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木鸢并非风筝的祖先
姜长英在2月14日《周末》撰文说，每逢春季，风筝往往成为各种报刊宣传的“热门货”。这些文章介绍风筝时又几乎都把“木鸢”说成是它的祖先。此说有误。
鸢（读鸳）是一种鹰。“木鸢”是用木头制作的靠滑翔前进的鸟形飞行器。“纸鸢”则是用纸糊在篾架子上成为鸟形，牵上线，能迎风飞上天空的飞行器。纸鸢原名风鸢，唐朝以后才叫风筝（或称纸鹞）。由于都有一个“鸢”字，人们就常常错误地说木鸢是纸鸢的祖先。
木鸢和纸鸢是两种不同的飞行器。前者是无动力的滑翔飞行器，可以说是一种滑翔机的模型；而后者则是一种以牵引为动力的飞行器，可以说是固定翼飞机的前身。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蜚（飞）一日而败。”《墨子·鲁问》说：“公输子削竹木为鹊，或而飞之，三日不下。”这些文字中都未提到用绳子牵引，因此难以说明它们是纸鸢的祖先。 （王敏才摘）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最大的海上旋涡
胡善美、游品莲在《航海》第1期上撰文说，目前所知，世界最大的海上旋涡，是北欧挪威的萨特旋涡。
萨特旋涡，在北极圈稍北处的岸边。长期以来，挪威许多传奇故事，都和可怕的萨特旋涡联系在一起。有的人认为，它是“魔鬼玩弄的圈套”，是“惩罚强盗的陷阱”；也有的认为，海水在这里被吸进地心，再从地球的另一端“吐”出来。
其实，萨特旋涡是几股强大海流，随着涨落潮进出峡湾时，通过斯陀海峡形成的。此海峡，水深90米以上，长约1800米，最狭处仅135米，在流速最快的大潮期间，每小时20公里以上。
海潮每天涨落各二次。每次涨落，大量的水“挤”过海峡。这时，流水急如瀑布，声闻数里，海水好象在杯子里快要溢出来。千百个小旋涡，越来越大，流速越来越快。一般的旋涡，直径10米，大的30米以上。在快速旋转的旋涡中心，常常出现深达8—10米的空洞。这黑黝黝的深洞，是传说中“魔鬼的喉管”，给人的印象是“深不见底”、“洞深无底”。在急剧旋转着的旋涡上空，空气也被带着转动，发出一阵阵“呜呜——”“唏唏——”的凄厉的呼啸声。
萨特旋涡在海潮涨落期间“发怒”的时刻，不论是大船还是小船，都不让通过。1905年，瑞典运输铁矿石的大船“英雄号”，不听海峡附近信号站的警告，试图冲过一个个大旋涡，结果船被折毁，虽然船长及船员被海水抛向一个小岛，保住了性命，但船体的尸骨残骸已无影无踪。近150年中，已有28个捕鱼人，在此遇险而不幸葬身鱼腹。当地报纸，刊登着萨特旋涡“发怒”的准确时刻表，供过往客商使用。广播站不断劝告人们，要遵守“上帝安排的时间”航行，切勿跟“生命开玩笑”。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北京猿人生活在山洞里吗？
王吉在2月23日《北京晚报》撰文说，我国科学工作者认为，北京猿人是生活在山洞里的。理由是：在北京猿人居住的山洞里找到的石器上，可以看到有意识加工出来的尖和刃的形状，以及使用后磨损的痕迹。此外，还发现了打石器的石锤和石砧，以及未加工的石料。如果不是长时间居住，是不可能积累起那么多数量的石料、石器的成品和半成品的。
山洞堆积物中的兽骨上面大多留有人工打碎的痕迹。看来，一部分是北京猿人吃野兽时敲碎的，很大一部分则是制作的骨器。这也说明，北京猿人是生活在山洞里的。
山洞里发现的灰烬层中有许多烧过的石头和骨头。此外，灰烬中还有残存的木炭，说明这些灰烬不是野火燃烧山林后被水冲进洞里来的，而是北京猿人长期生活在洞里，用火烤肉、取暖、照明以及防御野兽侵袭的遗迹。
最近美国《现代人类学》（全文载上海《科学》杂志）载文，对上述传统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该文认为北京猿人有可能暂时在山洞里安身，但不可能长期居住在山洞里。
第一个理由是：至今已发现的40多具北京猿人化石，虽然男女老少都有，但没有一具是完整的。这是为什么呢？推测这些骨化石可能是食腐肉的虎、鬣狗、老鹰等把北京猿人的尸体拖入山洞食用后留下的。在许多北京猿人的碎骨中，发现有鬣狗咬过的痕迹。
其次，北京猿人是生活在更新世中期的。与现在相比，那时这一地区的气候是温暖而潮湿的，尸体会迅速腐烂发臭。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北京猿人为什么不把腐烂的尸体清除出山洞，却长期与之共处。北京猿人已经有了简陋的石器和骨器，完全可以将死者掩埋安葬。
所谓北京猿人的“骨器”，并不是人为的，而是自然形成的。山洞里的沉积物表明，山洞里有过好几次“塌方”，纷纷下落的石灰岩将兽骨砸成形状不一的碎片，当然，“骨器”也可能是侵入山洞的水流冲刷形成的，或是某些啮齿类动物啃咬留下的。至于山洞里灰烬呈不同颜色，则很可能是矿物质染上去的，或者石头本身就是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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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雷锋在八十年代青年军人中的影响
