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学作品)
专栏：
萍乡风雨（报告文学）
中杰英
出城往西不远，汽车无法前进了。我和市府工作人员下了车，一直向前走去，才知道这里正在修建穿越铁道的立交桥。施工的人们在冬日的寒风和细雨中开路，三岔道口上大小车辆堵塞得寸步难行。这似乎成了经济开发区的地方特色，运输繁忙而交通落后。在山西、安徽、福建和广东都遇到过，最难受的一次，受阻十四小时，在车上眯了一夜。
此处与别处不同的是，她并非新近才走起红运的处女地，而是一座富有传奇色彩的古城。也许不少人听说过她的名字，希望知道她的现状，更有兴于近距离地探求她的底细吧。
不妨从一桩奇事说起，史载楚昭王在这儿拣到一只又大又圆的甜瓜，孔夫子说这叫“萍实”，三千年开花，三千年结果，只有王者才配享用。“萍实之乡”——萍乡即由此立名。据后人考证，那不过是水草的野果，还有人说就是大南瓜。神话、历史和现实，浪漫地缠在一起了。
梦幻般的传说在19世纪末发生突变，汉冶萍公司的创建使这里成为中国近代工业最早的基地之一，江南最大的安源煤矿在浸育资本主义的萌芽的同时也成了产业工人成长的摇篮。于是沉睡了许多世纪的矿山输出巨大能量，燃起熊熊烈焰。从萍浏澧起义到安源大罢工，萍乡一跃而成为辛亥革命和无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的策源地。
余音未尽，如今她在许多影视片的外景中不时出现。《燎原》、《大泽龙蛇》、《少奇同志在安源》、《月光下的小屋》和风光文献片《地下艺术长廊——孽龙洞》；文化大革命时有一幅以安源山路为背景的油画，印刷过数以百万计，更是家喻户晓了。
更巧的是，我以一个广东客家佬的身份，竟与江西老俵深有缘份，萍乡的几十年起落盛衰在我的眼睛里演示着充满戏剧性的变化。抗日战争的炮火刚刚平息，我随父亲乘着小轿子走了两天来到这里。矿山和铁路完全破坏了，沿途所见除了大群的苍蝇尚有一点生气之外，满目凄凉。见不到汽车，也没有马路，终日所闻只有独轮车疲乏的吱呀声。厚厚的煤灰沉积在土路上，一张张劳苦消瘦的脸布满黑色的汗水，从裸露的胸间滴在地下，淌进裤腰。这就是煤矿遗下的活化石——失业工人，当地人把他们叫做“炭古佬”。
后来我到安源去读书，才知道中学校园正是昔日的煤矿总部。纪念盛宣怀的盛公祠作了学生宿舍，汉冶萍公司的资产荡然无存，巨大的机房已夷为平地当作球场。我们谁也不知道这败落的小镇曾经是中国的“小莫斯科”，红色风暴只留下一座阒无人迹的戏园子（原先的工人俱乐部），老乡说晚上戏台后面有鬼唱戏，让我想起儿时看过的电影《夜半歌声》里的危楼。
忽然有一天来了三个骑马的美国人，给学生们讲了几段英语，而后派了两位中国工程师进到废矿井去探路，一去再没有回来。于是作了结论，旧矿巷道复杂，不如另凿新井省事而且安全，矿山的中心便从安源移到一个叫高坑的地方去了。
萍乡又听到了火车的汽笛声，大街上开来了美国十轮卡车，三炮台香烟也摆出来了。不过那些黑色的石头换来的消费品，大都是为大小接收官员和太太们准备的。老俵们能从矿上分到的福份十分可怜，城里没有电灯自来水，得了大病要送到长沙去治。我的整个中学时代是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度过的，练出一双深度近视眼。矿井所在之处很易辨认，周围搭满了抹泥的矮棚子，“炭古佬”们全家便在那里栖身。每当外面响起紧张的脚步声和凄厉的呼唤，人人的心脏都在震颤，那是井下出了人命的讯号！
