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要闻)
专栏：
全国纪检工作会议要求全党共同努力
严肃政治纪律加强党内监督
共产党员绝不允许在公开场合发表同中央决定相反的言论
韩光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能放松纠正不正之风工作
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全国纪检工作会议今天在北京结束。出席会议的各省、市、自治区纪委和中央各部委纪检组、军委纪委的负责同志，经过广泛交换意见和讨论，一致认为，严肃党的政治纪律，加强党内监督，是全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党同志要共同努力，做好这项工作。
参加会议的同志指出，党内监督的任务是要保证党的组织、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按照党章和其他规章制度办事，防止党内各种不良倾向的发生，揭露和纠正一切损害党的利益、违犯党纪国法的行为。这对于发扬党的优良传统，顺利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义重大。
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纪委的负责同志在谈到党内监督问题时认为，加强党内监督，当前要健全党的民主生活制度。他们谈到，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多数部门的党员领导干部能够坚持每半年参加一次党的民主生活会，领导成员之间实行相互监督，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实践证明，这是对领导干部实行监督的一种好形式。他们认为，现在的问题是，有一些部门虽然按制度定期开会，但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够；也有少数单位没有按期开会。今后要把民主生活会制度健全起来。一些省、市、自治区纪委的负责同志建议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党内监督，作为整顿党风的一项内容，着重解决思想上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的问题，解决领导班子软弱涣散问题。
上海市纪委书记张定鸿在发言中说，不久前，上海市纪委作出开除王若望党籍的决定后，接到许多党员、群众来信来电，对王若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行为提出批评，支持市纪委的决定。张定鸿说，共产党员如果抛弃自己的理想，公然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那就直接违背了党的章程和入党时的誓言，破坏了党的政治纪律，受到党的纪律制裁是理所当然的。安徽省纪委书记赵保星在发言中说，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人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是严重违反党章、党纪的行为，是与共产党员的称号不相容的。许多纪委的同志在发言中认为，共产党员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不同意见，可以通过一定的组织程序提出，但绝不允许在公开场合发表同中央决定相反的言论。
中纪委常务书记韩光在会议结束时讲了话。他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当前严肃党的政治纪律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场斗争中，需要进行组织纪律处分的只是极少数，对广大党员来说是个教育问题。各级纪委一定要明确自己的责任。要通过分析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和危害，提高党员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自觉性。要帮助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政治思想战线的领导班子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解决软弱涣散问题。
韩光指出，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纠正不正之风的工作不能放松。当前要把纠正不正之风同增产节约、增收节支结合起来，反对大吃大喝、用公款送礼、铺张浪费，恢复和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优良传统。韩光强调要继续做好新时期的纪检工作，党委要亲自抓，领导干部要作表率，进一步发展全党抓党风的好形势。
中纪委第二书记王鹤寿主持了会议。他要求各地结合实际情况贯彻这次会议精神，抓好落实。
第1版(要闻)
专栏：
维护党的政治纪律 加强党内监督
本报评论员
刚刚结束的党的全国纪律检查工作会议指出：严肃党的政治纪律，维护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当前纪检工作的重要任务。这项任务的确定，体现了党中央的决心和部署，也符合纪检工作的实际，希望各级党组织包括各级纪委把它作为今年的一件大事来抓。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证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高度一致，是党的政治纪律的根本要求。严格执行、自觉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各级党组织和每个共产党员义不容辞的职责。只有严肃党的政治纪律才能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促进改革、开放，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然而，在一段时间内，有少数党组织却对此认识不足，重视不够，表现软弱涣散；极少数共产党员置党章和党的纪律于不顾，丧失了起码的政治立场，散布与四项基本原则相违背的言论，严重影响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危害了党的事业，损害了党的形象，在党内外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历史和现实都说明，严肃党的政治纪律，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松。各级党组织应大力加强对党员的党性教育，不断提高其思想政治素质，使每个党员都能用党章来规范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
严肃党的政治纪律要有严明的组织纪律作保证。在严肃党的政治纪律的同时，必须严明党的组织纪律，坚持和维护民主集中制原则。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能否认真实行，关系党和国家的命运。尽管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某些党的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搞一言堂，家长制，滥用权力，个人说了算，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重大损失的沉痛教训；尽管党中央三令五申，但仍有少数组织和个人不听招呼，我行我素，一意孤行，继续违犯民主集中制原则。可见，严明党的组织纪律和严肃党的政治纪律一样，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严肃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要有一套完善的监督制度，并切实付诸实行，使党的各级组织，广大党员，尤其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置于党和群众的有效监督下，自觉遵守党规党法，巩固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各级纪委要认真组织党员重新学习党章和《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有关党内监督的要求。使大家懂得：每个党员和党的组织，既是监督者又是被监督者，党内监督地位人人平等；从一般党员到担任最高领导职务的党员，都要履行监督的职责，又都必须接受各种形式的监督；不监督他人就是放弃共产党员的责任，不接受监督就是违犯党的纪律；不受纪律约束、不受监督的特殊党员，在我们党内是不允许存在的；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必然会酿成危害。为此，各级党组织包括各级纪委要切实肩负起党内监督的职责。对党员特别是对党员领导干部，在进行党性、党风、党纪教育的同时，要在根本方向、重大原则问题上进行监督，使他们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表率和遵纪守法的模范。
