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要闻)
专栏：
北医大教授叶恭绍（立左）、北方交大教授王竹亭（立右）和刚从美国回来的徐佩兰（立中）在政协会议期间相逢。
本报记者 徐建中摄
第2版(要闻)
专栏：
搞好改革开放 促进经济发展
——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部分代表发言摘要（四）
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改革中心环节
湖北代表宋一平说，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改革的中心任务。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的原因，一是层层“截留”国家规定下放给企业的权力；二是改革不配套，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存在不少问题；三是不少企业领导人不适应改革的形势；四是不同行业利税差距没有拉开，影响了一些企业的积极性。
陕西代表熊应栋说，现在企业的活力虽然有了增强，但还远远不够。西安搪瓷厂是出口创汇的轻工企业，在国内外很有影响。但在外汇留成上比例很小，外汇收入国家拿走75％，口岸拿走12.5％，当地外贸拿走6％，企业仅拿6.5％。这样，企业创汇积极性不高，不但没有自我发展能力，连购买原料的经费也不足。赵总理在报告中强调要大力增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就应当逐步理顺企业的分配关系，增强企业活力。
上海代表刘靖基说，上海的一个问题是，厂房老，设备陈旧，更新改造任务十分艰巨。但由于上交调节税的企业多，税率高，留利少，固定资产原值偏低，折旧基金少，企业缺乏自我改造、发展的活力。希望中央有关部门能予以重视，以战略眼光支持上海老企业的更新改造，以增强其发展的后劲。
湖北代表石必孝说，增强企业后劲，不能光靠新建、扩建，还要注意更新、改造、挖潜。现在企业很多设备落后，耗能很高，如水泥用现有设备生产，每吨耗电100度，耗煤1400大卡；采用先进设备，只耗电70度，耗煤700大卡。建议国家有计划、有步骤地淘汰一批工艺落后、耗能高的设备。
北京代表陈伦芬说，会前，工人们要我反映一下他们对改革的一些看法。他们讲，农村改革的成绩看得见，城市改革的重点究竟在哪里，看不清楚。现在富了“倒爷”，谁有本事，谁就在流通领域发财，真正的生产部门不行，有些企业不景气，工资都发不出。现在有些部门搞建设贪大求洋，喜新厌旧，老企业特别是老骨干企业，人员、设备、工艺都老化了。上交利税后，剩下不多，企业没后劲，成了骨瘦如柴的老黄牛。报上说有的部改革如何好，但基层感到的是纹丝没动，只是把企业下放给了地方。如果说，下放就是改革，那“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厂已经改革好几次了。搞活大中企业的问题讲得不少了，但落实得不好。
吉林代表赵修说，企业活力的源泉在于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交了国家的，留了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农民心里有了底，放手大干开了。吉林省过去交4亿斤粮，现在能交七八十亿斤。工业虽取得一定成就，但和农业相比差距较大。尽管工业复杂些，但道理是一样的。工人也想知道交国家多少，企业留多少，自己得多少，也就是工资和效益挂钩双浮动，工人看得见、摸得着、算得清，责权利结合得越密切，越清楚越好。实行“递增包干”，几年不变，企业心里也有了底。实践证明，凡是这样搞的，国家能得到更大好处，企业、工人也得到利益。而且最大好处是企业活起来了，逐步走出一条既符合以公有制为主体，“国家得大头”，又使企业具有旺盛活力和生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经营管理的路子。
天津代表李忠嬿说，增强大中型企业的活力，目前还有许多困难，人、财、物，产、供、销，内外贸等项权利基本上没有下放给企业，使有的企业领导产生惰性，习惯事事等上级下达指示，对市场变化缺乏预测能力，更谈不到超前生产。如企业领导无权处理严重违反厂规的职工，无权决定职工的工资，无权调整不合理的产品价格；再就是“鞭打快牛”，对完成任务好的企业年年加码。要想把企业搞活，就得真正地给企业放权。
辽宁代表吴量说，要搞活大中型企业，深化企业改革，必须加强企业的经营机制，改变现在的企业“办社会”的状况，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现在企业“大而全”、“小而全”，实际上是一个“小社会”，既要搞职工的福利，又要办学校、办幼儿园，还要承担社会上各种名目的摊派。这就使厂长成了一个“大管家”，无精力搞经营管理。因此，要把解决企业“办社会”的问题，作为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
