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是增产节约的重要一环
刘溶沧
资金使用方面的潜力很大
增产节约、增收节支工作牵涉到很多的方面和因素，资金的有效运用和节约使用，就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条件下，一切生产经营活动的开始和继续，都要以一定数量、一定构成的资金垫支及其运用为先决条件。无论是从社会再生产的周期性运动过程，还是从投入与产出的相互关系来看，资金运用都是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发端环节。其运用的好坏、使用效益的状况，对宏观与微观经济效益的提高，社会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全社会的增产节约、增收节支，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战后以来，世界上一些经济发达或比较发达的国家，投资的增长一般都低于或接近于经济的增长。这可以说是在社会化大生产日益发展、科学技术迅猛进步、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条件下的一种趋势。在1951～1980年三十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美国工业投资额的年均增长速度为2.7％，工业生产的年均增长速度为3.8％。日本前者为11％，后者为11.4％。联邦德国前者为5.5％，后者为5.7％。意大利前者为4.9％，后者为6.4％。法国前者为5.3％，后者为4.7％。苏联前者为8.2％，后者为8.6％。然而在我国，1953～1985年期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速度为8.6％，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为6.6％，但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年均增长速度却分别高达11.7％和10.2％。这显然是很不节约的。是不是在我国不具备实现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大体“同步”的客观条件呢？不是。比如1963～1965年期间，在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二五”时期的前三年（即1958～1960年）减少了53％左右的情况下，国民经济发展却取得了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5.7％、国民收入年均增长14.7％、国民收入消费额年均增长10.9％、百元积累增加的国民收入平均高达57元等历史最好水平。实践证明，如果能够尽快改善我国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不相称状况，逐步使投资、总产值与国民收入的增长保持大体同步或接近的水平，其节约、节支和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的潜力将是非常可观的。建国以来，我国的资金使用效益一直处在时好时坏、时升时降的状态中，总的呈现出下降趋势。一方面极大地增加了投资需求和资金占用，另一方面又使单位资金的收益递减，从而在既增加一定生产能力形成、一定经济增长的资金投入，又相对减少单位资金收益率两个方面，严重影响了资金的有效利用和使用效益的提高，造成了巨大的资金损失和浪费。近几年的情况虽有所好转，但其使用效益状况仍亟待改善。从资金的有效利用程度上说，到1985年底，我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和定额流动资金已达到7579亿元，但由于能源、电力、原材料供应和其他管理使用上的原因，固定资产的有效利用率估计只有2／3左右。工业流动资金的周转天数，也由“一五”时期的71.6天延长到1978年的124.2天、1984年的102天、1985年的100天和1986年的107.3天。现有的巨额固定资金（产）利用不充分和流动资金周转缓慢的这种情况，无疑既对增产又对节约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同时也反映了其中所蕴藏的潜力相当巨大。从资金收益上讲，当前百元工业资金实现的产值只有1957年的40％左右，百元资金提供的税利也只及1957年的69％。后者如能提高1％，全国一年就可增加近百亿元的收入。
从全国不同地区独立核算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资金使用效益的横向比较来看，在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的产值方面，十四个沿海城市比全国的平均水平高出73.5％，上海市则超过一倍以上；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的利税，十四个沿海城市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一倍，上海市竟高于平均水平的1.78倍；十四个沿海城市百元工业总资金提供的利税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81％，上海市则比平均水平多1.46倍。诚然，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经济发展上的不平衡，以及在投资和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差异，我们在具体分析问题时，不宜对各地区的资金使用效益进行简单的类比；但毕竟也说明，逐步缩小不同地区特别是同一行业的企业在上述方面所存在的悬殊差距，将能挖掘出十分巨大的资金能量与增产节约潜力。
