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要闻)
专栏：
议大事 抒己见 把各项工作推向前进
——全国政协六届五次会议部分委员发言摘要（四）
科研与生产相结合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李苏委员（原化工部副部长）说，科技体制改革促进了科研与生产的结合。但是，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例如：
“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这一观念，仍没有根本树立起来，技术成果有偿转让十分困难，技术市场尚未充分建立；
在企业还没有搞活的情况下，对应用开发型的科研机构实行每年减少20％的事业费，使科研单位负责人成天为“项目”、“经费”、“合同”而奔忙，严重影响了有成就的科技工作者的正常科研工作；
目前只有少部分科研单位有中间试验工厂或具备中间试验条件，而一些企业由于缺乏资金，而且也不愿意进行中间试验冒险，致使一部分科研成果不能很快转化为生产力；
现有税收制度将科研所的中间试验工厂和一般企业、工厂的税收同等看待，一些有风险的实验因资金短缺，只好停止；
按照财政部规定，试点企业可按销售额1％提取技术开发基金，然而在执行中却极难获得，目前试行面又小，因而许多大中型企业研究资金普遍紧张，技术优势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引进技术应当走“以我为主，
智力引进”的道路
张遐昌委员（中国耀华玻璃公司技术顾问）说，如何科学地引进技术，把钱花在刀刃上，下面有一些好做法。就拿我们厂来说，现在高级建筑多了，宾馆的玻璃都要进口，我们准备上浮法玻璃生产线时，外汇少得可怜，我们就在全厂职工中讲两条：一讲要有志气；二讲中国女排的拚搏精神。同时，发动大家搜集科技资料，先学习、消化国内先进技术，并通过工会组织，发动群众想办法，采取了一些措施，克服种种困难，终于获得成功。现在美国向我们订货，亚运村原来要进口茶色玻璃，现在全部用我们厂的。因此，我认为在引进技术上，要坚持“以我为主，智力引进”。
凌佩弘委员（煤炭工业部技术委员会委员）说，我到上海出差，从机场到宾馆，不论是坐的汽车，还是机场、宾馆的卫生设备、洗脸盆、烘干机等，全部是进口的。这样大量花外汇，有限的外汇不能用在刀刃上，外汇不紧张才怪呢。
赵维纲委员（水电部高级副总工程师）说，目前各地区在发展电力工业方面有个矛盾现象：一方面国家花大量外汇向外国购买发电设备，另一方面我国自己的发电设备制造厂生产任务不饱和。实践证明，进口的发电设备并不都比国产的好。若用同样的投资购买国内设备，可以使发电机组的容量增加一倍。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制造大发电机组（如20万千瓦、30万千瓦）技术已成熟，性能可靠。我们可以购买部分机械设备或技术，以提高发电设备的制造能力。但不应大量、连续购买国外机组。
科研项目发展困难重重
应采取优惠、保护措施
周季婻委员（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说，现在街上跑的都是进口汽车，我们的国产汽车卖不出去。为什么今年我们还要进口三万辆？
何泽慧委员（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员）说，中国人有能力搞出成果，但限制太多，对外国人却大开方便之门。中国科学院搞成了30万立方米的科学气球，英国、印度都要买，
日本人也愿与我们合作，可气的是，我们竟有那么一些人自己卡自己的脖子，只准许我们在香河上空放科学气球，不让去外地，但却批准日本人在江西等地放。
要广泛宣传“一国两制”方针
龚苏民委员（纺织工业部总工程师）说，中葡澳门问题联合声明的草签，使祖国统一大业又迈进一步，作为一个中国公民，万分兴奋，无比光荣。澳门在外国统治下长达400多年，封建王朝、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都没有能力收回主权，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祖国逐步强大，澳门问题才得以解决。
邹明委员（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顾问）说，我今年已73岁了，很小的时候就拿着旗子喊“打倒帝国主义！”，“推翻不平等条约！”。澳门问题的和平解决，这是了不起的事情。靠的是什么？我认为一条是靠国家的实力，国家强大了，就站得起来；国家懦弱，就受人欺负。第二条是靠“一国两制”的正确方针。
闵建蜀委员（香港中文大学市场与国际企业系讲座教授及主任）说，实施“一国两制”最根本的条件是法律依据，此外，从四个方面：1、彼此了解，相互信任。对内地来说，要尊重香港的高度自治权；对香港来说，对内地的政策要有信心。2、内地安定的政治局面。因为香港的繁荣及其资本主义制度的正常运行，受内地政治局势的影响。3、内地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香港与内地之间的经济关系日渐密切，香港经济未来的增长受内地经济的影响，而内地经济的增长取决于体制改革的进展。4、两种制度之间的配合发展。香港在经营管理等方面比内地为优，而内地的基础科技研究又比香港为高，二者应互相补充。
唐翔千委员（香港中南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说，香港同内地的关系应是相辅相成的，应努力实现互相投资，互相合作，互相交流，互相培训。这样对实现四化、对香港的繁荣都有好处。
孔令朋委员（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说，澳门各界人士虽然对澳门问题的圆满解决表示满意，但是他们对“一国两制”的方针还不太理解，我们应加强这方面的宣传工作。《人民日报》海外版在澳门很少见到，我们应该扩大发行，利用这一阵地进行宣传，正确地解释中央的方针政策，把大陆的真实情况告诉他们。
李纯青委员（台盟总部副主席）说，现在澳门主权将归还中国，表明历史潮流不可抗拒。我们在高兴的同时，更为台湾至今未能与大陆统一而感到内疚。台湾问题与港澳问题不同，因为台湾主权已经收回。中央提出祖国统一“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是对台湾人民莫大的信赖。希望我们台胞增强责任感，促进祖国统一。
