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4月8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经济)
专栏:

路桥废旧钢铁市场日益兴旺
日常货物存量两千吨左右,去年成交额二千四百多万元
本报讯 记者何加正报道:几乎在我国农村发生伟大历史性变革的同时,一个废旧钢铁市场在浙江省黄岩县的路桥镇悄悄诞生了。经过几年发展,目前,这个市场经常性废旧钢铁存量已在2000吨左右,最多时达2500吨。去年成交额为2400多万元。
市场占地20000平方米。人行通道两侧,摆满各种规格的废旧钢材。
市场的经营者大部分是本镇农民,现在共有摊位400多个,直接从事经营活动的有800多人。去年上交国家税收108万元。市场收入管理费48万元。今年1、2月收税15万元。
市场完全实行自由交易。购买者看中什么买什么,要什么规格就买什么规格,要多长有多长,不行的可以当场切割,就象自由市场买小菜。价格也是买卖双方当场商定。记者看到一个卖者和一个买者蹲在地上边用钢尺量着钢材,边小声争执。管理人员说,他们会在争执中完成交易。
这里的钢材来自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武汉等20多个省、市、自治区和本省的杭州、宁波等地。主要来源:废旧公司挑选出来的可利用材料;工厂、基建工地不能使用的边角零料,如薄板零料、螺丝钢切头等;钢铁厂的废次材;一些单位的积压物资;维修、更新拆除的器材设备,如旧钢管、旧机床等。还有小商贩从城乡收购来的废钢铁。记者也看到有少量新钢材出售,不知是哪些“能人”从何处弄来的?
市场的受惠者首先是浙东南的台州、温州两地、市以及绍兴、宁波、舟山等外围市、县的乡镇企业、个体手工业者。路桥日用五金厂主要生产箱扣、床扎等小商品,去年上边只调拨10吨钢材,其余30多吨全部来自市场。黄岩县磨具生产独树一帜,年产值达8000多万元,所需的钢材相当部分也是从这里买去的。这些年,这个市场曾经历了几上几下的磨难,但总是禁而不住。后来,政府部门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政策。再后来,工商行政部门悄悄过去组织了一下,从此便一发而“不可收拾”。现在,一些国家物资部门也想“进去”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市场形成以来,废钢材的价格几乎未出现过大起大落,一直较为平稳。这又是为什么呢?


第3版(经济)
专栏:

大市场 大流通 大买卖
物资企业横向联合协作发展快
新华社杭州4月7日电 大市场、大流通、大买卖的观念正在全国各级物资部门和物资企业中形成。1986年以来,我国物资流通的横向联合和协作得到大发展,有效地促进了物资流通工作的开展。
据记者从刚刚在富阳结束的全国物资工作会议得悉,目前,全国物资系统已有多种形式的物资联合体8200多个,其中紧密型的联合体470多个。1986年,全国各地区物资协作部门组织的物资协作额达260亿元,其中协作钢材516万吨,生铁194万吨,水泥627万吨。
国家物资局负责人在评论这种趋势时指出,按照传统的体制,物资企业大多局限于完成某一个行政管理部门下达的任务。随着改革、开放、搞活,物资企业逐步树立了大市场、大流通、大买卖的思想观念,经营范围势必越来越广,成果越来越大。


第3版(经济)
专栏:

