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4月13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理论)
专栏: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歌
——电视系列片《话说运河》散论
顾骧
我叹服艺术家们有意思的发现:看一看中国地图,万里长城从山海关向西南延伸到中国腹地,而京杭大运河则从北京向东南流淌到大海之滨,长城和运河组成了一个最珍贵的汉字“人”字图形。长城是阳刚、雄健的一撇,运河是阴柔、深沉的一捺。我们的祖先,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书写的这个“人”字,是为人类创造的两大人工奇迹。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运河同样是中华民族的骄傲。然而,人们为运河抱屈,有着2500年历史,流经七省市,贯通五大江河的世界上最长的一条人工河流,它曾为我们国家的统一,民族的昌盛,政治的发展,经济的繁荣,文化的交流,作出了不朽的贡献;然而,它远不及长城那么著名,那么举世瞩目。感谢中央电视台的艺术家们,“话说”了长江之后,又接着“话说”了运河,将这条古老的大运河,介绍于天下。清朝乾隆年间,有一幅描绘运河全程的《道里图卷》,如今又有了一幅用现代化的技术绘制的、更为宏伟的运河《道里图卷》。
《话说运河》摄制组,为《话说长江》的原班人马,从“长江”到“运河”,艺术上的跋涉是一个艰难的历程。当《话说长江》饮誉国中时,如何将《话说运河》拍摄得百尺竿头再进一步,确非轻而易举。可喜可贺的是,当我们看完三十二集《话说运河》之后,可以肯定地回答,《话说运河》的艺术水平,整体上超过了《话说长江》。作为拍摄对象的运河,当然远不及长江的壮美。长江,茫茫九派,惊涛拍岸,回澜九曲,山川雄奇,风光秀丽;运河,江南拥挤,喧闹,北方干涸以至断流。但《话说运河》的制作者们,在艺术上作了苦心的追求与新的探索。它不光是客观地再现了大运河本身,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它还更多地表现了艺术家们对历史的理解,对生活的感受与审美的体验。更多地注入了与时代、与人民一致的艺术家的主观情感与思考。《话说运河》有着更丰富的意蕴。《话说运河》很好地解决了对运河的客观再现与艺术家的主观表现的结合。
《话说运河》格调比较高雅。它的总编导有一个高的立意,就是为提高中华民族的思想和文化素质而作贡献。这个立意较好地融化在片子的总体构思中。如果说蜿蜒曲折的大运河是贯串整个纪录片的一条线索,那么,炽热、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感,则是贯串整个片子的灵魂。从画面、音乐、解说词……的视觉与听觉整体印象中,使人感受到,有一股浓烈的对祖国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化,淳朴的人民以及欣欣向荣的现代化建设生活的挚爱情意,在大运河中流淌。
纪录片,无论是电视还是电影,过去好象只是新闻的一种样式。不妨说,《话说运河》已脱离新闻范畴,而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品,它具有足够的艺术品格。《话说运河》既能使人获得思想的启迪和知识的增长,也能使人得到审美的享受与情感的渲泄。它能使人精神境界得到多方面的满足与升华。这几年,电影界也拍出了一些优秀的纪录片,可以说,《话说运河》是电视中抒情性的游记散文。
编导对片子追求一种“文化味”。这“文化味”首先得力于一批著名的运河沿岸的乡土作家对创作的参与。他们为片子撰写了解说词。这些具有独立文学价值的、不少是韵味浓郁的散文的解说词(如“春满里下河”等),使得片子具有超越画面的艺术效果。从中,使我们看到文学对电视的渗透,文学与电视的结合。这“文化味”,更广泛体现在让我们领略了运河两岸历史的兴衰更替,人民生活的沧桑以及它的地理面貌、古老传说、名胜古迹、风俗人情、名人轶事、文物典籍。它远不是纪录、摄取生活表层现象的风光片,它包容着广博的历史、人文、民俗的内涵。仅以《淮安行》这一集为例,它就让我们耳闻目睹了韩信的遗迹与传说,不无崇敬地向我们介绍了南宋抗金名将、巾帼英雄梁红玉,清朝抗英爱国将领关天培;引导我们参观了传为大戏剧家关汉卿的名剧《窦娥冤》中的窦娥赴刑场走过的“窦娥巷”和大名远播西国东瀛的大作家吴承恩撰写《西游记》时的简朴书房“射阳簃”;饱含深情地领我们瞻仰了驸马巷中周恩来同志的旧居,和旧居庭园中的一片菜园;追怀了历史上号称“九省咽喉”淮安河下镇往昔的繁华,品味了现今这青石板路、幽街深巷、老店铺面、市声沉寂的古朴之风。
