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大地漫笔
N城的遗风
司徒伟智
从前读果戈里的《死魂灵》，曾经为那班“N城的贵妇们”感到奇怪。
她们在措词用语上“非常谨慎和文雅”的劲儿，谁吃得消呢？“他们从来不说：‘我擤了鼻涕，我出了汗，我吐了痰’。而是说，‘我轻松了一下鼻子，我用了用手帕’。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说：‘这只杯子……有臭味……’，而说‘这只杯子有毛病’。”天哪，除非有密码本在手，否则我准会将“杯子有毛病”译成杯子裂了，或碎了，或有缺口了，唯独不会想到竟是这样：“有臭味”！
贵妇人有的是时间，只怕打发不完，所以彼此之间猜猜哑谜、译译“密码”、做做文字游戏，倒也不足为奇。
只是近来有时却产生一种不恭敬的联想。我们有的工厂、机关作一年工作总结，免不了在尾巴上要透露出些N城的遗风来。
尤其令人难猜的是一些个人书面鉴定，那是非有“拆字先生”的功夫就休想摸底的。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了解到某工厂给两名将调离的青工的鉴定：“×××同志在本厂期间表现尚好，只是作风欠紧张”，“希望××同志今后戒骄戒躁，进一步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字里行间的潜台词都是些什么？前者暗指劳动纪律差，上班吊儿郎当，这里用的是“大题小做”法；后者是暗指日常用度大手大脚，铺张浪费，用了“反题正做”法。不论用何种法，如果没有工厂领导给说穿谜底，我是决计猜不透的。
实事求是，是说我们应当唯真理是求，唯事实是求。一部作品、一个人不可能尽善尽美，原本不必讳言缺点，不必把缺点弄得扑朔迷离，猜也猜不透。然而说来可笑，有些同志竟是以猜谜为乐似的。《解放军报》上刊登了一位转业干部的来信，就为了他不愿给人家“猜谜”，在鉴定上历数了自己的优点之后又坦率地写下四条缺点，于是这位“营职干部、模范党员、外加通过自学考试获得大专文凭”的年轻人回乡后竟差一点无处接受。碰壁之余，他只好返回千里之外的部队修改鉴定。经这一改，同样还是他，立刻成为受到各单位欢迎的人。
这就是说，只准见谜面，不准漏谜底。谁要想把密码语言译成电文，人家还非要你再重新译回不可！在改革的年代，这样的陈习难道不该改一改吗？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心探访
为普及交响乐而奔走
——访李德伦
张世英文 苗 地画
李德伦，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央乐团艺术指导。他参加过“一二·九”运动。他指挥了无数场交响音乐会，近年来又致力于义务传播交响乐知识，在工矿、学校、机关的礼堂里常常出现他魁梧的身影……
记者：近几年出现了交响乐热，听众越来越多。有些人说，与你和一些指挥普及交响乐知识有关，使“曲高和寡”变成了“曲高和众”。有人说李德伦善于作宣传……
李：其实我个人起不了多大作用。交响乐的发展是客观的要求，有它的必然性。交响乐产生于18世纪欧洲产业革命时期，可以说是应运而生。因为生产力发展了就要有新的上层建筑、新的艺术。它200年来传遍世界各地，成为文明的标志。旧中国交响乐不可能有大发展，建国后建立起一些交响乐队，但发展缓慢，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出现了可喜的局面。中国要搞现代化，也需要交响乐，充实人们的精神生活。
记者：您怎么想起要普及交响乐知识的呢？
李：1980年中央乐团在北京举行的一次交响音乐会，只有一半听众，我说不行，要宣传。于是我们和劳动人民文化宫联合举办交响乐欣赏会，两个星期讲一次，每次有二三百人。后来有的大学听说了，也请我去讲。
记者：北京新建的音乐厅，从去年1月4日开幕，一年的时间就演出了300多场。不仅有交响乐，还有独唱、独奏、民族音乐、器乐演奏等等，上座率98％，听众有38万人次之多，这不是很可观吗？
李：是的。北京、上海的情况比较好。关键是要有阵地。北京过去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音乐爱好者想听音乐不知在什么地方，现在有了固定的剧场，可以及时了解演出内容。同时，音乐厅也可以有计划地去组织演出力量，发挥了一些演员、演奏员的积极性，这样可以为有才华，而没有剧场条件的，几十年没有搞过独唱、独奏的人举办了音乐会。他们还组织了不少音乐普及讲座，群众音乐等活动。
