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
扬州纱厂办政治学校六年 二千四百多职工参加轮训
本报讯 江苏扬州纱厂举办政治学校，6年来有2400多名干部职工参加轮训，受到比较系统的政治理论教育。
扬州纱厂的政治学校是1981年4月创办的。它采取脱产轮训、正规办学的形式，向职工进行四项基本原则、工人阶级历史使命、中国近代史、科学社会主义常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宪法等方面的教育。这个学校已举办了81期轮训班，绝大多数职工受到三遍轮训，第四轮教育也已开始。
政治学校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取得了一些好的经验。过去对职工进行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教育，主要方法是灌输，教师讲，学生听。后来逐步改变这种单一的教育方法，更多地运用启发式，并且注意联系实际。上课前先预习；课堂上穿插提问，引导大家思考；课后教师和学员一起讨论。例如讲授科学社会主义常识时，先让学员自学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和文章，组织搞社会调查，在此基础上再由老师讲课，学员就能更好地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个学校还注意用本厂活生生的事实教育学员。前纺车间有个保全工，一心要去南美某个国家继承叔父遗产。他在那里仅仅半年，酸甜苦辣都尝到了，每天工作十几小时，工资仅够吃饭穿衣，政治上受歧视，还遭到两次毒打。因此，他十分怀念祖国和家乡，晚上睡在床上想，如果地球有个洞，我马上就可以从西半球回到东半球。后来他毅然要求回国，当飞机进入上海虹桥机场，看到五星红旗时，他激动得流泪了。到扬州的第二天，就来厂上班。政治学校请他向学员谈体会，大家受到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扬州纱厂对职工的政治教育和文化技术补课，实行统一领导，根据职工状况分期分批分层次办学，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在经过政治轮训的青年职工中，有550多人入了团，58人入了党，137人被提拔为班组、工段长，19人被提拔为中层干部，134人被评为先进生产者。
（徐钟恒 丁国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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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南省委机关带头节约行政经费 今年一季度比去年同期节支22万
本报讯 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增产节约、增收节支的指示，带头节约行政费用，今年一季度全机关行政经费开支比去年同期减少22万元，下降12％。
去年，湖南省委机关行政经费实际支出比年初计划指标超过63％。今年年初，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增产节约、增收节支的号召后，湖南省委要求省委机关当节约行政经费的表率。省委常委、秘书长沈瑞庭专门召集省委机关各部、委、办和单位的负责人会议，研究省委机关节约行政经费的问题及措施，省委机关决定，今年省委机关行政经费按去年的计划数压缩13％，即今年全年比去年压缩行政经费154.3万元。
湖南省委机关采取行政费用分单位包干和加强行政经费使用管理的措施，省委办公厅将今年全机关行政费预算金额，根据各部门的工作实际，定额分配到各部、委、办和单位，即将差旅费、办公费、业务费、会议费和汽油费包干到各部、委、办和单位，由各部、委、办和单位按规定开支的范围和标准掌握，凭票使用，节余留用，超支不补。同时，省委办公厅还加强人员编制、会议审批、设备购置、机关固定财产、各项业务费、房屋维修和基建、预算外资金、各项业务费、公务费、交通车辆等十个方面的管理。这样，各部、委、办都对行政费用紧打紧算，计划开支，处处精打细算；凡是写信能办的事，就不打电话；凡是能打电话解决的事，就不派人出差；工作人员出差，尽量搭乘长途公共汽车，不专门派车；开会，尽量找档次低的招待所，参加会议的人员凡是家住长沙市的，一般不安排食宿，会议讨论场地尽量借用省委和省直机关的会议室。今年一季度省委各部、委、办召开全省性的会议25个，会议经费预算本来就安排很紧，但这25个会议的实际支出比预算还节余3.34万元。
与此同时，湖南省委机关要求行政部门改进服务工作，提高服务质量，做到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
今年一季度，湖南省委机关行政部门收回机关废旧自行车78辆，对其中16辆进行修复，重新投入使用，对其余不能用的自行车也将可用的零件拆下来作为修车用；机关汽车队增设烤漆等修理项目，机关车辆的修理全部由自己承担，仅烤漆一项就可节省1万多元；公务班利用工余时间自己动手修理桌椅，拆洗沙发，仅自己拆洗一次沙发就节约开支800多元。