从我国近几年在资金运用上所存在的某些突出问题来看，当前在社会资金投入及其使用方面开展增产节约活动也具有特殊重要性。其中，除了投资总规模长期偏大，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承受能力，并因此而对国民经济的协调、稳定增长和社会经济效益的提高带来了不良影响以外，投资结构越来越不合理的问题也对社会资金的有效利用产生了严重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一是社会和产业基础设施的建设，能源、交通、原材料的现状，与其他产业特别是加工工业的发展和增长很不协调，致使新增加和原有投资已经形成的生产能力得不到充分利用。二是生产性建设与非生产性建设的投资比例失调。从我国历史上看，生产性建设与非生产性建设在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一五”时期为67∶33，“二五”时期为85.4∶14.6，1963～1965年为79.4∶20.6，“三五”时期为83.8∶16.2，“四五”时期为82.5∶17.5，“五五”时期为73.9∶26.1，但到“六五”时期则一下子变为57.4∶42.6。这当中固然有“还帐”的因素，但非生产性建设投资比重上升幅度太大、增长速度太快则是很不正常的。更有甚者，近几年还存在着以各种名义大建楼堂馆所，而且标准和规格越来越高、造价越来越大的情况。这个问题一方面意味着在现有社会资金的分配运用上生产性投入的大量减少，另一方面又造成了许多不应有的投资浪费。三是在投资总额中，用于购置机器设备等通常被称作“积极部分”的投资比重急速下降，而用于房屋建筑物等所谓“消极部分”的投资比重急剧上升。前者由“一五”到“五五”时期的30～37％左右，猛降到“六五”时期的19.7％；而后者则逐年上升，“六五”前期超过70％，1985年仍占67.6％。根据苏联经济学家的计算，在投资的总体结构中，用于“积极部分”的比重每增加1％，就可使国民经济增加70～80亿卢布的产品。正因如此，目前在苏联的基本建设投资中，用于“积极部分”的投资比重，已由五十年代的33～38％提高到50％左右。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我国的资金运用方面的增产节约潜力是十分可观的。
把资金使用方面的潜力挖掘出来
（一）搞好新时期社会总资金的统筹安排、综合运用，通过有效的计划引导和经济调节，向各种社会资金的“合力”运动要效益。
长期以来，我们对社会资金运动的计划管理，一直习惯于并局限在国家财政预算内投资的范围以内。如果说这是在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管理和统收统支的财政分配体制下所产生的必然结果，那么在当前已经出现了投资来源“多渠化”、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决策“多级化”的新形势下，旧的一套投资管理体系和办法就显得很不适应了。实践证明，如果我们不注意搞好对新时期社会总资金运用，特别是对以企业资金为主体、数额已大大超过预算内基建投资的预算外资金和增长十分迅速的银行信贷资金的宏观管理，不注重对各种社会资金的统筹安排和综合运用，那就不仅不利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发展，不利于多方面、全方位地满足四化建设的巨额资金需要，而且还必定会因为各种资金来源在使用上的混乱、矛盾和摩擦而造成种种资源和生产力配置上的问题，以及巨大的投资损失和浪费。只有切实搞好并真正形成社会总资金的“合力”运动，才能既有利于保持国民经济的协调、稳定发展，又有利于充分挖掘现有资金的使用潜力，使各种社会资金在有效投入、协调运动的环境中不断提高其使用效益，达到既增产又节约的目的。
（二）从资金运用、投资项目决策科学化入手，同时对投资规模和投资结构这两个方面进行有效的“双向”控制与“双向”调节，为实现我国社会资金运动的良性循环和高效利用创造条件。
长期的经济建设实践表明，投资规模失控和投资结构失调，是造成我国资金周转缓慢的两个主要原因，因而，解决这两个问题，也是减少资金盲目投入、避免资金浪费、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重要途径。为此，必须首先从资金运用、投资项目决策科学化入手，紧紧抓住资金安排、投入这个“发端性”的环节，尽量防止和杜绝重大的投资决策失误，从而减少资金损失，提高使用效益。而决策的科学化，又主要体现在投资规模适度、投资结构合理这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在压缩投资膨胀空气的同时，以满足社会和市场需求为目的，以社会和产业基础设施的现状，能源、交通、原材料等薄弱环节的适应性程度为重要的制约因素，大力调整投资结构，似乎显得更为紧要、更为突出，对深入挖掘资金运用上的增产节约潜力的关系也最大。
