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事求是地总结高等教育的经验
——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蒋南翔
《中国教育报》编者按：本文是作者1983年5月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当时没有发表。时间过去了四年，这篇讲话提出的问题和意见，还没有失去它的现实意义。现征得作者同意，在本报正式发表，内容未加改动，供读者作研究高等教育领域如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的参考。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经过相当时间的酝酿、筹备，今天正式成立了。这是我国高等教育界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
建国30几年来，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应该说，我们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也有许多缺点、错误。在这个重要领域，集中全国有实际教育工作经验的同志对我们走过的道路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总结，是十分必要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宗旨，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总结我们自己在高等教育领域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以利于发扬成绩，克服缺点、错误，提高自觉性，减少盲目性，使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地向前发展，使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日益巩固和完善，从而更好地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大家都很熟悉马克思的一句话：“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这句名言所体现的关于新型的教育是改造社会的有力手段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论点，对于我们今天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仍然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初级的阶段，要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继续前进。我们的旗帜和最终目标是共产主义。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就要在极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实行两个“彻底决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是对共产党的纲领的最基本的概括。很明显，从我国的现实情况出发，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直到实现党的最终目标，进入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也必然要经历一系列破旧立新的重大改革。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有顺利也会有曲折，甚至难免有局部的暂时的后退。作为改造社会的有力手段的教育，从根本上说，它的作用就在于通过它所培养的一代又一代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人，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逐步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服务。只有从这样的高度看问题，才能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教育的使命，也才能明确教育改革的根本指导思想，使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同这个总的要求和方向相适应。
