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要闻)
专栏：
为建设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团结奋斗
——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部分代表发言摘要（五）
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天津代表张再旺说，为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必须注意解决好六个方面的问题：一、各级领导干部要认识到，民主不仅仅是手段、作风、程序和方法，它首先是国家的政治制度。在抓好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把社会主义的民主建设切实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二、要积极创造条件，使广大人民群众在参加民主建设的实践中，不断提高民主意识，养成民主习惯。三、必须逐步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用制度来保证人民民主权利的行使。四、必须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这个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要真正开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切实加强各级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和建设，提高认识，统一思想，从各方面保证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要研究和探索人大代表在大会闭幕期间如何发挥作用。五、民主建设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通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认清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区别。六、民主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同经济建设的长期稳定发展相协调、相适应。不能超越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要求过高过急。
山东代表徐文园说，报告指出各级政府领导部门和负责工作人员应积极主动地开辟多种渠道同广大人民群众对话，我听了很受感动。我们民主党派更要同党和政府同舟共济、荣辱与共，积极参政，认真负责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用实际行动来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
贵州代表宦乡认为，当前从实际情况出发，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很重要。主要抓三条：一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教育，提高干部、群众法制观念，增强法律意识，严格依法办事。二是加强监督。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各级人大要依法加强监督工作。当前为了加强对经济工作的监督，人大除了定期听取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外，建议要听取审计工作、银行工作的报告。三是克服官僚主义，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建议各级政府领导部门、领导干部及时把国家的、地方的大事向群众宣传解释，同时注意听取意见，接受正确批评，改进工作，从上到下把民主生活活跃起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有秩序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建设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广东代表寇庆延说，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对于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障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有重大意义。为此，必须：（1）加强教育，真正树立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国家工作人员是“人民公仆”的思想，使人民群众敢于监督国家工作人员的工作，国家工作人员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严禁打击报复；（2）认真搞好各级的选举工作，按照群众的意愿选举人民代表和国家机关负责干部，并有权罢免他们；（3）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走群众路线，在重大问题决策前广泛征求意见，集中正确的意见，多渠道地开展与群众对话，并使之制度化。
健全法制依法治国
陕西代表谈维煦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很有成绩。全国设立了县以上地方人大常委会和恢复、健全了地方各级政协，通过这些机构和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广泛联系群众，反映群众的意见，使民主不断扩大；全国和省一级立了不少法，使民主向法律化方面迈出了重大的步子。当然，民主和法制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进一步扩大渠道，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但是这种完善需要一个过程，不是短时期内能够办到的，而且这种完善必须靠社会
主义的民主方法，不能再搞“大民主”。
天津代表李之珍说，本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许多法律，向依法治国前进了一大步。但是我们的法制还不够健全，希望进一步加强立法工作，特别要加强经济、行政和科技等方面的立法工作。