雷锋在80年代青年军人中有多大影响？2月上旬，《解放军报》记者参加了济南军区一些部队的调查，调查结果如下：
某教导团的书卷调查中，请战士回答：“和平时期你最敬佩的英模是谁？”在一串英模名单中，被调查的68个战士全都把“票”投给了雷锋。有个战士写道：“雷锋占据着我的心，他告诉我怎样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做一个高尚伟大的人。”另一个战士写道：“雷锋在60年代是我们青年军人的代表，80年代和今后仍然是青年军人当之无愧的代表。”
某师对百名立功受奖的基层干部战士调查，“在你的成长进步中，哪位英模人物对你的影响最大？”90％的同志回答：“雷锋！”其中有些是自学成才、安心服役的同志。他们说：“雷锋对我们的影响不是单方面的，很难说哪件事是学雷锋的，但我们都打上了雷锋精神的烙印。”某部找来一些立过战功的同志座谈，他们说：“战场上立功很难说与雷锋精神有直接关系，但雷锋精神在日常的思想修养，对我们在前线艰苦环境的生活有实实在在的影响。”
在某团组织的无记名答卷调查中，有“你认为雷锋精神过时了吗？”这个问题，没有一个人认为过时，普遍认为应该大力发扬，战士们写道：“根本否定学雷锋的人，永远也不会比雷锋高尚”，“我们并未感到和雷锋之间有什么时代距离”、“雷锋精神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摘自3月3日《解放军报》）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近代“全盘西化”说三例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全盘西化”也叫做“全盘欧化”。它的简义就是中国的一切东西都要模仿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全盘西化”说是何时出现的？
黄根清在2月24日《文汇报》上撰文说，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湖南维新士子樊锥（又名春渠，邵阳人），在《湘报》发表《开诚篇》中有“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是效”句，是“全盘西化”说最早见于报刊文字者。同年，另一位维新士子易鼐在《湘报》发表《中国宜以弱为强说》，他的议论之一是：中国“若欲毅然自立于五洲之间，则必改正朔，易服色，一切制度，悉从泰西”。亦为“全盘西化”说之早见者。
五四运动后，陈序经在《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中公开宣称：“中国的一切都不如西方”、必须“把西方的一切都接受过来，好的坏的都要，不仅要民主与科学，也要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而且连他们所产生的弊病也都要。
历史学家刘大年在《瞭望》周刊第8期答该刊记者说，胡适在1935年接连发表了几篇重申“全盘西化”的文章，其中说：“在几个月里，我读了各地杂志报章上讨论‘中国本位文化’
‘全盘西化’的争论……因此我又联想到五六年前我最初讨论文化问题时，因为用字不小心，引起的一点批评。那一年（1929）《中国基督教年鉴》请我做一篇文字，我的题目是《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我指出中国人对于这个问题，会有三派的主张：一是抵抗西洋文化，二是选择折衷，三是充分西化。我说，抗拒西化在今日已成过去，没有人主张了。但所谓‘选择折衷’的议论，看去非常有理，其实骨子里只是一种变相的保守论。所以我主张全盘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
黄根清的文章和刘大年的谈话都指出：历史证明，“全盘西化”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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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十八星大旗的故事
黄克慧撰文说，武汉黄鹤楼东侧的武昌革命党人成立的湖北军政府所在地，铁栅门的上方，交叉悬挂着两面红底、黑星大旗。辛亥革命老人赵师梅讲述了这个十八星大旗的故事。
1911年5月的一天，革命团体共进会的领导人刘公，把当时正就读于武昌中等工业学校的赵师梅、赵学诗（赵师梅之弟）、陈磊（陈潭秋烈士之兄）找到他在昙华林的住所。刘公首先说明请他们来是想利用他们的绘图之长，帮助绘制二十面十八星大旗，以备武装起义之用。接着又向他们交代了制旗的大小尺寸、图案要求，讲解了图案含义：红底和黑九角星象征“铁血”，说明革命必须使用武力，以热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在黑九角星内外共有18颗金黄色的圆星，它代表关内18个行省；黄色表示炎黄子孙，意味着这是一次民族大团结的革命。最后他强调起义是事关重大的机密，万万不可泄漏，故而缝制大旗的裁缝必须绝对可靠。赵师梅等经革命党人吴玉麟的介绍，在草湖门附近找妥一家裁缝店承接制作任务。起义前半个月将已经缝制完毕的18面旗帜，先行取回送至小朝街85号起义总部备用。余下的两面因旗杆套未做好，仍放裁缝店继续缝制。
