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
话说“相思”
冰心
我在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研究院读硕士学位时，论文的题目是《李清照词英译》。导师是研究院教授L夫人。我们约定每星期五下午到她家吃茶。事前我把《漱玉词》一首译成英文散文，然后她和我推敲着译成诗句。我们一边吃着茶点，一边谈笑，都觉得这种讨论是个享受。
有一次——时间大约是1925年岁暮吧——在谈诗中间，她忽然问我：“你写过情诗没有？”我不好意思地说：“我刚写了一首，题目叫做‘相思’：
避开相思，
披上裘儿，
走出灯明人静的屋子。
小径里冷月相窥，
枯枝——
在雪地上又纵横地写遍了相思！
12月12日夜1925
我还把汉字“相思”两字写给她看，因为“相”字旁的“目”字和“思”字上面的“田”字，都是横平竖直的，所以雪地上的枯枝会构成“相思”两字。她笑了，说是“很有意思，若是用弯弯曲曲的英文字母，就写不出来了！”
她只笑着，却没有追问我写这首诗的背景。那时威大的舍监和同宿舍的同学，都从每天的来信里知道我有个“男朋友”了。那年暑假我同文藻在绮色佳大学补习法文时，还在谈着恋爱！12月12夜我得到文藻一封充满着怀念之情的信，觉得在孤寂的宿舍屋里，念不下书了，我就披上大衣，走下楼去，想到图书馆人多的地方，不料在楼外的雪地上却看见满地上都写着“相思”两字！结果，我在图书馆里也没念成书，却写出了这一首诗。但除了对我的导师外，别的人都没有看过，包括文藻在内！
“相思”两字在中国，尤其在诗词里是常见的字眼。唐诗中的“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唐代的李商隐无可奈何地说“直道相思了无益”，清代的梁任公先生却执拗地说“不因无益废相思”。此外还有写不完、道不尽的相思诗句，不但常用于情人朋友之间，还有用于讽刺时事的，这里就不提它了。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段笑话：1926年，我回到母校燕京大学，教一年级国文课。这班里多是教务处特地编到我班里来的福建、广东的男女学生，为了教好他们的普通话，为了要他们学会“咬”准字音，我有时还特意找些“绕口令”，让他们学着念。有一次就挑了半阕词，记得是咏什么鸟的：
金埒远〔注〕，玉塘稀，
天空海阔几时归？
相离只晓相思死，
那识相思未死时！
这“相思死”和“未死时”几个字，十分拗口，那些学生们绕不过口来，只听见满堂的“嘶，嘶，嘶”和一片笑声！
不久，有一天一位女同事（我记得是生物系的助教江先群，她的未婚夫是李汝祺先生，也是清华的学生，比文藻高两班，那时他也在美国）悄悄地笑问我：“听说你在班里尽教学生一些香艳的诗曲，是不是你自己也在想念海外的那个人了？”我想她指的一定是我教学生念的那两句有关“相思”的词句了。我一边辩解着，却也不禁脸红起来。
1986年3月26日晨
注：金埒（liè），以钱铺成的界沟，以言奢华。
第8版(副刊)
专栏：美学杂俎
出色的怪诞也是美的
戴平
按照传统的美学观点，对称、均匀、平衡、和谐是美的；但是，在特定的条件下，不合比例、打破平衡、失去对称和均匀的怪诞形象，也可以是美的。
美国美学家桑塔耶那曾为怪诞作过一个著名的分析：“类似幽默的某些东西出现在造型艺术上，我们就称之为怪诞。这是改变一个理想典型，夸大它的某一因素，或者使它同其他典型结合起来所产生的一种有趣的效果。”因此，“出色的怪诞也是新的美”。在我国和外国的艺术宝库中，这种怪诞之美是确实存在的。
中国画家画石，园林艺术家堆假山，都选用奇石、怪石，很少用平平整整的方石、砖石。米芾用“瘦”、“绉”、“漏”、“透”四字，概括了石头的怪诞之美。清初著名诗人贺贻孙主张写诗要讲究“蕴藉”，有一点“光怪”也可以。他说：“诗以蕴藉为主，不得已溢为光怪尔。蕴藉极而光生，光极而怪生焉。”1937年西班牙著名画家毕加索画过一幅题为《哭泣的女人》的画，是按照他夫人的脸来画的，但脸部也大大变形了，正面与侧面并列在一起，双手捧着脸颊嚎啕大哭，以至眼球从眼眶里脱了出来。这无疑是一种极度的夸张。画家抓住由于过度悲愤造成脸部肌肉抽搐这一特征，加以强化和扭曲，表现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苦难，画面上的怪诞形象，取得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
