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学作品)
专栏：
夕阳红〔报告文学〕
郭冬
田雨勉强抬了一下眼皮。白被单，黄墙纸，红杯子，药瓶儿，体温表……病房里的物件全都失重，摆脱地心引力，悠悠冉冉在空中飘。
死神不觉间溜到她身边……
“走开！”田雨发怒了，向死神打去，可她的手根本没举起来，手仿佛不是自己的，软软的、麻麻的。死神一晃，悠然消失了。她毫无办法，只能对着死神站过的地方怒目而视，呼呼地喘气。
人到晚年，是不是脾气都大、都急？小时候，爹把她当儿养，要她长大不嫁人，一生一世不受男人欺。她学会了武术，武汉运动会上拿过冠军，第一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表演过个人项目。她走南闯北，自是一副男儿性格，可刚里有柔，从不象现在这样易急易恼啊！病房里的一切，什么药瓶儿、体温表、输液瓶架，全都惹她心烦起急。
死神还在步步挨近。
一股莫名的恐惧袭来，她的心脏由于害怕而紧缩了。活生生的人就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告别世间么？鲜花、微笑、荣誉、事业、成功的喜悦、老夫妻的体贴、儿孙之乐……全都让位给这位散发着腐气、霉气、臭气的黑衣死神吗！她突然感受到渴生的强烈欲念，想不顾一切地喊起来。但她没有喊出声，要不护士会推门进来了。——话说回来，即便护士进来了，田老太太也不会把梦里的情景告诉她。老年人有老年人的尊严，他们走过的路太长太多，最不能忍受年轻人的奚落。她的心依旧嘣嘣跳，额头也沁出了一层细汗。她感觉到那个黑影趴到了她的胸口，并深入她的潜意识里吓唬她！
说实话，年轻时天天和死神打交道，却没想到过死。1935年，田雨18岁，就学于上海两江女子体专。“两江”是贵族学校，出入的女学生个个浓妆艳抹。她长相清秀，不喜脂粉，常年一身运动服，咚咚咚地跑来跑去。有个姓沈的大学生常常找她。他带着她印报纸、叠传单，宣传抗日。“八·一三”的枪声响了。警车怪叫着在街上跑过。“你怕死么？”沈先生问。她轻蔑地一摇头，男孩子般的短发跟着往后一甩。“那好，”沈先生说，“咱俩化妆成夫妇，把这几个箱子带到武汉。”一共四个箱子，好沉。箱里是文件和书。路边死尸横卧，鲜血流淌。“怕么？”沈先生偏过头看她，她一声不吭，身着滚黑边的白色旗袍，手提木箱，紧跟着沈先生走。她最初有点儿怕，可后来只是恨。
1941年，她在洛阳做地下工作，党组织接应她去延安。天上扔炸弹，地下飞冷枪。到处贴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大字标语：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害怕么？”和她同行的大个子共产党员也这样问。她不怕，她几乎是目睹着同胞尸体和鲜血长大成人的。层层关卡，处处敌兵。白天，他们钻进庙里，夜晚爬进煤货车，走走停停，停停走走。那时，她已经是共产党员了。除了恨，她还懂得了爱。她是渔家女，做了许多梦，全都梦见爹娘，梦见家乡，梦见她童年嬉戏的河滩是金色的，叭嗒叭嗒，鱼儿跳出水面，露出白白的肥肚皮。她一回也没梦见穿黑衣黑裤的死神。其实，死神天天在她身边转。
现在，她怎么了？她的心为什么不安宁？已到暮年的田老太太还有什么愿望？