编导对片子还追求一种“乡土味”,表现为浓郁的地方特色。它拍南方的小桥流水,枕河人家,烟笼翠柳,杏花春雨;拍北方的苍凉古道,平畴沃野,夕阳芳草,骏马秋风。江南运河那几集,可说写尽“天堂”景色。
这部片子艺术上突出的价值是它所追求的整体“真实感”,是它的写实风格。窃以为目前某些电视节目有两弊 一为庸俗,二为虚假。某些纪录片,以至新闻报道片,往往对现实生活中人物进行导演摆布,对拍摄环境重新布置,人为地组拍,对生活原貌加以歪曲或粉饰。某些风光片,在优美的自然山水间,总有那么几个红男绿女,随镜头移动,左右顾盼,一望而知,是有意安排的蹩脚“演员”。编导者也许意在增加片子的生活情趣,殊不知,虚假的表演,与自然山水极不协调,大大败坏了人们的审美感受。《话说运河》一反时弊,十分重视纪录片真实再现客观事物的特性,他们“以运河为线索,一路拍摄所经所历,所见所闻,有今有古,有洋有土,有雅有俗,有气有福,有甘有苦”。(见《话说运河》序集词)它不掩盖生活中的矛盾,对运河的污染,对北运河的河浅水疲,甚至干涸断流,人为的灾难,直率地加以纪录报道。片子从内容出发,注意细部刻画,多取小街、小巷、小镇、小景。我们从镜头看到的生活与人物,是未经过滤的原色。在摄象上大量采用了抓拍、抢拍,并配以同期录音,使得镜头画面真实可信,反映事物生动感人。
这里值得特别一提的是陈铎、虹云二位节目主持人的出色“表演”。他们主持《话说长江》取得了成功,赢得了观众的好感与欢迎;虽然在片子末尾,告别观众,略有夸张表演色彩,似嫌太过,为美中不足。在《话说运河》里,他们的主持活动则比较臻于完美了。他们举止自然而大方,给人以美感的愉悦。他们有时在现场口头采访,有时面对观众即席评论,极具“生活化”,而无“表演味”。尤其是说话一改过去的“宣读式”为“交谈式”,不拿腔拿调,自然流畅,如叙家常,很有感染力。使片子获得了很强烈的真实感,缩短了观众与作品的心理距离,从而达到了真中见美的难得的艺术效果。


第5版(理论)
专栏:

心向祖国 雄风犹存
——读报告文学《志愿军战俘纪事》
叶鹏
大鹰同志的中篇报告文学《志愿军战俘纪事》(载《昆仑》1987年第1期)真实地记述了当年囚禁在异国土地上的志愿军战俘的斗争事迹以及他们坎坷的人生道路。作者在后记中说:“由于目前某些报告文学越写越虚,以至使人真假难辨,也由于这个体裁本身,我和编辑部的同志约定,这篇作品要努力把它写实,多叙述,少描写,尽可能采用简洁的句式,尽可能地多引述当事人的回忆和记录。”这番议论引起了我们的思索。
把作品写得意蕴含蓄、诗意盎然,或是冷峻深沉、哲理诱人,无疑是严肃的艺术追求。把作品写得朴实简洁、平易无华,也同样是严肃的艺术追求。在某种意义上,后者的难度可能还要大些。它要冒着进不了文学大雅殿堂的危险和指责。
无可讳言,在军事文学中,“战俘”是敏感度极高的危险地域。长时期的封闭和保密,就使得题材本身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人们迫切地渴望了解战场无硝烟的另一面(确切地讲,那里也有屠杀、拷打和镇压战俘的血腥战火),了解战争的继续和转移,了解人类文明与野蛮的抗争,了解灵魂和肉体同时被铁丝网刺得鲜血淋淋时,人的高贵头颅和品格,人的坚强信念和意志,人的怯懦软弱和无耻。《志愿军战俘纪事》的出现,无疑是军事题材报告文学的一次突破与开拓。战俘生活第一次不是作为侧面,而是作为全景;不是作为远镜头幻影,而是作为近距离特写,贯穿在一次举世闻名的战争描写过程中,也同样贯穿于成千上万人的命运再现中。这个题材的开掘,具有极大的勇气,它努力使那些一度处在暗影中的真实重现光芒,因而理所当然地要引人注目。
在大鹰的笔下,人们依稀洞穿了铁丝网的严酷内幕:铁刺尖尖的囚笼,它使不少战俘遍体鳞伤;粪水四溢的水牢,它曾沤烂过许多战俘的身体。不过,它们外面的招牌是“休养所”。牧师宽大的黑袍里,揣进过不少匕首到战俘营,在那些败类们的手中,挖过烈士心,剐过战俘肉,沾满了志愿军战俘的鲜血。扒开战俘的衣服,是无数惨不忍睹的刺字图案……所有这些都是志愿军战俘用生命和鲜血对大洋彼岸当时所谓“文明”的认识与体验。
当着30年后,那位欧麦文先生忏悔地对着已是经理的张达说道:“丑恶的战争”。我们似乎另有所悟:只有获得阶级、民族的解放和自立,才有可能走向人类最后的自身解放——这是人类历史痛苦复杂渐进的螺旋脚步。