出色的怪诞也是一种美。重要的是，这种怪诞的艺术表现，要符合事物的本质真实和变化的内在规律，符合合理的想象。它的夸张、变形、怪异，应当是一种艺术的创造。在越出常态的不和谐中，仍旧体现出内在的逻辑统一性。唯其如此，怪诞才能产生一种“有趣的结果”。汤显祖的《牡丹亭》超越了生死界限，描写了一对男女青年的爱情，情节当然是离奇的、荒诞的，但表达了一种强烈的反封建精神，人们看后，沉浸在美的享受之中。
桑塔耶那还指出：“一件似乎是怪诞的事物，在本质上可能劣于也可能优于正常的典型。”这就是说，一个怪诞的事物、形象，倘在本质上优于正常的典型，即使表现形式是丑的，也仍然可以丑中见美。在我国戏曲中，丑角是以荒诞可笑的形式出现的。豫剧《七品芝麻官》中那位其貌不扬却又不畏权势的唐知县，初一亮相时，实在令人忍俊不禁。但是这个貌似迂拙的“县太爷”，却亲手制服了不可一世的诰命夫人。他的内在的机敏、正直、无私，以滑稽、鲁莽、可笑的外形为反衬，使这个人物比那些正襟危坐的“清官”形象，更加富有艺术魅力。
第8版(副刊)
专栏：大地漫笔
喷泉与水滴
王向东
美国西部有个占地二百二十多万英亩的黄石公园，其最迷人之处的地下沸水喷泉区，有着三千以上的喷泉。每个喷泉各有一个富有韵味的名字。著名的“狮群喷泉”由四个喷泉组成，喷水之前先喷蒸气，发出的气鸣声如同雄狮齐吼，而四条水柱则随之直射天空。更使人流连忘返的“老可靠喷泉”，喷出的巨形水柱射到半空之后，沸水散发出来的蒸气犹如朵朵白云，高挂碧空。一个个喷泉争奇斗艳，使那里的景色蔚为大观。奇怪的是，这些向上喷的水流，竟把它脚下的岩石染成了一片黄色，更显出美国西部粗犷壮观的特色。
据美国朋友说，黄石公园地下含有酸和矽酸。那一望无际的岩石，被这喷涌而出的地下水日日洗染，终于为公园赢得了“黄石”的雅号。
我想起了我们这个民族历来推崇的那个“水滴石穿”的故事。《汉书·枚乘传》有云：“泰山之溜穿石，单极之绠断干。”溜者，小水流、小水滴之谓也。虽然谁也没有考证过这股小小的“泰山之溜”到底在东岳何处，却从不见有人对此提出过半点异议。后来宋朝的王安石甚至说：“坏崖破岩之水，原自涓涓”（《风俗》）。可见我们的老祖宗早就明了个中三昧。与黄石公园的喷泉相比，泰山之溜是别有一番风味的。
喷泉的水柱与穿石的水滴就是这样风格各异，它们以相同的恒心向世人昭示着各自蕴涵的哲理。黄石公园的喷泉向上喷，射得不可谓不高，落下来却是轻飘飘的，只是在岩石的表面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泰山之溜的水滴则是默默地往下滴，虽然没有雄狮齐吼那么动听，也无云蒸霞蔚那么妩媚，但它以始终如一的执著，换来世人公认的穿石奇功。老子云：“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者莫之能胜”。
第8版(副刊)
专栏：
我登上天安门城楼
陈麟章
三月二十九日，应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邀请，出席全国人大六届五次会议的代表参观了天安门城楼。我登上天安门城楼，喜悦挤逼兴奋的人流；希望，在旗杆上召唤，风筝，在广场上遨游。我登上天安门城楼，我们紧贴着祖国的额头；快拍下这难忘的一瞬吧，和这云蒸霞蔚的宇宙。我登上天安门城楼，泪花掠过多少历史烟云；快门摄下了三十七年的脚步，也摄下了昨天的思考和烦忧。我登上天安门城楼，望宏伟的殿堂如山似岫；十亿神州尽收眼底，杨柳春风牵我衣袖。
第8版(副刊)
专栏：域外文谈
英国文坛的新星
申奥
据《新闻周刊》报道，今年1月，日本出生的作家石黑一雄以其小说《浮动世界中的一个艺术家》获得了一年一度的惠特布莱德图书奖。这是奖金最优厚的英国文学奖，金额为2.75万美元。
石黑一雄出生在日本长崎的一个陆军军官家庭，1960年随父母迁伦敦，那时他才6岁。他在坎特伯雷大学和东英格兰大学受教育，现住悉登翰郊区，已加入英国国籍。
1982年，石黑一雄出版了第一部小说《暗淡的群山》。书中的主人公悦子是一个定居英国的日本寡妇。虽然她身在异乡，但脑海中仍然时刻回忆着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后的悲惨情景。特别令她难忘的是她的好友幸子的遭遇。幸子和她十岁的女儿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当她打算随新结识的美国情人迁往美国时，她的女儿却因原子弹伤害造成神经错乱，自杀身亡。这部小说出版后，得到一致好评。