现阶段，我们的任务是在党的十二大精神的指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所说的培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人，在当前，就要能够适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要求。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是说我们不能照抄照搬外国的经验、外国的模式，经济建设如此，办文化教育也如此，都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适合中国的国情和特点；二是说我们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的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同时，坚持进行反对资本主义思想和其他一切反社会主义思想腐蚀的斗争。这样，就要求我们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既要有现代的科学文化专业知识，并能够结合中国的实际来运用这些知识；又要有相当高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和觉悟，树立起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人生观，敢于同各种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实行决裂。他们应当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的先锋，又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先锋。当然，这样的要求是很高的。现在，总的来说，我们的工作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我们总结自己的经验，就是为了脚踏实地地、坚定地朝着这个要求前进。
回顾我们30多年的经历，尽管有很大的曲折，但毕竟我们的教育已经在社会主义的轨道上走了相当长的一段路程。我们完全可以从这里取得力量和信心。首先，经过建国以后的改革，我们打破了旧中国封建买办和资产阶级教育的传统，确立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教育的指导地位，这是关键的一点。第二，与此相适应，我们在改革中确立了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培育学生的要求和又红又专的培养目标。第三，我们在教学中确立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根本改变了旧中国高等教育理论脱离实际的恶习，并逐步把教育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联系了起来。第四，特别在这几年来，发展教育的视野和途径也大大扩展开来。刘少奇同志在60年代初提出的“两种教育制度”，在历史上首次提出了如何使我国教育制度与社会需要更好结合的具体创议，并在当时的实践中取得了相当的成绩，这是我国教育领域的重要精神财富，我们应当珍惜，加以继承和发扬光大。少奇同志所说的“两种教育制度”，一类是指正规化的全日制学校教育，一类是指其他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多方面需要的各种学制和办学形式。现在多种形式的办学，包括自学，已经有很大发展，追根溯源，不可忘记少奇同志所倡导的“两种教育制度”在我国教育史上所起的先驱作用。应该明白：过去的工作成就和成功经验，是我们继续前进的基础；过去的工作错误和失败经验，是我们的前车之鉴。我们不可忘记历史。如果对过去的有益经验或惨痛教训采取虚无主义态度，无动于衷，置若罔闻，就将不免走弯路，要付出本来可以避免的高昂代价。离开深入地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就不可能承先启后，科学地制定今后工作的正确指导方针。
有人曾经说，建国以来大学没有培养出人才，特别是没有出优秀人才，造成了所谓“人才危机”。在某些人看来，新中国教育一无是处，只落得“令人叹息的结果”。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陈云同志在1980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现有技术人员是我们知识力量的基础”，“必须肯定，70年代、80年代的技术水平，应当来之于这些50年代、60年代水平的技术骨干”。这是对我国广大中年知识分子的高度信任，也是对新中国自己培养的人才的正确估计。事实说明，建国以后培养的几百万大学生中，许多人只要有一试身手的机会，就脱颖而出，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现在各方面的骨干力量，包括一些做出了突出成绩的人，例如突破多年来轧机斜轨辊的模式、荣获国家发明一等奖和二等奖的陈惠波，创造杂交水稻技术、带来大幅度增产、荣获国家发明特等奖的袁隆平，在基本粒子物理学的研究中做出了创造性成绩的周光召、唐孝威，在数学领域显示了杰出才能的杨乐、张广厚，在核苷酸顺序分析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的洪国藩等等，就都是我国50年代和60年代初毕业的大学生。
值得提出的是，在建国后培养出来的中年以至青年知识分子中，已经成长起来一批新的共产主义者。众所周知的蒋筑英、罗健夫、雷雨顺同志，就是中年知识分子中共产主义新人的代表。他们不仅在我国急需的科学技术方面做出了具有世界水平的成绩，而且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党和人民。在青年知识分子中，也出现了80年代的新雷锋——张华和张海迪。他们那种革命的忘我奋斗精神，显示了新中国青年高尚的道德风貌。