一个炎热的夜晚，破坏铁桥的几声爆炸结束了那个时代。在狂热的日子里我不想读书了，背着一支没有撞针的驳壳枪到乡下去演戏。应该说这时我才看到了萍乡更痛苦的真面目，农村老百姓的饭碗远不如拿命去换钱的“炭古佬”。土地的干旱和匮缺让老乡经常用红薯和芋头充饥，招待文工团最好的派饭就是生涩的糙米和水豆腐。人说山西一顶草帽可盖一块地，萍乡也有数不清的象洗澡盆一般的小田，只要能种出绿色叶子的土地，几乎用完了。文工团到过一个村子，肺结核和血吸虫病正在蔓延，晚上演秧歌剧时台下有个农民突然大口吐血倒在地上。观众对我们说：“先不要唱大戏了，快给他找点救命的药水吧！”
我离开这闭塞穷苦的山城去读大学，除了追求个人的理想还潜藏着为穷人“寻找救命的药水”的心灵动力。不过也如同许多本地人一样，见了外面的花花世界，想起那些没有电灯和公共汽车，花钱也看不到芭蕾舞的暗淡时光，再也不想回去了。只是在煤矿任职的父亲时常写信来告诉我，矿山在进入高速发展期，采区扩大到百里版图，探明储量不断增加，还来了波兰的专家，试用水力采煤，矿务局跨入全国先进行列了……到北京出差的朋友夸口说：“萍乡现在不那么土气了，电灯电话早就有了，劳力士自动表比北京还便宜。你回来探亲我请你吃活甲鱼，有的是！”
我一直以染着玫瑰色的想象来补足未曾亲身经历的那段空白：资源的丰富和人民的勤劳在自然经济中占有先天优势，萍乡此后必然是蒸蒸日上，前途辉煌，高枕无忧的了。尤其是历经政治风雨之后的晴天，随着对能源开发的迫切需要，这漂在煤海上的大船，大概早已成为气派十足的富翁了吧。象晋南的长治，淮南的谢一，不是财大气粗得很吗。
未料两年前的冬日，一位中学同学，北京互感器厂的杨璋如工程师忽来找我，说原北京市工会的老校友谢生已回去当市委书记，想通过“振兴萍乡经济研究会”邀我去听听情况介绍。其后才恍然悟出，局面远非所想的那样乐观。
“只要作个简单对比你就明白，我们全市的产值目前还赶不上苏南地区的某些乡镇。单纯生产和自然经济的单行道让萍乡吃了苦头。”谢生郁郁地一笑，接着谈到许多具体的方面，工业、农业和第三产业都面临困难。他讲了一件含义颇深的事情，一些十几岁的温州女子在城里开了几家小理发廊，把老剃头匠们挤得直叫苦。萍乡本来劳力过剩，别人还要用各种巧妙手段抢占地盘，而自己却闷在窝里打不出去。
“这条约真有点不平等呐。” 我开玩笑说。
“成文的条约倒是没有，这是解放观念的问题。聪明人一听改革早就闻风而动，我们晚了半步，要多费一倍的力。再过一两年请你们亲自去走走，看是否能理出个头绪来……”谢生以自信的口气提出约定，看起来是胸有成竹的。
我当时有个疑团未曾解开，这位老学长已年近花甲，自可在北京安享清福，何必还要回到那“晚了半步”的老家去“多费一倍的力”呢。也许我们这些只尚空谈的书生，还需要真诚地理解一下那些老练的实干家们急于献出余年振兴乡里的普遍心态吧。
然而在如约前往的途中我忽然感到有些心虚了。这几年我去过不少富庶的地方，那是记者和作家云集的热点，锦上添花皆大欢喜。而一个快被遗忘的角落，正在整理头绪，将会看到什么，她的主题价值应从哪个视角去发现呢。