最近，湖南省审计局对湖南省委机关今年一季度行政费用开支情况进行了审计，充分肯定了湖南省委机关今年一季度节约行政经费的成绩和经验。
（吴兴华 唐修珍 王辰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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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办理一个案 教育一大片
山西80％检察机关实行“挂牌办案”
本报讯 记者王艾生、阎晓明报道：目前，山西省已有80％的检察机关实行走出机关，“挂牌办案”。
“挂牌办案”是山西省河津县人民检察院在1984年自己发明的一种工作方法。旨在改变检察院坐在办公室里“翻翻看看”的旧办案作风，主动走出机关，深入基层，实实在在地为人民分忧解难，接受人民监督。
现在的“挂牌办案”出现如下特点：
——检察院与公安、法院、司法机关，以及厂矿企业同坐一台，联合接待，各司其职，相互配合。
——由单一“挂牌办案”，发展到“挂牌办案”与普及法律教育、提供法律咨询、了解社情、民情、敌情、治安综合治理相结合的“四结合”。各地在“挂牌办案”中，除了利用制作宣传栏、印发宣传材料进行法制宣传外，主要精力放在寓宣传于办案中。在办理案件时，他们抓住每个案件的特征，就案件中涉及的法律条款，以及不同的处理方法引起的不同结果，逐一分析，通俗易懂，深受群众欢迎，起到了“办理一个案，教育一大片”的作用。
由于“挂牌办案”这种形式接触的群众十分广泛，群众的言谈话语中，常常有意无意地流露出许多在机关里了解不到的东西。对此，各地在办案的同时，有针对性地、系统地收集群众对法律的态度，对执法的意见，以及各地政策落实情况、犯罪活动规律等，及时反映给有关单位和领导，为领导决策和处理问题提供了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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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刚果总统萨苏结束访华离开上海
李先念主席打电话问候
新华社上海4月20日电 刚果总统、非洲统一组织执行主席德尼·萨苏—恩格索和夫人一行，结束对中国的访问，今天中午乘专机离开上海。
在贵宾们临行前，陪同团团长、劳动人事部部长赵东宛向萨苏总统转达了国家主席李先念的电话问候。
李先念说，萨苏总统的访问“加深了相互了解，密切了两国关系，增进了中、非友谊，为中、刚和中、非友好事业作出了宝贵的贡献。”李先念祝贺萨苏总统访华取得圆满成功。
萨苏说：“这次访问使中、刚两国关系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在离开中国的时候，我对中、刚和中、非关系的发展充满信心。”
他说，在访问中，他看到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进行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是世界公认的。
刚果贵宾离开上海时，赵东宛和上海市市长江泽民到机场送行。
萨苏总统一行今天上午参观了上海拖拉机厂，受到职工们的热烈欢迎。工厂负责人向萨苏总统介绍了工厂自1958年建厂以来的生产发展情况。这位负责人说，全厂职工很关心非洲的经济形势，共青团员们用义务劳动所得准备向非洲人民捐献一台拖拉机。
然后，萨苏一行参观了一台50马力的中型水旱地兼用拖拉机。红色拖拉机上写着“捐助非洲兄弟”“表我中华之情”12个醒目的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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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名人”
——记北京送煤工人韩凤瑞和潘铁山的事迹
本报记者 张书政
北京建国门附近的居民，没有不知道“送煤的老韩”的；夕照寺一带的住户，没有不知道“送煤的小潘”的。这是两位“街道名人”。
老韩叫韩凤瑞，今年62岁，一个长得结结实实的矮个老头。胡子刮得很干净，眼神透着刚毅，但脸颊上深谷般的皱纹里挂满褐色煤尘，仿佛镂雕日久的版画上的人物肖像。他是北京东城区建国门煤厂送煤工。小潘叫潘铁山，36岁，一个身高1米83、体重90公斤的北京大汉；英俊的面孔，两只大手象乡下人用的“小簸箕”似的，但是，脸上和手上的汗水道道都是黑色的。他是崇文区龙潭煤厂夕照寺门市部送煤工。
韩、潘的衣着几乎相同。冬不着棉，夏不着单。哪怕是寒冷的“三九”天送煤，也只穿绒衣、绒裤，外面套着褪色的劳动布工作服。衣裤上、鞋子上沾满了煤灰。“三伏”天，别人都感到皮肤被太阳烤得发疼，他们仍然捂着那件深色绒衣、旧劳动布裤子，脚上还是那双系得严严实实的高统球鞋。其实，他们怕过冬天，更怕过夏天，满身满脸的汗，擦又擦不得，汗水拌着煤灰往下流，睁不开眼；裤子粘在腿上，迈不开步。偶尔，抹一下眼角或颧骨上的汗珠，谁看了都哭笑不得，唱花脸不用化妆了。