（三）进一步实现投资重点的战略性转移，向技术进步和对现有企业、现有设备的有效利用要效率、要资金。
世界各国特别是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表明，在工业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基本奠定之后，逐步实现从粗放经营向集约化经营、从外延扩大再生产为主向内涵扩大再生产为主的投资重点的战略性转移，这是节约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效益化的一条必由之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这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明显的成效。1977～1986年间，全民所有制单位用于更新改造和其它固定资产投资的数额比前十年增长了2.8倍，占全部投资总额的比重也由前十年的22.6％提高到33.8％。据有关资料，“六五”期间在我国新增的炼铁生产能力中，通过更新改造和挖潜配套新增的部分就占了83.8％；在新增的炼钢生产能力中，更占到了97.3％。其单位产品生产能力的投资，更新改造比新建要节省一半左右。然而，这种情况与尽快改变我国现有企业设备老化、工艺陈旧的客观要求相比，与经济发达和比较发达的国家用于更新改造、技术进步的投资比重一般都在50～70％以上的情况相比，我国投资重点的战略转移步伐仍然显得缓慢。逐步提高这方面的比重，无疑也是一条节约投资、大力挖掘现有资金、设备潜力的重要途径。
第5版(理论)
专栏：书评
百年风云一卷书
——喜读《天津近代史》
致知
由著名历史学家来新夏教授主持编写的《天津近代史》已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用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土历史教材，也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历史专著。
《天津近代史》上起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下迄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在这近百年间，有资本主义列强对天津暴戾恣睢的蹂躏，有腐朽的清朝政府丧权辱国的罪行，也有爱国志士奋起抗争，广大民众屡败屡斗的感人事迹。这一段历史，是帝国主义恃强凌弱的罪恶史，是中华民族创深痛巨的苦难史，也是人民大众爱国抗敌的光荣史。这一历史期间，事件纷纭，波澜迭起，文献浩繁，真伪杂糅，要真实地、有条不紊地再现天津近百年历史，确实是有一定难度的。《天津近代史》能在较短时间内与读者见面，不难想见，编著者是经过了一番苦心经营的。
《天津近代史》作为一部史学著作，具有严密的科学性。从历史阶段的划分到编写体例，从文献资料的搜集、使用，到历史事件、人物的评价，都几经斟酌，力求作到准确、稳妥。作者使用了近200种书刊文献，去伪存真，取材可靠，宁可异说并录，决不牵强武断。它提供给读者的是历史的真貌。在有争议的问题上则力求稳妥，采取史学界较多人所同意的观点，以免一般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耳纷目乱、莫衷一是。历史是客观的，但后人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该书的编写，正如其《前言》所说“不仅只是一种再编纂”，而且是“进行了历史的反思”，是“重新认识历史”。尤其是对重要的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作者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提出了一些见解和看法。如“天津教案”，本书肯定了它的反侵略斗争的性质，而不同意把它认作是城市游民一哄而起的盲动行为；对当时正处于发展壮大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老西开事件”这场反帝斗争中所作的贡献，作者也给予了历史的肯定，改变了以往史书未能充分估价天津民族资产阶级历史作用的论述。再如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在首先指出它以维护封建统治为其根本目的之后，也看到了它所包含的“富国强兵”的愿望和推动近代工业发展、改变社会阶级结构和培养近代工业技术力量的客观效果。在评价人物时，作者没有囿于史书的“定评”，而能实事求是地加以褒贬。如袁世凯是历来被否定的人物，但他20世纪初在天津推行“新政”，包括变革军制、兴办巡警、考核吏治和创建实业等也有一定成效，因此，作者在否定袁世凯的同时，对这一点也没有一概抹煞。其他对李鸿章、聂士成、范旭东等人，也都作了实事求是的评论。
《天津近代史》作为一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又具有可读性和通俗性。近代史虽去今未远，但对青少年来说，却未免陌生，为保证可读性，本书在论述上深入浅出，语言比较通俗；史料不作成段引用，使行文流畅易懂。