未曾料及的第一件事是，我迷路了，根本找不到二十多年前的萍乡了。我请求车子停下来先买一份地图，否则无法辨认方向。回答是：市政工程正在进行，全景规划有待落实，地图还得缓印。后来在一间办公室看到手绘的简图，花了半小时才搞清楚，原来老城区就象一只枣核被厚厚的果肉所包围，道路与建筑物已面目全非了。正如同中国许多城市的现状，高楼大厦沿城林立，中心地带成了锅底，而且实在难以分出市区与近郊的界限。原先我从城里到安源去上学要走过十里的荒野，途中仅有一个小小的茶亭。现在十几米宽的直通公路两侧房屋连片，人烟稠密，只能从幻觉中去寻找旧日的荒烟衰草了。
沿着那条新开辟的南北大道漫步，中心广场、文化公园、神话雕塑、设施完善的剧院和宏伟的新火车站徐徐收入眼底，兴奋的感觉驱走了茫然的心绪。是否理出了头绪不得而知，但是萍乡的主题价值已开始隐隐地在脑海中显影了……
“你们从小在这里生活过，恐怕比我这个外来户体会更深一些。” 一位带点江浙口音的中年人坐在床边娓娓道来，“一座依靠矿产繁荣起来的内地城市，经济应变力是相当脆弱的。国内外的例子很多，开采的经济价值越来越差，城市随之衰落。尽管我们还有四五十年的潜力，但是煤矿老化已成定局，低价劣质煤占很大比例，如果不能就地转化，加上运费必然赔钱。江西省每年补贴矿务局960万，萍乡市只收矿上5％的地方税，倒要承担他们4.5万职工的整套市政服务，收支平衡差得很远。提起安源，人人都会说一段光荣的历史；谈到现实，我们必须在日益紧迫的危机中寻找巧妙的对策。”
他叫李立功，市体改委主任，60年代北大经济系毕业生。看来工作负担很繁重，以致无暇理发，不修边幅。然而刚开始交谈几分钟，便立即感到这是一位能干的业务专家，逻辑严密而富有战略眼光。
“让我们一起来想一想，一代一代的人在这里出生了，定居下来了，总共130万。这么多的人怎么办？现在中国到处都挤满了人，搬到哪儿去也不行。不但人还要生存，生活水平还要不断提高，真是伤透了脑筋！”李立功敛住笑容，陷入深深的忧虑。
“我们看到的情况好象还不错么……”同来的一位萍乡老俵，新华社记者康家林仿佛有意缓和一下情绪。
“是呀，最近几届的市班子，任务之艰巨恐怕是局外人所难以想象的。”李立功避开了正面的回答，苦笑一下说，“‘山穷水尽疑无路’，这是真实的写照，第二句诗怎么写？经过反复论证，看来要用但丁的那句名言来写——‘走你自己的路吧！’所谓的巧妙对策，首先是解决煤矿的问题。最理想的方案就是建立大型发电厂，把大量低品位的原煤吃掉，转化为电力出售，不但可以改变江西全省的电能劣势，还能发展综合利用，生产紧缺的建筑材料。同时更有利于加强多种经营，把自然经济转化为以轻重工业加工为主的商品经济，这才能拯救萍乡，开拓未来。为什么国务院要把我们列为经济改革重点城市之一，因为有一定的代表性。不靠名山大海，缺乏天时地利，是属于不利因素大于有利因素的那种类型。至于立地成仙的大转变现在完成到什么程度，你们远来的眼睛比我更客观，更有距离感。谢生和方正平市长让我转告：愿以千金买批评。”
为了寻找大转变的头绪，汽车在冬雨中跑了七天，从大中型的国营钢铁厂、瓷厂、制药厂和溶岩奇观的旅游胜地孽龙洞，到星罗棋布的乡镇企业，以快速节奏填写了一张时间表。虽是走马看花，却非浮光掠影。因为车上坐的，除我这个半吊子之外，还有科班出身的老记者和女工程师，可算得学科齐备，文武俱全，对风土人情也从小熟悉的。更有意思的是，在下面遇到的人几乎都是中学校友或故旧亲朋，他们或挑了大梁，独当一面，或蛰居故土，勤恳操劳。但有一点是共同的，相见时只流露真情，却没有说瞎话的勇气。
