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苍天何忍
——哀悼司徒慧敏同志
袁文殊
4月4日早上7点多钟，电话里传来了令人悲痛的消息：“司徒今天早上6点50分去世了。”
天哪！这个噩耗终于到来了！他住进医院不几天，坏消息就悄悄地在流传。幸亏我抓紧时间去看了他一次。当时他虽然显得消瘦，但精神尚好，谈起话来还没有什么吃力的表现，所以我心里还希望“出现奇迹”。
记得上次他从外地回来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还和他开过玩笑，并约时间碰头。可是过了两天，他却在电话里告诉我，他感到很疲乏，想住院检查一下。我连忙说：“这好极了，你是应该休息一下了。”我还想他这个大忙人，只有住进了医院才能找到他，我们要办的事才能细细商量。哪曾想到，如今我这积存在心里的衷情竟是无处可诉了。
他走得太早了。在我们这批年逾古稀之辈的朋友中间，论身体，就属司徒最好。他不但素质好，而且勤于锻炼。早打拳，晚舞剑，兼善游泳和跑步，从不间断。所以夏公也常和他开玩笑，叫他“司徒牛”。的确，生病之前，他的身体真象一头牛，又魁梧，又结实，能吃能睡。谁知道，癌魔残酷，苍天何忍？
司徒慧敏同志早在1932年，就参加了以夏衍同志为首的党的电影小组，对当时的旧电影工作者进行团结、争取的工作。他不但自己从事电影导演创作，同时对电影技术，特别是电影录音进行过刻苦的钻研，为我国的有声电影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带着使命到美国学习电影。全国解放后回到国内，更是马不停蹄地为协助建立和发展新中国的电影事业而奔忙。
在我们的朋友中间，司徒的工作范围是最宽的，他不但担负着电影技术、艺术的领导工作，还承担着同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和国际友人的联络工作。他经常到全国各制片单位去检查和指导电影技术、艺术问题，考虑各种涉外事务，如合作拍片，技术设施，乃至胶片制作的基本建设问题。此外还有广泛的国际友好往来。里里外外，常常忙得不可开交。有时开会到中途不能不退席，赶到飞机场去迎送客人。他常把接见外宾的衣服放在汽车里面，坐上汽车边换服装，边向机场驰去。
十年动乱期间，他同文化部的干部们一起被流放到湖北咸宁，我随各个文艺协会在河北团泊洼。天各一方，谁也不知道谁在哪里，更不知道情况如何。1975年的下半年，我们才被解除“劳改”，回到北京。那时总算幸运，叫我们每天集中在原文化部的楼上“补课”。这样，我们就又聚到一块儿了。司徒向我讲了许多他在咸宁挑100多斤重的担子走几十里路，和夜间在荒野中看守菜园子的故事。这种经历，尽管各人有所不同，但精神上的遭遇都是一样的，所以一谈起来都能心心相印。
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大家都面临着工作分配问题。我们两人又命运与共，都在文化部电影局坐冷板凳。不做工作本来是好事，但终日闲在那里，确实也叫人发闷。每当上下午，看见走廊里不大有人来往的时候，我们便悄悄地凑在一起，说声：“唉，这怎么得了，简直比在地里干活还难受”。有时在外边碰见朋友谈起来，大家也说好，这样不做工作最好。细想起来也是的，如果他们要你做你不愿意做的工作，就麻烦了。当然，“四人帮”还是要设法贯彻他们的各种谬论的。记不清楚是为了一桩什么事情，刘庆棠到电影局来，硬说什么，“创作题材是不能百花齐放的。”“四人帮”鼓吹的“反题材决定论”是他们加给文艺界的所谓“黑八论”之一，这一次是直接从他们嘴里听到了。当天下班走到沙滩，司徒便憋不住地悄悄说：“今天又听到一个奇谈吧？”我说：“当然是奇谈。”两人只好相顾一笑而已。
过了不久，我因为在拟定艺术处成员名单的问题上得罪了“他们”，很快被调出电影局，到文学研究所去了。从此我和司徒分两处上班，接触也就少了。但是我们还是利用每天早晨散步的时间，在紫竹院公园碰头。一天，他提醒我：“你现在还要注意，看他们下一步还要耍什么花招。”他的阅历丰富，考虑周全，以后我确实不敢大意。
“四人帮”被粉碎之后，百废待兴，电影局的千头万绪牵在他身上，要不是他有那种坚强的意志和健壮的体魄，早就垮下来了。所以熟悉的朋友都多少看得出来，这时候的“司徒牛”，已经变成“老黄牛”了。
