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
新华书店五十周年
纪念书画展题词
赵朴初数不尽半世纪的功勋，拔三山，建四化，都有你的份。新华书店啊，感谢你的辛勤！在那民族存亡的关头，在那迷雾漫天的光景，你的诞生，你的事业，你的披荆斩棘的图书发行，把那振聋发聩的雷音，送到了亿万人民耳中心里，激起了五湖四海波翻浪腾。值得千万遍回顾啊，那清凉山上参天塔影！如今，一幅庄严伟大的新蓝图，照临着每一个炎黄子孙，高度的物质文明，高度的精神文明，祖国的统一，世界的和平，这无比光荣的任务，正策勉着我们，正激励着你们。新华书店同志们啊，祝你们不断前进，日新又新，祝你们书卷长留天地，丹青照耀古今。一九八七年四月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史小品
“济公骂秦桧”辨
史莽
西湖值得留恋，固然由于她的秀丽明媚的湖光山色；但还有其他多种原因。其中之一是，她周围长眠着不少可歌可泣的历史人物，岳飞和于谦就是比较出名的两位。正如袁枚所说：“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才觉重西湖”。
如果走到岳飞坟头去看看，的确可以得到强烈的对比：一边是岳飞的高坟丰碑，一边是秦桧的半裸跪像，真所谓“忠奸自古同冰炭，毁誉而今判伪真”。
可是不知怎么一来，岳、秦之间忠与奸、爱国与卖国的斗争，又与道济挂上钩了。说是秦桧害死岳飞后，遭到良心的谴责，就到灵隐寺去烧香还愿，求得心地安宁。不料在灵隐寺却遇上了疯僧“济公”，被他狠狠地辱骂了一顿，回家后就得病而死。于是“济公”一跃而成为一个热心爱国、勇斗汉奸的“义士”——在“济公塔院”的石壁上也作为“历史”刻上去了。
这只要简单地翻一下历史就知道：秦桧生于一○九○年，死于一一五五年；道济生于一一四八年，死于一二○九年，他们二人相差五十八岁。也就是说，秦桧死时，“济公”才七岁，一个小娃娃怎么可能在灵隐寺大骂秦桧呢？“关公战秦琼”的趣闻，不是又多了一桩吗？
其实，从元代的杂剧《地藏王证东窗事犯》和《秦太师东窗事犯》，到明代的传奇《精忠记》，一直到清代的《说岳全传》，甚至佛门所修的《灵隐寺志》，都异口同声地说：在灵隐寺大骂秦桧的不是“济公”（李心远），而是另一个“疯僧”，名叫叶守一。
热心吹捧“济公”的人，就这样随心所欲地叶冠李戴了！
第8版(副刊)
专栏：
我心中的帕米尔
唐小可
帕米尔之晨容光焕发。太阳象一个浑圆的雪球从山间滚出，朝霞还没有把天边烧红，群峰就变得炽白。
汽车载我们驰向红其拉甫山口。
这就是名传1000多年的葱岭古道么？虽然眼前宽阔的公路傍着密密的电杆伸延，我脑海里浮现的却是一幅幅金戈交鸣、驼铃叮当的画卷。
许是梦里曾经神游，这里的旷凉和雄奇竟是如此熟悉，连人们热心指点出的“丝绸之路”古驿站也依稀相识。
印满马可·波罗足迹的地方！
海拔4300米。雪原。不见一株树、一棵草，唯有天的深蓝和地的洁白构成的静谧。
走进深蓝和洁白之间的一幢孤独小楼，这是边防哨所。
几个战士正在甩扑克，全神贯注，没有一点喧哗。黑脸膛的排长迎接了我们。他解释，不是小伙子们不活跃，实是不敢大闹大嚷，否则，你会体验到什么是高山反应。
也许是没有剧烈活动，我倒一点感觉不到胸闷气短。排长笑笑：假如你在这儿住上几天，假如你步行走上几公里，假如你情绪激动，假如你哈哈大笑，假如你长时间看书、长时间说话、长时间睡觉……，你就不敢自夸体质强壮了。
哦，山有山的性格，稳重的帕米尔好静。
然而也有喧嚷的时候。
大雪封山的冬夜，饥饿的狼群出来觅食了。山谷里整夜整夜响彻长长的悲鸣。哨所周围，悲鸣变成了凄厉的嗥叫，令人毛骨悚然。战士们怕吃剩的羊骨扔在外边招来饿狼，便扔上屋顶。谁知一天晚上，狼们竟爬上房顶打起架来，天晓得它们怎么爬上去的。后来，只好把羊骨扔进远远的山沟。
“你们不怕吗？”我好奇又钦佩。
“咋不怕？”排长回答，他当新兵那会儿，夜里吓得蒙在被窝里直发抖，象打摆子。同屋的老兵恶作剧，还总讲狼吃人的故事吓唬他。“俺急了，他是人，咱不也是人？他逞好汉，咱就是草包？甭瞧不起人，是驴是马还得有一阵子瞧哩。” 心里一憋气，倒不筛糠了。有一天晚上，他同老兵打赌，竟一个人带着火把赤手空拳走出了屋子。走了百十步踅回来时，却意外地发现老兵提着枪跟在身后。“原来他是在治俺的恐惧症哩。中！这次打赌不输也不赢。两人都挨了班长一通训，往后再也不怕狼了。”再往后，爱恶作剧的老兵复员了，他呢，当了排长，“芝麻官，伤脑筋的差事。”