第1版(要闻)
专栏：
群众需要雷锋精神 雷锋活在人民心中
各地五千多封热情洋溢的信件投寄“雷锋班”谈感受
百余个单位与雷锋生前所在团开展学雷锋联谊活动
据新华社沈阳3月4日电 （记者杨民青 通讯员康健）沈阳军区某工兵团“雷锋班”近两年收到全国各地寄来的5000多封信件。这些热情洋溢的来信表明，群众需要雷锋精神，雷锋活在人民的心中。
这些信件有的来自京、津、沪等大城市，有的来自新疆、内蒙古牧区，有的来自西南边疆村寨，有的来自广东、福建对外开放地区，也有的来自祖国北疆的林区、农场。写信的有学生、教师、青年个体劳动者、离退休干部，有自强不息的残疾人，还有工读学校的失足青少年。有的还寄来了他们的日记、优秀作业本、成绩簿、红领巾、奖状、奖章、喜报、锦旗及班会、队会、团会、联欢会的录音磁带等珍贵物品。
江苏省连云港市朝阳中学高中学生在来信中说：“有人说雷锋精神过时了，学雷锋是傻子。八十年代还要不要学雷锋？我们中间引起了一场争论。经过讨论大家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能丢掉雷锋精神。不管刮什么风，都要坚定不移地学雷锋！”
河南开封市50多名离退休干部、老红军从1985年开始，自发组成“为了下一代”协会，在全市大中小学校广泛开展学英雄、讲传统、争做雷锋式的新人的活动。他们在给“雷锋班”的来信中说：“雷锋精神的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共产党员不论什么时候都要学习雷锋，艰苦奋斗，大公无私，为人民尽心尽力。”
上海市几名高中毕业生去年秋季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给“雷锋班”写信说：“我们的中学时代一直坚持学雷锋，雷锋的‘钉子精神’时刻激励我们刻苦努力，拚搏奋进。我们要把雷锋精神带到大学里。”
新华社沈阳3月4日电 共产主义战士雷锋生前所在团与全国各地130多个单位开展学雷锋联谊活动，近三年来，他们就互通信件上万封。
同这个团开展联谊活动的有大、中、小学校，有厂矿、商店、政府机关，还有个体户和专业户。有些单位远隔百里千里，他们除了通信外，还互相邮寄谈心会、报告会、座谈会的录音磁带，交流学习经验。
第1版(要闻)
专栏：
造就亿万新型农民建设文明富裕新农村
我国农村科普工作发展快作用大
本报讯 记者何黄彪报道：近一年来，我国农村科普工作取得重大发展，为造就亿万新型农民、建设文明富裕的新农村、推动农业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技术培训活动在全国农村普遍展开。去年，全国各级科协和农村科普组织组织发动了数十万名科技工作者和百万名农村技术能手，采取多门类、多层次和多种方式方法，坚持“实用、实际、实效”的原则，在全国农村大规模地进行技术培训。接受培训的农村青壮年达3600万人，培训出多种专业的农民技术员90万人。湖南省汨罗县去年培训青壮年农民6万多名，占全县青壮年农民的一半，其中758人通过考核成为农民技术员。这6万多名青壮年家庭年平均收入都超过600元。
科技扶贫为贫困地区群众脱贫致富开辟了新路。去年，全国各级科协和农村科普组织积极配合民政、民委等部门扶持贫困户200万户，已经使91万户基本摆脱了贫困。贵州省去年成立的“贵州省科技扶贫团”，共组织7000名科技工作者上山下乡，为贫困地区、贫困户“传信息、指门路、教技术、育人才、送服务”，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群众性技术经济联合组织在农村迅速发展。全国农村各种形式的专业技术研究会已从1985年的6万多个，发展到去年底的7万多个。同时，很多专业技术研究会在组织规模、活动内容、技术水平和协作方式等方面，都有创新。它们更加适应农民发展商品生产的需要，有相当一部分向着产、供、销“一条龙”服务的技术经济实体发展，进一步发挥了“一个研究会带一片、带一村”发展商品生产的作用。山西省太谷县瓜类研究会，共有会员152人，分布在7个乡、16个村，已发展成拥有10万元固定资产的技术经济联合体，通过全面服务，联系了全县1万多个种瓜户。他们创办的“西瓜业余学校”，为本地和全国各地代培技术员3000多人。这些专业技术研究会在技术上也正向着较高层次发展。
科普宣传活动更加生动活泼，深入人心。一年来，6个省、自治区一级的少数民族科普工作队，出动1700辆科普宣传车深入农村，积极传播实用技术和科学知识。全国各级科技报继续面向农村、面向生产、面向群众，去年期发行总量达1100万份。山东科技报每期发行量超过200万份。
兴办服务实体，增强了乡镇科普协会的活力。现在，全国农村建立的5万多个乡镇科普协会，为开展农村科普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一年来，各地乡镇科普协会一方面积极发展专业技术研究会作为开展科普工作的依托，一方面积极兴办综合性的科普服务实体，走出了巩固发展乡镇科普协会的新路子。安徽来安县水口乡科协聘用当地有专长的7名农民技术员，办起了科普服务站。服务站既是人才、技术、信息的智力库，又是技术与经销相配套的服务部。去年，他们承包了1.2万亩作物的病虫害防治，引进繁殖推广作物瓜菜良种7万斤，鸭鹅良种1万多只，总计创社会效益675万元。
第1版(要闻)
专栏：
十余万巾帼成为我军建设重要力量
相当一批女军人为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三月四日电 （记者陈湘安）十余万巾帼成为人民军队建设的重要力量。
目前，女军人遍布我军的军事、政治、后勤、科研、教学、卫生、文体、工程技术等数百个专业、数千个专业技术岗位。从生物工程、人体工程、航天医学、导弹技术、核武器技术、光纤通信、银河亿次电子计算机、卫星发射等尖端技术领域，到军事指挥机关和炮火纷飞的对越自卫还击战战场，无论在天上还是在海洋，都有她们的身影。据统计，在军队干部中，每四名专业技术干部就有一名女军人。
相当一批女干部担任了高级技术职务，其中许多人成为成绩卓著的教授、专家、博士、硕士。她们有的在科研领域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饮誉国内外；有的荣获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有的是在保密战线上做出突出贡献的无名英雄，也有的刻苦攻关为人民解除病苦受到赞誉。
许多女军人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全国“三八红旗手”、
“精神文明建设标兵”、优秀政治工作者和先进个人等，有力地促进了部队革命化、正规化建设。
第1版(要闻)
专栏：
就戈尔巴乔夫关于中程导弹新建议
我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发表评论
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在今天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一贯认为，苏美的欧、亚中程导弹应按同一原则，同步、均衡地予以削减，直至全部销毁。”
这位发言人是在回答记者提出的“中国对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2月28日提出的关于中程导弹的新建议有何评论”这一问题时作上述表示的。
发言人说，苏美关于中程导弹问题的谈判涉及欧洲和亚洲国家的安全。欧洲和亚洲的安全同等重要，应予同等重视。中国作为一个亚洲国家，自然对亚洲地区的中程导弹感到关切。
第1版(要闻)
专栏：
应赵紫阳总理邀请
民主也门总理即将访华
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应赵紫阳总理的邀请，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理亚辛·赛义德·努曼博士将率政府代表团于3月12日至19日对我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这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在今天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的。他介绍说，中国和民主也门于1968年1月建交以来，在各个领域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民主也门主席、总理、外交部长等先后来中国访问过。
