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3月6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副刊)
专栏:

豆蔻年华
蔡常维
在许多文学作品里,常用“豆蔻年华”来形容少女,以喻其少而美。唐代诗人杜牧《赠别》诗中曾留下“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的名句,把豆蔻拟人化了。
豆蔻,一种多年生常绿草本植物,形似芭蕉,叶片细长,初夏才开花,二月初尚未绽开,果实殷红,散发出芳香气味。前人取其花含苞待放,比喻十三四岁少女的美好年华,显得十分贴切、别致、形象,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可惜的是,由于大自然的变迁,这种早年在我国两广、云贵大放异彩的豆蔻,已很难见其芳踪,幸存者也只开花不结果。因豆蔻的果实是一种健胃良药和香料,多年来,我国一直依靠进口,价格十分昂贵。
80年代初期,我国开始引进试种豆蔻。现在,值得一提的是,拿下这项国家科研项目的人,不是种植专家,也不是专业技术员,竟是海南岛万宁县一名普通的黎族少女!
她的名字叫黄菊梅。6年前,槟榔等南药成为村民承包的“热门”,唯有两百棵试种的豆蔻幼苗无人问津。她听说这是国家引进的新品种,又见幼苗精灵得逗人喜欢,便从老支书手里接过来,在人烟稀少的深山里,开始了科学种植。平凡的挖兜、植株、松土、除草,反复地拜老师、找资料、学技术、做试验,小菊梅把自己如花的年华,无私地献给回到娘家的“花仙子”。大自然的风风雨雨,使留着羊角辫子的少女成长为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也使一丛丛、齐刷刷的豆蔻安了家,开出白白的花,结出红红的果。去年11月,黄菊梅光荣地出席了全国药物系统先进集体、劳动模范表彰大会。她种植的豆蔻亩产和单株产量都达到了第一流水平,得到与会专家们的高度评价,人们亲切地称她为“豆蔻姑娘”。
一项国家重点科研项目,被一名未见世面的少女攻破,里面不乏偶然性,但其中也有值得深思的道理。这名黎族少女热爱国家、无私无畏和热情好学,为豆蔻生长尽心地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气氛,提供了适宜的“小气候”。“花仙子”在主人感召下,终于“魂兮归来”,重新在故土上开花结果,谱写出“豆蔻年华”新歌!
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要靠自己去争得。豆蔻与少女连在一起,“豆蔻年华”与女性结下不解之缘,除了文人的形象思维、借物抒情的外因外,主要内因在于她们象豆蔻那样洁白、纯净、坦荡;象黄菊梅一样,用毅力战胜困难,以勤奋创造欢乐,用双手谱写最新最美的妇女新传!


第8版(副刊)
专栏:品书札记

填补空白的新书
——喜读《大唐西域记今译》
吴德铎
不久前,我在堪培拉遇到一位印度籍史学教授,晤谈之下,发现他对中国的一切相当隔膜,但当我一说到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时,这位印度学者立即肃然起敬地说:“这是我们印度的文化知识宝库”。我告诉他,中国最近出版了这一名著的研究、整理本,他很高兴,希望能得到一本,虽然他并不懂中文。
前两年,曾出过《大唐西域记校注》,博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一致好评,认为是我国古籍整理工作的重大收获,也是出版界的突出成就。
《校注》的出版,满足了有关研究工作的需要,但对一般读者说来,篇幅未免太大,书中不少内容(如专门的考证、注释),未必人人都用得着。可是,舍此而外,想了解玄奘法师的业绩,只有求诸普及性的小册子。这类通俗读物,当然也不可少,但它毕竟是小册子的作者间接在宣讲、转述(至多不过摘引一些原文,普及读物本身的任务,决定了它只能是这样,不可能超出这范围),读者所获见的是第二手材料,不是直接的接触原书。随着我国建设事业的发展,既不满足于普及性的间接介绍,又不需要专门深入的研究的读者,日见增加,而我们的出版界至今还是数十年来一以贯之地抓两头:普及与提高,非此即彼,对中间层次的需要,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学术名著整理出版工作中,两头大、中间小的现象,普遍存在。
对有意通读《大唐西域记》这一名著,但又不是专门研究历史、地理的读者说来,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唐西域记今译》,可以帮助他们实现这一愿望。今译者大多数参加过校注工作,驾轻就熟,但《今译》并不是《校注》的副产品,他们另外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班子,用了一两年的时间,才完成这件工作。
季羡林同志指出:“中国唐代以来读《大唐西域记》者众矣,但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完全读懂的恐怕是绝无仅有”,也正因为如此,“这个今译的工作决非可有可无,而是非有不可”。因为它能使你看懂原书。
《今译》由季羡林等七位同志分头执笔,季先生最后定稿,是集体完成的项目,这种攻关方式,目前仍值得提倡。