在详细地占有材料方面，作者付出了很大努力。作者除吸收了不少现有研究成果外，也发掘了一些新的资料以订补史实。如义和团领袖曹福田的死难地点迄无定论，本书引用定州知府金永墓志铭的材料，认为曹是在定州一带活动时被捕，押送保定遇害的。
《天津近代史》的出版，对乡土教材的编写是成功的尝试，对史学为社会主义现实服务也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第5版(理论)
专栏：
《日记悲欢》出版
一九七九年《人民日报》“战地”副刊曾先后发表了乐秀良的两篇杂文《日记何罪》和《再谈日记何罪》，在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和反响。几年来，报社和作者收到六百多封读者来信。湖南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骆驼丛书》之一《日记悲欢》，收录了作者关于日记的杂文和十几位同志介绍他们当年因日记而获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获得平反的情况的来信。这是一本很有特色的书。著名法学家张友渔特地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强调指出：国家应当从法律上保护每个公民写日记的自由。 （顾家熙）
第5版(理论)
专栏：书讯
书讯
由吴振坤教授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简明教程》已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该书曾作为中央党校讲稿和辽宁刊授党校教材试用。 （常汝琪）
王庆成编注的《天父天兄圣旨》已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些史料是编者于一九八四年在英国搜访太平天国史料时发现的，史料涉及金田起义和太平天国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史实。 （舒迅）
孙启佑编著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已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刘光第集》已由中华书局出版。刘光第是戊戌六君子之一。本书收录了刘光第文章五十五篇，函六十三通，诗六百七十八首。汪海波著《中国积累和消费问题研究》一书，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5版(理论)
专栏：学术动态
关于经济改革战略选择的讨论
《经济研究》编辑部于3月9日召开座谈会，回顾和总结八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研究今后进一步改革的战略选择问题。与会者认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到了重要的转折关头，面临着一系列需要抉择的重要战略问题，这些战略抉择将决定改革能否深入发展，甚至可能影响到改革的成败。因此，经济理论界应开展广泛讨论，在加深认识我国基本国情和经过八年改革后的今天具体国情的基础上，从更高的理论层次对改革实践中出现的许多重要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
座谈会涉及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选择问题有以下几个重要方面。
一、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放权让利还是理顺经济关系？一些同志认为，过去八年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放权让利，放权让利的一系列措施在改革初期冲破旧体制的束缚，促进经济复苏和发展方面确实起了巨大作用。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单纯放权让利则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性，关键是利益和风险不挂钩，企业和个人吊高了胃口，竞相争取放权让利的优惠，却不肯承担必要的风险，以致刺激总需求不断膨胀，经济效益未能相应提高。在企业对市场信息、价格信号和市场机制反应迟钝的情况下，出现了放开与市场发育程度不相协调的现象。因此，今后改革的重点应当放到理顺经济关系方面，建立和健全较为完善的商品市场体系，尽快形成一套能够高效配置资源的经济机制，否则，改革将会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有的同志则认为，不宜笼统地把放权和让利同等看待，事实上当前许多应交给企业的权并未真正放下去，停止放权的作法不可轻取；而利益则应靠取得自主权的企业通过改善经营去努力获得，不能靠上面的“让”。还有同志认为，国家、企业和个人作为利益主体，都有其各自追求的利益的最大目标，关键是要找到三者在相互制约中的均衡点。