在争得人类自身解放的历史进程中,对身陷囹圄的战俘来说,最崇高的字眼就是“祖国”。有报刊连载该文时,用了《心向祖国》的新题,可谓抓住了志愿军战俘的灵魂与行动之内核。
监禁在他乡异地,“祖国”神奇地化成了可感可触的具体事物。它具体到了一双千缝百补的破橡胶鞋,一张从垃圾堆里拣来的《解放日报》,一块多少人分着撕开藏在身边的布条——因为它们来自祖国,它们也就和五星红旗一样庄严和高贵,一样地成了祖国的象征和替身。人们忘不了战俘营升国旗的流血战斗,尽管赤手空拳,军人的雄风气概犹存,军人的责任感历历在心。他们要捍卫的是祖国的尊严,民族的尊严。神经可以破坏,肉体可以摧残,忠于祖国的理想和信念是打不断、挡不住的。在非人的折磨中,这理想和信念越来越远大,越来越坚定,成为归国战俘几十年坎坷奋斗的灵魂支柱。人是需要有一点精神的,这精神愈强大,人的生命力也就愈顽强,其中有些人的经历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在该文的《后记》中,我们感到了作者的为难,社会各方面都对他有所约束和影响,如果按有些意见来选择组织材料,也可以另谋数篇。比如战俘营败类身上体现出的劣根性以及少数人的麻木愚昧;被俘的志愿军干部思想中的传统观念;战俘们归来后的待遇,等等。沿着这些地方反思,或许会有更深刻的意义。但作者有意适可而止,他怕走向反面,这也许多少影响了作品的深度。但对首次反映战俘题材来说,对那些渴望理解的战俘来说,没有什么能比反映他们捍卫祖国尊严、心向祖国的战斗更为重要了,没有什么能比披露他们在战俘营遭到的非人迫害更为迫切了——这是他们独特生活的全貌和主流。
初读作品,我的印象是质胜于文,再读时又有些疑惑了。对于这种具有独特性的文学,如果过份地渲染描绘和议论,反倒会失去应有的魅力。只要题材的真实和艺术表达真实相一致,作品便会产生独特的个性。
一位海外作家说过:如今大洋彼岸走红的作品有两类:一类是作家亲身经历过的,一类是作家潜心研究过的。大鹰作品当属后者。大洋两岸审美标准或有不同,但作为文学,对生活的重视倒有共同之处。大鹰显然对战俘生活做过大量调查。但有一点我们不满足,他掌握的大概多数是第二手资料,这种研究得不深入就使他只能一味地交待,而缺乏必要的细节描写、现场和氛围描绘,恐怕多少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第5版(理论)
专栏:

文学的选择
殷白
文学总是有所为的。如果说生活是土壤,那么有所为就是动力。创作要有冲动,冲动必有原因,决不会无缘无故。从古代神话到现代派小说,都可以寻出产生的原因。各有所为,总有所为,无非是所为的不同,作者主观上承认与否。有所为是纷繁浩瀚的文学大海里潜在的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前辈作家一再阐明过的、无可辩驳的科学论断。
文学需要发展,需要创新。我国最近十年的文学,提出解放思想,勇于探索,重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大推进了新时期文学的发展繁荣。但并没有否认有所为。实践的经验启发了我们的信念: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得更好,文学自身也会发展得更好。
服务不能强迫,文学无需命令。“二为”要靠自觉,靠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时代使命感所激发起来的全部生活热情和艺术才华。
鲁迅在20年代自称做的是“遵命文学”,并不是真有谁下的命令。他自己解释:不是听从“金元”和“指挥刀”,而是“心甘情愿”地遵从革命的“将令”。鲁迅的全部实践证明他的“遵命文学”实质是高度自觉的文学,这是不可以从字眼来误解和曲解的。
“工具论”的谬误是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它脱离生活,违反了文学的现实主义,并不在工具这个字眼。文学的服务性能并不辱没文学的本体性能,文学本体的价值品格恰恰是在服务中表现和完成的。相反,不要服务只要本体的文学是不存在的,离开为绝大多数人民服务而标榜绝对“自由”的文学也是不存在的。有之,只能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自由”,仍然是有所为的“自由”。