目前，除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之外，音乐生活没有真正展开，有的地方偶尔有几场，有的干脆没有，这是不利的。很多音乐家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或取得成就，然而在国内，除北京、上海就难有“英雄用武”之地。人民需要他们的音乐。如果政府在各地设立音乐厅，哪怕简陋、很小的礼堂、电影院都可以，那就有了阵地。
记者：除了建立音乐厅，您看在全国各地展开经常性音乐活动，还有什么问题？
李：目前听众是多了，但我感到演出的质量还不够理想。如果不很好地提高演出水平，即使有了听众，满足不了他们不断提高的欣赏需求，还会失去听众。社会上极需大量的音乐人员，所以出现了录盒带、搞电影、电视配音，舞会奏乐等，这样虽然解决了一些需要，却出现了和本职工作、待遇的不平衡的矛盾。如何合理分工、集中国家的精锐，组织一些好的、国家级的、高质量的交响乐团，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记者：目前交响乐的知音日渐增多，您的宣传任务是否轻松了呢？
李：照样。随着时代的变化，宣传交响乐对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意义是无止境的。去年年底，我应邀赴加拿大指挥归来，路过广州，抓紧时间在几个大学、电影院和省委机关讲演。听众中有省、市的叶选平、谢非等负责同志。我这样做，主要是想求得领导的支持，想为广州建一个音乐厅。（笑）还真灵，听说已决定建立了。
记者：这几年您一共讲了多少场？
李：记不清了，不下几百场。只要有人找我，我就去讲。因为音乐具有鼓舞人们向上，
激励我们振兴中华的潜移默化的巨大力量。
记者：您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是什么时候？
李：现在。（附图片）
第8版(副刊)
专栏：
战士的心
曹剑说来说去我们空军本身就是一架飞机早晨在操场上锻炼时我张开的双手就是机翼我的眼睛就是机窗当我一个鱼跃射进游泳池里这时 我的双脚也就成了我这飞机的尾翼这时 我就完成了一次畅快的飞行吃那些苹果 罐头 牛肉读那些情书和杂志我就立刻意识到我是在给我这飞机加油宿舍就是我的机窝走廊就是我的跑道特别是当我飞行归来 有时从皮革飞行服里倒出大碗大碗
的汗水我就感到我的事业实在不一般
不一般一滴一滴的汗水在我皮肤的黄
色天空轻快地流淌成一只只小飞机远
航而去为什么我爱那些蜂我爱那些蝶为什么我爱那些飞行的小动物我们原本就是同一个祖先呵有人说水手的心是铁锚形的可是我说 我这战士的心是五角形的红星有如国旗之星是五角形的红枫有如战火之红战士的心通过筋络联到身体各
部位就如同地球的经纬网联结五大洲四大洋战士的心是中国心呵
第8版(副刊)
专栏：
枯木逢春
海南
枯木老根，本自无人识。因其貌不扬，扭曲多疤，很难得到世人青睐。因而它们隐匿于山林深处，裸露于危岩峭壁，日日承风吹雨淋或烈日曝晒，似乎被岁月遗忘。其实不然，偏有慧眼识美者，从这些根材天然疤中认识古朴的美，又经精心雕凿脱俗见典雅，从而使枯木老根又逢春。于是，根雕艺术声名大震，并堂而皇之走向国际市场。
对木根艺术，我原本不留心，即使偶而看见，也视为“雕虫小技”。后来在一次采访中，得知长春市木雕工艺厂生产的根雕“童群”，在国家轻工部举办的“工艺美术品百花奖评选会”上被评为优秀创作设计奖，很有几分惊讶。仔细看那“童群”，一个个男女娃娃，围头巾的、戴绒帽的，胖乎乎的脸蛋憨笑可掬，给北国之冬带来一派天真烂漫。这也许是我喜爱根雕的开始。更令我惊讶的是，这几年来，树根造型艺术品，不仅仅用于大城市的厅堂布置、庭院装饰及亭阁建筑等；随着人民精神文明生活的需要，根的艺术也“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今年早春一日，我应邀到一位年轻朋友家作客。他是长春一家大饭店的面案师傅，八小时之外喜欢写些散文小品，颇有内秀，同我有些往来。在边饮清茶边聊谈中，环视他的家室新添置了几多新鲜物：明亮的橱窗内，摆放着长白梅花鹿、嫩江丹顶鹤、松花湖小艇……均是富于北方特色的杜鹃根雕工艺品，十分生动。窗前还有两个高达一米八的大型花架，稳稳托放着数盆月季、君子兰，那花架也是用天然树木雕制，颇为新颖。见我看得痴迷，主人又将我领到富有新婚气息的梳妆台前，很得意地笑着说：“看，这面镜子下边全用树根作支架，雕刻得多美！”他告诉我，他的工作就是揉摔那几百斤的面团，一天站得腰疼腿酸；回家后往沙发上一靠，赏看那些根雕小玩意儿，心里实在愉快。我相信他的话。近年来，青年人已不满足于充裕的物质生活，追求的乐趣开始向更高的文化层次过渡；许多新婚夫妇乐于购买书法、国画、根雕等工艺品，让新房生辉，便是例证。
树根造型，远在汉唐时代就已面世。它以树根的天然形态作造型基础，结合中国传统的绘画、书法、雕刻艺术，以意取材，随材达意，采取雕凿堆垒、镶嵌盘结的方法制作而成。既可拟鸟、拟兽或拟花虫，表现大自然的千姿百态；亦可应用于制成实用的桌、椅、台、屏。因而“脱俗见典雅，拙巧相映辉”，长期受到我国人民及国际友人的喜爱。当然，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根雕艺术只囿于官宦富贵人家；“文革”时期，又几经摧残，被打入“四旧”堆中。