坚持把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作为中心任务
大丰县组织实施深入改革试点方案
编者按:农村改革迈出第二步以后,碰到了一些“难点”。面对这种新形势,大丰县委、县政府的同志没有等待观望,而是根据中央的精神和本地的实际,认真制订深化改革的方案,积极进行试验。这种知难而进、勇于探索的精神难能可贵,值得提倡。
本报讯 为了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江苏省大丰县委、县政府最近在认真学习中央有关文件的基础上,立即着手有步骤地组织实施4个改革试点方案。它们是:
综合经济体制改革试点。设在南阳乡。试点内容:一是按照多功能综合服务的要求,促使乡经济合作联社尽快成为全乡经济工作的中心,并逐步形成经济实体。强化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服务功能,为广大农户提供系列化服务,巩固和发展股份合作社,加强承包合同的管理。二是建立新型的商品流通市场,供销社彻底改官办为民办;粮管所成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济组织;食品站与乡兽医站等经济组织联合,形成一条龙服务体系,与乡、村流通组织联合经营。三是建立新型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财税收支办法,实行财政包干;信用社实行“民主管理、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发展民间金融组织,以乡合作基金会为基础,建立乡镇企业银行。四是完善乡办企业的各种经济责任制,推行厂长任期目标责任制,还权于企业,进一步完善酬利挂钩的劳动分配制度。搞好企业内部的经济承包。
金融和流通改革试点。设在刘庄镇。一是试行信用社与农行脱钩,扩大信用社自主权,在民主管理、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前提下,实行存贷利率浮动;完善信用社内部经济责任制,推行主任任期目标管理负责制;进一步强化信用社股份制性质,扩大社会股金,提高信用社自身的资金力量。在流通改革方面以农副产品批发交易市场为纽带,带动村、组、户进入流通领域,搞活小商品市场。搞好供销社改革,发挥其人、财、物的优势,积极经销地方工业产品和农副产品,为镇、村办企业和农户开展服务。通过流通改革,努力形成一个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少环节的流通服务网络,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企业股份制试点。安排在万盈乡。内容以股份为纽带,把入股者的“责、权、利”和企业的前途命运紧紧捆在一起,突破单一的分配方式,理顺分配关系,使按劳分配和按股分红有机结合起来。在清产核资、摸清集体家底的基础上,对固定资产、库存产品物资进行全面地实事求是地作价,确定折股保本基数。同时成立股东委员会,民主选举董事长和厂长,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加强基层政权建设试点。选在新丰镇。从实际出发,进一步理顺党、政、企之间的关系,使其职责明确,协调运转,探索简政放权的新路子。
上述四个方面的试点都有一位县领导负责,各乡镇领导也积极配合,整个面上的改革工作也在积极稳妥地进行之中。
(冯伴)


第3版(经济)
专栏:

国家计委副主任柳随年强调
必须维护国家计划的严肃性
本报讯 记者鲁牧报道:国家计委副主任柳随年月初在中国计划出版社成立大会上说,在计划体制改革中,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都要坚持维护指令性计划的严肃性。
柳随年认为,我们发展商品经济不同于西方国家,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公有制经济为主的前提下,有计划地进行的。资源的合理配置,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是决定宏观经济效益的关键。而这仅仅靠市场调节的作用,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才能符合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要求,才有利于我国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他强调指出,在目前价格扭曲、资金市场还不能真正形成的情况下,为了稳定经济,有效地调节经济,保证重点建设,国家必须保留一部分指令性计划指标。但是,现在有一种现象很值得注意:在计划体制改革过程中,有的地区、部门、企业的一些领导人,他们的计划观念淡薄了。他们对国家指令性计划指标任务,有的接受时打折扣;有的不严格按照品种、质量的要求完成国家下达的指令性计划任务,却想方设法去扩大自销,谋取部门和企业的利益。这种情况如不改变,势必影响全局,影响经济的长期和稳定发展。他说,对国家指令性计划、调拨任务,要实行严格的经济监督。各地应进行必要的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解决。
柳随年说,计划体制改革要深入进行,这是坚定不移的。经过这几年的改革,目前工业指令性计划的产品品种已减少到60多种,产值约占工业总产值的20%左右,国家统配物资也已减少到20多种。从目前情况看,这个范围不宜再作大的缩减。今后,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主要是在完善市场机制的同时,提高计划工作水平,提高计划质量,把计划和市场结合好,指令性计划固然要严肃地认真对待,指导性计划同样是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所必需,也要严肃对待,不能认为“可有可无”。