江苏代表孙家正说，一年来人大在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实施法律监督，推动法制宣传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全国范围普法教育正在深入开展，发展的势头很好。广大群众普遍增强了法制观念和公民意识，自觉学法、守法已开始形成风气，但对这方面工作的成绩还不能估计过高，要把普法教育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扎扎实实坚持不懈地抓好。尤其要强调领导干部带头学习，切实搞好执法队伍自身的学习，加强对青少年的宣传教育，使普法教育切实有效地开展。
江西代表王书枫说，当前国民经济中出现的某些不稳定因素，与法制不健全有很大关系。要保证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需要加快法制建设的步伐。各级领导、各个部门都要依法办事。只有这样，经济工作才能健康发展。建议国家尽快制定固定资产投资法，规定制度，明确责任，加强监督，把基建投资管理纳入法制的轨道。
河北代表杨振兴说，要认真贯彻、执行已颁布的经济法，如经济合同法、审计法、会计法、税收法等，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这样，大家所提的基建投资过大、浪费等问题就解决了。
山西代表黄环英说，近几年我国制定了不少法律，加强法制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成绩。但是人们反映最多的是社会治安不好。对扒窃、绺窃的小偷处理太轻，刑法上对这部分人没有处罚规定，公安机关也感到不好处理。因此建议在刑法中增加相应的规定。现在青少年犯罪比例较大，社会治安较乱是个大事，必须下功夫抓紧法制教育，采取有效措施。
江苏代表严妹妹说，现在不少人在钻国家的空子，一个产品经过几个环节，一块钱就能变成十几块。办公司的、承包企业的，比个体户还容易发财，有的人收入可达几十万元。他们打着国家干部、集体经济的牌子，搞不正之风，拉关系，谋私利，损害国家和群众的利益。中央对这些问题要高度重视，在法律上要有限制，政策上要有规定。
西藏代表吉村说，赵总理的报告贯穿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肯定成绩、指出问题，都符合实际情况。我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听了中央领导同志讲了对西藏的各项政策，深深体会到中央关怀西藏人民，重视西藏工作，感到由衷的高兴。以我的家乡芒康县来说，总的情况是不错的，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有些人酗酒、殴斗，甚至行凶杀人，倒卖贵重药材、随意破坏森林的现象也很严重，特别是有些领导干部不守法，上行下效。这说明在农牧区进行四项基本原则、法制的宣传教育，必须下大力气，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制定村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很有必要
广东代表郑国雄说，制定村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很有必要。我国有八亿农民，如何发挥广大农民主人翁的作用、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是个大问题。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村一级基本上无人管，需要建立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机构。通过立法，制定村民委员会组织条例来解决这个问题，对农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重要意义。
云南代表刘明辉说，这个条例草案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总结了各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订出来的，是比较全面的。去年我到几个地县专门了解了村委会的情况，大量事实说明，农村工作薄弱的是基层，把村民组织起来确实能更好地当家理财、实行自治，进一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推进农村两个文明建设。
河南代表杨景三说，这个条例草案是根据宪法制定的，目的是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要相信农民能自己管好自己。我们建议本次大会通过这个条例。
云南代表杨玉英说，现在农民的负担很重，要负担卫生员、兽医、林业员、计划生育员补贴费，还有盖学校、修水库、修公路的钱都要向群众摊派，现在又增加几个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希望在制定条例时考虑这个问题。
解放军代表宋克达说，村委会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有利于乡政府集中精力抓大事，加强基层政权建设，便于农民互相帮助，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条例（草案）是总结了农业合作化以来的实践经验提出来的一项基本法律草案。
吉林代表孙述昌说，村民委员会组织条例的制定和实施，是完善我国农村基层组织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在贯彻实施条例中，切不可对比较大的乡、村做普遍调整，避免给工作造成混乱；基层经济组织不健全，有些工作应由村民委员会承担；制定村规民约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做到体现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精神，才能保障村民的合法权益。
江西代表胡正谒说，现在的村民委员会承担了许多不属于自己的任务，因为法律对乡与村的界限、任务没有划清。建议：
（1）在法律上明确相互关系；（2）村委会的组成人员太多，对这部分人的补贴，国家要承担一部分，以减轻农民负担。
浙江代表陈安羽说，村委会的设立，应考虑目前农村有不少地方是按行政村设置的现状，可否规定得灵活些。
陕西代表谈维煦说，这个条例（草案）是好的，方向是对的，但目前大量的村民委员会还兼行政管理工作，在条例实施后，实际工作会遇到一些问题。可否规定现行村民委员会代行行政组织的职能，代行到什么时候，由省、直辖市、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在制定实施办法时做出具体规定。
福建代表智世昌说，搞一个村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对发扬民主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搞得不好，就会削弱农村的工作。如何加强乡镇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历史上大都把村作为一级政权组织，我们把村作为自治组织，是一个改革。但现在几乎什么工作都交给村里去办，实际上是把村作为一级政权来看待的。这个矛盾，要依法加以解决。澳门问题解决符合全国人民根本利益