第8版(副刊)
专栏:新书架

播火传薪
晓源
老作家柯灵的《煮字生涯》是他有关编辑生涯的回忆录。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曾经长期当报刊编辑,煮字烹文,一手伸向作家,一手伸向读者,借墨结缘,弄云作雨,播火传薪。”
这本集子的第一组文字,主要是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这一惊心动魄时代的勾沉稽往之作。其中有上海抗战时期我党文化堡垒建立和活动之史实的铺陈,也有对上海“孤岛”时期“洋商”报纸的因果所作的分析和小结;而第一篇的《文字生涯第一部》,却是他如何走上文学道路的真实回顾。该集的二、三组文字,前者是柯灵和几位前辈、友辈文字交往中留下的“尘影梦痕”,“后者是几种刊物的发刊词和编者告白,为当时当地所作,带着较为清楚的历史烙印,社会故态,文场旧事,可以由此豹窥一斑”。这两组文字,有些篇什,曾见于柯灵的旧作文集,但更有几篇近作,是难得见到的极好文章,原载《读书》(1985年第4期)的《遥寄张爱玲》一文,谁人读了,无不赞叹其文采斐然,评(文)论(人)实事求是,意切情真。至于第四组文字,则是熟悉情况的当事人对柯灵积年编辑的几种报刊所作的评述。


第8版(副刊)
专栏:大地

朦胧的月光
韩忆萍
仲夏,夜雨过后,阵阵清凉。因为歇下得早,故待到夜半后反而睡不着了。看到那透进纱窗投到地上的月光,那月亮被花荫儿云轻轻掩护着,只能看到斑斑驳驳的亮色,明知月亮就在云里,但又很难看到全貌,只是显出片亮晶晶的朦胧朦胧的美。
窗外蛙鼓,此起彼伏,此外再无半点杂响,望着朦胧月色,使我想起件与此时此刻的情景有点极为相似的另外一件事来。
那是1956年,当时我刚24岁。虽然是个业余作者,但本职仍然是开我的车床。记得那是一个暑热殆尽的初秋天,我正在车间俯身干活,忽然觉着有只暖温温的手搭在右肩上。我扭头一看,原来是位不认识的老头儿。其实称之为老头儿,是有些过分的。仔细看那位陌生人,约有四十多岁,但两鬓确实见了银丝,便装布履朴素近人。他身后站着两个人,一个是我们车间的支部书记,一个是身着旧军装的小伙子,左胳膊弯里搭着件风雨衣,看样子象警卫员。支部书记介绍说:“这是杨朔同志,他打算用点时间跟你聊聊。”随着他的话声,杨朔同志就伸出了手,我又惊又喜地赶忙擦手。
杨朔同志要我谈谈我的和我们厂开展业余写作的情况。我在办公室都有问必答了。完了,杨朔同志笑着说:“小韩,我很想到你家去看看,不知可以不可以?”我连忙说:“欢迎,欢迎。”
当时,我们夫妇二人,住着间九平米的楼房,还有很多东西显得很挤。当杨朔同志看到我那小蝈蝈笼似的房间,箱子上、桌子上摆了很多书,他高兴地翻了两本说:“象你们这些工资收入不多的,还肯花钱买这么多书,真是不容易啊!”他又说:“人不看书是不成的,特别是好书。希望你不但要勤奋创作,也要认真地看些好书,不断锻炼自己啊!”他问了些创作上有什么困难之后,又向我索取了我新近发表的几首小诗便匆匆起身了。我送他和他的警卫员下楼,走在工厂宿舍区的甬路上,那时正是桐花落尽,枫叶碧绿,握手言别,无限依依。
几天后,我收到他寄给我的一本散文集。那年,枫叶稍红的国庆节前,我读到了他写的一篇题名为《十月的北京》长篇散文。文中除了谈到我向他介绍的我们厂职工业余创作的兴旺情况以外,还引用了他从我家中拿去的一首题名为《春天》的小诗。
我很想再去拜访他,向他请教。但是知道他就在北京,在部队,感觉他就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但无缘再叙。十年动乱听到了他的一些不祥的消息,但总不愿相信。谁知直到1978年前后,忽然看到人民日报副刊上一篇题名为《愿将身躯化春泥》的悼念文章,我才确信杨朔同志确实是与世长辞了。那篇文章,恰恰也是发了将近一个版,与他那篇《十月的北京》篇幅相仿。
一个歌颂北京解放后到处都是丰收的秋天!
一个悼念北京浩劫后痛定思痛的秋天!
我从那篇悼念杨朔同志的文章中看到了作家光明磊落的人格,看到了他坚信真正马列的立场,看到了他不怕经风沐雨到处奔走为国为民挥笔泼墨,无私无畏地为共产主义理想奉献出他的毕生!
当时,我已离开车间独自管理一间仓库。仓库地处偏僻,外边又下着秋雨!读报之后,掩报长思,想到我与杨朔同志的初见,想到他那真挚朴素的友谊,又想到他那健壮的背影,同时也想到动乱中自己经历的灾难,点点冷雨打湿了手中的报纸!不知是哭师友呢?还是哭自己?!……
我掐灭烟蒂,悄悄地潜进卧室,从书架上抽出本《雪浪花》来。借着那朦胧的月光,就好象刚刚收到似的认真地吃力地看着那画有澎湃浪花的封面儿。他在《雪浪花》写过:我觉得“老泰山”,恰似一点浪花,跟无数的浪花集到一起,形成这个时代的大浪潮,激扬飞溅。他在另篇散文《茶花赋》里又这样说过:“如果用最浓最艳的朱红,画一大朵含露乍开的童子面茶花,岂不正可以象征着祖国的面貌!?”。这些话不恰似他自己的写照吗?
我跟杨朔同志只是“一面之交”。因此,过去对他就象此时此刻悬在几缕云丝里的月亮一样,虽然不能痛快淋漓地看到它的全貌,但确实知道和看到了它的存在,并且不管是浮云蔽月,还是清风朗月,它都以自己清澈的光辉爱抚人间!
啊!朦胧的月光!美丽的月光!……


