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毛泽东和故友张维的交往
王兆蔚在《悠悠故人情》一文中说，《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88页上，有一封毛泽东在开国之初，写给张维的信。日前笔者到安徽巢湖维尼纶厂采访，无意中得知张维之子就在这个厂工作，便访问了他。
老张的名字叫开慧。其父张维，1924年毕业于湖南湘雅医学院，后赴美留学，解放后任第二军医大学公共卫生系主任，1975年病逝。
原来，张维和毛泽东结下深厚的友情是在20年代前后。当时，张是湘雅医学院学生会会长，毛由北京回到长沙，调查学生运动，两人都担任长沙学联职员。1973年8月17日《参考消息》曾转载香港《大公报》刊登的《李振翩夫妇谈毛主席会见》一文。原来那时，李振翩（美籍教授）和张维是湘雅医学院的同学，他们曾创办了一份叫做《新湖南》的杂志。毛泽东会见李振翩时，曾请他代为看望在上海的张维。
老张说：“我父亲一直是位民主人士。他曾利用合法身份，在上海掩护了一些地下党员；抗日战争刚结束，他曾组织几只民船，将一批美国援华药品亲自押送至我军占领的江阴地段……我父亲在湘雅读书时认识了毛泽东的战友杨开慧。后来他得知杨开慧遇难，非常悲痛，便将我取名开慧，以表对烈士的缅怀之情。”
张维与毛泽东第二次重逢是1945年，在重庆。当时，毛泽东利用国共会谈的间隙，会见了张维，并邀请他赴延安。张维说：“年轻时，你最艰难的时刻，我没有能追随你；你现在快成功了，我怎好再去。”
解放后，张维一直定居上海。1950年至1963年间，毛泽东曾先后六次致电（函）张维，表示关怀。
1957年，张维突然中风，偏瘫卧床。他委托毛泽东关照其子女的成长。几天后，他便收到毛的回函：“来信收到，深为系念。病情虽重，可能痊愈。尚望安心休养，争取好转。家属诸同志努力上进各节，自当遵嘱帮助，以尽故人应尽之责。请张夫人随时以情况见告。”（《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23页）毛泽东还给张家汇来了钱。
1961年，毛泽东来到了上海。市委负责人搀扶着张维走进锦江俱乐部的客厅。毛泽东和张维第三次重逢，畅谈了两个多小时。
（摘自3月29日《文化周报》）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五位科学家的遗憾
刘云礼撰文说，1820年，奥斯特发现电流周围存在磁场后，科学家科拉顿曾设计磁铁插入线圈产生电流的实验，但他生怕磁铁的移动对电流计产生影响，就把引线接得很长，将电流计放进隔壁的房间里。磁铁插入线圈之后，他迅速跑过去，观察电流计的指针是否有所偏移，结果总是大失所望。当时，法拉第也在进行磁场产生电流的实验，他意识到磁生电是一种暂态现象。在此基础上，他重做了科拉顿的实验，而没有把电流计放到隔壁去。随着磁铁的插入和取出，电流计的指针划时代地摆动起来。
1774年，化学家普利斯特列在加热氧化汞的实验中，发现一种可以促进燃烧的气体，这就是后来才知道的氧气。他把这种气体称之为“失燃素的空气”。两个月后，化学家拉瓦锡重新研究了这个实验，经过仔细地分析、推理，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空气是由能助燃的气体（氧气）和不能助燃的气体（氮气）所组成，从而揭开了燃烧之谜，使氧化燃烧理论最终推翻了荒谬的燃素说。
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在用α粒子轰击元素铍时，曾发现一种很强的射线，但他没经认真地鉴别就想当然地认为，这种射线就是γ粒子。后来年轻的核物理学家查德威克认真地研究了这种射线后，断然指出：居里发现的射线不是γ粒子，而是人们寻求已久的中子。查德威克因此荣获诺贝尔奖金。
德国化学家李比息从海藻中提取碘的时候，发现提取后的母液中，沉淀一层带有刺鼻臭味的深褐色液体。李比息没经鉴定，就随便贴上一个“氯化碘”的标签而置之不理了。几年后，另一位年轻的法国化学家巴拉德重做了这个实验，居然从中发现一种新元素——溴。这一消息使李比息后悔莫及，他把那张“氯化碘”的标签从瓶子上取下来，贴在床头上，时时告诫自己：除非有非常可靠的实验作根据，再也不能凭空下结论了。
著名德国化学家维勒在分析铅矿石时，发现一种特殊的沉淀物。凭着科学家敏锐的洞察力，他猜想此沉淀物中可能是早为人知的铬，没有继续考察下去。后来，瑞典年轻科学家塞夫斯特隆从中果然发现了新元素——钒。维勒的老师写信告诉他：新元素钒是住在秘密房子里的美丽女神，你维勒去敲门，敲了一声便不敲了；青年人塞夫斯特隆却敲了又敲，一直敲到女神被感动，终于开门迎客。
（摘自《历史大观园》第3期）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航天飞机名称的由来