文学总有所为,而作家应有所不为。这构成了文学发展的辩证法,并为我国文学史上前辈作家们的艰辛历程和严峻操守所证明。我国最近十年的文学,针对“文革”的倒退和禁锢,曾提出开放题材,打破禁区。似乎什么都可以写,但究竟应该写什么,怎样写?轻重缓急的摆法,可写,可不写之区分,严肃的作家不得不作认真的思考,负责的取舍。当时还在世的茅盾同志就说过:题材无禁区,作家有选择,就是换一种语言提醒作家要有所为有所不为。针对“文革”时期假大空的现象,文学的拨乱反正首先致力于恢复和发展我国现实主义的传统,“写真实”的问题也被重新提出热烈议论起来。我认为:凡文学必须具有真实的品格,凡真实却不都具有文学的品格。换句话说,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究竟写哪一种真实,写什么样的真实,写这种真实而不写那种真实,作家还是需要思考和选择的。
总之,题材十分广泛,真实各种各样,文学总有所为,作家应该选择。


第5版(理论)
专栏:

在挫折中奋进的改革者
——读长篇小说《你好,哈雷彗星》
曾镇南
在反映改革与开放的现实生活的作品中,达理的长篇新作《你好,哈雷彗星》是很值得一读的。这部小说写得泼辣、生动、爽利,没有写经济建设题材的作品常见的沉闷枯燥的毛病,读来引人入胜。作家倘若没有被卷入改革的生活漩涡中心去历练一番,恐怕是不能写得这样真切、分明,使人几乎产生一种及肤的触觉的。
在发表这部长篇的《中国作家》1986年第六期的扉页上,达理写了这样一段话:“感谢生活,一次次把我们推入逆境。惟此,我们笔下的人们,可以被打败,但永远不可被战胜。”这段话既提示着他们的生活和他们创作上的新发展的关系,也流露着他们在生活和创作中不懈地追求。他们想改革,写改革,为改革者呼吁,为新事物呐喊。
耐人寻味的是,《你好,哈雷彗星》这部描写改革者不屈的斗志的小说,写的却是一群改革者的一次令人扼腕长叹的失败。一项很有希望成功的引进项目——某开发区三星公司引进白干葡萄酒灌装线一举,终于因为我们内部的种种摩擦、牵制而失败了。这失败似乎有些莫名其妙,细想却又觉得势出必然。板结贫瘠的土壤,是不能骤然开出活泼丰茂的鲜花的。所以小说在具体引进项目的失败过程的细致描写中,着力刻画主人公冯赞平对改革的认识由浅入深的精神历程和种种内心感受。他有迷惘,也有眩惑,有衣衫溅水的狼狈,也有横遭雷殛的痛苦,但终于逐渐成熟、清醒了。在更清楚地认识到改革事业发生发展的现实条件之后,他的身心也就生长出了一种新的改革社会的力量了。当他在小说结尾预先向未来的哈雷彗星问好的时候,实际上已经从失败的挫折中奋然前行了。
我国的改革和开放,是一项带着探索性和试验性的新兴之事,它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和极为复杂的情况,不可能没有回流、没有阻力、没有失败。谁想投身于社会主义事业,谁就不能幻想走平坦笔直、风和日丽的道路。冯赞平所经历的难堪的失败,其实是历史的曲径的一环,绕也绕不过去的。这是严峻的历史老人为改革者安排下的必修之课。《你好,哈雷彗星》写失败、写厄运、写艰难,但并没有灰颓之气、萧索之象,反而给人悲壮慷慨的感觉,再试身手的欲望,这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它所写的是改革中的一次失败,场景多为平淡的生活,似乎比腥风血雨的战争场面更难措笔,所以也自有其时代风采和社会意蕴,自有其艺术上的胜景。
小说在塑造改革者的形象方面,也颇有一些新意。达理笔下的改革者,并不是那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式的改革事业的领袖人物,而是一些被改革事业吸引的知识分子和普通人。象冯赞平、郑棠棣这样的大学教师,本来是无心在改革事业中充当叱咤风云的人物的,但是,当他们由于某种机缘而卷入改革的浪潮中时,报效祖国的热情就被唤起了。他们在实践中克服着自己脱离实际的缺点,兢兢业业地想做成几件切实的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尽一点心力。这样普通的、有良心的、正直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真是成千成万!描写他们,从一个侧面,反映着改革事业的命运和前途,反映着中国知识分子在改革时代中的新动向。