有一位小兄弟叫邓宗禹的，62届高中生，承包一家村办工业瓷厂。品种不算复杂，但是防腐蚀耐高温的性能在全国属上乘，有正式鉴定书和奖状为证。邓老俵1969年冒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风险借款6000元，运用中学的数理化知识经办一个不许起名的黑厂，在风风雨雨中惨淡经营17年。近年来先后一哄而起的大批瓷厂都垮台了，独有这一家越干越红火。有什么绝招吗？有！邓宗禹以优渥报酬从全国各地征聘5位高级工程师和28位工程师为业余技术顾问，或短期来访，或通讯咨询，终于用比较简易的设备烧出了优质产品。假如电力充足，他们打算来年向300万元产值挺进，为萍乡的大转变投入一个小砝码。
不过祸害跟着来了，“红眼病”们告了一状，查封帐号，被迫停产一月，损失8万元以上。事属子虚乌有，而诬告者毫毛未损，在一边看笑话。
“各位学长明察，敝厂每一分钱都是通过艰苦搏斗挣来的。除实销开支之外，全部收益交给村上。我敢用脑袋担保，经济上一清二白！”这位瘦弱的小个子厂长大发牢骚，脸都气白了。
“听说你把自己应得的巨额奖金捐赠给本村办教育了？”我们转移了话题。
“没多少，才一万元。”他无所谓地摆摆手。
“是不是怕冒尖了有心理压力？”
“按承包合同给奖，有什么压力？不要以为我冒尖就是为了要钱，1969年办厂是为什么，难道是为了赶浪头去争当反革命吗？说老实话吧，我的政治觉悟不高，就是为了赌一口气，想让大家也知道世上还有仗义疏财的君子！”
这是一个无密可保的灵魂，不须打出美化自己的政治旗号，也不屑于把辛苦得来的钱财归己享用，只为了争一口气而已。可见改革中的中国并不缺乏骑士风度和侠义心肠。
还有一位叫王建清的怪人，要比邓宗禹复杂多了。50年代铁道学院的大学生，因为谈恋爱和一些鸡毛蒜皮的过失被开除，从此走进一条长长的隧洞，拘留、劳教、蹲大狱。回到老家，除了身上穿的已一无所有，女朋友当然也另攀高枝了。
“我本来决定去摸高压电的，可是想到父亲老了，只有我一个独生子。我很不甘心，上半辈子没有活好，父亲为我受了罪，下半辈子无论如何要补它一课。我的手从电线上缩回来，脑子清醒了一半。大学生，科学知识，这是抢不走的本钱嘛。这电人的老虎，能叫我死，也能叫我活，为什么不从电的身上找条活路呢。”他象说相声一般口若悬河，有声有色地讲着。
王建清后来得到本村父老亲友的信任，用自己的房子抵押2000元，7个劳力起家，如今发展到年产值400余万元的中型灯具厂。我发现这个算计精明而带点神经质的人治厂很严，随他巡视全厂，许多钥匙都由自己直接掌管，开关门户不厌其烦。车间里的工人操作极快，颇有一点电影《摩登时代》里卓别林拧螺丝的味道。当然，以城市眼光来看，灯具艺术不算高雅，但是花花绿绿的很能迎合农民的小康心理。由于产品对路，远销全国各地，不少筹备新婚的青年人指名要买萍乡灯具厂那种披着桃色轻纱的立管床头灯，大概是新娘子在柔媚的光线下会显得更漂亮些吧。
这个厂的发迹被国家体改委所注意。当时的区委书记吴同国支持王建清按协议提成收益12％，如全部兑现，至今累计有十几万之多。
“你算是萍乡的首富了吧？”我问道。
“假如我想要，也算个冠军了。”王建清不无罗嗦地解释，“不过我不想拿那么多，我是市人大代表，劳动模范，新近还入了党，了解目前萍乡的处境，不宜脱离群众嘛。前年我要了一万，去年只要了一万五，为了留条后路。一则将来还要养老，二则难保能够这样长期干下去。”