什么、怎么啦、为什么……好了、好啦，老年人顶希望安静，不愿意被别人的问题搅得烦躁不安。田雨好晕、好乏，什么也不想思考。病床仿佛是荡在海水里的船儿，摇呵摇，摇到了一个缥缈迷离的境地。湛蓝的海，乳白的雾。不，也许是乳白的海，湛蓝的雾。海水裹着一层厚厚的白气，白气吮吸着海水蓝色的精露，把自己染得蓝晶晶的。
影影绰绰，是谁踏海披雾走过来？
呵，陈承藻！田老太太想起来了。20多年前，小陈就这样娉娉婷婷走到她面前。那时，小陈姑娘噘着嘴，因为她不想到东方歌舞团做报幕员，她是话剧演员。
田雨理解地一笑，讲起了自己。“田雨同志，”陈老总这样说，“你来筹建东方歌舞团嘛。”“嗯，我怕。”她回答。这分明是托辞。她在北京越剧团当团长，干得好好的，不愿意来。“哈哈哈，怕啥子哟！”电话筒送出陈毅的笑声。她鼓足勇气：“害怕犯错误呀，我没搞过外事工作。”“田雨，你知道是谁要你筹办东方歌舞团？不不，不是我，是周总理！中国要搞对外交流，团结亚非拉。你肩上的担子不轻哟。”她对小陈讲了很多很多，从周总理到东方歌舞团，从事业到世界。
小陈18岁，浑身洋溢着60年代青年人的热情和朝气。她被田雨的劝说所打动，开始刻苦练功了。她果然不负田雨所望。《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等报刊接连评介她的艺术成绩。一组组风格迥异的节目，被这个漂亮姑娘穿插、串连得光彩夺目。“亲爱的观众，”小陈轻盈地站在舞台上，人人都感到她对自己笑，对自己说话：
“印度有个民间舞，名叫‘拍球舞’……”乐队指挥一扬手，欢快的拍球舞曲从乐池流向每个观众。谁也说不清什么时候有个皮球滚到了小陈脚下，她用优美的动作拾起皮球：“现在，舞蹈的表演者张均上场了……”她微笑着转过身，极美地轻轻一抛，球落到了张均手里……
欢腾、热烈的“盂兰盆舞”还没结束，小陈笑容可掬地站到了舞台上：“‘盂兰盆舞’是日本民间的祝福舞。我们尊重日本民族的习俗，邀请各位观众上台共——歌——同——舞！”
美国。当小陈用英语甜甜地介绍着一个个节目、一位位中国演员时，多少美国观众想请这位艺术素养深厚的中国报幕小姐签字留念啊。
她的成功令她欣慰，但她总忘不了田雨，总记得田雨给她修改解说词、把着手教她动作的情景。是田雨叫她加强演员的艺术修养，并给她请了声乐教员、舞蹈教员、文化教员，后来又极有远见地把她送到外交学院学英语。
20多年来，田雨培养过多少陈承藻这样的人？蓝雾袅袅升腾。小陈太忙，该做的事儿太多，她向田雨妩媚地一笑，隐到雾里去了。
好咸，好涩，好苦。她的船里装满了海水。船儿在沉，在晃。她想爬起来，怎么也动弹不得。大海澎湃激越，喧嚣腾跳着向海滩撞来。刹那间，古筝在响，套鼓在敲，安格隆在唱，马林巴琴在叫……一个休止符，切断了一切音响；大海凝固了、波平如镜，大海睡着了、安逸温柔。可大海到底悄悄漫过了休止符，又以蓄足的更加顽强的韧性横推过一排排滔天巨浪……
古筝，套鼓，安格隆，马林巴琴……啊，东方歌舞团，你的事业不也象这层层海浪，一次次顽强地朝着目标冲击么？
1961年，中国还没有度过“自然灾害”。筹建东方歌舞团好难。
老田，没有暖瓶。去我家拿。老田，有辆自行车才方便。去我家取。老田……好，好，全去我家拿。她把钥匙放在桌上。抗日那会儿，她的首饰、皮鞋、手表，包括她这个人，不都献给了神圣的战斗吗？办歌舞团谈何容易。三严作风。四大建设。一揽子会。演出风格。一专多能……她累得要死。