1962年春，应“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邀请，我和他率领一个电影代表团访问日本。司徒早年在日本上学，时隔30多年，这是第一次回去。当时两国之间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尽管在机场入境时遇到一些麻烦，但种种不快都被日本朋友的友谊冲刷得一干二净。在东京、京都、奈良、神户等地，在日本友好人士和爱国华侨中间，掀起一股前所未有的友好旋风。这种情况，除了主人的热情工作外，和司徒慧敏团长的工作是分不开的。他一到日本，许多日本人士除踊跃参加已定的安排活动之外，还有什么校友会、同学会，各种业务座谈会、联谊会等等活动都邀请他参加。常常早上出去访问了一天，晚上回来正要休息、吃饭的时候，旅馆的休息厅里又有人等在那里要求会他。这些人中，有的是多年前的老朋友。
就是这样，到访问结束时，虽然大家都肯定这次访问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还提了不少鸡毛蒜皮的事情。司徒却平静地听着，无论在当时或在后来，他都没有表示过任何怨气。他是20年代参加党的共产党员，在国内国外的风云变幻中，历尽艰苦，襟怀坦荡，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不愧为一个具有坚强党性的真正的共产党员。
最后，我还是要呼喊：司徒呀！你走得太早了！悲泣无声难成语，泪洒笔底字无形。请你安息吧！
第8版(副刊)
专栏：
《艺术与诗》出版
黄河文艺出版社最近出版了弘征的《艺术与诗》。书分上、下两编。《艺术编》谈诗文、金石书画和书籍装帧艺术，评介了我国当代一批知名作家和艺术家的艺术风格和成就；《品诗录》品评了一些优秀的诗作，探讨了诗歌创作的审美艺术。书中博采广取，引述评点，从创作实例中论述得较有情趣。 （迅）
第8版(副刊)
专栏：影视窗
童心·爱心·诗心
黄式宪
正如太阳的光环七彩炫目，孩子们的心灵世界也是色彩斑斓、晶莹透亮的。
作为第一部在荧屏上揭开幼儿心灵的作品，它给予我深深感染的，是那至纯至真的儿童情趣、神韵和童心的美。
诚然，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和宋庆龄基金会联合录制的电视剧《太阳有七种颜色》（上、下集），它的艺术开拓价值，并不只是为我们打开了一个过去很少有人问津的幼儿生活的新领域，更能激发人们审美兴味的，是它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艺术视角，通过散文式的艺术叙事，将童心、爱心、诗心交互融汇，使认识、教化和美的陶冶交相浸透，内蕴着一种“春雨润物”般的魅力。不但孩子们会看得津津有味，对于那些做父母的年轻家长或师长，我想同样可以从中获得某种思想的启迪。
我所理解的童心，指艺术家与孩子心灵的沟通，并在创作中把孩子的世界还给孩子。它与干巴巴的说教或奶腔奶调的借形布道是无缘的。特别是处于低幼年龄阶段孩子的心灵，显然具有双重的特性，即纯真性与可塑性。随着独生子女家庭成为社会生态环境中的一个突出现象，这种从小处境优越的孩子，在4至6岁期间，照儿童心理学家的论证，正处在一种强烈的“自我中心”的心理阶段。他们更需要爱抚、理解和循循善诱的思想启蒙，从而帮助他们跨越这一心理障碍而成长。《太阳有七种颜色》中所着力刻画的小主人公壮壮，正典型地体现了这类幼儿的心理特征，并且是通过许多生动的细节和小插曲，栩栩如生地呈现在电视屏幕上的。
壮壮新入幼儿园，成了李老师所带的“中二班”上的“第35朵小红花”。他天真、顽皮，又有几分霸道，捅了不小的漏子，一向有耐心的李老师因此动火而罚他和刚刚在活动室“站椅子”。谁料想壮壮不服，要越窗逃跑回家，正当他爬越阳台栏杆的危急时刻，李老师砸碎玻璃门救下了壮壮。这里，造成了叙事推进中的跌宕，李老师开始反省并悟出一个道理：她还需要进一步理解这些孩子。
这部电视剧编导那真挚的爱心，则体现为一种自觉的社会责任感，是深深浸润于这种娓娓道来的艺术叙事之中的。李老师破门救壮壮的场面，采用升格摄像——以慢动作造成“时间的特写”，在造型画面上，把她交织着焦灼、挚爱和几分自谴的复杂内心感情，升华到一种艺术美的境界。透过精致的画面，让人心里漾漾地仿佛感到一股热浪的冲击，并留下久久的回味和思索。
