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血染的风采
——一等功臣徐良在清华大学谈人生的价值与奉献
编者的话：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老山前线一等功臣徐良一曲《血染的风采》，使亿万电视观众为之动情！以后，团中央、中国科技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先后请徐良同志作报告。徐良同志以自己之所感所历，介绍了党和人民对大学生和前方将士的深切关怀和期望，介绍了前方将士及他们的亲属，对祖国和人民的无私奉献。他的独具风采的报告象一团火，燃烧在广大青年心中！我们这里摘发的是徐良同志在清华大学的报告。
今天，我带着老山前线战士的嘱托，带着长眠在南线烈士的夙愿，向祖国人民汇报我们在前线战斗和生活的情况。
一年多前，我和在座的一样，也是一位在校读书的学生，今天能到这里来，我感到非常高兴和激动。我并不是什么英雄，也并不是什么榜样，而是在座每一位同学的朋友。今天我是向在座的每一位同学汇报来了，如果我的讲话能使在座的每一位同学得到一点启示的话，作为你们的朋友，你们的同学，你们的同龄人，作为一个军人，我就满足了。
我出生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长在十年动乱时期，毕业于大批知识青年返城，城市待业青年急剧膨胀时期。1979年2月份，我从玉渊潭中学高中毕业。毕业以后，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成为社会上一名待业青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们都知道了知识的重要性，每个青年人都在寻找着自己的出路，开始有自己的追求。我非常喜爱声乐，当待业青年那段时间里，我每星期到声乐老师家上两次声乐课。1982年我以专业成绩第一名考上了西安音乐学院声乐系本科成为一个大学生。
上了大学以后，每当我在钢琴边上练声的时候，每当我拿着书本走进教室的时候，我感到这一切对于我来说，来得多么不容易。我珍惜在音乐学院的分分秒秒，崇拜声乐界的佼佼者，同时，也和每个同学一样，编织着成为一个艺术家的梦。我从来没有想过当兵，更没有想过当一名拿枪打仗的兵，但什么力量驱使我投笔从戎，放弃了大学生活，而到部队，到南疆，到战场上去呢？还得从1985年10月份讲起。
1985年10月，当时我上大学四年级，我们学校来了一个老山英模报告团，他们在我们学校作了一场非常生动的理想主义、爱国主义的报告。我们同学听了以后，都非常受教育。同时，我们也想给老山前线的战士们干点什么，我们这些同学写了份申请书，申请到云南老山去慰问那些参战的将士们。申请书交上去以后，很快得到陕西省委高教局、学院党委的批准，首先我们去的是某部炮团。每个同学都使出全身技艺，抒发对战士的热爱和崇敬。演出成功极了，台上台下融为一情，战士们点什么我们唱什么，战士们唱什么我们伴奏什么。那天演出的情景我至今难忘。演出结束后，部队首长说了一句话：我们打仗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让后方人民生活得好，让你们这些大学生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将来为我们祖国做出贡献。我想他的话不单单是对我们艺术院校的大学生说的，而是对我们全国大学生说的。这天演出结束时，一个小战士对我说：徐良，我们连一百多人没一个能教歌的。这位战士的话久久地回响在我的耳边，经过一番思考，我感觉我是他们的同龄人，只不过比他们多上了几天大学而已，难道说上了大学就没有保卫祖国的义务了吗？我认为一个大学生同样有保卫祖国的义务！我写了一份申请书：“我在部队演出的几天里，深深被战士们的爱国热情所感动，我感到，战士们需要我的歌声，我更离不开战士，我愿我们同龄人的血能洒在一起。”