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中华书局成立七十五周年随想
李侃
一个多月以前，文化出版界人士热烈庆祝了商务印书馆成立九十周年。从年代和规模上仅次于“商务”的中华书局也迎来了成立七十五周年的时日。如果把我国出版的图书比做繁茂无垠的林海，那么在这莽莽书林之中，就有一个角落挺立着一株株经历千百年风霜雨雪而犹枝繁叶茂的老树，这就是经过发掘、整理而重现光采的各类古籍。它是源远流长、光辉灿烂的我国古代文化的记录和历史见证，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可缺少的资料借鉴。中华书局以能够为担负这个光荣任务而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而深感欣幸。
在纪念中华书局成立七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当然不能不缅怀书局的开创者陆费逵先生和为重振书局而兢兢业业、惨淡经营的金灿然同志，以及许许多多立足中华书局为祖国和人民的文化事业作出贡献的先行者们。在这里我不想回顾中华书局的历史，也毋须一一讲述书局前辈人士的业绩，因为中华书局能够经过七十多年的风风雨雨、艰辛曲折而依然存在、发展的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对前辈创业者们和辛勤的劳动者们最好的纪念。
用什么态度对待民族文化遗产，怎样评价和正确对待传统文化，或者说得更具体一点，怎样对待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并不是人们都有很明确的认识的。古今文化和中西文化关系问题的争论，可以说一直贯穿于整个中国近代历史的全过程，而且至今仍然是一个热烈讨论的学术课题。以整理出版古籍和文史哲研究著作为主要任务的中华书局，与这个问题密切相关。虽然毛泽东早就说过，对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遗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个工作做得很不够。直到1958年，随着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规划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建立，中华书局才成为以整理出版古籍的专业出版机构。在规划小组和齐燕铭同志的热心支持指导和以金灿然同志为首的书局全体同志的努力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开始走上正轨并且有了明显的起色。尽管这项工作曾遭受到“左”的干扰和“文革”的严重破坏，但是毕竟打下了一个比较良好的基础。今天我们看到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蓬勃发展，看到中华书局的初步兴旺景象，不能不对齐燕铭、金灿然以及许许多多已经逝世的和健在的支持中华书局、热心整理古籍事业的同志和朋友们，表示深切的怀念和由衷的感谢。
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是党和人民的事业，它的兴衰与荣枯，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党的方针政策息息相关。党中央、国务院于1981年决定恢复国务院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由李一氓同志任组长。陈云同志对于整理出版古籍的事业，给予亲切的关怀，他提出要把这个关系到继承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工作抓紧抓好。为纪念中华书局成立七十五周年，去年10月陈云同志又亲笔题词：“做好古籍整理工作，承继民族文化遗产”。党中央国务院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此关怀和重视祖国文化遗产和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很值得我们体会和深思。
用不着讳言，在对待祖国传统文化上，我们不是凡古皆好的复古主义者或所谓“本位文化论”者。在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既凝结着我们祖先智慧创造的结晶，也充满着阶级剥削和压迫的血泪。它既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自豪和骄傲，也是中华民族前进路上的包袱和负担。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向着现代化奋进之时，我们绝对不能沉湎于往昔的“圣经贤传”而两眼向后，自我陶醉；不能埋头于经史子集，而深闭固拒，自我满足。但是，我们也决不是惟“洋”是好的“全盘西化”论者。不论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借鉴，还是对外国文化的引进吸收，都要以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主体，既要有鉴别和选择，又要有分析和批判。应该是鲁迅说的“拿来主义”，拿来之后不是囫囵吞下去，而要经过咀嚼和消化，使其化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养料。
中国是世界上文化发达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经过几千年的时代变迁、社会动乱，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能够保持至今而不中断、湮灭，我想这决不是因为什么偶然的幸运，而是这种文化在中国古代社会适应了社会存在的需要，并且经过长期的筛选积淀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从而成为一种巨大而顽强的民族凝聚力。尽管时代变了，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变了，传统文化也必然不断变化，不断更新，但这种变化和更新却不可能完全抛弃和完全脱离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自天而降和自外生成。不扎根于民族和社会生活的土壤，没有自己民族特色和民族气派的文化，是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的虚妄文化，它可以流行于一时，但不会有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