老田，买沙发吧。她算了算经费，不能买。有人不高兴了，留着钱干吗？是呀，留着钱干嘛？人家都说女人手紧、小气。
她胸有成竹，一指女演员的脚：做一双舞蹈鞋20多元，咱团做多少双？你们，她望着乐队队员：你们全部去音乐学院进修，每人找一位老师。还有大家，全团平均年龄23岁，你们还年轻，从明天起，青年人全到文化部参加文化补习班。你们以为演员就是动胳膊动腿吗？要提高素养，懂吗？艺术素养！经费全用在你们身上！
小演员撇撇嘴。是呵，有些卓有见识的措施，当时表现不出优越性，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才看出它的生命力。就拿李宝琦来说吧，现在，他是峨眉电影制片厂的主摄影，在全国也有些名气。可当年，李宝琦只是一个没有发展前途的舞蹈学员。田雨避人所短，拿出经费，送他外出进修摄影。李宝琦很刻苦，成了东方团的小小摄影师，为团里留下了大量珍贵资料。
老田真厉害。每天凌晨四点钟，年轻人就得起身练功，参加补习班。中国专家、外国专家被请进团里讲课，学员被送出团进修专业。每天，东方团小楼里的青年都汗淋淋的：练声的、拉琴的、编舞的、念外语的……
田雨也汗淋淋的。当时东方团只有她一位负责人，什么不管？众人拾柴火焰高。没有大家的齐力配合，东方团哪能取得后来的成绩？
到底，这些勤学苦练的演员们得到了一次施展才能的机会。第八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中国拿下八块金牌，东方歌舞团挣了六块。田雨是评委，坐在芬兰评奖台上，东方歌舞团的演员们望着她笑，她看着削瘦的他们却想哭，她真想喊一声：孩子们，你们太苦了！
蔚蓝色的海托起一簇簇海菜花。她俯身采下一朵，面前是一张张熟悉可爱的脸庞，该给哪位女孩儿戴？她常给演员们戴花。花朵大、花朵小，花色深、花色浅，她都要管。演出前，小演员们也爱跑到她身边，扭着腰肢把头探过来：田老师，行不？喜得她笑出了声。她自己笑醒了，蓦地看见一双关注她的眼睛。
那视线刺痛了她的心。那是怜悯，中年人对老年人的怜悯。而她是不愿接受怜悯的，因为，那视线好象在提醒她的年龄和病情。
老田，我带来了您的离休证。来人说。
她的心咚地一沉。完了。尽管她早有思想准备，可事到临头，还是有点受不了。她再不必为东方歌舞团操心了，也不必到那座新建的大楼上班了。似乎没有谁再需要她了。
大家都很惦念您，争着来看望，可医院的探视制度很严。那位同志说。
是么，其实不必的。她回答，她心里很想同志们。张开嘴想再说什么，还没说，已经遗忘在脑子里。人一老，忘性就大得惊人，只好自己对自己生气。前两年还好。
菲律宾、泰国、日本、马来西亚、扎伊尔、坦桑尼亚、布隆迪、卢旺达……她已过花甲之年，老当益壮，率团去过多少国家啊。
她发表过一些文章：《非洲珍奇的艺术花朵——看几内亚共和国第二国立舞蹈团的演出》、《看儿童舞剧〈阿伊波利特医生〉的演出》、《非洲〈歌舞之乡〉纪行》、《内蒙古散记》……
她主编过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舞蹈卷亚非拉分支。工作好艰难。没有时间，业余搞。没人翻译，找朋友。找朋友挺难堪，好不容易摸到老朋友家，敲开门就塞给人家一摞外文资料，要人家翻。现在哪儿都讲“按劳取酬”，可他们只能讲好话，以“笑”代“酬”，以“情”换“劳”！多亏她手底下有一帮硬将强兵，查资料、找图片、啃书籍、写条目……五万字的辞典分量不轻啊。