听到此处不觉一怔，在各地访问经营致富者几乎都听到同样的疑虑……
“除此之外剩下的钱我存在专用帐号，发奖学金，给敬老院。不过他们要电热毯我不敢买，要是漏电出了事，怕二进宫……”王建清说着亮出一份“青山村社会人才鼓励奖章程”，大意说：本我能力做起，凡考上大中专院校者论级颁奖，从100元到400元不等。
临走的时候遇上一位形容潦倒的画家来找王建清求聘。据说此人是有美术修养的教师，到深圳去开艺术公司赔光了回乡来找饭吃的。我悄悄劝说王建清把他留下，目光放远一点，产品必须提高审美价值才有市场的长久优势。
其后到了一家个体联营的卫生纸厂，曾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里介绍过。令人惊奇的是60人的工厂只用三名管理人员而运行井井有条，其机构的效率之高怕是任何一家公有企业所望尘莫及的。后来看到那位农民厂长的案头上放着一本《世界科学研究》的书，我似乎顿悟到了新的线索。正如同工业瓷厂需要众多的专家当顾问，灯具厂聘请画家来改进设计那样，这里的人们已逐渐懂得必须用提高效率和优化产品的手段去夺取市场经济的制空权。萍乡的主题价值此时好象离我更近了，汉冶萍公司曾是独此一家，90年过去了，如今却诞生了许许多多的小“汉冶萍”，这意味着什么呢？一个有特色的时代，遍地开花的轻工业，甚至一个家庭就是一个机械化作坊，在刚刚走上现代化道路的社会中是多么巨大的生产力！
短短几年，乡镇企业的兴起一举改变了萍乡的产业结构，其总产值达4亿元，比4个萍乡煤矿还要多，占全省的七分之一，加上绿色革命和科学种田所带来的粮食单位面积稳定高产，农民人均收入427元，居江西之冠。假如考虑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生活指数的不可比因素，这成就是了不起的。1986年4月10日一场可怕的龙卷风横扫萍乡的主要农作区，房屋毁坏与人员伤亡惨重，损失3000万元以上。我们到了那些地方，已完全看不出灾难的痕迹，说明非单一经济有顽强的应变力，经得住严酷考验。
资源条件的退化和人口大增长给古老城市所带来的困难，煤矿自身对此当然是更敏感的。一个阴雨天的下午，我怀着久别的思念重返安源，从绕山公路往下看，赫赫有名的煤镇笼罩在烟雨朦胧中。尽管鳞次栉比的房屋挤满了狭长的山谷，修葺一新的工人俱乐部和新建的纪念馆气象安然，但是站在早年的煤矿总部和盛公祠面前，它们似乎显得陈旧而矮小了。清冷的铁路货栈和雨中街市令人生发隐隐的萧条之感，历史的一幕一幕跳到眼前又迅即逝去。革命文物是永存的，然而总有一天，绞车和汽笛的声音将归于寂静，安源又将变成什么样子呢。
“自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如何延长矿山寿命和谋求长远出路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了……”看录相时一个深沉的声音在对我说。
这是萍乡矿务局的局长张佩奇，47岁，看上去还要年轻许多，我高中毕业那年他上初一，父亲原是矿上的总工程师。那时大多数职工子弟都不愿把命运再押在矿车上，可是他虔诚地报考了矿业学院，而且决心回到这黑色世界来。我见他穿了一身灰黑的中山服，显得有些土气，但他认为黑色是一种美好的颜色，因为煤炭和石油是黑的，象征着能量和温暖。不过张佩奇终于被黑色世界所困惑了，在他父亲那一代人沸腾起来的煤浪，现在已到了改变流向的时刻。
