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书简
·孙犁致郑云云、张根生·
耕堂函稿
云云同志：
你的来信和寄稿来时，钟铮同志的附信早已收到。直到今天，我才读了你的六篇文章，实在抱歉得很。我年老多病，精力很差，请你原谅。
在这六篇散文中，比较起来，我以为《祭》和《金色的骆驼毛》为最好。在发表件上，印的是《骆驼》，不知何意。
你的文字很好，感触也敏捷，文章是写得很好的。努力写下去就是了，不要过多地考虑外界的意见。不过，为了不辜负你和钟同志的盛情，我提一点意见，请你参考。
你的散文，有些飘浮，这在年轻人是免不掉的。有些写法，类似小说，也类似散文诗。我是老头脑，以为散文还应该写得实一些。即取材要实，表现手法也要实。就是写实际的事情，用实际的笔墨。中国传统的散文，都是如此，你如有兴致，可以多读一些中国古典散文作品。
不要求多，在非写不可的时候再写。平时可多想想。
看来，你很用功，稿子抄写得清洁整齐，我读起来很愉快。稿子因邮寄不便，暂存我处，如你需要，可随时来信，我再寄出。
祝好，并向钟铮同志致意！
孙犁
1986、12、6根生同志：
多年不见，时常念及。杨国源同志带来大函，敬悉一切。
我自入城以来，时常患病，近来因脑血管疾病，已很少出门。
抗日战争材料，亟应抓紧整理。我的看法是当前应采取
“各自为战”的办法，由老同志回忆，找手下的人记录。有了材料，再征求别人意见，充实修正。不要搞大摊子，也不要总是开会，那样旷日持久，搞不出具体东西，有了完整些的材料，再在这个基础上写电影脚本，这个看法，不知合适否？请你考虑。
因为身体关系，安平之行恐怕不能去了，实在遗憾。
这些年，虽未见面，但时常听到你的消息，知一切顺利，非常高兴。
祝
全家安好
孙犁
1982、2、10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史小品
“运木古井”考
——辨伪之一
史莽
熙宁年间，苏东坡曾任杭州通判，任满离杭。十五年后，历尽坎坷，又来杭州任知府，
“还来一醉西湖雨，不见跳珠十五年。”不胜感慨。
东坡重来杭州后，特地到南屏山下净慈寺去游览。因为熙宁年间，寺院西边水池中养着不少金鲫鱼，当时观众很多；僧人斋饭后，也常倚着栏杆把吃剩的食物投向鱼群取乐。故东坡的《去杭州十五年，复游西湖，用欧阳察判韵》诗中说：“我识南屏金鲫鱼，重来拊槛散斋余。”
如今净慈寺西边那个养有金鲫鱼的水池早就没有了，不知何时却围成一口井。说是从这口井里，南宋僧人道济（有人尊称他为“济公”）运出了众多从四川募化来的巨木，营造了净慈寺。前不久建成的“济公塔院”，还把这一“古井运木”作为“圣迹”刻在石壁上，以示“济公”的“神奇”。
既然如此，那就让我们简单地来辨别这“圣迹”的真伪。
不错，在南宋嘉泰四年（一二○四），净慈寺失火焚毁了，嘉定三年（一二一○）开始重建，嘉定十四年（一二二一）完工。这重建的过程，有当时的翰林学士程珌的记文可证，记文保存在《咸淳临安志》中。而“济公”呢，据南宋僧人居简为他写的《舍利铭》：“嘉定二年（一二○九）五月十四死于净慈”。这就是说，在开始重建净慈寺的前一年他就死掉了。他连重建净慈寺这件事都不得看见，哪里还谈得上参加重建而从“古井”里大运四川的巨木呢？
所谓“运木古井”者，分明是口头传奇，如果今人信以为真，那就幼稚可笑了。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心探访
留意自己的“脚后跟”
——与女作家航鹰谈《寻根儿》
刘梦岚
记者：读了你在今年第一期《中国作家》上发表的中篇小说《寻根儿》，想到很多。幽默，但说不上是“黑色”还是什么色；荒诞，却有真实的市井生活描写；以写心态为主，又有个吸引人的故事，与你以前发表的一些作品似乎有所不同。请谈谈你的探索好吗？
航鹰：我一向无意于追赶各种时髦潮头。只有现实生活与自己头脑中原有的兴奋点“焊接”上，才能产生火花。《寻根儿》的故事源于生活，小说中的人物都是我在生活里碰到过的或很熟悉的，只是给予艺术夸张、渲染而已。一旦这些人物在我头脑中活了起来，小说就产生了。我要让人物按照他们自己的路子去走，不可能事先设计好要写哪类小说。
记者：我在《寻根儿》里，看到了一个现代城市里新的小市民形象——侯根男。小说笔调夸张、幽默、诙谐，但在轻松地读过之后，内心却也感到一些苦涩和沉重。主人公及其周围一些人的表现，反映了当前某种民族文化心理的倾斜和失重，这还真有些切中时弊呢！