就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来说，就整个国家的文化事业来说，整理出版古籍和中华书局的工作，不过只能起到一颗螺丝钉的作用，但又是不可缺少的作用。从事物的本质上看，从民族和国家长远目标上看，可以不夸大地说，我们所从事的工作是关系到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关系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事业。这个工作做好了，可以无愧于子孙后代。
第5版(理论)
专栏：
鲁迅主张“全盘西化”吗？
杨明
前些时候，主张“全盘西化”的人，把鲁迅先生也拉扯出来，说什么鲁迅也主张“全盘西化”。
事实到底怎样？
鲁迅确实说过类似“不读中国书”的话。也骂过中医，也骂过中国的传统，而且还主张奉行“拿来主义”。但是，能否根据这些得出结论说鲁迅主张“全盘西化”呢？不能。
先谈读书问题。1925年2月，在回答《京报副刊》提出的“青年必读书”问题时，鲁迅写道：“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并且说：“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华盖集·青年必读书》）鲁迅说得这么决绝，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一方面，“五四”运动之后，社会上产生一股逆流，提倡尊孔读经，整理国故，引导青年埋头于故书堆，以转移青年一代的视线，不要关心政治，这是当时一股反对革新的思潮。为了引导青年学子关心政治，关心国家、民族的存亡与前途，鲁迅提出“少看中国书”，以至“不看中国书”，提倡他们多注意现实，多读些提倡科学与民主的外国书，参与科学与民主的活动，完全是针对反革新思潮的。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给中国人民留下沉重的精神负担，大量的封建主义糟粕窒息着民族的生机。多读古书，严重妨碍造就一代“思想革命”的战士。这就是鲁迅主张“少看中国书”的原因。
其实，对中国传统文化，鲁迅还说过更为决绝的话，他说：
“无论如何，不革新，是生存也为难
的，而况保古。现状就是铁证，比保古家
的万言书有力得多。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
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
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
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
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华盖
集·忽然想到（六）》）。
从上面所引的最后一句话来看，似乎鲁迅是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但是，全面理解鲁迅的话，他的意思是说，革新、挽救民族危亡是第一要义，如果传统文化妨碍中华民族的前途，再好的也应舍弃，只有革新，使中华民族得到振兴，才可能保持我国的传统文化。空言保古，是保不了的。
可见，鲁迅主张“少看中国书”，甚至说“全都踏倒”《三坟》、《五典》、宋元善本，是因为他认清了当时我国面临的是民族存亡与发展的大问题，读中国书，保存传统文化，比起这个则是枝节问题。因此，不能由此得出鲁迅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结论。不信，我们观察一下鲁迅的实际生活。
鲁迅在他三十多年的著述生活中，有相当一部分时间花在搜集、研究金石拓本，特别是汉代画像及六朝造像上，在辑录校注古书上花的时间更多。他辑录校辑三国谢承的《后汉书》、晋谢沈的《后汉书》，编辑了《唐宋传奇集》（其中有些是从其他书中录出的）。单是校勘《嵇康集》，前后竟达11年（从1913年10月到1924年6月）之久。1931年又重校一次，并先后作《〈嵇康集〉逸文考》、《〈嵇康集〉著录考》。鲁迅对嵇康等的魏晋文章，对《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等反映我们民族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极为推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这里，有一件事值得提一下。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在他的长子许世瑛四岁时（1914年），请鲁迅当他的启蒙老师。1930年许世瑛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不久，转入中国文学系学习，鲁迅给他开了一张书单，包括《唐诗纪事》、《唐才子传》、《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历代名人年谱》、《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世说新语》、《唐摭言》、《论衡》等12部古书。
无论是从鲁迅的著述生活，还是从他指导青年学习的主张来看，都不能得出鲁迅主张根本不读中国书的结论。