我最后说：“我没有过高的觉悟，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我只想说一句，我是一个中国人。”申请书交上去以后，很快得到陕西省委高教局、学院党委的重视，终于在1985年12月份批准我入伍。组织上批准之后，最难办的是我如何跟家里说这些。我家在北京，爸爸妈妈都是北大五十年代的毕业生，他们都在北京工作。我们家只有两个孩子，哥哥长期不在国内工作，家里只有我一个孩子，父母早就希望我毕业后能早日回到他们身边。如何跟家里说呢？不打招呼太不近人情了，当时的时间也不允许我回北京跟他们告别了，怎么办？写封信吧，这封信我是这么说的：“南疆必然要有人去守卫，你们的孩子不去，必然有千千万万个儿女要去，你们不受感情上的折磨，必然有千千万万个父母要受感情上的折磨。”我的父亲从北京往西安打了一个长途电话，他电话里只说了这么一句话：“孩子，只要你选择的路是正确的，我们做父母的都支持你。”
我到部队第一天早晨，天还没有亮，外边就吹响了哨，当时我挺纳闷，问班长这是干嘛？班长说，该出早操了。我感觉我好象刚睡着，我看见战士们只穿着单衣单裤背着冲锋枪、子弹袋冲出去了。说句实话，我上了三年半大学，起码有三年零四个月没有出过早操。到部队第一天就要起早，看到外边天那么冷，心想多穿点，别冻着，我把棉衣棉裤都穿上了，由于刚到部队，我的解放球鞋还没有发，我还舍不得我那双三接头皮鞋，便把三接头皮鞋套上了，跟着战士们到院子里我才知道是跑操，排长把我放到队伍中间，让我跟着跑。跑到半路，我的眼睛都冒金花了，头也发大，衣服早就湿了，硬咬着牙跑回来了。那天，跑的还不算多，跑了五公里。跑回来以后，很多战友还夸我呢，说：“大学生还不错呀，可以。”我跟他们开了个玩笑，我说：“幸亏只跑了那么多，要是再多跑一二里的话，我徐良恐怕就提前牺牲了。”
我当兵三天以后，部队就开赴了云南。在云南的训练强度就更大了，每天早上的长跑增加到10公里，全副武装跑10公里，不象我们大学生锻炼时穿上运动衣，蹬上球鞋那样跑，我们得扎上武装带，背上枪，还要戴上钢盔跑10公里，够呛。但这么跑，还达不到作战的要求，就再加上砖头块儿，从两块砖开始加，四块、六块、八块，到临战前，每个战士可以背上16块砖。当时新发的作战服是用粗布做的，后来都被砖头磨出了大口子。但跑步还是轻松的，如果赶上爬山就更艰苦了。我们天不亮就起来爬山，南方的山石头块儿特别多，经过夜里的露水又很滑，小树枝还在后面勾住你，战士们就这样你扶我，我扶你一步一步走上陡峭的山峰，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我们的战友已经不知翻过多少大山了。战士们在训练强度这样大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人发牢骚，他们说，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他们就这样咬着牙，锻炼着保卫祖国的本领。
我到部队后，开始在步兵连，后来要把我安排到宣传队，因为部队里缺艺术院校的大学生。我非常理解部队首长对我的关心，但我说：“我到部队来，一是要为战士们唱歌，更重要的是要拿起枪来，参加战斗，守卫祖国的阵地。我不是来当商标、当广告的，而是要当一个真正的战士。”在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求下，终于被批准留在基层连队，当了普通一兵，每个月23元津贴费。
我到部队是个典型啊，大学生当兵嘛。但没想到，我这个典型到部队两个月就受了处分。我想把受处分的经过向大家谈一谈。大家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普通老百姓和一个军人的差距。
