书，已在全国发行。首钢是国务院批准最早实行承包制试点的大企业。本书收编周冠五对首钢改革实践进行理论总结的文章，还收编了费孝通、杨培新等研究首钢承包制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