对中医、中药，鲁迅确实说过很难听的话。从《父亲的病》一文，可以看到他对中医、中药的厌恶与反感，这也是他后来学医的原因之一。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写道：“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这当然可以说是“臭骂一顿”，但却不是鲁迅先生对中医、中药最后的、全面的认识。10年后，鲁迅在读了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之后，认为“这一部书，是很普通的书，但里面却含有丰富的宝藏。自然，捕风捉影的记载，也是在所不免的，然而大部分的药品的功用，却由历久的经验，这才能够知道到这程度，而尤其惊人的是关于毒药的叙述。”鲁迅进而指出，“一切文物，都是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的造成”（《南腔北调集·经验》）。确实，在传统的中国医学中，精华与糟粕并存。父亲的病，不幸遇上庸医，是一种反应；《本草纲目》蕴藏着无数精华，又是一种反应，两方面结合才是鲁迅的中医中药观。无须讳言，鲁迅对中医的观点也有偏颇之处，但决不能用“全盘否定”来概括。
谈鲁迅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不能不提到他那篇著名的杂文《拿来主义》。“拿来主义”往往被认为凡是外来的照单全收，其实这是望文生义的误解。在文章中，鲁迅严格区分“抛来”、“抛给”、“送来”与“拿来”的不同。“抛来”、“抛给”、“送来”，是被动的；而“拿来”，则是主动的，“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这里面就有选择，要吸取养料，舍弃糟粕，为我所用。“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见《且介亭杂文》）拿来，是有分析的拿来。值得人们注意的是，“拿来主义”并非专门对待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也要采取这一方针。《拿来主义》一文中，就明确提到对待“国粹”也应这样。因而，“拿来主义”决不是“全盘西化”。
鲁迅痛感封建文化对中国人民的窒息，积极提倡学习外国，吸取世界文明先进的东西为我所用，然而，他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鲁迅十分重视历史的继承性，他说：“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集外集拾遗·〈浮士德与城〉后记》）鲁迅认为，传统文化有两重作用：“古文化之裨助着后来，也束缚着后来”（《且介亭杂文二集·〈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在谈到木刻艺术发展的途径时，他说：“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且介亭杂文·〈木刻纪程〉小引》）这里，再明白不过了：无论是西方的文化，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吸取、借鉴、继承都要经过选择，标准是有益的，有利于新文化发展的。在鲁迅那里，不存在什么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也不存在着什么“全盘西化”的问题。
第5版(理论)
专栏：学术动态
“普通话音节合成系统”研制成功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制的“普通话音节合成系统”业已通过了院级鉴定，鉴定小组认为，这项研究成果由于充分考虑到语音的声学性质，在提高合成音节的音质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用语音参数及其规则合成出音质较为自然的汉语普通话全部音节，在国内外处于领先地位。
语音合成是一种让计算机说话的技术，它不但是深入研究语音特性的一种得力手段，也是实现计算机语音输出的一条重要途径。该所计划进一步完善合成系统，采用较先进的微机和信号处理板，在技术部门的配合下，早日实现商品化，使这一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结合的结晶为四化服务。
（杨顺安）
第5版(理论)
专栏：学术动态
青年民族理论工作者座谈会在京举行
中国民族研究会最近在北京召开了首都青年民族理论工作者座谈会。会议就当前民族理论学科面临的问题，今后民族理论研究如何突破进行了讨论。
大家在民族理论学科队伍建设、民族理论学科研究对象和范围、理论研究的学风以及对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基础理论研究等问题上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
在理论研究如何与现实问题结合上，尚存在几种不同的意见：一、认为民族理论学科应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它的研究不能与社会学和民族学的研究相等同，不然民族问题的研究就失去了自己的特点；二、认为民族理论的研究应面向社会，侧重在应用方面，不应把理论研究关进书斋，搞纯而又纯的研究，应对民族地区的现实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三、认为理论研究与现实结合才是民族理论学科的出路，民族理论只有面对现实问题，才能显示出它强大的生命力，而现实问题也为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提供了用武之地。
（聂健全）
第5版(理论)
专栏：学术动态
上海社科院科研工作去年取得新成果
上海社会科学院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为建设两个文明服务，重视对当前社会主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研究，去年取得不少新成果。
《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研究》是全国科研重点课题。这个课题的研究人员突破比较陈旧的观点，客观地历史地分析了我国宗教的特点、性质、作用及发展变化的状况，为我国宗教研究作出了贡献。《左翼十年在上海的作家》、《上海简史》、《上海工运史》、《上海租界研究》、《近代上海法制史》等课题，为上海城市研究打下了基础。《柏拉图哲学评述》、《西方方法论史》、《戊戌变法史》等专著，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填补了有关学科的空白，获得一定的社会反响。