第3版(经济)
专栏:市场随笔

电子秤的作用
施芝华
武汉扬子街口摆着好多个体水果摊,买哪一家呢?忽然,我瞥见一户摊上摆着电子秤,遂径直走上前去。
购买个体户的物品,人们常会想到那秤是否公准。这位个体户以电子秤亮相,可谓独具慧眼。虽然多花了点钱,却赢得了顾客的信赖,生意兴隆。
一台电子秤胜过了醒目的广告和大声的叫卖。个中道理,值得广大个体经商者回味。


第3版(经济)
专栏:

我许多电子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本报讯 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的生产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为我国电子产品质量的提高创造了条件,自一九七九年以来,我国电子产品已有二百二十七种产品荣获国家优质产品称号,有九百三十一种产品荣获部级优质产品称号。许多优质产品的质量已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如国产彩色电视机,国产化程度在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性能指标达到国际上同类产品水平,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在一点五万小时以上,部优彩电在二万小时。我国生产的黑白电视机已基本实现了国产化,各项技术指标亦达到国际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我国收录机的生产,绝大部分元器件都能立足国内配套,产品质量达到较高水平,部优收录机的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已在二千小时。
(张强 杨维全)


第3版(经济)
专栏:

无锡郊区工业展览订货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 展示江苏省无锡市郊区近年工业发展概况的无锡市郊区工业展览订货会,四月七日在北京展览馆举行。这是一次由农民举办的展览订货会,展出三百多家企业的产品一千余种,不少是在苏南市场上有一定声誉的。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参加开幕式并剪了彩。


第3版(经济)
专栏:

匈牙利电器家用设备展览在京开幕
本报讯 由匈牙利电气设备外贸公司主办的匈牙利电器和家用设备展览会,四月六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开幕,共展出饭店及大厨房设备、配电箱、低压开关、绝缘电缆、灯具、冰箱和洗衣机等近百件产品。这些产品反映了匈牙利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部分成就。(博)


第3版(经济)
专栏:

积极参政 献计出力 推动两个文明建设
——全国政协六届五次会议部分委员发言摘要(五)
(续昨日二版)
真正把职工放在主人翁的地位上
刘实委员(全总执委)说,双增双节不仅要搞好物的增产节约和钱的增收节支,最重要的是充分发挥人的潜力。从目前来看,职工群众的积极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因此在各项工作中,要坚决地全心全意地依靠职工群众,真正把职工放在主人的位置上,使他们行使主人的权利。
罗淑珍委员(全总邮电工会主席)说,在实施厂长负责制的同时,必须加强民主管理,这个问题应当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去年我们在11个省市调查,职工中感到缺乏主人翁的自我感觉,对干部不尊重职工的民主权利不满意。工人说,干部在遇到困难时才想起职代会。有的职工代表说,我是“三手代表”,即握握手,拍拍手,举举手。因此,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广大群众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就必须加强企业民主管理,认真贯彻企业三个条例。工会是职工的代表,是重要的社会团体,在组织上工会是相对独立的,党、政不应过多干预工会的工作。企业工会和企业行政是平等合作关系,而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不少职工反映,如何发挥工会的作用,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张遐昌委员(中国耀华玻璃公司技术顾问)说,工厂搞了管委会,但没有真正起到作用。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人是企业的主人,这一点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如果不把依靠工人的问题解决好的话,我们的步子就不会迈得很快。
张伟强委员(上海市职工读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说,近年来依靠工人阶级(包括知识分子)不够,应调整好主人和公仆关系,这是经济上开展双增双节,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必要条件,应当引起各级政府和党委的重视。领导干部作风不深入,对工人的生活困难问题解决不及时,说得多,办实事少。
要创造条件吸引留学生回国工作
王运丰委员(国家科委信息政策顾问、国防科工委计算机顾问)说,据了解,一些出国学习的研究生,对回国持观望态度。他们怕回国后,工作条件不好,待遇差。有的到了国外,改学别的专业,回国后再回原单位,不一定能用上。若调别的单位去工作,手续又十分繁琐。应制定出相应的政策来引导留学生回国工作。
调整价格要谨慎从事
陈岱孙委员(北京大学教授)说,不合理的价格体系非改革不可,但改革要稳步前进,谨慎从事。在改革中,应考虑以下两个问题:(1)承受力问题。现在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程度不同,大部分提高了,有部分没有改变,有部分甚至下降了,因此承受力不一样。(2)价格改革应从长计议,从消除通货膨胀的压力入手。
杨纪珂委员(安徽省副省长)说,价格体制不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会成功。改革价格体制,要明确两个指数,一是物价指数,一是生活费用指数。要规定一个标准,定期公布,超过了规定指数,就说明物价上涨了。生活费用指数要与工资挂钩,通过生活费用指数的核算,心中就有底了,知道工资是不是随物价上涨而提高。希望国家统计局重视这方面的统计。
李轩委员(原地质部副部长)说,物价调整应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进行,同工资改革紧密结合,要积极做好物价改革的宣传工作,增强全社会的心理承受能力;还要制止乱涨价、变相提价等违反物价管理的做法;对一部分经济承受能力低的人,要采取适当的解决措施,减轻他们的压力。
这样,人们思想中的疑虑就会解除,群众的怨言也会逐步消除。
陈珩委员(航天部上海仪表厂技术顾问)说,工资、物价问题是改革中的大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影响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情绪。现在能源、材料价格上涨,工资改革全靠企业自己拿钱,但实际上许多企业自我消化能力有限,有的企业职工的生活水平已经下降。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光有原则性的规定和要求是不够的,必须有统筹解决的保证措施。
沙钟瑞委员(武汉建材学院高级工程师)说,广大群众对物价问题非常敏感。物价合理上涨,群众能够理解,但物价乱涨就反映强烈。所以领导干部要多关心市民的“菜篮子”;要加强物价的管理和监督。加强民族政策教育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马信委员(原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回族)说,在共产党领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对民族地方实行的区域自治政策,就是一个特色。现在的问题是有些人不注意,不重视,使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速度缓慢了。要摆脱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落后,一定要进一步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的教育。不但少数民族要学,汉族也要学。
兰志流委员(广西民政厅副厅长,瑶族)说,我认为赵总理的报告,对当前我国民族地区的工作,有现实的重要意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特别是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以来,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有所加强。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还需要不断完善,这里提几点意见: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教育还要加强;对自治法的贯彻执行要进行一次检查落实;对民族干部的培养和使用需要加强。