“越往深部开采煤层越薄，矿质越差，水、火、瓦斯和地温地压严重威胁生产，长距离的提升和排水使成本大大增加。”张佩奇苦恼地说，“还要加上一条，文革和后来一段时间蛮干超采，打乱了均衡出力的规划。如今不但产量从巅峰跌下来，可说是全面紧张，连锁反应。三万多职工要养活将近6000名退休者，子女教育和生活福利还得包下来。我说几个数字：原煤灰份40％以上，每吨只卖18元，而综合成本是40元，全年亏损4000万。虽然国家给了补贴，杯水车薪就是了。”
录相还在播放，挖煤的部分过去了，屏幕上映出未曾料到的画面：煤的深加工，煤矸石发电，机械修造，钢铁建材，雷管炸药，农林牧副，甚至还有工艺美术和糕点饮料。张佩奇这时才露出兴奋的微笑，说：“只按照过去那种长途售煤的单一模式不行了，我们的希望寄托在就地发电、多种经营和发挥技术优势上面，看来我这身黑礼服快穿不住了……”
我以技术眼光在审视矿务局所辖萍乡客车厂研制的安源牌AY660H豪华型大轿车。这种发动机后置、行李厢设在底盘下面、配用航空客座的构造，与美国的“灰狗”高速旅行车相似，但在国内仍属新潮产品。怪不得十分走俏，试销阶段即被预订一空。
这家底子尚薄的工厂是如何争抢头牌的呢？经过装配车间的时候有段小插曲，厂长和车间主任跑来向张佩奇诉苦，说连续加班很长时间没有休息，累计足有几万个工日，能不能发点加班费或者倒休一下。
“不行的。请你们体谅体谅井下的工人吧，还指望从你们这儿找回一部分亏损呢。 ”张佩奇不动声色地回答道。
我不禁吃惊了，这样的事要放在别处，工人早就提出抗议了。
“萍乡煤矿现在还保持良好的革命传统，我们的工人思想觉悟是比较高的。他们心里知道这是在为全矿的生存而拚搏。其实我很心疼他们，你看这些女焊工，家里都有老人家，孩子还等着喂奶……”局长的眼睛湿润了，轻叹一声。
主题价值相当明显了：矿务局用多种经营和煤炭深加工的利润冲销了原煤生产亏损的2／3；萍乡市农轻重的总产值12亿中煤矿份额已降至不足一亿，还不及烟花爆竹的价值。为什么还要出劣质煤？因为国家需要能源，因为过去的庞大基建投资不能就此抛弃！萍乡，这英雄的城市在逝去的岁月里曾为革命献出自己的千万儿女，在和平时期为国家输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如今她又在四化建设中默默地付出代价，为更高的全局利益而承受局部的牺牲。然而我毫不怀疑，萍乡人必将象当年开发安源煤矿那样，重新闯出光明大道，实现大转变的理想方案！
我本想把感受的另一面也写出来，比如商品意识较差，吃大锅饭的习性仍相当强，地方政策受改革观念的变化不时波动，国营企业势头欠锐，城市规划缺乏长远打算，人才流失和环境污染等等。但是说实在的，对那些正在前方冲锋陷阵、浴血苦战以求脱离险境的勇士们，手持望远镜的观察者没有资格，也不忍心去苛求他们的战袍上不沾一点灰尘！
外面还在下雨，用不着关窗户，这个冬天是温暖的。我在宾馆等待谢生，准备向他报告有关整理头绪的印象和对我的第二故乡的全部思考。
萍乡在风雨中开路，萍乡在建造一座穿越铁道的立交桥……
（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