航鹰：我正是想写现代城市一种小市民的心态，或者如你所说，写了他们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失重和倾斜。我用的虽是夸张、诙谐的笔调，却意在讽刺侯根男等这类缺少民族自信心、缺少人的尊严、不认识自身价值的可怜虫。我对他们进行了“含泪的鞭挞”，但这是笑后的眼泪。我想告诉人们：要留意自己的“脚后跟”，千万别丢了它。一个人要提高自身的价值，只有靠自己的努力；一个国家、民族要腾飞，也只有靠自己去奋斗。乞求恩赐、靠碰运气、靠门第是不行的。我相信我们的民族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关键在于不要自轻自贱，妄自菲薄。
记者：在塑造人物手法上，这篇小说与你以前的作品《金鹿儿》、《枫林晚》等篇似有不同，不是靠外部故事情节的变化来推动小说发展，而是以人物的心理变化为主线。
航鹰：是的，我主要是写人物的心态。通过侯根男得知自己是日本血统以后心态的变化，造成夸张甚至近乎荒诞的情节，来推动小说的发展，同时也完成了对人物形象的塑造。
记者：看来，这种写心态的小说还应叫作“情节小说”。
航鹰：我给它起名叫“心理情节”小说。我以为，情节小说，或叫传统的叙述体小说，本身也有一个进化的问题。传统的叙述体小说大多是靠外部情节来推动故事的发展，心理描写只是作为间隙中的一种陪衬。而《寻根儿》中的所有情节几乎都是由人物心态的变化推动的。如根男照镜子一节，几乎写的全是他的心态。造成近于荒诞的情节之根本原因，在于他的荒诞可笑的心理状态。心态为因，情节为果。这样的心理刻画就不只是故事铺排间隙中的陪衬了，而是小说的主体骨架。这里也有个通篇的统一风格问题，因为写足了他的心态之荒诞不经，结尾处说他“丢了自己的脚后跟”，读者也就不觉得突然了。
记者：可否这样说：你在塑造人物时，是把人物的内心世界作为审美对象和表现对象的。你尽力开掘人物性格深层结构中的矛盾内容，从而写出了人物灵魂的深度。
航鹰：是这样的。展示人物内心世界，目的还是为了塑造人物性格，这是重心。
这种写法也是文学“内化”的一种方式。有些人过分主张小说“非情节化”，其实，情节小说并非到了“世界末日”，它可以在许多方面得到更新、进化，这就要勇于借鉴，勇于探索。
记者：你在尝试“心理情节”小说的写作时，是否也借鉴了西方心理小说的一些写法？
航鹰：严格地说，我在尝试着搞一种“杂交”，即西方的意识流小说与中国传统的叙述体小说的“杂交”。西方的意识流小说强调“自然联想状态”，人物的心理活动完全按照自然状态发展，小说以人物的内在意识为展开情节的线索。这种小说，与我国传统的审美心理距离很大，一般读者不易接受。而传统的情节小说总是有完整的故事和清晰的情节，易为一般读者所接受。我觉得这二者可以相结合。一篇小说，既可以有一个耐读的故事，又可以有大量的心态描写。在把人物内心世界审美化了的同时，也安排了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并展示了人物的性格。
记者：我觉得《寻根儿》更多地保留了传统的、民族的东西，有一种为广大中国读者所喜闻乐见的“趣味之美”。
航鹰：小说艺术的最大魅力在于引起人的兴趣。趣——趣味、兴趣、情趣、谐趣、俗趣、雅趣……是很重要的审美需要。很多读者看小说是出于“有趣”，可惜，“趣”的问题没有受到小说家的更充分的重视。有的人认为，只有悬念和离奇的情节才能引起人的兴趣，其实，富于民族或地方特色的口语化的生动、幽默、轻松的语言以及各种民俗风习，同样可以引起读者的兴趣。我在《寻根儿》中就尽量追求带有天津味儿。
记者：这种中西“杂交”，对探索小说艺术多元化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航鹰：随着我国改革事业的深入发展，随着整个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变化和人们对精神生活需要的提高，小说艺术的发展必将更加多姿多彩。（附图片）
一张圆脸，仿佛还带着几分稚气；一双圆眼，闪着率真的光。她又在讲述那娓娓动听的故事……
苗地插图
第8版(副刊)
专栏：
请君入瓮
任薇
你知道长篇小说《红日》中我方和敌方主要人物即梁波、丁善元、石东根、沈振新、陈坚、刘胜和何莽、张灵甫、李仙洲、张小甫各任军队中什么职务吗？