扎西泽仁委员(四川省人大副主任,藏族)说,1986年初,四川省政府制定了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若干规定,这对保障各民族自治地区的自治权起了一定的作用。自治条例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了不少自治权利,但是很多政策不能兑现。
现在很多政策都是“一刀切”,使得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速度低于全国、全省,差距越来越大,我们迫切要求上级国家机关能在政策上多给一些照顾,多给一些自主权,让自治地方充分开发利用本地资源。另外还建议中央有关部门,对民族自治地方保护、管理和开发利用本地资源的权利问题,以及国家在民族地区开发资源如何照顾自治地方经济利益的问题,作出更加明确的规定。还希望民族地区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中,制定一套具有自己特点的具体政策。
进一步做好民族地区教育工作
赵继游委员(兰州大学数力系名誉主任)说,我国西部的九省区属于边远和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原因,其高等院校的数量大大少于东部沿海地区。西部地区人口虽不如东部稠密,但面积辽阔,资源丰富。要开发西部就需要人材,要培养人材就要有学校,建议政府对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给予扶持和优惠,使之与东部的高校在数量和质量上逐渐趋向平衡。具体地说,一、核拨教育经费比例时西部不应和东部划等号,而应高于东部地区,因为实际需要不相等,西部原材料与运输等的价格也高于东部;二、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放宽对专业设置的批准限制;三、对西部地区高校教师的生活待遇、工作条件、工资水平给予优惠,使之安心工作,不再“江水东流”,“北雁南飞”。
益西赤列委员(西藏自治区人大督察委员会副主任,藏族)说,西藏的教育很落后,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已把以藏文为主学习各门学科列入西藏自治区的“七五”计划。我认为,西藏各类学校,教课都应该以藏文为主,自治地方应从民族语言在教育上的应用来体现区域自治的特色。
果基尼迫委员(四川凉山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彝族)说,少数民族地区普及教育,困难重重。我们那里的学生人数锐减,有的学校出现了两三个教师教七八个学生的局面。这个问题要引起重视。
民族出版事业急需发展
李羲一委员(吉林省延边大学顾问,朝鲜族)说,要缩短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族文化的差距,政府就要大力扶持少数民族的出版事业,给少数民族出版社应有的补贴。因为少数民族人口有限,出版少数民族文字的书刊也就不可能赚钱。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儿童,几乎没有什么出版物。建议国家建立一个少数民族儿童读物出版社。
安尼瓦尔·汗巴巴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维吾尔族)说,少数民族的文字出版物太少,自治区少数民族文字的出版物只占总出版物的37%。教师只有少数民族文字的课本,而没有参考资料。
要重视“老少边穷”地区教育
李克如委员(原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说,对“老少边穷”地区教育事业的特殊照顾要专款专用。这些地区教育基础薄弱,中、小学教师严重不足。中央提出的九年义务教育制的落实有很大困难,这主要是经济落后造成的。
文化工作应统一管理、统一规划
陈荒煤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说,文化工作缺乏统一的、全面的规划。从领导机构来讲,现在文化界已分为文化部、广播电影电视部、新闻出版总署三个领导单位。从所分管的事务来讲,这三个部门有相对独立性,但又互相交叉、互相渗透。因此,许多重要问题如文化队伍建设、干部待遇、报酬等,需要有相应的制度和标准,统一管理,否则各行其是,就会造成部门之间的矛盾。由于领导体制不统一,已经造成文艺领域的政策规定不统一。
资华筠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所长)说,文化部要加强总体规划,在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道德修养上下真功夫,不要急功近利,去追求一时的繁荣。另外,要将长远规划和短期效果结合起来,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综合治理,解决实际问题。
要充分重视和发挥老年人的作用
安岗委员(中国“三S”研究会副会长、经济日报原总编辑)说,中国老年人问题是个大的社会问题。许多老年人感到退休、离休后,没有用武之地。事实上,中国老年人是重要的资源,应该开发。现在我们各种老年刊物很多,但老围绕着“多活两年”这四个字。老年人需要养花、养鱼、练气功,但还需要参加广泛的社会活动。
姜椿芳委员(中央编译局顾问、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顾问)说,现在,人民生活改善了,老年人越来越多,这是一个现实问题。老年人可以学习,可以做许多事情,问题是如何使老年人发挥作用,才能把他们的能力、知识贡献给社会。
邓团子委员(外文局中国报道杂志社编委)说,政协老同志比较多,且包括各行各界,这是综合的“人才库”,国家应该在这上面下功夫,发挥老年人的优势。


第3版(经济)
专栏:

全国包装改进成果展览会开幕
据新华社电 我国包装工业在综合治理中迅速发展,最近三年因为减少损失、增加收入、节约支出而获得的经济效益即达25亿多元,使得许多产品过去那种“头等质量,二等包装,三等价格”的落后状况逐步改变。4月7日在北京开幕的全国包装改进成果展览会,用数千件实物、照片以及录象,系统地介绍了我国近几年在发展包装工业中取得的进步。
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出席了开幕式并剪了彩。


第3版(经济)
专栏:

以生产出口球类和劳保手套等各种皮件为主的烟台皮件一厂,过去因管理不善和国际市场上需求的变化等多种原因,连年亏损。去年,他们从实际出发调整产品结构,增加了花色品种,终于扭亏增盈。图为工人在制作足球。
本报记者 张雅心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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