范新发委员（上海市台盟副主委、高级工程师）说，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洗清了中国人民百年来所受的耻辱，祖国统一大业又迈进了一步。使人感到台湾与大陆的统一更接近了。作为政协委员，我们一定要广泛宣传“一国两制”方针，扩大它的影响力。
政协要为祖国统一贡献力量
李英夫委员（特邀）说，香港、澳门被帝国主义国家霸占了多年，清王朝、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没能收回，今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把它们收回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一胜利将永远记载在历史上。在这种形势下，台湾国民党当局应当审时度势，早日接受“一国两制”，回归祖国。
段伯宇委员（亚非学会顾问）说，近年来，国际上对大陆的印象比过去有了很大改变，认为大陆开明、进步、生气勃勃。
“三胞”人心思归。我们要“三通”，讲“一国两制”，台湾群众是欢迎的，侨胞是欢迎的。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政协应发挥自己的优势，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多贡献力量。
苏子蘅委员（台盟总部主席）说，台湾问题比起香港、澳门问题要复杂得多，虽然是内政问题，但也纠缠了许多国际因素。我们还要做许多工作，要积极开展与台湾人民的交往，在大陆的台胞更要利用其自身的特殊条件来开展工作。
彭腾云委员（全国台联副会长）指出，香港、澳门问题的解决是不容易的，“一国两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个“法宝”。解决台湾问题不但要有“一国两制”的方针，还必须把经济搞上去。在正确方针、政策指引下，搞好改革，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会有向心力，统一大业就会早日完成。
陈荣驾委员（昆明冶金所工程师）说，应该切实加强对台湾人民的宣传工作。我们的对台宣传机构薄弱、工作内容单调。应多出版发行一些对台宣传书籍，多制作一些介绍祖国大陆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录像带，通过海外的台胞流入台湾岛内。
发扬社会主义的民主
裴艳玲委员（河北省文联、青联副主席，河北梆子剧团团长）说，我们这些中年知识分子是反对全盘西化的，但我们认为也要注意批判和清除几千年来残存的封建主义的东西。要发扬民主，要去了解八十年代的青年人，对他们主要是教育疏导，不能采取“堵”的办法。还要注意防止个别地方的个别人，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压制民主、压制人才。
胡有萼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说，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在当前十分重要，急待提到日程上来。其原因：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如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充分的社会主义民主相配合，就难以顺利进行；二、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充分的社会主义民主不行；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需要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实际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要通过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政协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组织形式，应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中发挥作用，一是对国家大事提出批评和建议，献计献策；二是加强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国家大事不应在决策之后才征求意见，而应在决策前或决策中协商；三是政协应与民间接触。民间组织是发扬民主的重要渠道，要采取多种形式与人民群众对话。
要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张纯之委员（农工党中央执行局委员）说，当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但现在主要是如何进一步发挥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年知识分子）作用的问题。其实他们的要求并不高，只是要求认真解决那些不合理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
陆维特委员（原福建省科协主席）说，科技人员在政治上似乎被看得很重，但在人事制度和工资待遇上又显得很轻。一个为国家做了几十年贡献的高级工程师，工资只有100多元。建议根据对科技人员的总政策，重新确立科技人员应有的地位；并根据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重新考虑并切实解决科技人员的待遇问题。
侯祥麟委员（石油工业部科委常务副主任）说，现在技术在我国仍然不值钱。高级工程师的工资比处长低。而且任命一个处长轻而易举，毕业没几年的学生就纷纷提成处长，今天任命明天就长工资。可我们那些踏踏实实干了几十年的科技人员，晋升高级职称却非常困难，既要文凭，又要论文，还要考试等等。这个问题不仅要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同时，还要适当简化技术职称评定的程序。
张英委员（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顾问）说，出现这种情况是对科技人员在国家建设上的重要性没搞清楚造成的。科技人员到底为国家做了多大贡献，产生了多大的经济效益，应专门组织人去研究、宣传，把问题具体化。