然而作为“根的艺术”，生命力毕竟是久远的。从平凡中创造出的美，往往有一种神奇的魅力，这种魅力，在祖国昌盛时期愈加显现出来。根雕艺术在美化人民生活、装扮环境、陶冶情趣上，具有独特的作用。上海复兴公园曾展出福建屠刚的树根艺术造型作品，观众啧啧称奇；广州越秀公园花卉馆用二十天举办贵阳根雕艺术品展销会，游人如织；闽南老一辈根雕大师屠一道的作品，已被省博物馆郑重收藏；上海著名树根造型艺术家姚元龙，最近完成巨作《和平系列组雕》，用一棵四十多年的整枝树根雕刻而成，形象地再现战争与和平的主题，受到人们称赞；江西省一家镇办集体小厂——柘林雕刻厂，生产的优质拐杖声名大噪，已同美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商人签订了十九万多美元的外销合同。留心这些见诸报端的消息，感到由衷的高兴。
根雕艺术，是一支大地之歌，生命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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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世界爱情诗选》
黎华编的《世界爱情诗选》，精选了31个国家的116名诗人的300余首佳作。所选作品大都是古往今来的名家名作，也有山花野草。这是我国目前最为齐全的一本外国爱情诗集。译者也多是翻译界的高手名流。该书已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白 文）
第8版(副刊)
专栏：品书札记
书影功成慰雪芹
——读影印列宁格勒藏抄本《石头记》
李彤
虎兔相逢之际，有事关红学的两件大事。多数人只知其一——拍了三年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终于现身荧屏；而对于红学研究者来说，更为之庆幸的恐怕还是后者——耳闻已二十余载的列宁格勒藏抄本《石头记》终于影印出版。
1832年（清道光十二年），一位在北京客居三载的俄国传教士库尔梁德采夫因病返国，带回了一部抄本《石头记》。书在异乡，寂寞百年，无人问津。直到本世纪60年代，苏联汉学家李福清才注意到它，与孟列夫共同著文公布了这一发现。中外红学家们辗转引录关于这一版本的材料，备极重视，却无缘一见。二十年间，得睹真容的中国人仅台湾潘重规教授一人而已。1984年12月，我国专家冯其庸、周汝昌、李侃三同志冒严寒访问列宁格勒，目验此本，并与苏方达成协议，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和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合作编定，交中华书局影印出版。李一氓同志为此赋诗云：“……价重一时倾域外，冰封万里识家门。老夫无意评脂砚，先告西山黄叶村。”其辞颇能代表许多珍爱民族瑰宝的我国学人的喜悦之情。
据初步研究，这个抄本的抄定时间当在乾隆末年到道光初年之间，以嘉庆年间（1796—1820年）最为可能。至于此本的价值，笔者以为择其要者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此本正文属脂砚斋评本系统，保留着脂批七八十条（少量为此本独有），可供与其它脂本互校。二是此抄本的某些部分（如十七、十八回已分开）显得比著名的庚辰本为晚，而另一些部分（如七十九、八十回连成一气尚未分开）又呈早于庚辰本的迹象，这种复杂的版本现象已经引起了专家的争论，有待深入探究。三是此抄本与诸脂评抄本相比，较为完整（仅缺第五、六两回），在几个早期抄本中均付阙如的第六十四、六十七两回此本不缺，其文字接近受到鲁迅先生重视的戚蓼生序本，对它们的考察将有助于《红楼梦》成书过程的研究。过去红学家对此本的了解，是少数人走马观花，多数人隔山买牛。而今影印本出，化一为万，化秘籍为公有，有志于此者皆可以作精细的微观研究。此一善举，必将促进《红楼梦》版本研究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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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 塘（中国画） 李锡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