他笑得很开心。
哨所井然有序。门上贴着一张轮值表，是轮值做饭的。伙食极少蔬菜。没有电视，连电灯也没有，因为没有电。照明靠蜡烛。冬天大半年，除了一个电话机通信息外，绝对的与世隔绝。
“是什么力量使你们坚持下来的呢？”我象一个最平庸的记者那样提出了这个最平庸的问题。
沉默。一个战士回答：“是命令。”
我失望了，却又为这个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回答而快慰。
另一位战士进里屋拿出一张照片。
照片上战士们整整齐齐站成一排，两边竖着标语牌似的东西，牌子上的文字是慰问电，署名有周恩来、李先念、赵紫阳等。排长向我解释：几十年来，中央领导同志每次出访经过红其拉甫上空，都要向这小小的哨所发来慰问电。
我似有所悟，想起那句古老的格言：军人为荣誉而生，为荣誉而死。
“是理解。”拿照片的战士仿佛矫正我的想法，庄重地说。
理解！这个我们常挂在嘴边的词，从战士口中轻轻吐出，却这样重，这样响。
现代军人追求的不仅仅是荣誉。
来自中国领导人的理解，在战士心中，比荣誉，甚至比生命都要贵重得多。
离开了帕米尔，心中却老记挂着它，记挂着它的冷峻和旷凉，记挂着它碧蓝的天空、奔涌的繁星和绿茵茵的草地。
第8版(副刊)
专栏：
论“残粥剩羹”
诸葛立早
“残粥剩羹”，系指饭店、宾馆餐桌上的剩余物资。这也配论一论吗？也许会有人反唇相讥。我当然得回答：请听听鄙人的论，再讥不迟。
中式酒席的“残粥剩羹”问题，与旧时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40年代曾在《生活导报》上写过一篇题为“劝菜”的文章。他当时这样说：“西洋每人一盘菜，吃剩下来就是暴殄天物；咱们中国人，十人一盘菜，你不爱吃的却是我所喜欢的，互相调剂，各得其所。因此，中国人的酒席，往往没有剩菜；即使有剩，它的总量也不象西餐剩菜那么多，假使中西酒席的菜本来相等的话。”月过星移，王力先生当时所说的情况，现在已不复存在。
不少报刊对这个问题已作了披露。先是浙江的报纸，对杭州一些大宾馆、大饭店把餐桌上的剩余物资倒进了泔水缸的情况作过报道。最近，《半月谈》杂志对此问题又有议论。从报刊披露的情况看，那些“残粥剩羹”（姑且用这个老名词替代），不仅量多，有时竟占酒席佳肴的一半；而且质好，甚至整盘、整盆的菜原封不动地从厨房到饭桌再到泔水缸。于此可见问题之“严重”。
我并不否认，宴席上剩下一些东西，是在所难免的。“众口难调”，不但不能照肚皮做饭，而且也不能叫人吃不下硬吃。否则，真要人带着“食母生”一类的助消化药去赴宴了。然而，既然“残粥剩羹”成了一个问题，总得找出路解决，我想，这也是情理之中的。
出路之一，少请客。请客应酬之风，决非一种好风气；特别是用公款请客，更得有所节制。在“公宴”上，吃来吃去往往以“老面孔”居多。中午这个宾馆，晚上那个饭店；今天你请我，明天我请你，肠满胃倒，食欲必然不振，“残粥剩羹”者多，便是必然的了。
出路之二，量“吃”而“请”。已经有人著文说，现在，“公宴”上，主人常常关照客人：“没什么菜！”但实际却是“七个碟子八个碗”里的佳肴冒尖，于是乎，不少美味菜因吃客舌腻肠满而成为摆设。也是王力先生，30年代曾参加一次宴会，饭碗被鱼虾鸡鸭堆满之后，突然把筷子一放，宣布吃饭了。直到主人劝了又劝，他才说：“那请给我换一碗白饭来！”虽说少年气盛，却道出了量“吃”而“请”的道理。
出路之三，“吃不了，兜着走”。在海外，有的酒家的侍者，主动把顾客吃剩的东西，用食品袋“打包”让顾客带走；有的上层人物请客做客，公文包里也有塑料袋、饭盒，供“收拾残局”之用。在上海的结婚宴席上，双方家属都带着处理“剩余物资”的器具，也是一条“不成文法”。唯独“公宴”往往例外，怕人说“假公济私”吗？我看，除特殊场合，带走比扔掉要好。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古训之新义，不用我饶舌了。
第8版(副刊)
专栏：
联结过去和未来的桥梁
彭常新