谢立惠委员（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教授）说，全国高等院校高级职称的比例太小，影响了中年教师的积极性。中年教师工作做得很多，贡献很大，但因为职称评定有名额限制，他们升不上去，既妨碍了中年教师的积极性，也压制了他们。这种现象要改变。
选拔年轻干部是个重要问题
宋鸿钊委员（北京协和医院教授）说，领导班子年轻化很好，但如何选拔需要研究。现在没有很好的考核制度，有些年轻领导上去了不合适，应如何处理？有些人搞临床很合适，但让他当行政领导就不具备搞政治的素质，结果行政工作没搞好，临床也荒废了。
扶贫工作一定要落实到基层
蔡鸿振委员（台盟总部副秘书长）说，去年我随全国政协学习参观团到广西“老、少、边、穷”地区，所见所闻使我们大为震惊。参观团去的几个少数民族村寨中，大多数人的生活与我搞土改时所看到的一样。那里每年人均口粮150斤，根本谈不上温饱。由于原始森林被大量砍伐，造成水土流失，以致当地70％的河流断流，用水成了最大的问题。许多地方至今还在刀耕火种。医药卫生条件更为恶劣。国家有关扶贫的政令一个接一个，也拨了不少款，但是有的地方落实不到基层，民众穷困如故。有的地方甚至截留扶贫用款，挪作他用。在扶贫问题上，我们应该切实考虑如何把政令贯彻到基层，如何把实惠不折不扣地送到人民手里。
王耀伦委员（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政协副主席，苗族）说，国家每年给民族地区投资、扶贫的钱不算少，而有的地方收效甚微，主要是钱没花在刀刃上。扶贫要讲实效，脱贫才能加快。
要充分认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
周立三委员（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所名誉所长、研究员）说，我国的人口问题既有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基数大，增长快；又有发达国家的新病：人口老化。资本主义国家人口是在基数小、增长率低或负增长率的情况下的人口老化，而我国的人口则是在基数大、增长快的情况下的人口老化。2000年以后将出现农业人口的出路问题。人口增长和老化使年轻人负担过重，农业出现困境。人口增长也使资源紧缺，造成一系列问题。我们这一代不能吃光用光，把负担卸给下一代。
唐棣华委员（社科院近代史所原副所长）说，人口有失控危险，党和国家应采取强有力措施控制人口增长。现在一些农民不在乎一次性罚款，因此建议对超指标生育的家庭抽调劳动力，用于开发边疆的建设，准备金可从超生者中罚款得来，若个人交不起就由村、乡、县政府代交。第二个办法是年年征收超生人口的人头税。
戎子和委员（原财政部顾问）说，人口增长主要是农村，许多
乡、镇领导不以身作则，就无法管普通群众，所以对领导要从严要求。
刘西林委员（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说，四川去年乱占耕地相当于少了半个中等县份，吃饭的人去年增加30多万，相当一个县的人口。农民不怕多生孩子罚钱，你要一千，他可以给你一千二。计划生育不能乱开口子，应当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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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王任重在人大会议主席团三次会议上说
今年国家预算经过努力可以完成
新华社北京4月4日电 王任重在向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第三次会议作财经委员会关于1986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87年国家预算草案的审查报告时指出，当前我国政治经济形势是好的，尽管在前进中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但只要我们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坚持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1987年的国家预算是可以实现的。
王任重说，国务院提出的1986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是：财政总收入为2220.3亿元，超收3.7％，财政总支出为2291.1亿元，超支7％，收入和支出相抵，有财政赤字70.8亿元。财经委员会认为，这一年，为了推进改革和搞活企业，特别是搞活大中型企业，国家提高了部分国营企业的固定资产折旧率，调减了调节税，对一些行业和企业采取了减税让利和增加价格补贴的措施。这一年国家财政用于能源、交通、原材料工业等重点建设的投资，用于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费的支出，都比上年有较多增长。但是，在这一年的财政支出中，有些方面超支过多，而且是不合理的。如计划外的基本建设投资超过预算很多，特别是投资结构不合理，不少地方和部门搞了过多的加工工业，修建了许多豪华奢侈的楼、堂、馆、所等非生产性设施，以及花钱大手大脚，严重铺张浪费，等等。这些都是当前财力难以承受的，是脱离我国国情的，是必须坚决加以纠正的。
他说，财政发生赤字，除与财政工作管理不严，监督不力有直接关系外，最主要的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和消费基金增长过快，同国力不相适应。1986年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在上年增长41.8％的基础上，又增长15.3％；消费基金在上年增长23.7％的基础上，又增长12.5％，超过了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不少企业的经济效益很差，成本费用上升，亏损增加。形成了支出增长快、收入增长慢，两者不相适应的矛盾。这是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在财政上的反映。