有一天吃过午饭后，下午还要继续训练，很枯燥，很苦。而我们的友邻部队下午要进行实弹演习，我当兵一个月了，还没见过枪呀炮的打起来是什么样子？我想去看看，当时有规定，训练时任何事不准请假，但我没有请假就偷偷跑出去了。看完演习回来，我们连训练也回来了。吃晚饭前，连长、指导员把我请去了，说：徐良，你下午干什么去了。我理直气壮地说：我去看实弹演习去了。他说：你错没错？我说：没错！就象大学生，下午没去上课，到图书馆看书去了，你说错了吗？同样是学习嘛！所以我感觉没错。指导员说：“不管你今天干什么去了，反正你没请假，这一条就不对，就犯了错误，你回去吃完晚饭好好想一想。我吃完晚饭，就开始想了，我遛到山路上，看到一辆解放卡车下山拉水，我把车截住，递给司机一根烟，说你歇会儿吧，我来开车下山，因为我喜欢开车。晚上还有训练，可我又开着车下山了，这一开上车，就忘了。拉上水，满山遍野地跑，足玩儿。开着开着油没有了，晚上又没有加油的地方，没办法，我截住一辆军车，在路上借了点儿油，就把车开回来了。这时已经夜里11点了。晚上训练集合时，连长找不到我，到睡觉时还见不到我，就有点儿吓坏了，说大学生感情可能比较脆弱，是不是吃晚饭时批评他有些受不了？就派人满山遍野去找我。这当口我开车回到连队。一个战士发现我跳下车，就喊：徐良找着了！连长一听我又下山拉水，气就不打一处来，把我请到连队。大家可以想一想，我这是连续违反了两次纪律，下午的事还没完，晚上又没请假外出，耽误了训练，耽误了作息时间，可以算是罪上加罪，屡教不改了吧。连长把我叫到连部以后，连长和指导员对我进行了狠狠的批评，并让我第二天早饭前检查。回去后也没睡，点着了蜡烛，爬在床上写检查。第二天吃饭前，连长叫我到前面作检查，我把检查念了，连长听了之后更生气了！因为我那份检查，自己给自己戴了很多帽子，什么部队的绊脚石呀，破坏了连队建设呀，我都写上了。连长听了能不生气吗？但当时我确实是想写出点水平来，没想到写成那样了。连长转身到连部拿了一张处分表，宣布给予徐良警告处分一次，说句实话，当时，我懵了，我感觉这一切都不是真的，我是个典型，典型怎么受处分呢？但是，没多长时间我清醒了，我更加明白了，大学生从思想感情，从作风纪律上距离一个军人还有很大的差距，我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从那以后，我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向战士们学习，很快和战士们的距离拉近了，跟战士们的感情更加深厚了。
上阵地之前，任务已发下来了，我们有沙盘，哪个阵地艰苦，代号我们都知道，战士们都抢着到危险、艰苦的阵地上去，我们那时也走“后门”：要求连长把他们分到最前沿的阵地上去。我很荣幸，由于我的申请，我个人的表现，给我分到最前沿的阵地一号哨位。上阵地前，我们每个人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很多战士都自发地给家里写了遗书，最感人的是我们的战士出发之前，想给家里录一盒磁带。我听了很多战士是这样说的：“爸爸妈妈，当您收到这盘磁带的时候，您的儿子可能回不来了，你们可能再也听不到儿子呼唤你们了，今天我借这个机会在这里呼唤你们——爸爸，妈妈”，整个一盘磁带录满了我们的战士呼唤爸爸妈妈，妈妈爸爸的声音。谁不想活着？谁不想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家乡？但是战士为什么能够毅然决然地冲上战场？我想我们的战士最崇高的一点就是把祖国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放在前面。
我们很快就上阵地了，阵地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阵地条件是非常艰苦的。远看，我们阵地是座石头山，前沿阵地是个比较低的山头。整个石头山被越军的炮弹都炸酥了，看上去跟采石场差不多。仅有的几棵树，早就被越军的炮弹拦腰炸断了。剩下的半截树干上，嵌满了炮弹皮，已经看不出树以前的模样了。这个地方让人感到不可能再有生命存在了。但也就在这种恶劣条件下，我们的战士仍坚守着我国的领土，守卫着祖国的南大门。