第1版(要闻)
专栏：
湖北公共图书馆有发展
在县县建起图书馆的湖北省，最近又解决了图书馆“馆小、屋破、书少”的矛盾。湖北省不仅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县县有图书馆”的目标，而且到去年年底每个县都建起了新馆舍。这些新馆舍平均面积由原来的一百平方米增加到一千三百平方米。全省藏书由一九七九年的六百零三万册增加到一千多万册。
第1版(要闻)
专栏：
珠江口盆地发现新油层
由日本新南海石油开发株式会社、新华南石油开发株式会社、日本矿业珠江口石油开发株式会社组成的JHN石油作业公司，在我国南海珠江口盆地16／06合同区的第一口探井——陆丰13—1—1井石油作业已结束。在井深二千三百米以下发现两个油层，据测试计算，日产油量一千零六十五立方米。（据新华社）
第1版(要闻)
专栏：
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
胡绳
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是，有人认为或主张，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是不可取的，中国本来应该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对这种错误的说法，应该进行一次认真的讨论。
中国为什么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问题换一个说法就是：中国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说，其原因就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先进，这不是完满的科学的答复。西欧资本主义初兴时，有些先进的思想家反对资本主义制度，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才合乎人类理性。他们的善良愿望并不能决定社会发展的进程，资本主义制度还是在西欧各国发展起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由于自己内部的矛盾而灭亡，社会主义制度必然代之而兴，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在发展社会生产，使生产的结果造福于人类，并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等方面显示出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但是，为了回答中国为什么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问题，我们不能靠抽象地一般地比较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的优劣。我们要从中国具体的社会历史的发展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
中国历史上经历了漫长的封建时代。直到19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西方国家先后两次发动鸦片战争，打败和侵入中国，中国内部又发生了历时14年终于失败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中国社会才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历史进入了它的近代时期。在近代中国，许多爱国的仁人志士曾经企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以促进中国的进步，摆脱贫穷落后挨打的局面。一般说来，资本主义制度是能够使一个国家富强起来的。尽管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剥削劳动人民的制度，但以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毕竟是一种进步。可是，在近代中国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制度行不通。
近代机器工业（和轮船航运），最早在19世纪50年代出现于中国，但那是外国资本，开始时为数还很少（后来在19世纪末年大大发展起来）。60年代中国出现封建官僚控制下的主要供军事需要的工业。特别值得重视的是，60、70年代间开始出现私人资本的各种新式企业。这说明，在封建社会里已经产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婴儿。但这婴儿在近代中国一直是艰难地成长着，始终没有发展为独立的强大的力量。
在近代中国的广大农村中，封建的土地关系一直占绝对的统治地位。先后相继的统治政权无不以封建地主阶级为其主要基础（或主要基础之一），并且极力维护封建土地关系。中国社会虽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但占统治地位的是封建主义，所以称为半封建社会。
在中国，为什么新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代表它的政治力量不能战胜封建主义呢？在17、18世纪的欧洲各国，这种新生力量在斗争中经过艰难曲折，终于取得了胜利。但是近代中国所经历的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这就是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下成了半殖民地。
19世纪末年和20世纪初年，全世界被极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差不多瓜分完毕。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包括英国、沙皇俄国等欧洲诸国，加上北美洲的美国和在东方后起的日本。它们把世界上几乎一切经济落后的地区变成了它们的殖民地。从16世纪开始的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开拓”的历史，是一部血和火的历史。殖民者所到之处对落后的部落、民族进行野蛮的掠夺和剥削，甚至使他们失去生存条件，消灭殆尽；对于消灭不了的民族，就在那里实行殖民统治。资本主义侵略者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世界。为殖民统治的需要，他们向那里输入新的生产方式，同时也为殖民统治的需要，保存和维护那里的各种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在许多殖民地里，富人的天堂和穷人的地狱的对照特别鲜明。只在殖民者居住的少数城市和地区中有“繁荣”和“文明”的景象，而广大地区笼罩在贫穷和黑暗中，人民受着重重的剥削和压迫。所以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时，都处于极不发达的状况。
帝国主义列强用炮舰政策迫使中国的统治者向它们屈服，它们的政治和经济势力深深地渗入中国。它们强占中国沿海若干港湾，并在好些城市建立所谓“租界”，而且曾为如何“瓜分”中国而绞尽脑汁。它们没有能使中国完全沦为殖民地，这主要是由于，第一，在中国广大人民中蕴藏着反抗外国侵略的强大力量。这种力量在早期虽然只是以幼稚的、自发的形式爆发出来，但已经使侵略者感到，直接统治这成亿的生灵是它们难以胜任的。第二，如果由一国独占中国或几国“瓜分”中国，势必引起列强之间的激烈冲突。因此，各帝国主义国家宁愿保持中国的原状，各自按照自己的力量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利益均沾，共同主宰中国的命运。中国形式上还是一个独立国家，实际上已丧失完整的独立主权。中国成为全世界几乎所有大小帝国主义国家都参加掠夺的半殖民地。到本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尝试用武力来独吞中国，结果遭到彻底的失败。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上的第一次大失败。其所以失败，基本上也就是由于上述两个原因。