北京的煤厂过去叫煤铺，送煤工被侮称“煤黑子”、“煤鬼”。清朝乾隆年间一首《都门竹枝词》里就有这样两句：“煤鬼颜如灶底锅，往来西山送煤多。”如今，全北京9664名送煤工，他们都象老韩、小潘那样，蹬着平板三轮运煤球或蜂窝煤，妇孺知其姓，童叟喻其名。
韩、潘二人能够驰名于他们煤厂附近的街头巷尾，除了他们在形象上具有十分显著的煤染的劳动美外，还有值得称道的心灵美。
就从他们送煤时蹬三轮的姿势说起吧。他们不是坐在车座上轻松而缓慢地蹬着，而是站在车座和车把之间，半弓着背，使足全身气力，快节奏地踏着车蹬。这煤车，就象股黑旋风似的，一瞬间，从这条小巷转到了那条小巷。因为他们心里想着，千家万户需要煤呀，应该多装快跑。改革的巨潮给社会提供了广泛的劳动就业机会，人们对劳动就业有了某种程度的选择性，不少人乘机改行，告别了“黑脏累，吃穿费”的煤厂。另外，近年来某些人家，对送煤工颐指气使，前年，北京市殴打送煤工致伤、致残事件竟发生110起，去年发生15起，今年第一季度又发生两起。煤厂出现了多年来罕见的“招工难”。目前，在全市9664名送煤工中就有2429名临时工。有人建议韩、潘二位辞掉送煤工作，去搞短途运输，一年之内当个“万元户”没问题……韩、潘二人对这个茬儿连理都没理。
韩凤瑞已连续送煤37个年头了。盔甲胡同至东总布胡同、南牌坊胡同至春雨胡同的150多家厂、店和5300多户居民，都爱老韩、敬老韩；北京站一巷32号刘家、小羊毛胡同9号郝家等几位孤寡老人，都视老韩为自己的亲人。去年，他出勤362天。今年3月，被评为北京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标兵。37年来，老韩送煤行程27万多里，送煤量66000多吨。
小潘说：“谁不想找个舒适、干净、体面的工作呢？可是，如果我不干送煤工，别人也不干，那居民拿什么做饭、取暖？我爸爸、妈妈都当过煤厂工人，我不干这一行，人家就会说我们这一代人的觉悟不如上一代。”小潘是崇文区义务为孤寡老人服务标兵，今年3月，被评为北京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标兵。他如今已辛勤送煤八载，负责供给1000多户居民和50多家小企业的用煤。他还象学者做学问那样，做了许多“卡片”，填写着十几户孤寡老人和70户军、烈属的姓名、住址、用煤量、送煤时间等项目。
老韩和小潘是我在一次精神文明建设表彰会上认识的，虽然他们两人平时不亲不近，不在一个单位，但我觉得他俩是一样的人，在他们身上都闪现着煤染的风采，因此，他们同时成了我笔下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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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的友谊
——为纪念艾黎同志来华工作60周年而作
马海德
1933年，当时我还是一个23岁的青年，出于对中国人民事业的同情，我冒着种种风险，越过重洋，只身来到上海。当我踏上这块土地不久，中国劳苦大众的悲惨生活便抓住了我的心房，一种难言的痛苦感情久久地伴随着我，并不时地勾起了我对许多问题的思索。
“独在异乡为异客”，那种日子也确实不轻松。我是多么希望能有一个领路人啊！
当时，我一方面行医，一方面努力了解这个社会，探索许多萦绕在我脑际的不解的问题。为了这个目的，我常去一家德国左派朋友开的书店看书，通过书店的主人魏德迈尔女士，我在1934年认识了一位叫做派尔的美国朋友，后来正是他把我介绍给艾黎。我一下子就被这个身材魁梧、目光炯炯有神的新西兰人吸引住了。他的谈吐，他对事物的洞察力，他的爽朗的性格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不消说，我非常喜欢他。打那以后，我就常去看望他。接触越多，也就越敬重他。很快我们就成为好朋友了。从那时到现在，53年过去了，而我们的友谊经久不衰，并成为我永远前进的一种巨大的原动力。
应当说，同艾黎的相识揭开了我生活史上崭新的一页。不是别人，正是他把我引上了中国革命的道路。
我在上海接触的病人越多，发现的社会问题也就越多。你看，一方面是饥饿和痛苦，一方面是挥霍和荒淫。这是何等的不协调啊！我的医学良心驱使我想改变这种不公平的现象。然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把我的茫然告诉了艾黎。
他没有立即回答我，只劝我去许多工厂做些调查。我照着他要求的去做了。这次社会调查对我思想震动很大。对童工的残酷剥削，可怕的铬中毒，严重的营养不良，凡此种种无不令我触目惊心，我的心长久不能平静下来。正当我苦苦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艾黎忽然出现在我的眼前，只见在他那慈善的脸庞上抹上了一层严肃的神情，他说：“所有这些罪恶只是现象，你要想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必须首先找到在这些现象背后隐藏的根子。”说罢，他要我好好读一下马克思的《资本论》，后来通过同艾黎的多次讨论，使我终于领悟了这一切罪恶的根源都在于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所以要改变中国这种不公平的情况，就必须根本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