王任重说，国务院提出的1987年国家预算草案，财政总收入为2379.29亿元，财政总支出为2459.46亿元。收支相抵，支出大于收入80.17亿元。财经委员会认为，合理安排好今年各项建设事业和经济改革必不可少的资金，正确处理好供需之间的矛盾，难度是相当大的。国务院提出的财政预算草案所遵循的原则和主要措施是恰当的，必要的。经过具体安排之后，1987年国家预算仍有80亿元赤字。这是在当前争取总需求与总供给逐步达到基本平衡的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也是为了有利于逐步缓解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力求避免因“急刹车”、“大调整”带来经济上的损失。
他说，根据以上审查，财政经济委员会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王丙乾所作的《关于1986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87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国务院提出的1987年国家预算，并建议在1986年决算编成以后，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王任重在报告中提出，为了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发展，保证实现1987年的国家预算，在今年的财政经济工作中要特别注意抓好以下几点：
——大力宣传和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优良传统，坚决反对一切浪费行为，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这不仅是实现1987年国家预算的关键，也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积累资金的根本途径。
——通过深化改革，实行经济责任制搞活企业、特别是搞活大中型企业，发挥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
——继续加强宏观控制，抑制过分膨胀的总需求。关键是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合理调整投资结构，抑制增长过快的消费需求。逐步实现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的基本平衡。
——要瞻前顾后，争取做到财政收支的基本平衡。今年国家预算安排的赤字，在执行过程中要力争缩小，不能扩大。实现财政收支和信贷收支的基本平衡，仍然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方针。
——加强法制观念，严格财经纪律，从各方面加强监督。凡是违反国家规定，乱上项目，随意扩大建设规模的；凡是偷漏税收或者截留应该上交收入的；凡是乱提工资级别，滥发奖金、补贴和实物的；凡是违反物价政策和有关规定，乱涨价、乱收费和乱摊派的；凡是违犯国家规定挥霍公款的；凡是化大公为小公，化公为私的，都是严重违反财经纪律的错误行为，必须坚决制止和严肃处理，违法的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要加强财政、信贷和审计的监督。要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对经济工作的监督。国家预算在执行过程中，如有重大调整，须经相应的一级人大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
他说，财经委员会建议国务院和各级人民政府，就以上几方面采取具体有效的措施，一项一项落实，监督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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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置身于代表之中
——彭真委员长在北京代表团
本报记者 龚永泉
4月4日下午，彭真委员长来到北京代表团参加审议会。一进会场，彭真抱拳向代表们致意。
入座后，彭真对坐在对面的人大代表、市长陈希同轻声说：“你这个市长比我那个市长当得好哟！”
见到彭真委员长，代表们都想把心里话一齐倒出来。侯宝林代表首先发言。原来，他还是黑龙江省荣誉税务专管员，曾到哈尔滨做过一些调查。他说，实行利改税后，税务工作量大大增加，而税务队伍一时跟不上，致使不少应该收的税收不上来，所以一个全国大检查，就收回了30多个亿，国家要重视税务工作，并为税务人员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朝阳区派出所所长芦增雨代表对北京治安存在的一些隐患表示担忧，并反映基层公安干警住房困难。陈希同代表说，已初步商定由国家、公安部和北京市各出1／3资金，缓解公安干警的住房难。话音刚落，响起一阵掌声。
来自大兴县留民营村的张占林代表反映，现在，国家供应的化肥少了，农业水利建设也是在吃老本。增强农业后劲需要有扎扎实实的措施。另外，农村红白喜事铺张浪费严重，还有搞封建迷信的，两个文明建设要一齐抓。代表们的发言一个接着一个，彭真委员长不时地作一些记录。当第十一位代表发言完毕，时针已指向下午5时了，会议主持人请彭真委员长讲话。彭真说：“我现在不是委员长，而是以代表的资格发言，这样可以自由些。”
针对代表们提出的不少问题，彭真委员长说，第一位的是要发展生产，有了资金积累，不少事情就好办了。因此，目前全国上下都要厉行增产节约，勤俭建国，不能大手大脚。第二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全盘西化”是行不通的，在座的老同志都是过来人，都经历过旧中国，看到新中国是如何诞生的嘛！彭真委员长强调，各级干部、共产党员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观念，近些年，我们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削弱了，战争时期我们的伤病员可以隐蔽在敌占区，安然无恙。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人民就会和我们团结奋斗。彭真委员长还就代表们提出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常工作，讲了下一步的打算。
不知不觉，已是接近下午6时了，彭真委员长停住了话头，应代表们的要求，彭真委员长欣然同代表们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