内蒙古代表徐树钧说，大中型企业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承担者。赵总理报告中提到加强大中型企业的改革是正确的。现在大中型企业的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挥，主要原因有五：第一，是现代化大生产同落后的经营管理方法之间存在着矛盾；第二，企业主管部门没有制定行业发展规划，企业生产内容、协作关系确定不下来，生产线也无法改造；第三，还应有必要的指令性计划，以安排本行业的主要生产项目，指令性计划能保证物资供应和产品销售；第四，是大中型企业的技术设备严重老化，应加强更新改造，但所需大量资金单靠留利是解决不了的；第五，是产品价格不统一，企业间苦乐不均，大中型企业的税负过重，特别是调节税。
坚持扩大对外开放
福建代表程序说，赵总理的报告肯定了我国对外开放取得的成绩。从我省情况看，这个分析是符合实际的。去年，我省出口创汇首次突破五亿美元大关，创历史最高水平；利用外资有了新的进展；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有新的突破，合同金额首次达一亿美元；华侨兴办公益事业捐款9000多万，创历史最高水平；旅游收入3500万美元，比上年增长56.6％。赵总理报告指出，今年要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是非常正确的。对福建来说，更应该充分发挥优势，在扩大对外开放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这同压缩过热空气并不矛盾，同开展“双增双节”运动更是相辅相成的。我省在扩大出口创汇方面还有很大潜力，要正确地运用好中央制定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进一步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降低出口成本；增强出口商品生产企业的活力，提高经济效益；拓展外贸出口渠道，积极开展推销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鼓励外国投资的优惠措施，努力创造“小气候”。
天津代表郝德青说，闭关自守，搞不了现代化。扩大对外开放应注意几个问题：一、引进设备应该规定一个原则，国内能制造的坚决不引进。二、珍惜有限的外汇。一般情况下，消费品不应进口。不要随便出国观光。招待外国人不要穷大方。建议国务院对外汇使用，严加控制。三、严格外事纪律。有的人得了外国人的好处费，就高抬贵手，把不合格的“洋货”引进来，对此要严肃处理。四、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东西，更不能盲目引进。
福建代表陈润慈说，厦门是个特区，要办外向型企业，产品要打出去，靠外商负责产品的供销显然不是长久之计。世界各国的外向型企业，如日本的富士公司，向各大洲都派出技术人员兼销售员，既了解市场和技术信息，又做生意。目前，我国有许多产品已具备出口的条件，只是由于信息不灵而未能出口。所以，建议今后应选派一些既懂产品生产、应用技术和市场供销，又懂外语的人员出国去，经常参加一些国际市场信息会议，以利于开发和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
搞好科技体制的改革
云南代表刘诗嵩说，科技体制改革为了解决“面向”和“依靠”的问题，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减拨事业费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有的地方却把这个问题搞颠倒了；“星火计划”也有过热情况，有些项目未完成，就上报产值、税利；技术市场出现意向协议多，实施的少；成交的设备实物多，技术少；评定技术职务不注重质量等，这些问题应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
上海代表王应睐说，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都必须组织精干的队伍去搞。现在对科研人员的去留采取“一刀切”的政策，一到年龄都下去，而新的人员又接不上，造成了后继无人的状况。科研工作要有经费作保证。要真正搞好科研，特别是基础研究，应实行以拨款制为主、基金制为辅的办法。
安徽代表路观平说，现在技术人员没有充分发挥作用，人才大都集中在大城市，下面技术人员缺乏，有些政策造成人才上流。
广东代表曾庆存说，科学研究方面的政策变动太多，有时提倡搞基础研究，有时提倡搞应用研究，建议中央作好全面安排。科技引进，一定要注意消化吸收，否则，永远跟在人家的屁股后面跑。
湖北代表许厚泽说，在科技体制改革方面，我建议打破部门所有，成立统一的专家组织，负责攻关项目的民主决策；制定保护我国自身科学技术发展的政策，设立并提高科技发展研究基金。