这就是我从艾黎那里学来的第一课。后来为了满足我追求真理的渴望，他介绍我参加了他领导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使我有机会学习了好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大大提高了我的思想水平。
平素同艾黎在一起的时候，他只要一看到什么欺压人民的不平的现象，总是义愤填膺，他对被压迫人民充满了真挚的同情，正是出于这种感情，他曾经收养了7个孤儿，历尽艰辛，把他们扶养成人。对艾黎说来，没有比人民的苦难更令他痛苦的了，他对人民深沉的爱，不仅影响了我，也影响了斯诺，加深了斯诺对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的同情。可以说，在斯诺的《西行漫记》中，也凝聚着艾老的不少的对被压迫人民的感情。
在上海的日子里，艾黎经常利用周末带我到农村去，使我有机会接触到形形色色普通的农民，了解到中国农民苦难的生活，他的历史知识极为渊博，经常结合农村的实际，给我讲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故事，注意于不知不觉中为我灌输献身被压迫人民事业的意识。
艾黎在上海的公开身份是工部局的督察，而他实际从事的却是党的地下工作。有时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他不得不坐人力车去运枪支，那沉甸甸的一箱枪支就放在他的脚下。我问过他：“你不害怕被敌人抓住吗？”他坦然地微笑说：“不！不怕！要干革命就应当置生死于度外，只要下了这样的决心，就什么也不怕了。”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告诉读者，他到现在还是个单身汉，他一辈子也没有成过家。他是一个感情非常真挚而深沉的人，他当然也需要爱情，需要家庭。仅仅是为了革命的利益，他才决定独身的。当他年轻的时候，革命形势非常险恶，不允许带有任何牵挂，所以为了排除牵挂，集中精力工作，他决定不组织家庭。就这样，为了中国革命的利益，他牺牲了自己个人的幸福。他把自己的一切都毫无保留的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事业。难怪深知他的宋庆龄同志说：我觉得他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我极端相信他。他如白求恩大夫一样，是国际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的信徒。
1936年3月，在宋庆龄同志的领导下，艾黎和格兰尼奇等朋友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旨在宣传抗日的对外宣传刊物《中国呼声》，他经常约我写稿，这一方面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训练我的写作能力。他希望我这样一位革命医生既能拿起手术刀，也能拿起笔杆子。在他的鼓励下，我也不断的为这家刊物著文。艾黎是一个细心人，常为我提供一些可供写作参考的剪报，而且精心地为我的稿件修饰文字。应当说，在我为《中国呼声》写的文章中，也凝聚着他的不少心血。
时光悄悄地流逝，一转眼同艾黎相交已经两年了，在这两年里在他的帮助下我觉得自己在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使我认识到要彻底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处境，靠行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你今天治好一个人，可这个人吃人的制度在一天内不知造成多少千万人的死亡，所以出路只有一条，诉诸革命。于是，我希望到中国解放区去参加革命。
那是1936年的早春，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艾黎，彼时他的心情就象东去的黄浦江，浪涛拍岸，一波又一波的拍打着他的心房。眼看着他一手培养起来的小弟弟要出征了，他又怎能不激动呢？他紧握着我的手说：“很好！我支持你。”打那以后，他就为我西行事奔走，后来通过宋庆龄同志的协助，我终于踏上了赴陕北的征途，从此两人天各一方。
在延安的日子里，我通过可靠的途径同艾黎仍保持着接触，只是不可能那么频繁了。