以上简单的回顾说明，30多年来，我国的教育有了很大发展，我们已经开始培育出一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人。可以说，尽管我国的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的水平还不如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但是我国教育的指导思想远比资本主义国家先进，我们培养的大学生的质量远远胜过了它们。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下，我们新中国的大学生，又红又专，绝大多数热烈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自觉地服从国家需要，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应该说，这是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获得了大面积丰收，也是新中国教育带有根本性的重大成就，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是不可能大量培养出又红又专的先进人才的。这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优越性的具体表现。在高等教育这个重要领域，我们应当振奋精神，增强信心，而绝不应当自暴自弃，丧失民族自信心。
当然，我们必须积极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一切有益的经验，但不可“邯郸学步”，不加分析地把西方世界不适合社会主义中国国情和需要的东西，一概当作新思想、新经验来宣扬和模仿，轻率地抛弃我们自己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可贵经验。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成立以后，就是要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地认真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推动广大教育工作者满怀信心地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在我国未来希望所寄的青年学生中，代代相传地培养又红又专的共产主义新人，这是保证我国长治久安，取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最后胜利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
（原载1987年4月23日《中国教育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爱党爱民典范 民族团结楷模
——纪念甘南藏族农民起义领袖怀来仑·肋巴佛遇难四十周年
康映梅 康应福
1947年4月下旬，一位杰出的藏族民族英雄默默地长眠在奔赴延安的途中——甘肃平凉安国镇。他，就是甘南藏族农民起义领袖怀来仑·肋巴佛。
（一）
1916年10月17日，怀来仑·肋巴佛出生于青海马营红花寺的一个牧民家庭，因小时不爱说话，被家人视作“哑巴”。1922年8月，全家辗转欲返原籍甘肃夏河。途经积石山县吹麻滩，其父罗布藏不幸惨遭当地财主的毒手。小“哑巴”随母沿途乞讨赴导河（今临夏）告状。数次诉状毫无结果，在他幼小的心灵埋下仇恨封建社会的种子。次年4月，全家诉状到导河镇守使裴建准处。公堂上“哑巴”蔑视裴大人立而不跪，突然说话要为父伸冤。恰逢甘南藏区卓尼康多寺（汉名水磨川寺）根据推算，赴导河寻找活佛转世灵童，就将他选为活佛，在临夏松鸣岩寺举行坐床大典，后到康多寺取法名“贡却、卓增”，拜夏河拉卜楞寺哲贡巴仑活佛为经师。
肋巴佛得经师启蒙，孜孜不倦地奋发学习，随老师云游西藏、青海等地，获喇嘛教最高格西学位，佛学造诣很深，在巍峨幽静的康多寺度过了二十个春秋。他长得相貌俊美，体魄矫健，举止庄重，且身世带有传奇色彩，因此，备受民间百姓信仰和崇拜。
（二）
肋巴佛虽身处上层宗教社会，却同情民间疾苦，主张民族平等，广行施舍，救世济贫，被称作“大慈大悲的佛爷”。老师哲贡巴深为钦佩，特为他取名“金巴·嘉木措”（即施舍的海洋）。他仗义好客，结识各族兄弟做结盟好友。他的“昂欠”
（佛府）平房里，常留宿着逃荒要饭、逃丁避债的贫苦人。夜间，肋巴佛总要和留宿者交谈，倾听他们辛酸的讲述。
1936年夏，中国工农红军途经藏区北上抗日，沿途宣传“抗日救国”、“打土豪分田地”、“番民联合红军抗日救国”等革命口号。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的严明军纪风靡了藏区草原，也深深打动了活佛的心。当听到牧民报告红军与各族群众结成的鱼水情谊时，肋巴佛情不自禁双掌合十，激动地连呼：“阿弥陀佛，真是穷人的好队伍！”
飘扬的工农红旗，象燃烧的火炬，照亮了肋巴佛救国救民的道路。他认识到要解救受苦难的百姓，必须走红军的路。他暗中串联穷苦牧民，组织了“草登草洼”（七个穷人部落），用自己的积蓄和马匹换购枪支弹药，开始进行地下武装活动，与反动牧主杨喇嘛抗衡。并派贴心的牧民年丹增、那木九瓦咒、韩尖不措、塔义、罗寨（土族）等分赴各地，联络汉、回、蒙、土族中的有志之士。