在中国，博物馆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春秋时期，鲁国即建有“太庙”以纪念周公，庙内置放有珍贵的文物。汉代司马迁曾到山东孔庙，参观庙内的车服、礼器，以遂“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之愿。以后历朝的宫室、祖庙、武库等均收藏有大量文物珍宝，特别到了清朝，宫廷更是无所不收。这样大规模的收藏，为近代博物馆的建立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1905年，资产阶级实业家张謇以个人财力，在自己的家乡江苏南通兴建了由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座博物馆——南通博物苑。新中国成立后，文物、博物馆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到目前为止，总数已达八百余座。在北京，除了名闻遐迩的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颐和园外，还建立了各种专业性很强为公众服务的博物馆，如：农业博物馆、自然博物馆、北京天文馆、鲁迅博物馆等等，以及宋庆龄、郭沫若、茅盾、詹天佑、梅兰芳、徐悲鸿、曹雪芹等历史名人的故居、纪念馆。这些博物馆（纪念馆）以各具鲜明特色的陈列展览，开拓了观众的视野，弥补了他们知识的空缺，陶冶了高尚的情操，加深了对祖国的热爱。博物馆在教育方面所起到的这种潜移默化的作用，是其他教学部门所无法相匹比的。它以独特的形象的寓历史、科学、艺术于一体的方式，去激发观众的思维，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在世界范围内追溯博物馆的历史，可以上推到公元前283年。那时，马其顿在埃及的托勒密王朝的国王费拉台夫大帝，在首都亚历山大为自己的父亲索特尔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座“博学院”，将宫殿的一部分开辟为珍藏古器物的地方，陈列天文仪器、医疗器皿、哲学家的雕像及象牙等。还附建了修道院、讲演厅；附设了动物园、植物园，组成了一个小小的文化中心，以便于学者往来。但主要还是为了祭奉希腊神话中专司文艺的女神缪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使博物馆这一新的事物从罗马时代富有者家庭为了炫耀和点缀而搜罗文物、艺术珍品，作为个人私产的萌芽状态脱颖而出。今天，全世界的博物馆总数已接近三万座。各种类型专业性博物馆应运而生，参观博物馆已成为群众业余文化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法国，著名的艺术博物馆卢浮尔宫每年要接待300多万观众；蓬皮杜文化中心的参观人数达到了800万；以奥赛火车站改建而成的奥赛博物馆则成为巴黎市民最为关注、议论也最激烈的三个话题之首（其余两个为恐怖主义和艾滋病）。该馆自1986年12月开放以来，观众络绎不绝，每天多达1.3万人。到今年初，已有25万人去光顾了这座博物馆，大大超过了埃菲尔铁塔和蓬皮杜文化中心的参观人数。与之相比，中国的故宫博物院则要名列榜首了，据统计，该院的年参观人数竟达1000万之多。
令人遗憾的是，博物馆这一特殊的社会大学堂的作用，以及它在社会文化生活中所处的地位，至今仍未被所有的人认识和承认。有的中小学教师头脑里竟然无“博物馆”这一概念，甚至连个别新闻记者也不知中国历史博物馆位于何处。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文化水准的提高，可以相信，博物馆终将会迎来一个新的发挥巨大作用的时代，各种寓思想性、科学性、艺术性、趣味性于一体的多样化的陈列展览，将满足社会各阶层观众的需要，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新贡献。
第8版(副刊)
专栏：新书架
《广厦魂》
建筑也是一门艺术，在我国，建筑家似乎不如文艺家那么引人注目。这部记述著名建筑学家、原中国建筑学会主席、国际建筑师协会副主席杨廷宝教授的长篇文学传记，由江苏科技出版社出版，刘向东、吴友松撰写，忠实地记录了一位命运多舛的“小和尚”成长为蜚声中外的建筑学家的平凡而壮丽的一生。 （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