甘肃代表杨静仁说，中、葡两国政府草签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是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一个重要步骤，符合包括澳门同胞在内的国内外炎黄子孙的根本利益，这在旧中国是办不到的事情。联合声明的草签，说明“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完全符合国情的。我相信我们还会根据“一国两制”的构想解决台湾问题。
北京代表杨春茂说，这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长期奋斗的结果。建议有关部门采取适当的形式，就香港、澳门问题进行一次爱国主义教育。
江西代表陆宗伟说，我的童年是在香港度过的，对港、澳问题的解决感到很高兴，很自豪。它说明我们国家政权稳定，力量强大。我相信台湾一定会回归祖国，祖国一定会统一。
北京代表叶佩英说，我作为归侨，更加高兴。希望台湾回归早日实现，到那一天，我一定作为一名演员亲自到台湾，为台湾人民高歌一曲，纵情而舞。
江西代表曹绍琼说，香港、澳门是历史遗留问题，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都解决不了，现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顺利解决了。这是包括港澳和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都感到高兴和自豪的事。
广东代表余燊说，两年前解决了香港问题，现在又解决了澳门问题，真是喜上加喜。《联合声明》草签文本对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规定得很明确，但要消除港澳同胞的疑虑，还要做很多宣传工作，并以实际行动证明我们是坚决按“一国两制”的方针办的。
吉林代表索敬贤说，澳门问题圆满解决，作为国内外每个炎黄子孙都感到振奋。澳门问题的解决，促使我们回顾中国的近代历史。很多青年人不懂得历史的艰难，应以近代史向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使他们懂得只有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要教育青年一代，不能忘掉中国人民屈辱的过去，应振奋起民族的精神。
甘肃代表张致祥说，澳门问题的解决，对实现祖国统一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港、澳回归祖国，必然影响到台湾。我们能顺利地解决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棘手问题，主要有两个原因：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取得成效，经济实力加强了，国际地位有很大提高；二、小平同志“一国两制”的构想非常正确，是实现祖国统一的重大决策，深得国内外的欢迎。
要尽快实行住房改革
陕西代表潘松辰说，现在城市住房极不合理，有些有权势、有门路的人，不但儿子有房住，连孙子的住房也解决了。而许多职工，几代同堂，特别是青年职工，找个房子比找媳妇还难。建议国家尽快实行房住改革。
天津代表戴念慈说，近年来全国城镇盖了很多住宅，但缺房户一直徘徊在七百多万户，不知为什么？分配上恐怕是“雪里送炭少，锦上添花多。”建议今后统计住宅情况时，不要笼统地只谈人均增长数，要反映缺房户改善的情况。
一定要注意保护环境
浙江代表吴宏美说，鉴于我国生态环境趋于恶化，应有治理污染的计划。要避免走资本主义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要把环保真正放到国策的地位，加强立法，实行法治，制订正确的政策，并保证必要的资金。在经济建设中，必须注意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统一和同步发展。
山东代表卢秀新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要讲究社会效益，在发展生产的同时，一定要注意保护环境，讲究生态效益，不能吃子孙饭，造子孙的孽。
发挥最高权力机关的应有作用
吉林代表王大任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这次人大是六届末次大会，应从正反经验加以总结提高。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但从我国现在的实际情况看，还没有真正发挥出最高权力机关的应有作用。人大主要工作是立法和护法，即对法律实施监督，维护法律的尊严。目前还存在着一些有法无权、有权无力的现象，妨碍着人大应有的庄严和权威性，应当引起重视。
广西代表钟枫说，人大常委会要依法行使监督权，要敢于监督和善于监督。发现违反宪法、法律和违反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侵犯人民利益的问题，要敢于提出来，依法予以纠正，维护法律的尊严和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现在有些人对监督认识不足，认为监督是为难别人，给人家过不去，这种想法是不妥的。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形势下，更要加强监督。
湖北代表王根长说，全国人大常委会认真行使职权，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不配套，法律监督、人大机关建设和发挥代表作用等做得不够。
黑龙江代表张厘说，建议把改善人大代表的素质列为换届选举中的重大问题加以解决，不要把人大代表当作荣誉职称，不能单纯照顾方方面面的人物，不宜层层规定各类代表的比例，不能把忠厚、老实、听话作为选择代表的主要条件，一定要从实际出发，选举那些有议政能力、敢于坚持原则、能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热心社会活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当代表。
广西代表黄碧莹说，每年组织人大代表视察工作，集中一起视察，有的代表不熟悉其他行业和专业的情况，提不出实质性的意见。建议改进代表视察方法，要根据代表工作、专业、行业的特点组织视察。另外，每次开会前才安排视察，太匆忙。
湖北代表纪卓如说，全国人大对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立法工作进展不大，如版权法、新闻法，从六届人大一次会议起就开始酝酿，但至今未见到草案。应当抓紧这方面的立法。
第2版(要闻)
专栏：
让草原骏马奋蹄腾飞
——内蒙古代表团讨论侧记
本报记者 傲腾 杨振武