外国帝国主义垄断中国的对外贸易，在中国设立工矿企业、航运公司、银行等等，并不是要使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恰恰相反，帝国主义强大势力的排挤和压迫，是民族资本主义难以生长起来的主要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期间，除日本以外，各帝国主义国家都忙于欧战，无暇东顾。在这次战争时期和战后一二年间，中国民族工商业欣欣向荣，被称为“黄金时期”。但随着各帝国主义国家在战后重新向中国扩张势力，这个“黄金时期”迅速结束了。这种情形更证明，没有民族的独立，中国资本主义是无法自由发展的。在中国丧失独立主权的情况下，当然也谈不到按照本国的利益和需要，发展对外贸易，利用外资等等。
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造成了一个为它们服务的买办阶级，又竭力维持中国的封建土地关系和相应的社会关系。以买办势力和封建地主阶级为基础的军阀、官僚、政党，是帝国主义所选中的统治中国的代理人。帝国主义从军事、财政各方面支持这些代理人，并通过这些代理人吮吸中国人民的血汗。当这些代理人中的这一个或这一批倒下去时，帝国主义就以另一个或另一批取而代之。封建势力虽然腐朽落后，但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并同买办势力结合起来，就成了难以摧毁的堡垒。
近代中国之所以贫穷落后，之所以不能从封建制度发展到资本主义制度，基本原因就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
二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摆脱贫穷落后，进步起来，就必须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成为独立的中国。不完成反帝国主义的任务，也不能完成反封建主义的任务。这二者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谁能完成这些任务？如果有一个能完成这些任务的资产阶级力量，中国就可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1898年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是近代中国最早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派别。他们深切感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之苦，有强烈的爱国情绪，提出了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资本主义化的纲领，并企图通过皇帝自上而下地实行这个纲领。但他们迅速地失败了。
1905年成立的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更完整地提出了以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革命纲领，并且为实现这个纲领进行了许多斗争。孙中山已经看到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并受到在西方已经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企图使他提出的纲领带有某种社会主义的色彩，但他和他的同志们的目的还是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同盟会领导取得了1911年辛亥革命的胜利。这次革命推翻了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工具的清王朝，成立了中华民国，所以是一个胜利。但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丝毫没有因这次革命而削弱，革命的果实落到了帝国主义所中意的袁世凯及其他北洋军阀的手里。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仍然处于极端贫穷落后的状况。辛亥革命没有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辛亥革命后，出现过名目繁多的大大小小的政党，它们中许多是政客官僚的集团，旋生旋灭。一些标榜无政府主义或某种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党派或社团，因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也没有什么生命力。除同盟会扩大改组成的国民党外，在民国初年的政治舞台上，较有影响的是以曾参加戊戌维新的梁启超为精神领袖的进步党。梁启超和其他一些进步党人倾向于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但他们既不反对帝国主义，也不反对封建势力，反而依靠封建军阀势力。进步党屡经改变自己的名称，终于成为一个只是在官场中朝秦暮楚、追逐名利的小集团。
国民党在民国初年成立后，混入许多官僚、投机分子，失去了同盟会原有的革命性质。在袁世凯的高压下，国民党内部分裂，孙中山以其中一部分人建立中华革命党。他们的力量很小。没有能在反袁世凯斗争中起主导作用。袁世凯死后，孙中山取消中华革命党，1919年10月重建中国国民党。这个党虽然号称有许多党员，但成分庞杂，组织涣散，党员各行其是，直到1924年前这个党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提不出足以动员广大人民的政治主张。只是由于它有辛亥革命的历史业绩，其核心孙中山和他的少数同志坚持反对北洋军阀，谋求中国的进步，并且经几度挫折失败后，在广东勉强建立了一个与北方军阀政府对峙的政权，所以国民党这时仍不失为中国政治生活中有进步性的一个重要力量。
1923年，孙中山下决心接受苏俄的援助，同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合作，实行国民党的改组，这才使国民党有了新的生气。1924年1月，举行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以前，从辛亥革命后的13年里，还从未举行过这样的大会。孙中山于1925年3月逝世。国共合作的局面暂时还保持着。因为有了国共合作，才有了两广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工农运动的兴起，才有了北伐战争，国民党才在全国人民中有了信誉与威望。当时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如果能够进行到底取得胜利，中国将如何？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提出的纲领，主要是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打倒军阀，使农民有自己的土地。实现这些纲领当然并不是使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纲领中还有“节制资本”一项，就是说，中国将不象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让少数资本家垄断国民经济。但这也还不是实行社会主义。
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由于国民党右派的叛变半途而废。1927年，国民党取得了全国政权。国民党是依靠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的成果，又是通过屠杀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分子而取得全国政权的。这里不讨论国民党当政22年的全部政绩，只来答复一个问题：国民党政权有没有使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回答只能是否定的。试以国民党统治下的第一个十年（1927—1936）内的棉纺织工业情况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其所以说这十年，因为1937年全国进入抗日战争时期。其所以说棉纺织业，因为那时重工业根本谈不到（1933年钢产量只有3.5万吨），而在轻工业中，棉纺织业历来最称发达。