我们是一个洞里三个战士，天一黑，一个战士守电话，一个战士看观察口，一个战士看洞口，谁也不许睡。第二天天亮三个战士吃上午饭，睡觉，睡到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起来吃下午饭，吃完饭离天黑还有一个多小时，这个时间是阵地上最快乐的时间，阵地上的娱乐活动就在这一个小时了。天一黑就立刻上哨，每天就这么生活。阵地上的罐头是有定量的，平时吃压缩干粮。有女同学吃过那个东西，说压缩饼干真好吃，能不能给我找点吃。我心说，给您提来一筒，让您吃上三天，您这辈子再也不会想它了。吃压缩干粮叫渴呵，没水吃不了这东西，而阵地上最缺的就是水。就拿我们这个猫耳洞来说，班长，狙击步枪手和我，上去没经验，没两天半，连喝带洗，稀哩糊涂地都用完了。没水了，班长说，徐良你站哨，（他知道我的体力不如他们）我们俩去背水。他们俩擦着天黑就去背水了，我就趴在观察口站哨。这时就发现越军阵地后面亮起一片火光，这是越军向我们这打了一组炮。两位战友过一会跑回来了，我跑出去帮他们卸下水之后，发现他们的腿上，屁股上，已被炮弹皮打伤了。我们旁边的一个哨位，一次猫耳洞里只剩下少半水壶水了。一个小战士没注意，劲使大了，把这少半壶一下都喝光了。班长气极了，把小战士说了一顿，当时这位小战士眼泪就下来了，提起水筒就跑出洞去，说，班长我去背水。这班长急忙跑出洞去，他拦住小战士，眼泪也下来了，他说，你别生我气，我去背。二话不说就抢过小战士手中的水带，便向下山的军工路上跑去。结果就在这次背水的路上，班长牺牲了。许多战士就这样牺牲的，后来我们不能背水，只能靠老天爷下雨。天一下雨，我们拿塑料布，四个角一兜，接点水。接下雨水舍不得喝，天热，没几天剩水桶周围长上了一层青苔，而且水上面还长了一层小腻，就这种水，我们还是照旧喝，还节省着喝，舍不得喝。
去年4月24日下午，两位军工战士，（一位叫任如东，一位叫王安军），给一线阵地运送罐头，每个人身上背了五十斤，当他们通过“生死线”离我们阵地还有二三十米远的时候，他俩同时被越军的狙击步枪击中，肚子打破了，肠子流了出来，如果他俩把背的罐头放下，相互包扎一下，不会有生命危险。但他们想的是阵地上的战友，顾不得包扎，仍坚持一米米地向前爬，当我们发现他俩时，他们已爬到猫耳洞口，爬在前面的人努力欠了欠身子，说了一句，“我把东西送到了，你们清点一下。”说完他们就牺牲了。我们出洞抬这两位战士遗体时，发现他俩爬过的这二三十米距离，染满了血迹。他们在临牺牲之前，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作为，只是为阵地上的战友送罐头献出了自己宝贵生命。我们有多少战友，就是这样默默地长眠在祖国南疆。
前线住的条件也非常艰苦。很多人问我这猫耳洞什么样呀？我很难说这猫耳洞什么样，什么样都有，就是一立方米那么块空间，三个人呆在里面，白天我们只能蜷在里面，抱着腿坐着，躺不下，伸不直。猫耳洞阴暗潮湿是闻名了的。我们阵地上猫耳洞的最高气温是45℃，在里面战士又没有水喝，再赶上几天不下雨，身上的汗从早到晚流个不断。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我们的同龄朋友打仗勇敢么？
我们有一个姓陈的战士，他是个班长，去年4月20日晚上他坚守的是李海星高地。当时越军向他们的阵地冲了上来，他带领全班战士打退了一次次的冲锋后，发现越军人数越来越多，自己班的兵力与敌人兵力悬殊太大，于是他端着冲锋枪，带着步话机，冲上阵地表面，给炮兵指示目标，消灭敌人，就在他拿着步话机在阵地上奔跑的时候，一发越军的炮弹落在他身边，弹片当时就把他右臂骨头炸断了，只连着一层皮和肉，但他仍用左手端着冲锋枪打击敌人。右手已经不听使唤了，随着他奔跑摆动。这时候，他毅然拿出匕首，把连着的皮和肉砍断了，把断手扔在了阵地上。就是这样，他还用左手击毙了一个敌人，打伤了两个。被我们前线战士誉为独臂英雄。
我们前线一位很有名气的摄影干事，我们之间很熟悉，我在阵地上有腿的照片，很多都是他给我拍摄的。这个战士非常爱好文学和摄影，他的摄影作品在全国一百多家报刊上发表过。一次，我们的连队上前线执行一次收复国土的任务。他主动调到这个突击队。他说，“我要用我的生命和鲜血，拍下我们的勇士英姿。”他对战友说，“我一定要活着回来，回来以后，我还要考大学，我一定能够考上大学。”他把自己的复习材料交给一位战友保管，等打完这仗后再交给他，准备考大学。没想到，就在这次战斗中，为拍下战场上战友杀敌的雄姿，自己却倒在了战场上，为国捐躯了。前线有多少这样的战友呀！