“现在的内蒙古草原就象一匹恢复了元气、解开了羁绊的骏马。这次赵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又专门讲了民族问题，强调要认真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真是快马又加鞭，草原骏马可以奋蹄驰骋了。”人大代表、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巴图巴根的这番话，形象地道出了内蒙古面临的好形势。
连日来，内蒙古代表团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围绕着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发挥草原优势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他们谈到，内蒙古草场广阔，发展畜牧业得天独厚。近几年全区大念“草木经”，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贯彻，草原呈现出勃勃生机。
“要使草原骏马奋蹄驰骋，关键是要加强草原的基础建设。”人大代表、乌盟察右后旗旗委副书记旭仁花说，现在畜牧业生产的基础建设较差，还不能摆脱对大自然的依赖。扭转这种局面，就不能对草原只取不予，而应该增加对牧业生产的投入。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牧民对生产的投资逐年增加，目前很多牧民把年收入的60％用于草场建设和品种改良。有关部门应该重视这一情况，制订一些适当优惠的政策予以扶持。从长远看，这是十分必要的。
“当然，发展畜牧业，还需要有科学技术的保驾。”旭仁花告诉记者，这几年察右后旗抓科技普及，在各苏木（乡）建立了科技综合服务站，帮助牧民建草库伦和牲畜改良，很受牧民们的欢迎。现在的问题是牧区科技人才很缺，盼着科技人员多下来。
在分组审议中，很多代表谈到，国家制订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和草原法，体现了对民族地区的关心。但是由于在实施中有些地方和部门不够重视，影响了这些法律条文的贯彻执行。来自锡林郭勒草原的牧民代表宝日珠拉吉嘎说，这几年到草原施工的单位越来越多，对草原毁坏很大，好象草原法对他们不起作用。陶克套代表提出，应该在全国进行民族政策的教育。
第2版(要闻)
专栏：人大政协会场内外
代表看望委员
4月4日上午，北京京丰宾馆第2会议室内笑语朗朗。原来，正在参加全国人大六届五次会议的湖北省代表，特地从代表团驻地西郊赶来，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六届五次会议的湖北籍委员。代表、委员共商振兴湖北大计。谈到在长江修桥筑坝问题时，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汉剧艺术表演家陈伯华担心地说：“我怕过几年长江水会干了。”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省长郭振乾笑着回答：“你放心好了。我刚从长江边上回来，长江的水位升高，连江边的沙砾也没过了。”
建达
第2版(要闻)
专栏：
陈丕显在湖北代表团联组会上说
这次人大会议开得比往年更好
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记者武新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丕显今天下午在参加六届人大五次会议湖北省代表团的联组会上说，同往年比较，今年的人大开得比往年更成功，更好。
他说，在这次人大期间，各地代表对赵紫阳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提交大会讨论的各项报告和文件，都充分发表了意见，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和建议，这是一种好现象。
陈丕显副委员长和大家一道讨论了政府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听取了大家对人大工作的批评意见。
陈丕显最后希望本届人大代表继续努力，真正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他说，今年是本届人大的最后一年，明年人大将要换届，希望大家回去以后，抓好人大的工作，为坚持改革、开放，为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创造新的成绩。
第2版(要闻)
专栏：
“压”出个清晰的思路来
——四川人大代表话“三保三压”
本报记者 龚永泉
四川省几位政协委员视察工作，委托他们代转报告要求资金达3亿元。今年2月下旬，各方面向省政府打报告，转省财政厅处理的文件就有17件，金额达4000多万元，无非是盖房子、建厂子、配车子，这说明在四川某些地区和部门，对“三保三压”的认识还不那么一致。
四川人大代表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剖析了妨碍“三保三压”的思想认识。“权且叫‘特殊论’吧”，人大代表、省长蒋明宽说：“总认为外省外地空气过热，大城市空气过热，自己那个地方还有点冷。当然，过热的程度各个地方是不一样，有一个县一年财政收入仅800万元，而支付流动资金利息和以税还贷就多达1000多万元，财政收入怎么能增长呢？还有一些县本来就很穷，还大修高级宾馆。不从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出发，用互相攀比的办法是找不出问题来的，而这种攀比的本身就是一种过热的表现，至少是余热未退。把局部的、战术的、暂时的观点换成全局的、战略的、长远的观点，就会感到非压不可了。”蒋明宽提出，“三保三压”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转变认识的过程：从只讲需要不问可能转变到把需要和可能结合起来，从互相攀比转变到立足现实上来，从强调各自特殊转变到服从全局需要上来。
“‘三保三压’不是消极的砍一刀，而是为了更好地前进”。人大代表、省委副书记聂荣贵说：实行“三保三压”要求企业处理好内因和外因的关系，必须改变眼睛向上要钱要物的状况，加快改革步伐，把主要精力放在改革内部经营管理和挖潜上。要发动群众，群众中是会有办法的。
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何郝炬曾多年主管四川经济工作，他扳着手指头说：30多年来，压缩基建投资起码有五次了吧！其中有不少经验和教训可以总结。他强调，要使“三保三压”得以顺利实施，保证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要做好建设项目的评审工作，按审批程序办事，使决策科学化，领导同志表示赞成搞的建设项目，也要交有关部门综合平衡，按规定程序履行审批手续。代表们认为通过“三保三压”，变压力为动力，四川一定能够压出一个清晰的思路来，压出一个符合实际的发展规划来，压出一个实实在在的速度和发展势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