获奖的《浮动世界中的一个艺术家》是石黑一雄的第二部小说，也是以日本为背景。故事发生在1948年的日本某城市，画家小野鳟二和他的家人住在一所宽敞的宅第里，悠闲地过着晚年。乍看起来这家人生活很安逸，但深入观察就会发现并非如此。小野鳟二感到很孤独，因为他在三四十年代曾为日本军国主义大肆宣传。现在他的学生躲避着他；他的女儿鄙视他；甚至他的小外孙也为外祖父的不光彩历史感到羞耻。小说通过画家的回忆，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和溃败，也描绘了日本人民在战争废墟上重建家园的情景。
英国评论界都认为石黑一雄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日本风格，特别是很含蓄。但作家本人却宣称他的小说基本上是西方味儿的。他已确定下一部小说将以英国为背景。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化雅俗谈
文化因素对择偶的影响
谢丽华
“才女”择偶难，恐非今日始，题诗求对以招婿的故事也非纯粹文学虚构。不过，在旧时代，才气与心性比一般女子高，因而不满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配形式的，毕竟凤毛麟角，而且大多也摆脱不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命运。今日则不同了，女性受文化教育的机会越来越多，特别在城市中，不用说小学、中学，即便是大学，女生的比例也在增高，不少专业甚至女生过半。随着文化素质的提高，妇女的独立意识和独立人格不断完善，开始掌握和主宰自己的命运，原来在择偶中无足轻重的文化因素逐渐显示了其影响。近几年，城市大龄未婚女青年群的出现，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对于这个问题，有种种分析，如“上山下乡”的耽误，如年龄上“男比女大”的传统模式的限制，有人则指责女性们自己的择偶条件太高，等等。这些都不无道理，但未婚大龄女青年择偶难的，一般地说多是“才女”。文化程度高本是好事，对她们则成了难题。
“才女”们一般对精神生活的需求高，对婚姻质量的要求也就高。这个“高”并不意味着学历高或条件高，虽然也有将之等同的女性。有位31岁的女研究生在谈到她选择对象的条件时说：“我对对方的个子高矮、经济状况、工作地点、有无婚史都不计较，只要求一份真诚，一份理解。”一位离过婚的40多岁的女记者曾向我诉说，有人给她介绍了个年近60岁的老同志，她只问了一句，“我们能否谈得来？”介绍人则对她说：“你不要要求条件太高了，人家能看上你就算不错。”她感到疑惑不解，“谈得来是婚姻的最起码的条件，怎么能说是条件高呢？”对于有文化的妇女来说，她们不把家庭当成依赖，她们寻找的是知音，是在精神上给予理解和信任的人。
而不少男子宥于传统观念和社会偏见，把满腹经纶与窈窕淑女对立起来；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女比男强却是
“凶兆”了。上海一婚姻介绍所对前来登记的891名未婚男性求偶条件调查表明，有64.4％的要求女方条件不能高于自己，要求双方相仿的占32.3％，要求女方可比自己强的只占3.3％。一方面他们认为女子在事业方面太强了就不能当好“贤妻良母”，另一方面认为被女的压着一头感到不光彩，使自己相形见绌。
通过对高学历的姑娘择偶难的分析，我们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这就是男性公民的素质面对着女性的挑战。据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表明，大龄未婚人口中，95％是男性，大城市30—39岁未婚人口也是男性大大多于女性。一方面文化素质高的女性择偶难，一方面未婚大龄男性占绝对多数，双方难以婚配的原因除去城乡、地域差别外，突出的一条就是双方文化素质的差距。从全社会看，原来的男女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和文化程度的高低、比例，是与“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和“男强女弱”的婚姻模式相适应的，当平衡被打破，而观念并未完全更新，必然就产生了矛盾。但择偶中文化因素的渗入，标志着妇女的解放和历史的进步，随着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和观念的变革，将会带来更多合理和美满的婚姻，“才女”择偶，当不会被自己的多才而难住了。
第8版(副刊)
专栏：
雕版传人 徐启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