我感到，军人的伟大就在于把奉献作为军人的天职，把索取当做耻辱，军人最可贵的就是这种无私的奉献。
我是去年5月2号晚上负的伤。越南人的子弹打断了我的腿骨动脉。骨动脉是大腿上最粗的血管，血不是在流，是喷，当时我就倒下了。当我醒来时，一睁眼，四周都是陌生的脸、陌生的地方，我问，这是什么地方，他们说这是昆明陆军总院，我又问今天是几号了，他们说是5月4号。就是去年你们过五四青年节时，我刚刚从昏迷中醒来。我醒来后，医生很高兴，他对我说，你要好好配合我们养伤，你的腿可能保不住，要想保住生命，腿就要高位截肢。当时我急了，说了一句不符合逻辑的话：我宁可不要命，也要腿。我想你们会理解我，以后回到前线，和战士们共同战斗需要腿，以后走上舞台为战士们演出，需要腿，我不能没有腿，今后的路还很长，我当时才25岁，我怎能没有腿呢？但是残酷的事实告诉我，由于动脉被打断了，无法接活，腿一天天坏死。这时我们部队首长每天往陆军总医院打电话，他们要求医院，保住我的命，保住我的腿。昆明陆军总院的医生为了保住我的腿，想尽了办法，我的主治医生在为我治腿的15天中掉了12斤肉！
我的腿这时肿得周长达到84厘米，腿比腰粗。为了减少腿的张力，在腿上开了5条30厘米长，4厘米深的口子，每天要换二次药，每次换药非常痛。在截肢前我已经动过四五次手术，就是为了保住这条腿，可惜却没有成功。5月16号晚上第六次把我推进手术室。5月17号当麻醉消失后，我发觉左腿不见了，只留下一团被血染红的纱布。这时部队首长、战友、同学、老师、家属都写来了信，安慰我。到现在止，我已做过九次手术，九次全麻，就是睡过去，又醒过来的过程，输给我的血有25000cc，为了保住我的生命，部队首长、医生尽了最大努力。我截肢了以后，才知道在受伤后不久我晕过去后，战友们冒着枪林弹雨把我从阵地上抬下来，从阵地抬到医疗所，一般需要八个小时，而抬我只用了四个小时。这里我想说明，战士们冒着极大危险把我抬下来，并不是我个人人缘多好，战士们是把对大学生的爱都集中到我个人身上了！我在医院还收到一个空军护士的信，她说，我们5月3号刚运完伤员，就又收到指挥部的电话，要我们运伤员。当我们飞到前线医疗所时，运上来的只有你一个人，我们把你运到前线某机场，又改用大型客机把你运到昆明，在我们空运史上专机运伤员是不多见的，在运你的飞行长度上已创造了空运史上的记录，我就想，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是个大学生，祖国人民多么爱护我们大学生呀，我们今后怎么做才能对得起祖国和人民呀，并不是说大学生的生命价值要比一般战士昂贵，而是说明人民对大学生感情的深。
有一次做手术，需要大量O型血，昆明市所有的O型血浆不够这次手术用，最后昆明陆军总院广播请医生、护士来为我献血。有一位老妈妈是病人，她对医生说，我的血没问题，我愿意为徐良献血。还有一位50多岁的老医生，她的爱人病危，非常需要她照顾，可她也排在了献血的队伍中。当我清醒后，我请医生把这二位老人请到床头，看着她们，我哭了，说道：我的父母给了我的身躯，是祖国、人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的生命不属于我个人。
真正振奋起我的精神的是战友的一封信。我截肢后，战友来了一封信，信中说，知道你高位截肢后，我们都很难过，虽然你今后走不上大舞台，为观众演出，但是我们欢迎你，还可以摇着轮椅，为战士们演唱！
作为军人是一种奉献，军人的妈妈也是一种奉献。我现在给你们讲一个军人的母亲。我有一个姓骆的战友，他是个排雷大王，曾经排过600多个地雷，在他最后一次执行任务时，双眼被炸瞎了，被送到昆明陆军总院，与我成了病友。有一天小骆高兴地告诉我，他的妈妈要来看他，我听了以后为他高兴，但他又说了一句，徐良你明天能陪陪我吗，我妈看了我这个样子一定很伤心。前线战士无时无刻不在想念自己的妈妈，但对伤员来说，又是多么害怕看到自己的妈妈，因为父母在送去我们时都是四肢健全的小伙子，而如今见到的就是缺肢少腿的残疾人了。我非常理解小骆的心情，我对他说，一定陪着你。