章玲撰文说，美国宇航局给五架航天飞机分别命名为：“创业号”、“哥伦比亚号”、“挑战者号”、“发现号”和“阿特兰蒂斯号”。这五个命名都是来源于美国历史上有过光荣业绩的船只名称。
“创业号”的名称可追溯到1851—1854年，曾有一只叫“创业号”的小帆船参加过一次重要的北极探险。
“哥伦比亚号”取名于1792年一艘驶离波士顿的远洋轮船，它曾勘测过哥伦比亚河口。“哥伦比亚号”也是环航全球的一艘美国海军舰只的名称，还是1969年7月20日首次载人登上月球时绕月飞行的“阿波罗11号”指令舱的名称。
1985年11月投入实际应用飞行的航天飞机名称“挑战者号”，源于1872—1876年做过漫长时间远洋考察的一艘船名，该船获得的大量海洋科学资料，共编辑成50卷海洋百科全书。
第二架实用航天飞机的名称取自1610—1611年一只名为“发现号”的船名，它曾考察哈得逊湾，并寻找一条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西北航道。发现夏威夷岛的两艘船中的一艘也叫“发现号”。
第五架航天飞机的取名来源于在1930—1966年航程90万公里的一只双桅杆船“阿特兰蒂斯号”，它是专门为海洋研究而设计的第一艘美国营业船。 （摘自《飞碟探索》第2期）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难得的一张照片
叶淑穗撰文说，最近鲁迅博物馆收到由蒋抑卮的女儿蒋思一捐赠的一张鲁迅与蒋抑卮、许寿裳等人合影的原照（附图）。蒋抑卮侧卧在榻榻米上，头包白纱布；一位医生和三位护士及蒋夫人孔氏等围坐在旁边；鲁迅身穿一件深色浅点的和服，盘腿坐在榻榻米的右侧；许寿裳则身穿深色学生服坐于左侧。
蒋抑卮（1875—1940），浙江杭县人，曾参加创办浙江兴业银行。他于1902年游学日本。这年11月，蒋抑卮与鲁迅、许寿裳等浙江籍留日学生及在东京游学或侨居日本者100多人，共同组成浙江同乡会，并商定出版杂志《浙江潮》。这可能就是他们结识的开始。《浙江潮》创刊初期缺乏资金，蒋抑卮曾主动资助，许寿裳曾任主编，鲁迅为刊物积极撰稿。由于他们有着共同的意向，交往也就频繁起来了。1904年，蒋抑卮因耳病回国，但仍和鲁迅保持密切的联系。从1904年10月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时给蒋抑卮的信（即《仙台书简》）中，也可以看出他们的友谊非同一般。
1909年1月，蒋抑卮因治耳病到东京就医。鲁迅、许寿裳曾将自己住的房间让给蒋氏夫妇住。鲁迅还亲自为他请医生、作翻译。蒋思一先生捐赠的这张照片，就是1909年蒋抑卮到东京治耳病时，在病室中照的像。此后，蒋抑卮又搬到鲁迅住所附近，除中间进医院治疗之外，几乎每天跑来和鲁迅聊天。当蒋抑卮知道鲁迅正在翻译外国小说准备介绍到中国，但因缺乏资金出版有困难时，他就给予资助，为他垫付了印刷费。这就是鲁迅最早的翻译集《域外小说集》的出版。书出了以后，在国内的总经售处是蒋抑卮开设的绸缎店——广昌祥绸缎庄。鲁迅与蒋抑卮的交往，据记载从1902年一直延续到1928年2月。蒋抑卮对鲁迅的学术研究也给予了支持。现存的经鲁迅亲笔多次校订的《嵇中散集》校本，就是由蒋抑卮提供给鲁迅的。
（摘自4月8日本报海外版）
（附图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广东出现新的文化结构
4月7日《现代人报》刊登报道：广东省文化厅厅长唐瑜说，广东出现和形成了新的文化结构：多样化和多体制。
唐瑜列举了一些数字说明这个问题：
据1986年2月底的统计，广东省城乡的社会文化活动机构有：影、剧院580间，公园娱乐场所122处，音乐茶座132个，舞场294个，游乐场164个，桌球室3215个，录像播放点3306个。
在这些社会文化活动机构中，国营的占1084个，中外合作经营的占54个，集体经营的占3807个，个体经营的占2868个。
新的社会文化结构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其作用在于：
1、充分调动社会资金，发展文化设施。如高州县几年来文化个体户投资74万元，相当于国家过去4年投资的总和。
2、形成竞争、推动改革，促进了整个事业发展。梅县大埔高陂的一个夫妻电影放映专业户，背着90公斤的器材，爬山涉水为农民放电影，每请必到，三年内放了200多部影片，观众达9万人次。这给县电影队以压力而改善服务。
3、适应了不同层次的群众需要，丰富了城乡人民的文化生活。
新型社会文化结构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其要害在于一些商业性的文化活动经营者只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将文化活动的格调降低去迎合低级趣味。