1942年陇南大旱，饥荒遍野，生灵涂炭。国民党政府不但不向百姓赈济，反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民生不堪疾苦！肋巴佛在自己的“昂欠”同召集前来的各族弟兄说：“国民党政府压迫得穷人没法活了！要得活命，就得象共产党那样拉起一支队伍，推翻国民党政府。”同一时期，甘肃汉族、回族的贫苦农民，不甘忍受国民党政府和回族军阀马步芳的反动统治，也在积极进行反抗，并秘密串联。汉族农民领袖王仲甲、回族农民领袖马福善与马继祖父子，都派人至卓尼水磨川寺，与肋巴佛取得联系，决定在1943年年初，同时举行武装起义，推翻反动统治。
是年初冬，肋巴佛组建藏军完备，利用次年正月十五藏族酥油花灯会作掩护，暗中集结队伍，检查了装备。次日，以朝“佛爷”为名，带部分人赴冶力关，召集各地义军领导人联席会议，部署起义时间和具体行动方案。
（三）
1943年夏历二月二十三日，肋巴佛已经听到王仲甲率领临洮一带汉族农民起义、马福善父子在宁定率领回族农民起义的消息，他就率军聚集冶力关，宣布正式起义。来自卓尼、夏河、临潭、岷县、康乐、和政、临夏等地的藏、回、汉、土、蒙数千义军健儿，手举长矛大刀高呼：“反蒋抗日”、“抗丁、抗粮、抗款”、“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若要不反，免粮免款”等口号，云集义旗下誓师起义，建立“反蒋抗日民族联军”，农民起义的怒吼声震撼着冶力关上空。
洮州，现名临潭，又叫“新城”。红军曾在这里建立过苏维埃政权，也是国民党驻守甘南地区的中枢。为了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当地国民党政府不顾灾荒和民众死活，利用封建王朝盘剥百姓的“鱼鳞册”手段，进行残酷的掠夺，引起各族百姓的深恶痛绝。因此，洮州成为肋巴佛起义打击的第一个重要目标。
夏历二月二十五日拂晓，义军分两路包围了洮州，用计赚开城门。肋巴佛站在城外鬼石山上，抬手鸣枪两响。埋伏在城外的各族健儿跃身而起，喊着“杀”声涌进城门。联军健儿协同作战，群起击毙伪县长和县党部书记、邮电局长，其余均无伤害。义军砸开监狱，释放了被关押的各族群众。
联军出师告捷，深得民心。撤离时，百姓为佛爷的队伍送茶、送饭、抬羊挂红。各族青年纷纷参加义军。
农民联合起义的烈火燃遍陇南二十余县，俗称“甘南民变”。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甘肃省主席谷正伦向蒋介石连连告急。此时，正值蒋介石反共高潮时期，以十万兵力围困陕甘宁边区。蒋电责朱、谷二人清剿不力，急调围困边区的胡宗南七个正规军、两个骑兵旅、马步芳三个团，配合地方保安团、交通司令部一团、驻兰空军以及各地自卫队开赴陇南，围剿义军。同时，国民党军委会战时新闻检查局致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不准任何报纸刊登陇南农民起义的消息。
是年夏历三月中旬，联军激战蒲麻棵获胜，与汉族友军王仲甲部在蒲麻闾井会师。王部前线总指挥萧焕章，率五路人马举行盛大仪式，夹道欢迎藏族起义部队。共同率军数万挥戈南下，直逼武都。
5月中旬，义军回师北上，敌五十九师盛文部和十五师康庄部尾随，肋巴佛率联军断后。行至礼县洮坪，意外地和回族友军马福善、马继祖相遇。两族兄弟虽初次相见，却亲同手足，共叙战斗友情。肋巴佛高兴地说：“马司令，这次我们藏、回、汉真的成一家人啦！”在场的各族官兵一个个开怀大笑。
各路义军聚会武山滩鸽镇，共议行军大计时，坐镇天水指挥的胡宗南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命令五十九师、十五师、十二师从东南北向义军合围。
是日夜三时，敌五十九师突袭回军。时天色未明，敌情突变。敌军用大炮，机枪向义军阵地袭击，义军腹背受敌。肋巴佛为掩护友军突围，持枪跃上大红马，风驰电掣般向敌军冲去，终于杀开一条血路。数万义军象开闸的潮水涌出缺口，突出重围。肋巴佛且战且退，在一豁口杀敌四百余，两百余名联军健儿壮烈牺牲，血染滩鸽镇。
经过几昼夜的激战，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肋巴佛撤军苗花山。他抚慰、安置了受伤人员。友军马福善、萧焕章各带五十余人辗转来到这里。患难中相逢，百感交集，各族兄弟在草地上促膝围坐。马、萧二人告诉他：国民党政府派宣抚团到各地发赈济粮，收买民心，招降义军领导人，来的大员中还有当年的导河镇守使裴建准时，肋巴佛听了坦然说道：“我虽与裴镇守使交谊很深，但与国民党誓不两立。谁来招降，我也是不投降的。”这种刚烈大义使两个民族兄弟深受感动。三人都说：国民党打散了我们的人，但打不散我们的心。只要我们的人在，还要东山再起。
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失败了，在历代统治者制造民族仇杀和隔阂的土地上，各族健儿用生命和鲜血凝结着民族团结的情谊。对此民族联合抗暴的壮举，就连国民党政府也感到惊讶。他们在专报中称：“西北回、汉、番，此次一反往常携手合作，实亘古之创见。其有才有谋者甚多，故征剿之不易耳。”
（四）
义军失败后，国民党政府挥起血淋淋的屠刀，扑向各族起义群众，通缉肋巴佛等义军领导人。数千群众惨遭杀害，千里甘南乌云密布，一片白色恐怖。
藏军参谋长年丹增和任效舟、王万一、汪鼎臣三位汉族师长，至死不供肋巴佛的下落，受尽酷刑，慷慨就义；回族健儿马家保宁死不跪，临刑前骂道：“狗×的，不睁眼看看，义军弟兄有几个投降的？！”藏军旗手韩顿珠在敌人的老虎凳上大叫：“要命有一条，要肋巴佛，没有！”……