在冯赞平周围,达理还描写了孟昭奇这样的干部形象,描写了曹大维、苏婉、施兰这样的青年形象,描写了梅老太太这样的老财会人员形象。这些人各具个性,各有忧乐,相互之间也有矛盾冲突,但是,他们的命运都是和改革事业联在一起的。从这些人物身上,我们可以深刻感觉到现在的中国普通人是怎样地向往着改革!在达理笔下,改革再也不是少数孤危忠信、大智大勇的先觉者的寂寞的探索了,它已经成为有广泛的社会基础的事业了。
达理在塑造人物时,很注意比较深透地揭示人物的心灵世界的秘密,揭示人物内心复杂的变化与社会潮流、风尚的急剧变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冯赞平这个主人公形象写得比较丰满深沉。作家不仅善于表现他在社会事业中逐步增强的应变能力和日益成熟的认识能力,而且也着力刻画了他在家庭生活中,在婚姻、恋爱中尴尬微妙的心理状态,刻画了他在个人命运中的灾难面前的刚毅态度,这样就比较完整地描写出了他所经历的这一段心灵历程。冯赞平并不是没有弱点的,他也有知识分子的那种空疏和脆弱,但他毕竟是在不断充实着自己、改变着自己。受挫的改革事业艰难地玉成着他。对他的复杂的精神世界和感情波澜,读者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作家在描写这个人物对人对事的内心反应和外在言行时,稍微节制一下那种过分玩世不恭和略嫌油腔滑调的语言,那么,也许就可以使这个人物的性格力量更强烈、更含蓄了。
达理在对改革中的人进行研究的时候,还表现出一种难得的敏感,即对社会发展变化中新的心理类型的敏感。例如施兰这个80年代大学毕业的女律师形象,就带有新的生活浪潮的强烈的气息。这个青年女性着墨不多,却呼之欲出。强力的美和纯情的美,在这个新女性身上,得到了和谐的统一。作家在刻画她在社会斗争中的锋芒和强力的时候,善于选择动作性极强的情节和细节,用刚健挺拔的笔触予以勾勒。同时,作家也大胆地展示这个女性纯情柔婉的一面。她在性爱中的平等、自信的意识,大胆、越轨的行动,反映着这个在开放的时代空气中成长起来的生命那种略无拘束的状态。
小说以三星公司引进项目的兴败为主线,但它展开的生活面却不是单一的。随着这条主线的发展,勾连牵扯,很多鲜为人知的生活、人物也一一编织到故事中来。达理的文学语言也一改过去比较文气的弱点,变得雄恣泼辣了。这实际上反映着作家生活视野的扩大,生活经验的丰富。这两位大学生出身的作家,在生活的历练中正在充实起来。他们已经有能力用多种笔墨,描写出改革中变幻不定的、驳杂多色的社会生活的图景了。这对于他们在艺术实践中进一步把握在典型环境中创造典型性格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第5版(理论)
专栏:

长江流域戏剧理论研讨会
由武汉市艺术研究所发起的“长江流域戏剧理论研讨会”,最近在武汉举行。来自京、沪、赣、皖、湘、鄂、川等地的戏剧理论工作者五十余人,就戏剧现状与戏剧观念的更新、当代观众审美心理趋向、戏曲的纵向继承与横向借鉴的关系等进行了讨论。与会者还从戏曲的文化传统背景到戏曲表现特征,从传统戏曲的优劣到未来戏曲的设想,提出了改革戏曲的建议。中国剧协副主席刘厚生等参加了会议。
 (韩义文)


第5版(理论)
专栏:

古典文学宏观研讨会
由《文学遗产》、《文学评论》、《语文导报》、《天府新论》四家杂志联合发起的“中国古典文学宏观研究讨论会”,最近在杭州大学召开。
会议围绕四个议题展开了讨论:一、关于古典文学的宏观研究问题;二、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特征问题;三、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规律问题;四、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古典文学的关系问题。会上对宏观研究的性质问题出现了不同意见,但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宏观研究对古典文学工作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有人还提出,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研究格局具有它历史的合理性,但今天研究的重心转向宏观,则是必然的趋势,而要使宏观研究持续深入地发展下去,就必须使之科学化。
(白)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