这部电视剧的艺术追求，还明显地表现在，通过对壮壮等幼儿心理特征及其环境氛围的独特把握，生发出一种新生活的诗情。令人难忘的一段戏是，孩子们横七竖八趴在平铺在地上的一幅长卷上作画，壮壮画的是绿色的太阳，李老师纠正他说：“太阳是红的，不是绿的。”而壮壮却真挚地回答老师说：“我喜欢绿太阳！”其他孩子跟着七嘴八舌地抢着补充说：“太阳有好多好多颜色，我就喜欢画好多种颜色的太阳。”李老师起初愕然，很快就理解了他们。李老师因此得到启示，带他们去郊游，在绿草地上对孩子们讲太阳公公有七个女儿的童话。这在艺术造型上很有特色。画面是逆光、低镜位拍摄，渐渐变虚，只有李老师甜美的说故事的声音仍在延续，由此透现出浓浓的发人遐思的诗情画意。
令人稍感遗憾的是，电视剧在进入孩子们排练童话舞剧《和大家在一起》之后，叙事显得匆忙，急于交待壮壮的转变，却缺少如上集中那样俯拾即是、妙语如珠的细节描绘。这就多少削弱了该剧在整体上对生活作审美开掘的深度和力度。看来，同其他艺术一样，离开艺术形象的教化式笔墨，在儿童电视剧创作中同样是不足取的，它与至纯至真的童心世界显然是难以相容的。
第8版(副刊)
专栏：
他见缝插针
纪学
刚刚结束大型报告文学集《当代军人风貌》成都军区分册的定稿工作，他就登上飞机，来北京参加全国人大六届五次会议。在开大会听报告的时候，在分组讨论的时候，他精力集中，认真听，认真发言，这时他是个称职的人民代表。然而到了晚上看电影、看节目时，他则极少入场，总是坐在九层楼那住三个人的房间里，逐字逐句地修改他的小说。这个彭荆风，真会充分利用时间！
虽然不情愿地当上了成都军区创作室的主任，但除了深入生活和必要的活动，他仍住在昆明的家里。白天，他闭门写作，一般不接待客人。过去，门上贴着一张纸条：“写作时间，恕不会客”。现在虽然不贴了，习惯还是恪守不变。朋友们知道这点，所以都不在这个时间去打扰他。他那数百万字写边地军民的作品，如《绿色的网》、《云里雾里》，长篇小说《断肠草》，以及许多短篇，都是这样抓紧时间写作出来的。
彭荆风不喜欢开会，尤其是那些花费了时间又不能解决什么问题的会议他更是不愿参加，为此谢绝了不少热情的邀请。不过对来开人大的会，他还是很高兴的。他说：“人民选我当代表，要我来参与讨论国家大事，我要不负人民的期望。我是军人，要代表干部战士，我是作家，要代表文艺工作者。”所以，不管大会小会，他都那么认真，为了一个提案，到处查找资料。
的确，他时时记住自己是个作家，记住作家的责任就是向军队和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所以不论开什么会，他都能抓紧时间写作。去年下半年他到北京来参加一个座谈会，抽空修改完中篇小说《送你一片白云》，发表后得到好评。前段时间，他写了反映老山前线的一个中篇和一个短篇，因领导上责成他定稿报告文学等，没顾得上修改，就带到大会上来了，利用晚上的时间进行润饰。
说到下一步的打算，彭荆风说：“我总觉得想写的东西很多，而时间又太少，必须抓紧才行！”
怪不得呢！
第8版(副刊)
专栏：
淡远幽深的乡土味
叶坚
最近，在北京民族宫举办的《傅恒学画展》，以浓郁的生活气息吸引了观众。
傅恒学是一位土生土长于陕西蒲城农村的中年画家。1949年初参军，后经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诸名家的严格训练。他长期坚持业余版面创作，近年来又研习探讨国画与版画融为一体的新风格。他的国画，具有版画对比强烈、概括简洁的特点。他的版画，又具有意蕴含蓄、淡远幽深的特点。
“说一千，道一万，脱离生活没法办。”这是傅恒学的一句口头禅，也是他的创作主旨。近几年，他背着画夹，跋山涉水，走遍了黄河流域的激流险滩、文化遗址，领略中华民族文化摇篮的风采。他还只身远涉新疆伊犁河畔、军垦牧场、尼勒克草原和吐鲁番盆地等，描绘兄弟民族的美好心灵和多姿风情。近百幅展品中的大部分，是这类深入生活过程中审美体验的“现场纪录”。它们充溢着黄土高原的乡土气息和勃发向上的时代风彩。
第8版(副刊)
专栏：
暮归〔版画〕傅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