肋巴佛没有向敌人屈服。在白色恐怖中，他带着部下和敌人周旋在深山密林。敌人的凶残和暴行，激起他满腔仇恨，决心要为死难的义军和各族群众报仇。他重新集结力量，准备第二次起义。不料，第二次起义又因叛徒才巴合加布向敌告密而夭折了。肋巴佛悲愤异常。血的事实告诉肋巴佛：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则将一事无成。他决定去找共产党。在北山坡的大树下，肋巴佛深情地安慰部下：“你们联络好人等着，我找到共产党就回来。听说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常在宁夏石咀山和马鸿逵的队伍交火，到那里找共产党容易……”这是1944年初春。肋巴佛捧着净水碗，扮作苦行僧，从此踏上寻找共产党的艰苦历程。
（五）
肋巴佛行乞化缘，风餐露宿，一路到了永靖炳灵寺。为了打探路程，与磕头行僧同住两月之久。闲谈中，一长老见他坐有僧家仪容，站有大将风度，心中疑惑，低声问：“你是……”肋巴佛看长老年已花甲，面目慈善，也就真言相告：“我就是国民党要抓的肋巴佛。”长老微微打颤，又惊又喜，提醒他要与僧友伴行最好。
肋巴佛由幼年僧友武嘉样和龙质部陪同，一路艰辛到了宁夏平罗县。靠好友范原祥（马鸿逵部的营长）的帮忙，当了一
名押送煤车的队长。身着汉装，化名“范德民”的肋巴佛，跟着
两辆牛车，在宁夏石咀山一带，秘密打听共产党和八路军活动的消息。当听到日本人已经投降，共产党已领导着几万军队时，他又被战斗的激情所鼓舞，于1946年春返回松鸣岩寺，再次组织武装起义，接应共产党。
1946年初夏，肋巴佛与活动在陇渭地区的汉族义军首领毛得功、夏尚忠、郭化如、杨友柏等取得了联系，共同委托萧焕章、毛得功先后赴边区找到党组织。同年深秋，党派遣高建君、牙含章赴陇右地区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严冬的松鸣岩，冰雪覆盖，寒风刺骨，当地保安团、队搜山越加频繁。为了不牵连掩护群众，肋巴佛在12月27日，击退了保安队的袭击，带着部下在侄儿公布加和当地群众郑如林、兰玉贵等六人的护送下，晓行夜宿，奔赴陇右寻找党组织。
途经临洮甸子街，歇息在一户农家。吃过茶饭，肋巴佛低声唤农妇，并轻轻取下掩额的皮帽。老妇人用昏花的双眼，打量这位身着破旧皮衣，肤色黝黑，面容憔悴的“过路客人”，当认出他竟是当年袈裟裹身，坐骑高头大马，向众民百姓摩顶施舍的肋巴佛时，禁不住老泪双流哭出声来。随行的人们个个低下头，轻轻拭泪。
次日晨，他们又踏上艰难的征途。终于在1947年的元月二日，抵达了与党联系的联络点——渭源毛家窖，和党代表高建君、牙含章及战友万良才、毛得功、郭化如、杨友柏等会合。
（六）
肋巴佛的到来，增加了陇渭地区地下武装力量。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他和同志们一起昼伏夜出，坚持斗争，共同策划了消灭国民党陇西便衣队长“猪骨头”及国民党特务邹凤生的计划和行动，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气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打开了陇渭地区的工作局面。
不久，由高建君和牙含章介绍，肋巴佛与郭化如、杨友柏、夏尚忠同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肋巴佛入党后，积极地为党工作。他忠诚党的事业，顾全革命大局，为了党的地下工作的需要，主动放弃原来计划的“二月二”起义行动，派部下分赴各地，传达自己的命令。
延安，是中国光明的圣地，也是肋巴佛日夜向往的地方。他想看看那里的山，那里的水，还想看看那里的老百姓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是怎样闹革命的？一种探讨革命真理的强烈愿望时时激励着肋巴佛的心。在一次陇右工委重要领导人的会议上，肋巴佛提出了自己能否去延安学习的要求。他勇于探索革命真理的精神，博得了与会同志们的赞佩，党决定派他去延安学习。
1947年4月，肋巴佛告别了战友，和牙含章化装成“商人”，两人搭乘国民党军车，直向延安奔去。军车在坎坷的旧公路上颠簸行驶，行至平凉安国镇时，突然失去控制，向路旁的左公柳冲去！粗大的左公柳，无情地撞坏了向自己飞驶而来的军车。肋巴佛未能再看一眼向前走的路，就永远地合上了双眸，时年仅31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强劲东风，使肋巴佛的形象重现神州大地。中共甘肃省委统战部第一副部长杨应忠同志，在怀念烈士时曾经谈到：“肋巴佛将一颗金子般的心献给了党和人民，他满腔的热血里，凝结着陇南各族群众团结的情谊。”1982年，中共甘肃省委决定：为肋巴佛建立烈士纪念碑。
肋巴佛虽没有到达他向往的地方，可是用他短暂的一生，走完了一条布满荆棘的路，一条光辉的路，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路。他浴血奋斗，救国救民的英勇事迹，将永远载入民族团结斗争的光辉史册；他无私无畏，爱党爱国爱民的献身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全国各族人民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和智慧！
（本文作者系怀来仑·肋巴佛烈士的侄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