内蒙古代表旭仁花（蒙古族）说，科学技术对我们牧区是很重要的，抓好农村乡镇科技服务站，培养初、中等科技人才为农牧业服务是当务之急。我建议中央应加强基层的科技建设，国家和地方都拿出部分资金，在乡镇、苏木（牧区乡）办一些初、中等专业技术学校。科技人员到农林牧区是深受欢迎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都很艰苦，在待遇上应让他们得到实惠，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甘肃代表杨澄中说，赵总理在报告中讲：“科技部门要继续执行正确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坚定地把主要力量放在企业技术改造和振兴国民经济服务方面，同时组织精干的队伍积极研究和发展高技术并继续搞好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这一科技政策完全符合当前形势的需要。这里我要提出的是：作为中科院的重大责任之一是要组织一支精干力量进行基础研究和高技术跟踪，从而提高我国科学技术水平，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由于长期以来受到论资排辈、吃大锅饭、吃老本以及复杂的人事关系的影响，研究所自身缺乏应有的择优汰劣的能力，抑制了青年科技人员的迅速成长，大大降低了科研工作应有的活力。这是科技改革所要解决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没有中央领导支持和采取有力措施，是很难解决的。
广东代表卢钟鹤说，要搞好科技与经济建设挂钩，必须解决3个问题：一是牢固树立科技为经济建设服务、经济建设特别是提高经济效益要依靠科技的思想；二是落实关于科技人员和科技成果的政策；三是要认真落实“星火计划”，并根据情况适当调整计划。
上海代表汪猷说，科研单位实行基金制，取消拨款制，名义上是为了避免吃大锅饭，实际上是个倒退，抄袭美国早期的制度。现在美国重要的研究都是在国家支持的研究院、所中进行的。而我国实行基金制后，基础研究不是胖了，而是瘦了，领导和科研人员天天为经费不足发愁，对基础研究干扰很大。
吉林代表佘永正说，我国科研经费太少，希望能有所增加。目前科技界应该由高技术、时间长、投资多、见效慢的项目转到见效快、投资少的项目上来。
浙江代表陈祝安说，农业基础理论研究工作非常重要。使我国粮棉生产上台阶的杂交水稻和鲁棉一号都是运用了基础理论的研究成果。科研为经济服务，讲求经济效益是对的，但是不能片面追求眼前的经济效益，而忽视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现在农业科研经费少得可怜。农业的科研成果不能以专利、高价卖给农民，农研经费的来源主要靠国家拨款、开发贷款、自然科学基金来解决，而现在这笔钱很少。不解决资金问题，发展农业科学是句空话。
卫生工作需要重视
四川代表何贵义说，近几年，卫生事业有很大发展，但困难仍多，主要是“两少”：卫生经费太少，今年预算所占财政收入的比例还不及五十年代水平；医务人员少，医学院校增加少，招收学生的比例年年下降。建议提高卫生经费支出的比例，注重为基层、为农村培训医务人员。
辽宁代表李润庭说，由于长期不合理用药，使许多享受公费医疗的职工家里都有个小药柜，几乎什么药都有，浪费很大。再一个是有些单位试行医疗费包干，超出部分自己负担。这种办法，年轻人问题不大，中老年同志不好办。如何合理用药，合理包干，应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卫生部、财政部、劳动人事部曾联合发过文件，允许医生带职咨询，这样做弊多利少。
陕西代表顾芬说，要重视医疗卫生改革。现在公费医疗中存在着“一人看病，全家保健”的现象。有个单位100多人，一个月医疗费就花六七万元。
吉林代表索敬贤说，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奇缺，医疗用品价格上涨，卫生事业费少，在基层工作的医科院校毕业生职称没有着落，队伍不稳定，农村医务人员待遇低，老、少、边、穷地区群众的疾病得不到及时治疗，有的患者做手术得给医生送礼。建议采取措施，对这些问题加以解决。
湖北代表裘法祖说，当前卫生方面有以下几个问题急待解决：一、技术人员奇缺，全国每万人口中只有七名医师以上的卫生技术人员，护士更少。二、卫生事业费严重不足，有的农村卫生院无钱发工资，有的县医院无钱发保健津贴。三、医疗卫生机构无自主权。四、“老、少、边、穷”地区卫生医疗事业落后，不少地方病患者得不到治疗。
台湾代表陈木森说，建议提高医生、护士的工资和待遇，加强儿童医院的建设，做好儿童的防疫工作，以实现优生优育。应及早重视预防世界流行的艾滋病，一方面做好防疫工作，另一方面要加强这方面的基础研究。
文化、艺术要为社会主义服务
山西代表马烽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应长期坚持下去。这几年我们有些文艺作品宣传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对人们的思想起了严重的腐蚀作用。我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糟粕对我国的影响有两点：一是所谓民主自由；二是色情。
云南代表关肃霜说，目前文艺界问题较多，希望文化部领导到各地去接触一下文艺界，尤其是戏曲界的同志，认真帮助他们解决存在的问题。
北京代表杨沫说，赵总理报告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很重要。文艺界思想混乱怎么能起到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作用？今年我到南方一看，封建迷信十分严重，封建特权思想也很普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除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反对封建意识，这也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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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敞开对外开放的窗口