10月9日，辛亥革命领导成员之一孙武，因制造炸弹引起爆炸，俄国巡捕将革命党的旗帜等全部抄走。10日晚，工程兵八营总代表熊秉坤率兵首先举义，各路部队闻声响应。代表清王朝封建统治的黄龙旗被扯下撕碎，然而象征革命胜利的18星大旗在哪里？赵师梅告知，裁缝店还有两面没取回的九角星旗。即刻派人找到制旗裁缝，18星大旗终于高高飘扬在武昌古城上空。 （摘自《纵横》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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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世界高层建筑越来越多
在世界范围内，高层建筑越来越多。高度在100米以上的高层建筑，目前已存在于35个国家。
以世界最高的100幢高层建筑来看：
①100层以上高层建筑只有5座，而且均在美国，其中3座在纽约，2座在芝加哥。其余大都是50—80层的，占84％，其中50—60层的占59％。
②高层建筑中在300米以上的有8座，也都在美国，其中4座在纽约，3座在芝加哥，1座在休斯顿。200—230米高度居多，占48％。
③最古老的高层建筑是华尔胡斯大厦（建于1913年），也就是说，高层建筑的发展是近70年的事，大部分高层建筑是70—80年代建造的，约占72％。
④这100幢世界最高的高层建筑，大部分在美国，占85％
（其中在纽约有32座）。日本有5座，加拿大有3座，波兰、澳大利亚、法国、南非、新加坡、委内瑞拉和苏联等7个国家及地区各1座。
⑤高层建筑绝大部分用作办公楼，占87％；其次为综合性用途，占8％；另外还有的用作旅馆和公寓，各占3％和2％。
由美籍华人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香港中国银行大厦，是地球上正在施工中的最高建筑（314米）。
（摘自2月18日《世界科技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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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愈之不图名利二三事
甘伯林在《怀念为革命奋斗不息的胡愈老》一文中说，胡愈老淡泊为怀，忘我无私。他发表的文章，用过不少笔名。这主要是由于在旧中国的政治环境中，出于斗争的需要所采取的一种手段。但除此之外，胡愈老不图名也是一个原因。例如他为《生活周刊》所写的国际形势论文，以
“伏生”为笔名。他还写过不少连笔名也没有的文章，如有一段时间为《生活周刊》所写的“小言论”，在香港为《生活日报》写的好些第一版的“短评”，等等。
胡愈老不图名利还有一个事例。他在苏门答腊避难期间编写的中文和印尼文对照的字典稿（尚未全部编完），流亡结束带回新加坡时，恰遇原在新加坡生活书店工作的一位同志。他在新加坡沦陷时没有逃离，也在编一本《马华字典》，也未全部完成。胡愈老知道后，就把他自己的字典毫无条件地送给了那位同志，由他把字典合成，胡愈老既不要署名，也不要稿酬。
胡愈老创办和主持过不少定期刊物，但并不是都在版权页上列有他个人的名字。《世界知识》半月刊，是胡愈老一手创办的，从编辑到出版的一系列工作，都是他负责主持的，但版权页上主编者的名字只是毕云程，没有胡愈老的名字。
（摘自《出版工作》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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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沈括非那沈括
宦建新、甘为平撰文说，最近，浙江省杭州沈括研究会经过考证发现，我国北宋时期有两个同名同姓的沈括，生卒年、籍贯、官衔等颇为相近。著有《梦溪笔谈》的北宋著名科学家、政治家沈括生卒年为1033年—1097年，钱塘（杭州）人，官至提举司天监，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等无所不通。另一个沈括，生卒年为1041—1116年，湖州或富阳人，官至礼部右侍郎、端明殿大学士等，长文学。
我国北宋历史上的两个沈括，给沈括研究带来了一段误会。1986年，浙江省富阳县文物馆在该县湘主乡沈家村发现了一部《东安林村沈氏宗谱》，此谱初修于1520年（明正德十五年），其中“沈括”之名赫然在目。1987年1月中旬，《杭州日报》刊登了由富阳文物馆撰写的消息“富阳县发现沈括家谱”，引起了专家的关注。但是，经杭州沈括研究会副秘书长、杭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闻人军的深入考证，证实不是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而是北宋期间浙江的另一位沈括。
（摘自2月27日《科技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