哪个母亲不疼爱自己的儿子呢。第二天早晨，我们几个伤残得比较厉害的人聚在小骆的床前，等待着他母亲的到来。快到中午，他的妈妈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来到了医院，我们很多战友这时对小骆说，妈妈来了，小骆从床上腾地站起来，双手向前摸着，他的妈妈看着眼前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人，向他扑了过来，娘儿俩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还是我们的战士先开口了，妈妈，儿子看不见您了，还是先让儿子摸摸您吧，他把妈妈从头到脚摸了一遍，在场的战士都流了泪，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对她说：妈妈，您哭吧，您知道您的儿子双目失明后，流了多少眼泪呀，今天您亲眼看到您的儿子，您就放声哭吧，在场的都是您的儿子呀，当时他的妈妈握着我们每个战士的手，笑了，说道：孩子们，虽然你们丢了胳膊、腿，丢了眼睛，但你们没有给妈妈丢脸呀！这时本应是我们安慰妈妈，现在却由妈妈来安慰我们了。
我们八十年代的军人有这样的妈妈，我们感到骄傲！
军人的妻子也是一种奉献。我想介绍给大家的是自己的爱人。我和我爱人是中学时的同学，上大学期间我们的关系明确了，她一直希望的是大学毕业后回家、结婚。但当她知道我要当兵上前线时，她毅然来到西安为我送行。她找到部队首长要求给徐良开个结婚介绍信，她说，我的目的不是在这里住几天，或让徐良和我回去度蜜月，我只是想能更好的照顾徐良的父母，使他安心打仗。这样，经过特殊的方式我们办理了结婚手续。
她回北京后办好了结婚证，而我已在云南老山前线了，就是说，结婚后我们没有见过面。我到前线以后给她写过一封信，在信里我这样说的，“如果我牺牲了，我希望你生活更幸福，如果我在战场上断胳膊断腿了，就真不打算活着回来了。”她收到这封信以后，很快我就一连收到她七八封回信，她信的大体内容都是这样的，她说，徐良如果知道你牺牲了，我会象亲女儿一样照顾你的爸爸妈妈，如果知道你在战场上断胳膊断腿就自寻短见，即便你死了，我也不会饶恕你。就是这样，去年5月21日，她从《中国青年报》上得知我负伤的消息，知道我高位截肢了。当时亲戚朋友老师同学知道这个消息后，都为我流下了眼泪，而我的爱人——她没有哭，也没有掉泪，她当时还安慰在场的人，说了这么一句话，她说，“徐良不是才断了一条腿么，哪怕他四肢都断完，只要带着口气回来，我就会照顾他一辈子。”第二天她就买了去昆明的飞机票，当她拿着结婚证，走进病房，见到她的新郎官的时候，新郎官已只剩一条腿了。但她见到我没有哭，也没有掉泪。有记者问，“陈燕，你怎么没有哭呀？”当时她对记者说，“徐良在那个时候需要的不是眼泪，而是一种力量。”我今天能这么快地恢复健康，也凝聚着她的心血。许多记者采访她的时候说，陈燕你的情操这么高尚，你的思想境界非常高。而她说，“你们不要说得这么多，我根本不是象你们所说的那样，我的情操没那么高尚，品德也没那么高尚，如果再让我找一个一条腿的人，我决不会再找了。我实实在在地说，就是因为我和徐良有感情，我尊重的是感情，所以我才这么做！”我希望人和人之间都要尊重真正的感情。最后我想说，亲人的爱，祖国的爱，人民的爱；妈妈的爱，战友的爱，把我重新呼唤了起来，让我重新振作起精神，迎接新的生活，很多人问我，你明天打算怎么办？我说，军功章只能代表昨天，今后的路还要凭我今后自己来走。今后我还想在事业上，有一个新的提高，还想在舞台上为观众演出。
我最后想说这一句话，我才26岁，今后的路还很长，我还要凭自己的一条腿，走今后的路。自己的饭自己吃；自己的活儿，自己干；自己的路，自己走，不这样干，不是一条英雄好汉。
（中央电视台“电视论坛”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