——来自福建省的人大代表谈开放
本报记者 王锦鹄
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建省对外开放较早，现在已初步形成多方位、多层次、多形式的开放格局：厦门经济特区、福州沿海开放城市、马尾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带经济开放区都在建设之中。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扩大对外开放很自然地成为福建省的全国人大代表的热门话题。许多代表在发言中，对继续办好福建的经济特区、经济开放区充满信心和希望。他们认为，现在关键是要善于运用中央给予开放地区的特殊政策，把开放的窗口敞得更大，发挥自己的优势，促进全省经济建设更快地发展。
人大代表、福建省委书记陈光毅对记者说，福建的经济基础比较薄弱，改革、开放给全省经济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1980年工农业总产值只有116亿元，1985年达到236亿元，去年又增加到262亿元。事实说明，福建要发展、要繁荣，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走改革、开放之路。今后要继续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搞得更好、更有成效。而在对外开放方面，现在时机很好：一是中央明确对外开放是长期的基本国策，对外开放政策不变；二是这几年福建集中力量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投资环境，如修建机场、开辟航线、建设港口、扩建新建电站，铁路、通讯设备也有改善。但是，从福建所处的经济地理环境和建立外向型经济的任务来说，光有这些条件是远远不够的。他认为，今后除要继续搞好能源、交通、供水、通讯设施等方面的“硬环境”建设外，更要重视“软环境”建设，主要是教育和培训干部树立开放意识，开阔思路，在对外开放中改善服务、提高办事效率，健全各种管理制度。他强调，如果不在这方面尽力为外商创造适应的气候，开放的窗口就不能算真正敞开。
对此，来自厦门特区的陈润慈代表深有同感。陈润慈是厦门感光公司副总工程师。她说，我们现在的一些管理体制和管理干部的素质确实很不适应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例如多头出国考察、盲目引进、重复引进等现象屡见不鲜。我们办外向型企业，产品要打出去，也要培养自己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
福州市长洪永世代表是1984年到福州工作的，正是那年中央决定开放沿海港口城市福州并建立马尾经济技术开发区。洪永世不愧是福州市的当家人，谈起福州这几年的变化，如数家珍。开放三年，福州市工农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14.97％，财政收入每年平均增长30％。当记者问到福州市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前景时，洪永世充满信心地说：“环境安定，政策稳定，对外商就具有吸引力，福州开放前景十分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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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向全国人大代表汇报
——北京市改进服务工作见成效
新华社记者 阎振国 夏俊生
去年5月，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对北京市的服务态度提出了批评，引起全国人民的关注。将近一年的时间过去，北京市的服务工作发生了哪些变化？
在六届人大五次会议召开的日子里，记者迎着和煦的春风走访了一些首都居民和繁华的商业区，以欣喜的心情向人大代表们汇报：经过将近一年的工作，北京市的服务工作有了明显的改进。
3月28日上午，记者作为顾客在西单北大街走了7家商店，见到的27名售货员中有14名能主动与我们打招呼，介绍商品，其余13名在我们挑选商品时也无厌烦情绪。在曾受到人大代表批评的花市寰球商场皮鞋柜台前，我们看到一位顾客接连挑了几双鞋都不如意，售货员仍然热情如初，并让顾客踩着鞋盒盖子试鞋。我们在前门外大街也走了十几家店铺，只在马路西侧的一家书店里见到有售货员扎堆聊天。同一年前相比，对顾客冷、硬、顶、撞和扎堆聊天、高声谈笑，顾客连叫几声都没有人答理等现象大为减少了。
我们在被群众誉为“便民措施满店堂”的西单菜市场里看到，这里为前来买酱却忘了带碗的顾客准备了“方便碗”，还为顾客准备了水果刀、开水桶，设立了海味水发和烹调的咨询台。各项便民措施加起来，有50来种。城近郊区19家百货商场里，我们发现都贴着对服装、鞋帽等商品实行联退联换的公告。不少商店设立了缺货登记本，增加了小商品柜台，并对大件商品送货到家、维修上门。新新服装店的价格标签象书本一样大，价码十分醒目。西河沿菜市场卖鱼的磅秤前，都放了一块毛巾，顾客挑鱼脏了手，可以擦一擦。