1927年全国纱锭数量是367.5万，1936年增到510.3万。其中外国资本（绝大多数是日本的，有一小部分是英国的）在中国的工厂所拥有的纱锭数由157.5万增加到235.6万，增加几乎达50％，在全国总数中所占份额由42.9％提高到46.2％；中国商人的工厂拥有的纱锭数从209.9万增加到274.6万，只增加31％，在全国总数中所占份额由57.1％降到53.8％。
布机的情况大致相同。1927年总台数是29788，1936年总台数是58439。其中外国资本的台数由16329增加到32936，增加一倍有余，在全国总数中所占份额由54.8％提高到58.1％；华商数由13459增加到25503，增加约90％，而在总数中所占份额由45.2％降到41.9％。（以上数字见1948年出版的《银行周报三十周年纪念刊》第335—336页）
熟悉当时情况的人说：“我国棉纺织业自民二十一年（1932）后，由于捐税繁重及花贵纱贱诸影响，深感无法支持。迄民二十四年（1935）下半年，59家华商纱厂，完全停工者达24厂，而减工者复有14厂。固不能以纱锭布机数量之增加为衡量该业兴衰之标准也”（见同上《纪念刊》第255页）。这就是说，实际情况比上述数字还要糟得多。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棉纺织业，民族资本是在衰落中挣扎，而兴旺起来的却是帝国主义在华的资本。
国民党政权不能解决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统治而独立的问题，它自己的生存就是靠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政权也不能实现全国的统一，它内部派系林立，各实力派互争雄长，甚至导致大规模的内战。国民党政权不但不能实现孙中山所主张的耕者有其田，而且不能实行它自己提出过的“二五减租”，因而封建的土地关系丝毫没有改变。国民党政权不能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当然不能使中国资本主义化。国民党在掌握全国政权后不仅背叛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宗旨，也背叛了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的主张。
在国民党开始取得全国政权时，中产阶级曾经指望它能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果完全失望了。经过抗日战争和战后的时期，更加深了这种失望。
三
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时只是几十个人的小党。那时共产党人曾把社会主义革命当作当前的任务。但不久他们就懂得，为求中国进步，革命必须从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做起。由于积极参加1925年到1927年的国民革命，共产党发展到近6万人。1927年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又使它大为缩小。共产党人以大无畏的精神，主要在农村地区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建立红军，建立根据地。共产党和国民党是在什么问题上发生分歧呢？当时的问题并不是中国要不要实行社会主义。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实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当时它所做的只是一件事，就是消灭封建土地关系。没有这种土地改革，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不可能有下一步的社会主义。所以毛泽东说：“两党的争论，就其社会性质说来，实质上是在农村关系问题上”（《论联合政府》）。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另一个根本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当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民族矛盾日益成为首要问题时，中国共产党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并且把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这就促成了包括同意抗日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抗日战争，虽然经历了许多曲折，毕竟坚持到取得最后胜利。由于共产党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坚持团结全国最大多数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在战争结束时成为120多万人的大党。国民党和共产党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两大政党。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间（并有其他民主党派参加）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共产党为了实现符合于全国人民愿望的国内和平和国家的民主进步，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这个主张国民党曾经表示同意，但是它终于背弃诺言，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全面内战。可以说，1927年国民党实行反共，导致国民革命功败垂成，是使中国失去了一次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的机会；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顽固拒绝民主联合政府，使中国又一次丧失了这样的机会。
毛泽东在1945年《论联合政府》中说：“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这就是共产党当时愿意和国民党在合作抗日以后继续合作建国的根据。
共产党人所说的“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并不是说中国将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已经考虑过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将成立怎样的国家的问题。一方面他要求发展资本主义，一方面他以为不应该重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因为他担心这将导致下一次流血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人也曾反复考虑这个问题，他们在30年代曾提出“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的概念。既然资产阶级不能领导完成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起重大的、以至领导的作用，那么革命胜利后就不可能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但是“非资本主义”是个模糊不清的概念。40年代，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概念，这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对这个问题的明确答复。毛泽东解释说，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就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这个国家所实行的经济，概括地说，就是“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所有”。“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当然，实现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不能不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为前提。