有人看见她一大清早挤公共汽车。田老太太，干嘛去？人们奇怪地问。她笑了。三家文艺团体牵头组织的“东方歌舞交流班”开学了，她是班主任。东方歌舞团派了六、七位教员，都是有声望的舞蹈家。好强的阵容，一天拿多少钱？有人问。田雨摇头不语。现在不少地方请演员，出手大得惊人，几支流行歌曲的演唱价值，可以顶得上部长整月的工资！田雨不知道怎么解释好。他们不打算挣钱。说出来也许人家不信，他们所有的人都是义务干，分文不取。其实，这有什么难理解的，他们只想着把东方歌舞事业开展起来啊，这是周总理的委托！要干的事儿真多，放录像、发资料、讲理论、指导练习、管理生活，甚至调解纠纷……田雨什么都得过问。她这个人越忙越乐呵儿。正当“交流班”即将结业时，一个电话惊得她目瞪口呆——丈夫病危！女儿住院！快回去吧，谁都这么劝她，谁也劝不动她。毕业典礼、告别舞会上，田老太太不动声色地讲话，为学员签字留念。她就是这么个脾气。
她垂下眼睑，不愿对视同事关切的目光。今非昔比，她成了被照顾的弱者了。离休证真红。“光荣的标志”，敲锣打鼓欢送离退休老人时，谁都这么说。她当团领导时也这么说。1982年，她任东方歌舞团第一副团长时，主动向上级打过报告，希望提拔青年人，那时她就做好了离休的准备。可现在一接过小红本儿，还真不是滋味儿呢。
人生，有许多重要的转折口。譬如，当她结束带发修行的“尼姑庵”生活、走进小学校开始新的人生时；当她在两江女子体专就学于舞蹈专家吴晓邦、爱上了舞蹈事业时；当她进入演剧三队、参加共产党进行抗日宣传时；当她在中央戏剧学院研究列斯里导演艺术、更深刻地认识了艺术时……还有现在。离休也许是人生路上最后的一个转折口了，她所珍视的最后的那些愿望是什么呢？刚巧那位同志也问她：老田，您离休以后干点什么？
干什么呢？这个问题她想了好几年了，不过，设想都是零零星星的，繁重的工作从来不允许她花时间认真思索。她这辈子离不开舞蹈。想来想去，她告诉他三件事：第一，中国舞蹈家协会委托她这个顾问筹建舞蹈资料馆；第二，她是文化交流协会理事，她想系统研究中国民族舞发展史，以录像、解说的形式固定下来，然后与欧美交流。当然，难度大极了。尽管她两年前就开始整理卡片，注意从中国古玩、古画、古陶瓷里总结古典民族舞；可是，要想完成一部中国民族舞发展史的录像，得有条件、有人、有钱、有时间、有精力，她全都有限啊；第三，继续开办“东方歌舞培训班”。她今年70岁，不知道干完这三件事得用多少年？人生的梦是这样的纷繁而悠长。老人不愿意匆匆虚度最后一段人生，为了事业，她渴望着延续生命哪！
一缕缕漆黑的云丝飞般划过，一颗颗金黄的星星带着灼热撞击她的眼睑，一条条赤红的溪流横七纵八地叮当流淌……
她双眼紧闭，一点不敢动。医生说是供血不足，一会儿就会过去。
当她睁开眼睛，环顾病房的四周，只见阳光把窗棂染得雪亮。那个可怖的黑影似乎又溜走了。
总有一天你还会来的，可目下我不会马上跟你走。她心里仿佛获得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畅快。是谁说的？心理调节有时可以取代生理治疗。她晃晃头，一点都不晕了。
她豁然开朗。谢绝旁人搀扶，慢慢挪到凉台上。冬阳，暖融融的。真好。圆圆的，大大的，美美的，红红的。啊，象离休证一样红。太阳工作了多少亿年？它该不会离休吧？凉台升起来，升得和太阳一般高……