1939年12月，艾黎为了在解放区开展“工合”运动，到了延安，这使我们又有机会重逢，当时的心情真难用笔墨形容。在延安相聚的日子里，一有空我们就去打猎，艾黎的枪法好极了，几乎是百发百中。我们一边打着猎，一边漫谈着。艾黎对解放区工作极为关注，问长问短，他还特地谈了对统一战线问题的看法，他的一番议论颇引起了我的重视。是的！革命总是多一些人好！要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奋斗。于是，我们进一步讨论了如何开展国际统一战线的工作。艾黎曾经介绍过一些外国的左派朋友援助中国的革命，他是一位既机智勇敢而又有很大能量的人。
进城后我曾在北京工作，其时艾黎在山丹。他曾邀我去甘肃看看他一手办起的培黎学校，我欣然从命。在这里，艾黎苦苦的经营了9年，什么苦头都尝过了，这才使得这座革命教育的熔炉得以为中国人民造就了一批懂得技术的干部。在甘肃的日子里，他不仅向我讲述了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办学思想和如何科学地培养干部的措施，还带着我背着一个布口袋四处访古，并借机向我传授中国文化史的知识，他对中国文化的深知，是许多中国专家都为之佩服的。从山丹归来，我的布口袋里装满了各式各样古物的碎片，它们至今还珍藏在我的家中。
1953年，艾黎同志移居北京，从此我们接触得更频繁了。每星期一和星期四下午，我们都要定期聚会，共同在一起度过这两个半天，这是我们定的“雷打不动”的制度。我们利用这两个半天，讨论国际大事，国内形势，用中国同志常用的语言说，这就叫做梳辫子，那么多问题还不够我们梳一阵子吗？我们谈话的内容也极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历史、文学，真称得上是“海阔天空”。即使在十年动乱的日子里，我们也照样聚会，彼时，我们讨论的问题更深刻了，从红卫兵运动到老一辈革命家的遭遇，“文革”的前景和中国的命运，这一切的一切我们全都讨论。我们的命运是同中国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当年蒋介石曾以万金现洋欲买而购不到的头，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指挥若定的头，在无数冲杀中始终昂首的头，竟被红卫兵用暴力强行压下去，这对尊重历史的人会产生怎样一种心理状态呢？可“四人帮”还叫我们批判这个，批判那个，这能办得到吗？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有过痛苦，但从未失去过信心。我们相信，一切都会过去，每次见面我们都互相勉励，并且下定决心绝不写半个字批判老一辈的革命家，所以“四人帮”很恨艾黎和我。粉碎“四人帮”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给中国带来了春天，带来了希望，带来了朝气，我们很为中国的新成就而感到欢欣鼓舞。当我们每次提到农村改革给中国农村带来的巨变时，他的脸上顿时闪烁着明亮的光彩，这个对中国农民有着深厚感情的新西兰老人又怎能不百感交集，思绪万千呢？
艾黎是一位感情非常深沉的人，他对朋友、同志的爱是无边的。当我两度因癌症而住院时，艾老没有一天不来看我的，他不仅每天带来一束鲜花，一些小点心和小菜，而且总想方设法给我带来一个这样或那样的好消息。纵然是亲兄弟，也未必能做到这一点吧！而每逢艾老发病时，我也要守护在他的身边。在我们看来，精神上的相通是最重要的，血缘上的关联与否，又算得了什么呢？
50多年来，每当我困惑不解的时候，他为我指明方向，每当我处于困境的时候，他给我战胜困难的勇气，每当我面临拚搏的时候，他总是鼓励我更勇猛地前进。半个多世纪来，我们从未间断过联系，我们总是互相关心、互相理解、互相勉励、互相支持，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坚定地走去。
艾黎同志从1927年来华工作到现在，已经整整60周年了，在这个极有意义的日子里，我回顾了我们之间半个世纪的牢不可破的友谊，无非是希望有更多的中国青年能够从中更好了解这位国际进步事业的著名活动家、作家、诗人，以便认真的向他学习，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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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劲夫同阿拉伯也门副总理会谈
据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 国务委员张劲夫今天上午在钓鱼台国宾馆同前来中国进行友好访问的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副总理兼发展部长、中央计划机构主席穆罕默德·赛义德·阿塔尔就进一步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举行会谈。
张劲夫对阿拉伯也门奉行中立、不结盟政策，维护中东与海湾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的立场表示赞赏，并赞扬他们结合本国实际发展经济的方针。
会谈之前，张劲夫会见了阿塔尔一行。