在应用研究方面，该院各所接受国家科委、全国总工会、上海市人大、市政府等单位委托的研究项目共70项。如《上海市高能耗工业科技发展对策》、《上海工业布局》、《崇明发展战略研究》、《上海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研究》、《企业工资改革方案》、《上海工业按生产要素密集分类的测算》、《新技术革命的立法探讨》等。课题承担者不顾时间紧、工作量大的困难，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即使有些项目不能成书出版，无名无利，仍坚持研究，认真负责地拿出研究报告。
上海社科院在科研活动中，还十分注意社会科学的普及化、通俗化工作。该院培训中心举办的“经济合同法”、“企业管理”、“领导科学”等培训班和讲座，累计培训学员四千多人。去年5月，该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联合召开了维护世界和平学术讨论会。该院还围绕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举办了多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讨论会”，就改革中的许多理论和实际问题进行了探讨。
（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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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改组金融组织体系 创造合理竞争的环境
——全国中青年金融体制改革讨论会综述
首届全国中青年金融体制改革讨论会，前不久在武昌举行。与会者回顾了八年来金融体制改革的历程，认真思考了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并就进一步改革的重点和对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会议认为，近几年的金融体制改革最主要的成绩，是构造了中央银行体系，发展了一些国家银行体系之外的金融机构，发展了多种信用形式和信用工具，并认识到了在我国逐步形成和发展金融市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由于各级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没有削弱，工商企业和金融机构并未成为真正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企业，因而金融体制改革的进展还需要加快。
为了从实质上推动金融体制改革，与会代表认为应抓住两个主要问题：一是金融机构企业化；一是创造合理竞争环境。会议着重讨论了创造合理竞争环境的关键问题——金融组织体系的改组。
有些代表指出，几年来我们通过机构分设的方式人为构造了一个中央银行体系，这在金融体制改革的初期是必要的。这种人为构造带有明显的缺陷：（1）这种构造仅着眼于业务分工，而没有着眼于创造一个合理竞争的环境；（2）这种构造带有明显的一刀切式的整体性变更，在全国上下层层铺开；（3）每次变更不是给金融体系注入一个按商品经济原则经营的经济实体，而是又构成一个新的行政性金融机构。因此，金融机构的这种改组，不但不能促进中央银行调控体系的形成，在某种意义上还会削弱和软化着中央银行的调节手段，造成宏观间接控制失灵。为了克服以往金融组织机构中的弊病，大多数同志同意通过立法手段，用渐进的方式促进金融组织体系的改组。
大家认为，我国金融组织体系改组的基本思路应当是在完善现有国家银行体系的同时，大力扶植国家银行之外的金融机构，着力创造一个合理竞争的环境。
完善现有国家银行体系，应从收缩与强化两方面入手。对现有的国家银行在业务范围、业务量和机构设置上应适当加以限制，以打破目前的垄断局面，给新金融机构创造一定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各家国家银行应通过减少管理层次和增强基层机构的活力来强化自己的经营能力。要通过提高经营管理效率，使自己收紧拳头，变成调动自如的真正的大银行，充分发挥国家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骨干作用和资金融通中的主渠道作用。
对国家银行之外的新金融机构，中央银行应采取积极扶植的态度，通过立法、资金融通、结算服务、存款保险等，使每个新生的机构都能真正成为独立自主、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求平衡的金融企业，让新金融机构给金融体系带来竞争的压力，带动整个组织体系的完善、发展。
为了扶植新金融机构的健康发展，建议中央银行采取一些措施：
（1）中央银行应制定各类金融机构的管理条例。（2）中央银行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保证金融业的稳定，减少金融企业破产对社会的震动。
（3）中央银行应对新金融机构提供结算服务，在必要时也要对其融通资金，通过服务引导金融机构健康发展。
（4）中央银行本身各级机构的职责应该明确。中央银行总行和省分行应着重资金的分配与调度，二级分行和县支行主要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稽核、监督、管理并提供货币发行和联行清算的服务。中央银行要向经济区划设置机构的方向发展。
对非银行金融机构问题，代表们强调要特别注重保险公司的发展和建立养老基金。保险管理机构应从保险总公司中分离出来，在中央银行成立保险管理局。允许按专业成立保险公司，允许建立地方保险公司、合作保险组织、股份化保险公司，实行分保和再保险制度，以打破垄断，开展竞争。
最后，建立各类型政府开发银行和开发性非银行金融机构。如农业开发银行、住宅储蓄贷款银行、工业开发银行、国家风险投资银行、技改银行、农业开发性保险公司等。
（陈浩武 王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