但是，国民党领导集团并不认为中国多了一个外国帝国主义，相反地，他们欢迎美帝国主义来代替日本帝国主义在实际上统治中国，指望得到它的支持，也的确得到了大力的支持。国民党领导集团也不认为中国多了一个封建主义，不愿意用民主的土地改革和民主政治来代替封建主义。国民党领导集团不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任何有利的条件，却在自己身上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官僚资本。这个官僚资本在战前已经形成，抗日战争期间大大发展起来。它利用抗战时机垄断金融，乘私人资本战时的困难而进行并吞，又从美国的财政援助中克扣私分。战后，通过接受沦陷区的敌伪财产，不择手段地掠夺人民的财富，官僚资本膨胀到了极点。1947年前后，国内人们估计，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所集中的私有财富共达一百亿到二百亿美元。全国产业资本的80％在他们手里。他们的财富并不都在国内，很大一部分散在美国、西欧、南美洲各处。美国作家西格雷夫说，在抗日战争将结束时，“孔家和宋家诸人在南美洲各处都有各自的财产，包括大家知道的在加拉加斯、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圣保罗银行的巨额存款。据说他们的财产还包括范围广泛的企业，如石油、矿产、海运和其他运输业中的股票，而投资重点在铁路和航空公司”。他又说，据宋子文的一个朋友声称，到1944年，宋仅在美国的财产就超过4700万美元。1949年，美国银行界向国会议员们指出，宋家和孔家在曼哈顿积蓄了20亿美元。美国联邦调查局曾进行调查，但没有公布调查结果。据已透露的材料，蒋介石夫人在大通国民银行、纽约花旗银行这两家银行或其中的一家存款1.5亿美元；孔祥熙夫人和宋子文分别在其中一家银行存款8000万美元和7000万美元。
“多一个外国帝国主义”，“多一个本国封建主义”，对国民党官僚资本不但无害，反而有利。为维护既得利益起见，国民党领导集团不愿意接受民主联合政府，宁可打内战。他们本来以为，依仗他们在军队数量、装备程度和战略形势上的优势，并得到美国的支持，他们能打赢这场战争。如果他们胜利了，中国就只能继续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
为什么国民党在这场它自己挑起的内战中一败涂地？因为它失尽了人心。不仅工人群众、农民群众、青年学生群众反对它，而且知识界的上层人士如大学教授中的多数、民族工商业者中的多数也反对它。可以这样说，许多本来指望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也抛弃了国民党，因为他们已看出，这样一个与封建地主阶级相结合、依靠外国帝国主义的官僚资本势力，是不可能使中国走上独立的自由的资本主义道路的。国民党在中国人民中彻底孤立，它不能不失败。这就最后确定了这样的历史格局：中国不可能由某种代表资产阶级的力量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
四
中国没有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因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除了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以外，没有哪个政党或政治力量能够解决中国的独立问题（从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下解放出来）、土地问题（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下解放出来）、民主和统一问题（这个问题是同前两个问题直接联系着的，不解决前两个问题，就不可能有国家的民主化，也不可能有真正的
统一）。
除了共产党以外，旧中国的一切政治力量，或者是压迫工农群众，或者是害怕工农力量的充分发动，或者是没有能力发动工农力量；因此，这些政治力量或者只能依附于帝国主义，或者畏惧帝国主义力量。要战胜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和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反动势力，不发动广大工农群众和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力量，并且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做不到的。能够这样做的只有中国共产党。农民在全国人口中占最大多数，是迫切地要求革命的最大力量，但又由于他们的经济和文化条件而带有某些落后性。如何发动这个力量，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是中国民主革命能否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这个问题只有共产党能够解决。
既然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要力量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当然不可能是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不可能是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发展资本主义。
或许在回顾历史的时候，可以允许进行某种假设。如果在1949年革命胜利的关键时刻，共产党软弱动摇放弃了领导，而由某种资产阶级力量来领导国家，结果会怎样呢？那就必然是尚未全部完成的民主革命任务不能继续彻底完成，必然是引起工人、农民以及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反对，根本不可能造成安定地发展资本主义的局面。更不用说，国民党势力会卷土重来，帝国主义势力会乘机侵入，中国就只能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
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不可能直接实行社会主义。共产党清楚地了解，只凭主观愿望是不能实行社会主义的。按照当时的历史条件，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在1949年胜利前夕，共产党明确宣布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一、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二、没收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的垄断资本即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三、保护民族工商业。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就是最早产生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领导地位。毛泽东说：“官僚资本替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在解释保护民族工商业这条纲领时，毛泽东说：“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被取消，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不复存在，全国土地改革完成，因而民族资本的发展得到了在旧中国从来未有的有利条件。当然它不能象在资本主义国家中那样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人民政协纲领》明确规定：
“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帮助其发展。”“在必要与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这就是说，它的发展应在
“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范围内，它的发展方向也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
或许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不可以只实行新民主主义而不过渡到社会主义呢？