你知道《在酒楼上》、《二月》、《长夜行》、《清明前后》的主人公的姓名吗？
“知道怎么样，不知道又怎么样？”不知道要扣分——如果你自学当代文学、现代文学两门课，并且参加去年下半年某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就会遇到这样的填空题。
我把刊登在一份自学报上的前年的试题都找来看了，答不出的还有要指认陈士成、宋宝森出自哪部小说等等；看了标准答案，发现人物所出的《白光》、《林海雪原》都读过，可为什么没记住这两个人名呢？
你别以为背下小说的人物表就能得满分。你知道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荣获了哪一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吗？你知道一位老作家在十七年时期创作道路是根据他“在北京”和“回老家”而划为两个阶段的吗？
我虽不是文学研究者，却也一直爱好文学，于作家和作品并非全无所知，而面对着一些近于冷门的试题，自忖临场是要冒冷汗的。
据说许多考生答不出相当一部分“常识题”；一位可能是参加出题的教师说这是“吃了不读作品的亏。”
然而读了教材上点名提到的作品，就能记住每一篇里的人物及其职务，对答如流吗？就能记住作品中所有重要场面、对话或警句，可以随时一一指明出处吗？
我不怀疑年轻的自学者比我记性好，摸准路数对付这样的试题也许不难；但我怀疑这样去读书和应考的效果。
一个考生如果能答出“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这一名句摘自鲁迅的《革命文学》一文，自然证明他读过这篇名文；不过，倘不是只读了指定或提示阅读的三几篇鲁迅杂文，而是读了鲁迅的六百篇杂文的话，答卷时反倒难免犹疑，因为鲁迅不但写过《革命文学》，还写过《革命时代的文学》，以至《文艺与革命》、《文学和革命》，还有《文学和出汗》、《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等等。即使是研究鲁迅的专家在引证原文或注明出处的时候，怕也要翻翻书、查查卡片的。不信，就从上述各文中选几段名言，要求注明出自哪一篇，也请出题的老师考考看。
考生倘能事无巨细博闻强记如电脑，当然好了；但想来这不是我们自学教育的目的，也不是各级教育的目的。在这里不敢侈谈教育改革；就事论事，象上面列举的这类自学考试试题，还是值得推敲一下的。
第8版(副刊)
专栏：
胡絜青评花
方诚
北京市市花的评选结果终于揭晓，月季和菊花作为姐妹花一并当选。老舍的夫人胡絜青是评选市花的热心人，这下该如愿了。
1985年9月，北京开始讨论评选市花。在古都北京生活了80年的著名画家胡絜青老人积极地发表了意见。她说：“如果让我投票，我就选菊花。”为什么要投菊花的票呢？从老人家饶有兴趣的攀谈中，我才知道：北京养菊花的历史悠久，到了清代，从宫廷、王府到民间，京城养菊和赏菊的风气便已经非常普遍了。更有趣的是，旧时北京人到冬天吃什锦锅子，还常常撒上菊花瓣儿，老北京人都亲切地管它叫菊花锅子。老舍先生喜欢养菊花，也是非常闻名的。他在他的作品里，曾多次描写过菊花。
胡老说：“北京秋高气爽景色好，恰巧千姿百态、五颜六色的菊花就在这个时候开放。而且，它不畏严寒，花朵能傲霜怒放一个月，特别清香。寒风刮来，花瓣儿一片也不掉，直到枯萎为止。它那坚韧和顽强的性格，真让人佩服，就象我们的中华民族一样有骨气。”
老人的话，说得多么好啊！老人的那些想法，在报上作了报道后，得到了许多“老北京”和“小北京”的响应。
1986年秋天，北京市花协要拍一部电视片，想集中各界人士对评选市花市树的看法。摄制组计划让胡絜青老人也谈一谈，但老人这时候正住在钓鱼台国宾馆，同黄胄等人在一起作画呢。为了早日参加电视片的拍摄，她放弃了“雷打不动”的午间休息，抓紧作画，提前好几天回到家。老人毕竟年纪大了，由于过度劳累，腰痛病又犯了，活动一下身体都困难。尽管如此，她仍忍着痛，为“电视演说”做准备，写满了两张纸的发言稿。
她觉得，目前北京市的菊花品种还不够丰富，只有近千种，不及“文革”前多。她说，为培育和恢复菊花新老品种，园林工作者和花卉爱好者今后应多下点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