今天，白发苍苍的她重新走到了新起点，她最后一次选择的起点。可那又有什么关系？今天的人们在从事着先人未竟的事业，后来者又会循着今人的足迹开创更伟大的事业。从古至今，生命构成了浩瀚雄伟的历史，不就是这样代代延续着么？
凉台升得更高了，超过了太阳。
太阳只剩下一角红红的额头。
田雨老人深情地望着它。她希望那红额头能够多停留一会儿，再多停留一会儿，而且她真想吻吻它……
1987年1月尾，于北京东环路（附图片）
苗地插图
第5版(文学作品)
专栏：
感情
马继红
我原以为，只有年轻人爱动感情。可是，在与几位“老延安”打了一次交道之后，他们那真挚、深沉的感情，却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那是一个秋阳灿灿的早晨，我们乘坐的面包车由西安向延安进发。行至一个山嘴角，路被堵住了，前面长蛇般地压了一串车，无论司机怎么按喇叭也无济于事。大家便趁此机会下车活动活动筋骨……
路，终于被疏通了。我转过身，正准备上车，忽然，被眼前的一个镜头震慑住了：一只苍老的、青筋隆起的手，缓缓地伸向路旁那蓬野菊花，小心翼翼地摘下一朵，用拇指和食指捏住花柄，轻轻转动着，然后举到鼻子跟前，用力嗅了两下。那神态，带着几分真诚，又有几分天真和温情。
“梁伯伯，你也喜欢花？”我有些疑惑。他是一位将军，一位出类拔萃的军事家，一位经历血与火锻造的男子汉。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从来不侍弄花花草草的。
“这花美吗？”他把头转向我，脸上绽开了一丝淡淡的微笑。
“不美。”我坦白地回答。
“可是它很泼实。漫山遍野，哪里有泥土，哪里就有它的生命。你看，”顺着梁伯伯的手望去，果真，崖畔上，田埂边，河滩旁，垄沟里，高高低低，远远近近，团团簇簇，到处都绽开着黄色的小星星。连缀起来，象嫩黄的缎子，缝补着残破的晚秋；垂挂下来，无拘无束，象山村女孩子洗过的头发，带着一股山乡的气息和野味，给质朴的黄土高原带来了清新和生气。
“你知道它为什么长得这么茂盛？”
我摇摇头。我对植物学一无所知。
“因为这块土地上有烈士的血，有人民的汗……”说到这，梁伯伯顿住了，浓密的眉峰微微蹙起。他在想什么？当年，就是在这片土地上，他打过不少漂亮仗。他是在怀念从自己身边倒下的战友，还是在怀念用鲜血和乳汁养育了革命的人民？我没有打扰他，悄悄地把视线移向那朵不起眼的小黄花。我第一次发现，它真美！它静静地燃烧着，放射着诚挚、浓烈的希望。
车子驶进延安城，已是黄昏时分。我提议先到延安宾馆去安排食宿，同车的刘伯伯却执意要把车开到宝塔山上去。我不解地耸耸肩，参观日程足足安排了五天，专门有瞻仰宝塔山的时间，何必这么着急。
车刚刚在山顶停住，刘伯伯便迫不及待地跳了出去。他不由自主地张开双臂，几乎是扑到了宝塔的跟前。他伸出手，轻轻地摩挲着宝塔的石壁，象久别重逢的儿子抚摸着母亲的衣襟。他紧闭着嘴唇，脸上的肌肉在颤动，眼睛里有晶莹的泪光在闪烁。过了一会儿，他朝后退出几步，静静地凝视着淡黄的塔身和塔顶，那目光圣洁得近乎虔敬。平心而论，这座宝塔比起杭州的六和塔、苏州的虎丘塔、西安大雁塔，要逊色得多。那么，是什么使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魂萦梦牵？