第8版(副刊)
专栏:艺文谈片

从《鲁迅藏汉画象》谈起
史莽
一九三三年,鲁迅与郑振铎合作编印了《北平笺谱》,所收画笺真是笔简意饶,雅趣盎然,文彩绚烂,赢得人心,为中国木刻史保留了一批宝贵的珍品。可是当时却遭到邵洵美等人的攻击,说是:“大开倒车”。鲁迅愤慨地说:“这些东西,真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吃完许多米肉,搽了许多雪花膏之后,就什么也不留一点给未来的人们的——最末,是‘大出丧’而已”。并且严正宣称;他坚信历史的发展,“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
鲁迅所保存的中国文艺上的遗产,画笺尚是艺苑里的小品,他一生孜孜不倦地收集的荦荦大者,是汉唐石刻画象。早在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二年在北平时,他就用心陆续搜集汉唐石刻画象不下数百种,其中尚有清朝达官端方所收藏的精品。他很想把它们印出来,既为了保存古代珍贵艺术,也可以明了古代的人情风俗。他颇感慨日本人之精明:“日本人真厉害,处处留心,各方面人才都有。中国的石刻画象,被他偷得一二,在他们的图案集上就很具价值。”可是鲁迅既无财力,又无时间,一二十年过去了,他所收藏的汉唐画象,一直没有编印出版。
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王冶秋、台静农在北方,表示愿意在这方面给予协助。这又煽起了鲁迅的宿愿,重振旗鼓,托人在南阳就地雇工拓印,又开始收集了。一九三五年得六十五幅,次年又得五十幅,其中有神话,有百戏,有乐队,也有车马行列,丰富多采。他很高兴,认为新收的纸墨精良,“将来如有暇豫,当并旧藏选印也”。然而万分可惜,印行汉唐石刻画象的心愿,终其一生,未能实现。究其原因,说起来实在痛心,他在给友人信中自述苦况:“汉唐画象极拟一选,因为不然,则数年收集之工,亦殊可惜。但上海真是是非蜂起之地,混迹其间,如在洪炉上面,能躁而不能静。”后来又说:“收集画象事,拟暂作一结束,因年来精神体力,大不如前,且终日劳劳,亦无整理付印之望,所以拟姑置之;今乃知老境催人,其可怕如此。”
为了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北京鲁迅博物馆把鲁迅收藏的汉代石刻画象印出来了。共三册,我只买到第一册,就觉得所收作品古朴浑厚,豪放有力,可以看出我们民族的雄伟气魄和艺术的刚健风格。
鲁迅一生对美术的热爱和贡献,是令人钦佩的。他不仅尽心尽力收集保存古代艺术,而且还尽心竭力鼓励提携新人新作,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第8版(副刊)
专栏:

早市图〔中国画〕 甄忠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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