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是价格等改革的单项突破，还是总体设计的同步配套改革？有的同志认为，经济改革的关键还是在不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条件下理顺价格关系，前提是要造成供给略大于需求的相对宽松环境，保证经济稳定发展。有的同志则认为，迄今各种价格改革方案不过是“调放结合”、“先调后放”等方法，而价格调、放并不等于市场发育，市场不发育，价格机制就难以正常地起作用。实际上，各项改革形成了连环套，无论价格或其他改革，要单项突破都不大可能。最明显的连环套就是企业、市场和宏观调控体系三者之间形成的互为因果关系的复杂矛盾，要解开这一连环套，靠价格或任何其他单项改革都很难奏效。各项改革措施之间不相衔接和协调，必然产生无法克服的摩擦和漏洞。要使经济体制改革能顺利地向纵深发展，关键是确立总体设计、分步实施的配套改革的思想，使各项改革措施前后有序、左右配合地得到贯彻，这样才能保证经济体制从旧模式比较平稳地过渡到新模式。
三、经济体制改革的中长期目标是原始的商品经济还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对于中长期目标的选择问题，涉及到对市场开放程度的认识，取决于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相互结合的均衡点的确定。一些同志认为，经济体制改革所需要的适合社会主义制度的商品经济是现代商品经济，而不是一种原始的商品经济。有些同志提出，在目标选择上仅区分原始商品经济与现代商品经济是不够的，对现代商品经济还必须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有其特殊性，国家应根据经济发展的目标对市场进行组织、调节和控制。有利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市场体系，既不能是早期资本主义那种以私有制为基础、自发形成、自由竞争的原始市场，也不能是现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那种虽有一定国家调控色彩、但在本质上仍是以私有制为基础、并非计划经济的市场。也有同志对我国广大农村在商品经济发育过程中能否完全逾越原始商品经济表示怀疑。
四、经济体制改革中宏观经济政策应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推动高速增长，还是控制货币供应、创造一个没有严重通货膨胀的宽松环境？有的同志指出，依靠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高速增长的代价太大，它使本来应转产、倒闭的企业得以维持，因而降低了社会效益。要使经济改革顺利进行，必须稳定货币，造成一个供给略大于需求的相对宽松的环境。也有同志认为，对于改革的环境要从转变运行机制和调整利益关系两方面来看，无论是供大于求还是求大于供，都不利于调整这两方面的矛盾。因此，应该力争总需求和总供给基本平衡，把创造宽松经济环境的提法改为要求有一个稳定高效增长的环境。
五、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管理模式是采取行政性分权管理，还是采取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有部门分工和层次分工的调节？有的同志主张采取高度集权的政府和发达的商品经济相结合的模式，认为行政性分权不可取，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发挥政府集中权力在资本形成、对企业提供指导和对外经济关系中的作用至关重要。有的同志则认为，中国是个大国，行政性分权不可避免，问题是要区分命令经济条件下的行政性分权还是商品经济条件下的行政性分权。也有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改革往往陷入放权与集权的循环往复之中，因此，战略选择极其重要，只有选择正确才能跳出循环往复。
六、经济体制改革所要选择的步伐是快速改革还是逐步过渡？对于当前双重体制对峙、新经济机制难于有效运行的状态应该采取什么改革方案？有的同志认为，继续保持目前的双重体制对峙状态对经济改革和发展都不利，必须加快改革的步伐，采取更加有力的果断措施，尽快造成没有通货膨胀的宽松经济环境，保证经过总体设计、分步实施、同步配套的全面改革顺利出台，使国民经济较快转上新的运行轨道。但有些同志认为，宽松的经济环境和全面配套的总体设计都难于在短期内形成，双重体制对峙的局面不免将长期维持，只能采取措施缓解其矛盾和摩擦，逐步过渡到新的体制和形成新的运行机制。还有同志指出，快速改革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方案，逐步过渡又使得双重体制对峙的格局长期维持，造成经济机制带“病”运转，既然两者都不可取，应该采取措施主动地退回到改良集中型的体制，为以后的全面改革保留必要的经济实力。
会上还提出了一些需要研究的问题，如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条件或各方面对改革的承受度问题，如何使体制转轨过程保持体制运行的稳定性，如何按照市场发育状况放开市场和价格问题，企业经营机制与市场环境关系问题，等等。 （金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