任何新生事物都不会是完美无缺的。对于广东新的文化结构的出现，我们首先应看到它的主流是好的，而对其存在的问题要用积极引导和加强管理相结合的办法解决，目的是把社会文化管好、管活。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成都出产过荔枝说
胡光辉撰文说，苏东坡的名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人们向来以为荔枝只产于南国。殊不知，成都也曾出产过荔枝呢！唐代诗人张籍的《成都曲》：“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可是唐代以后至今，不少人对成都产荔枝一事都表示怀疑。比如，宋代诗人陆游就以实地所见，对此持否定的态度。
其实，生活于公元748年—830年的张籍是在成都见过荔枝林的。与张同时的白居易曾在忠州（今四川忠县）任过刺史，现存白诗中写忠州荔枝的就有好几首。不过，陆游在成都没有见过荔枝树也是事实。原因是他生活的年代比张、白晚了200多年，其间经历了两度大的冻害并引起了我国气候的大变迁，原生热带和亚热带、不能耐－4℃以下气温的荔枝成片成片地冻死，成都地区的荔枝林便从此绝迹了。
总之，唐以前成都一带出产荔枝是确实的。杜牧《过华清宫绝句》：“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以当时的交通条件而论，要想把极其娇气的鲜荔枝及时送到长安，岭南是不可能的。从四川到长安，以成都为起点最利于荔枝的保鲜。因此引得“妃子笑”的，有可能就是张籍所说的成都西郊“新雨山头”产的鲜荔枝。
（摘自《龙门阵》第2期）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与柳有关的习俗
晋春在4月4日《中国机械报》撰文说，柳是春的使者，我国古代有许多与柳有关的民间习俗。
插柳 《风土记》称清明节为柳节。插柳之俗盛行于唐宋之际，原意为“顺阳气”，民间则用以悼念介子推母子。有的地方用面粉做成飞燕，用柳枝串起来插在门上，叫“子推燕”。
戴柳 关于戴柳的起源，《燕京岁时记》说，唐玄宗曾于阴历三月初三在渭水边上举行祭仪，赐群臣柳圈，说戴之可免虿毒。还有一种说法是，唐末黄巢起义时，以“戴柳”为号，取意“生机勃发”。此后每逢清明，少儿都要折柳编冠，寓意要珍惜青春，故有“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之说。
折柳 折柳赠别之俗始于汉朝，“折柳”一词最早见于六朝无名氏所撰的《三辅黄图》一书。此后“折柳”便在诗人中成为送别的同义语。古人赠柳，寓意有二：一是柳树易生速长，用它送友意味着无论漂泊何方都能枝繁叶茂，而纤柔细软的柳丝则象征情意绵绵。二是柳与“留”谐音，折柳相赠有“挽留”之意。
射柳 射柳是一项清明节体育活动，始于战国时代，到汉时已广为流行。《史记·周本记》说：“楚有养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叶百步而射之，百发而百中之。”唐宋之际，射柳成为一项正式比赛。后来射柳发展到射装有鹁鸠的葫芦，不过，人们仍然称之为“射柳”。葫芦挂在百步之外的柳树上，矢中葫芦，鹁鸠受惊飞出，人们以鹁鸠飞的高低决定胜负。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鲸“集体自杀”的最早记载
彭曦撰文说，关于世界上鲸鱼“集体自杀”的最早记载，一般人认为是一七八四年三月十三日法国奥栋港三十二条抹香鲸“集体自杀”的记载。其实，有关鲸类“集体自杀”的最早记载不是距今二百年前，而是公元前一世纪末；不是法国奥栋港，而是我国的渤海湾。
我国汉代史学家班固所撰《汉书·五行志》中写道：“成帝永始元年（公元前十六年）春，北海出大鱼，长六丈，高一丈，四枚。哀帝建平三年（公元前四年），东莱平度出大鱼，长八丈，高丈一尺，七枚，皆死。”此条之下尚有京房《易传》曰：“海数见巨鱼”。测得汉代一尺约为零点二三米，一丈为二点三一米，六丈、八丈则为十三点九米和十八点五米；高丈一尺，就是高达二点五米。这种大鱼、巨鱼当为鲸。汉代所言北海，是指今山东半岛以北海域，即今渤海。东莱是东莱郡，汉代的平度属于东莱，地处渤海莱州湾。这两则记载都发生于公元前一世纪末的渤海。据可查资料考证，其中哀帝建平三年“七枚，皆死”的记载，应当是迄今世界上鲸鱼“集体自杀”的最早最可靠的记载。这个记载比一七八四年法国的记载早一千七百八十八年。
（摘自《海洋》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