这是不可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已经存在着社会主义经济，这主要是国营经济。（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经济那时还很少）。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没有国家的支持，不可能不和国营经济发生各种联系；它转向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必然的趋势。1956年，随着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比在1952—1953年大致估计的时间表快得多。这是由于客观形势造成了这样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不是任何人的意志所能决定的。这个过程进行得如此顺利，证明党和国家在这方面所实行的政策是完全符合于客观需要的。
或许有人说，中国既然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合宜的。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中国的确没有经过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更没有经过发达的或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决定了它不可能经过那样的阶段。但是中国是以特殊的方式经过了资本主义。虽然不能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在这个社会中已经有了资本主义
（外国帝国主义的资本、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因此也就有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否则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能经过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
或许有人说，中国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毕竟是吃了亏。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我们遇到了许多困难，又产生了许多失误，这些困难和失误都同原有的底子“一穷二白”（经济和文化落后）有关，而其所以“一穷二白”，就因为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
对此，我们要说，如果这是“吃亏”，那我们只能吃这个亏。历史没有容许我们经过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我们只能跳过这样的阶段，在“一穷二白”的底子上开始建立社会主义社
会。
近代中国的历史条件留给中国人的可以说只有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继续当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附属国（如果共产党不能领导人民进行坚决的斗争，或者斗争方法一贯错误，因而失败，那就会是这样）；另一条道路就是实际上我们所已经走过的经过新民主主义达到社会主义的道路。
还有没有其他什么道路呢？即使说，还有变成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可能，那也决不会是变成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只能是从极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做起。且不论国际条件是否容许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否容许中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从不发达一步步走向发达。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在经济和文化十分落后的底子上，蹒跚地走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那将发生多少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人民将为此付出多少痛苦和流血的代价，是可以想象出来的。在旧社会中成亿的人民流离失所，成百万的贫民在饥饿中死亡，成百万的妇女沦为娼妓，这些景象只会一一重演。
这样看来，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经过新民主主义而走向社会主义，并不是走了一条“吃亏”的道路。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那倒是几倍、几十倍地艰难而曲折，并且是看不到前途的（或者是可以预计到有大规模流血斗争和革命的）漫长的道路。
我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已经走了三十年，的确遇到了许多困难，发生了许多失误，但是现在中国在经济和文化发展上已经达到的成就，决不是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所能够做到的。
人们在历史发展中是能够起主动作用的，但是并不能任意地选择前进的道路，而只能在历史所已经准备下的现实条件的范围内进行某种选择。中国人民所选择的道路，是在可能范围内所能找到的最好的道路。
五
有一种说法：因为中国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所以中国应该放弃社会主义而重走资本主义道路，“补这一课”。这种说法的谬误从以上所述可以概见。
但是，如果说，我们需要在建设社会主义中，补充学习许多别的民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学会的、对社会主义建设是必要的东西，那是对的。
这里要简单地说一下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只有消灭统治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所有制，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因此，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在根本上是对立的。但就另一方面看，最终消灭私有制的物质基础是社会化大生产，而社会化大生产是资本主义所准备下来的。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的时候，要继承和利用社会化大生产来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又有继承关系。必须经过资本主义才能有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说：“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次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德意志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社会对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可能不是这样。
列宁曾谈到资本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准备了许多现成的东西，他说：“资本主义建立了银行、辛迪加、邮局、消费合作社和职员联合会等这样一些统计机关。没有大银行，社会主义是不能实现的。”“我们可以把它（大银行）当作现成的机关从资本主义那里夺取过来，而我们在这方面的任务只是把资本主义丑化这个绝妙的机关的东西斩断，使它成为更巨大、更民主、更包罗万象的机关。”（《列宁全集》第26卷87页）
社会主义公有制能够把由旧社会继承下来的社会化大生产，按照人民的利益而发展到资本主义制度所不能容许的更大程度，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根本所在。但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在不同的国家中需要经过不同的过程和不同的长时期才能真正做到。