据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 国务委员张劲夫今天晚上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宴会，欢迎前来中国进行友好访问的阿拉伯也门副总理兼发展部长、中央计划机构主席穆罕默德·赛义德·阿塔尔博士。张劲夫在宴会上发表讲话说，中国人民和阿拉伯也门人民有着传统的友谊，中国政府十分珍视这种友谊。
关于中东地区和海湾地区的局势，张劲夫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十分关注这两个地区的局势，并希望两伊尽快停止战争，通过和平谈判，在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下公正地解决彼此的争端。
阿塔尔说，两国和两国人民在许多国际问题上有着一致或近似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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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中华总商会欢宴席尔瓦总理
新华社澳门4月20日电 澳门中华总商会昨天晚上在葡京酒店举行宴会，欢迎葡萄牙总理卡瓦科·席尔瓦来澳门访问。
中华总商会会长马万祺和卡瓦科·席尔瓦总理先后在宴会上讲了话。
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卡瓦科·席尔瓦总理的随行人员以及澳门各界知名人士，约300多人。
宴会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新华社澳门4月20日电葡萄牙总理卡瓦科·席尔瓦今天上午离开澳门，经香港前往泰国访问。
卡瓦科·席尔瓦是在北京签署中葡联合声明并访问西安等地后，于4月17日晚由珠海抵达澳门的。在澳门期间，他先后会见了澳门政府官员和各界知名人士，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访问了中华总商会，还游览了市容和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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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任重同加拿大议会代表团会谈
据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任重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同由参议长居·夏博诺、众议长约翰·弗雷泽率领的加拿大议会代表团举行了工作会谈。
双方对两国立法机构之间的合作和交往表示满意。
双方还讨论了柬埔寨和阿富汗等国际问题。
王任重在谈到战争与和平问题时说，中加两国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只要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团结起来，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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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会见阿塔尔
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今天下午在中南海会见了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副总理穆罕默德·赛义德·阿塔尔。万里在同客人交谈时说，中国和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合作得很好。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应该在各个领域中加强合作。
阿塔尔说，我们希望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扩大两国合作的规模。万里说，我们很高兴地看到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人民在巩固内部团结和发展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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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春耕之际，解放军驻张家口某部派出修理小组，深入农村的家家户户修理农具。 罗学珊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