刘伯伯出生在海外一个很富有的华侨家庭，抗战初期，他毅然离开了温暖、舒适的家，飘洋过海，不辞千辛万苦，奔向延安。那巍巍的宝塔山，象火炬，在他心灵上点燃了最初的火焰。而这火焰，从此便在他的生活中熠熠闪光了。离开延安40多年，他总盼着有一天能回来看看，看看这革命的摇篮。他没有说话，但我能感觉到，他的心在呼唤！“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贺敬之的这首脍炙人口的《回延安》，我在小学时能倒背如流，可只有此时，才真正读懂了。
次日，天上下起了毛毛雨，针尖般的雨丝无声无息，如烟如雾，迈着轻盈的脚步，给大地一个湿润的吻。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樊大姐，要让我陪着她去寻过去住过的窑洞。我们合撑着一把米黄色的尼龙伞，追随她那绵长的思绪，朝着幽深的记忆走去，脚下发出一串沙沙的柔音。她告诉我，她在延安住了七年，抗战胜利前才被党派到上海去做地下工作。她还告诉我，她就是在那孔土窑洞里结婚的，头一个娃娃也降生在那里。
边走边聊，不知不觉地走进了一条被称作“沟”的街道。樊大姐站住了，她四下打量着，朝阳的山坡上鳞次栉比地盖起了一片新房，对面坡上也正在打地基，来来往往的小推车穿梭如织。
“是这儿吗？”我问。
樊大姐点点头，“地方没错，不过全变了，那孔窑还不知道在不在。”
我随着樊大姐拐上坡。
“这里原是一片枣林，秋天，红红的枣子象挂了满树玛瑙。我们抗大女生队的学员常在这里纺线线、散步、唱歌……”樊大姐说着，嘴角露出一丝甜蜜的微笑，脸上闪出一片幸福的光辉。
走着走着，大姐好象发现了什么，眼睛一亮，兴奋地拉了我一把，“你看，它还在！”
这是一座地地道道的土窑，从上到下没有一片砖瓦，门窗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拆走了，显得愈加空寂，洞子里黑乎乎的，弥散着一股潮湿的土腥味。莫非这就是樊大姐花烛夜的洞房？我正想发问，一转身，话又咽了回去。只见大姐从兜里掏出一块雪白的手帕，铺平在地上，用手从洞壁抠下一抔土，珍珍惜惜地包好。
走出窑洞，大姐看了看表，“咱们回去吧。”可她的脚却迟迟没有移动，刚刚走出几步，又转回去，满怀激情地喊了一声：“啊！别了，土窑洞！”
晚上，延安歌剧院的演员为欢迎“老延安”的到来，特地在解放新剧院组织了一场演出。节目全是清一色陕北民歌和抗日时期的革命歌曲。当那些扎着羊肚手巾的后生和系着青绒围腰的女子，水灵灵地往台上一站！嘿！几位“老延安”的眼神都亮得放光。
歌子唱了一曲又一曲，高亢幽远的信天游，柔婉甜润的兰花花，如泣如诉的黄水谣，雄浑激越的抗大校歌……几位“老延安”开始只是静静地听，不一会儿，便小声地跟着哼起来。渐渐地，声音越来越大，唱得那么动情，那么认真，那么兴奋。不仅“老延安”在唱，其它观众也在唱，一双双手掌合着节拍“啪啪”地拍响，形成了宏大的共鸣，分不清哪是台上，哪是台下。沸沸滔滔的歌声象滚滚的激流，在宽阔的剧场里回旋，在一颗颗火热的胸膛里碰撞。人们随着它走向黄河，走向太行，走向闪亮的红缨和青纱帐的海洋；人们随着它走向春天，走向明媚的生活和玫瑰色的夕岚。不知不觉，我也跟着唱起来。我觉得周身仿佛融化了，变成了一颗小小的水珠，融会在歌的浪涛里，去追逐那高高的浪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