据统计，去年北京市政府和有关部门收到的对服务态度、服务质量提出批评的人民来信，下半年比上半年减少了69.3％。批评减少，表扬却大大增加。仅据西城区商业、服务行业的统计，去年收到的表扬信和书面表扬意见，下半年就比上半年多2万多件，增加36.8％。
去年部分人大代表对北京市的服务态度提出批评后，从市委书记到区委书记，从市长到区长，纷纷深入商店、饭馆、理发店、修车铺调查研究，听取基层职工的意见和要求，为商业、服务业职工排忧解难。同时，在全市展开了一场群众性的服务工作大讨论。广大商业、服务业职工对服务工作在首都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开始有了新的认识，增强了做好本职工作的光荣感和责任感。
今年以来，北京市对商业、服务行业实行科学化管理进行了新的探索。全市商业、服务行业制订了一系列规章制度、服务规范和职业道德守则。城近郊区1600多个门、店正在推行规范化服务，63个商场开始试行全面服务质量管理。（本报有删节）
第2版(要闻)
专栏：
宁夏的呼唤
——政协委员马德钟展望宁夏经济发展前程
本报记者 邹大毅
在宁夏工作了30年的全国政协委员马德钟，和我谈起宁夏来，如数家珍。
宁夏是个好地方，素有“塞上江南”的美称。人说“黄河有害，独富一套”。这“一套”，便是银川南北一带的黄灌区。莽莽黄河纵贯南北，给这里带来舟楫之便、灌溉之利，使这一带成为富饶的米粮川。宁夏南部山区曾是水土流失严重地区，自然植被稀少，人畜饮水困难，农业发展缓慢。现在，那里种草种树，治山治水，已经初步改变落后面貌。
马德钟高兴地报喜说：“去年固海扬水工程竣工，几十万亩旱地变成了水浇地，几万户山区农民‘吊庄’到川区和新灌区，开始走上脱贫道路。去年全区粮食总产达到15亿公斤，是历史上又一个好年成。”
宁夏有发展粮食生产的有利条件，一有土地，二有黄河的水利资源潜力。“七五”期间，宁夏将再发展200万亩水浇地。宁夏的水稻品种也好，产量还可以大幅度增长。
“宁夏的工业也有一个优势。”他自豪地告诉我：“太西煤，是世界一流品位的优质煤，年出口30万吨，远销到西欧、日本。国内鞍钢、首钢，都把太西煤作为重要原料。”
可以说，发展水浇地和开拓太西煤出口创汇，成了宁夏经济腾飞依靠的两只翅膀。
优势并不是现实。优势需要一定条件才能变为现实。作为自治区政协主席的马德钟来京开会有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代表宁夏人民呼吁各方对宁夏经济发展给予支持。
宁夏200万亩水浇地的开发，没有被列入1亿亩的国土整治规划；宁夏太西煤，面临着出口市场的变化、矿产资源的破坏和运输不畅的重重困难。宁夏经济的持续发展，寄希望于这些困难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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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大政协会场内外
李教授复信忙
年逾古稀的福建省人大代表李景禧教授，会议期间收到四封人民来信，每收到一封来信，李教授都认真地复上两封信，一封寄给来信群众，解答各类问题，一封寄给有关领导部门，提议调查处理。大会医生劝他留心身体，李教授却说：“不为人民排忧解难，算什么人民代表！” 陈维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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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聚谈
为电子工业的振兴出谋献策
本报讯 新华社记者李安定、本报记者王彦田报道：就着一杯清茶，出席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六届五次会议的三十几位代表和委员利用周日休会，聚在电子部会议室座谈，为电子工业的振兴出谋献策。
他们多是电子方面的专家，却分属于电子、航天、教委、科委、国防科工委等不同部门。大家笑着说，这也是我国电子工业实行体制改革，从行政的部门管理转向行业管理的一个缩影。
电子部副部长张学东向代表和委员们通报了电子工业生产、科研和改革的进程。人大常委会委员、国务院三线办公室副主任钱敏说，企业下放后，电子工业部要把宏观管理抓好，前些年各地盲目引进了114条彩电生产线，如今每条线都“吃不饱”，有的每年只开工4个月，这是很大的浪费。大家建议电子部把这件事抓起来，如果统筹下来，全国只要20个彩电工厂就足够了。
全国政协委员、航天部科技委常委、著名半导体专家黄敞接过话题。他认为，抓行业管理不抓大集团就一筹莫展，这也是一些电子工业发达国家的经验之谈。电子部应通过大的电子集团，抓住长远规划，抓技术开发，才能增强中国电子工业发展的后劲。
人大代表、成都电子部第10研究所所长钱毋荒强调电子工业在跟踪国际先进技术的同时，要把主要力量放在改造我国传统产业上去。人大代表、南京工学院院长韦钰提出，应该把教育作为电子行业发展的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