对于社会主义的建设说来，从资本主义得到的“遗产”越丰盛，当然越有利。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设社会主义，从理论上说应该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当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统治全世界的时代，资本主义的整个链条首先在哪一个环节上被突破，不是简单地取决于各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在这里起作用的既有国际条件，又有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形势和阶级斗争的发展状况等等。事实上，从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进入社会主义的并不是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
列宁指出，由于俄国原来是“欧洲一个最落后的国家”，革命后遇到特殊的困难。“与各先进国家相比，俄国人开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把它继续到获得最后胜利，即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就比较困难了”。（《列宁全集》第29卷277页）对于中国，当然更可以这样说。
在俄国十月革命后曾经有过一些“左派共产主义者”。他们把凡是沾上资产阶级的一切东西都看作是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都必须抛弃。针对这种幼稚观点，列宁说：“不利用大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技术上和文化上的成就，社会主义便不可能实现”（《列宁全集》第27卷324页）。他又说：“没有资本主义文化的遗产，我们建不成社会主义。除了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以外，不能用别的东西建设共产主义”。（《列宁全集》第29卷131页。引文中所说的“资本主义文化”是指广义的文化）
所以列宁反复强调，在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完成以后，就必须提出“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向“有大生产的经验”的
“实业家和商人”学习的任务。他说：“我们现在要向他们学习，因为我们的知识不够，我们没有这些知识。我们有社会主义的知识，但是没有组织千百万人的知识，没有组织和分配产品等等的知识。老布尔什维克领导者没有教给我们这些东西。在这方面，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是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这门功课我们没有学过。所以我们说，哪怕他是个大骗子，只要他办过托拉斯，只要他这个商人曾经搞过千百万人的生产和分配，只要他有经验，我们就应该向他学习。如果我们不从他们那里学会这些东西，我们就建不成社会主义，革命也就会停滞不前。”（《列宁全集》第27卷271—272页）
在中国革命胜利时，毛泽东也曾类似地提出这项任务。他说：“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接着他又说：“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论人民民主专政》）这些话毫无疑问是对的。
如前所述，中国的旧社会并不是一点没有留下资本主义的遗产，但的确是太少了。
在一个国家中，原有的经济基础虽然落后，但具体的历史条件使得无产阶级可以领导人民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它就不应该退缩不前，——中国共产党这样做了，这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在开始社会主义事业以后，就必须充分估计到缺乏足够的资本主义“遗产”而产生的困难，因此就要善于使用各种过渡的经济形式来建设社会主义，并且十分重视学习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经验和知识，包括科学、技术、管理方法，等等。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长期间忽略了这样做的必要，甚至以为，如果这样做就违反了社会主义的原则，那就完全错误了。
中国现在国家和社会的经济实力已经比30年前大大增强，但是我们如实地承认，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打破了在这以前一个时期中形成的对社会主义模式的僵化观念，实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和搞活城乡经济的种种政策和措施。诸如在农村中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相结合的前提下力求充分发展商品经济，利用个体经济和各种私有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等等，从这些做法中固然可以看到我们并不拒绝吸取以往的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生活的经验，但是这并不是什么补资本主义的课，而是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形势而采取的社会主义的政策和措施。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外开放也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说：“必须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管理方法”。《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又说：“必须下大决心用大力气，把当代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经济行政管理经验和其他有益文化学到手，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对外开放之所以重要，除了其他原因以外，就因为我们有必要向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许多为社会主义所必要的、而我们又缺乏的东西。
为了学习这些东西，我们不需要、也不可能重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能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学得更快、更好。——这是本文的结论之一。
我们所要学习的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必需的东西，对于维护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资本主义的一切丑恶的腐朽的东西，如同《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的指导方针决议》所说，我们必须坚决摒弃。——这是结论之二。
社会主义制度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中国大地中，虽然还是幼年的植株，但已显示出了旺盛的生命力。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自发地生长壮大起来的。只要善于培养，它就一定能长成参天大树。——这是结论之三。
第1版(要闻)
专栏：
老女航空员喜登天安门
“三八”妇女节前夕，空军某部47名老女航空员欢聚一堂，亲如姐妹。图为3月4日上午，她们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参观，心情激动、百感交集。
本报记者 徐建中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