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吃三个馒头的经验
钱伟长在《三个馒头的故事》一文中说，在一次座谈会上，一位教授讲了“三个馒头”的故事。大意：有个聪明人和大家共餐，吃了三个馒头才饱，他认为前两个馒头都无用，只有这第三个馒头才真解决问题。此后，他每餐都先不吃，只等大家吃第三个馒头时才认真吃起来。天长日久，终因营养不良患病。这虽是人们编造的故事，也寓有一定哲理。教授用以比喻科研工作的关系，若只重视应用研究忽视基础研究，好比只吃第三个馒头的“聪明人”。但反之亦然，只吃两个馒头不吃饱，也会产生营养不良症。
英国科学的基础研究很有传统，但在战后的高技术竞争中却处于劣势。这与长期以来没有重视应用研究有关。用上述故事说，这是只吃了两个馒头所引起的病症。近30年来，英国朝野针对这问题作了巨大努力，加强基础研究和工业生产的关系。最近英国科学教育部长重申基础科学和应用开发研究并重的方针，建立自然科学、技术、环境保护、医学、材料等研究基金。这些都是三个馒头并重的措施。
美国的科技发展史却有相反的经验，它长期有较深的实用主义的影响。在30年代以前，美国的应用研究在一些大公司支持下虽有一定规模，但由于基础研究实力不足，主要依赖从欧洲技术市场的引进。所以，这个时期的美国科技工作，好比只吃第三个馒头的“聪明人”，是一个陷于半饥饿状态的工业巨人。1933年后，大批犹太学者和欧洲的科学家受希特勒迫害逃到美国，在各校停居工作，为美国培育了几代的科学家，充实了基础科学的队伍。美国政府在战时和战后，又领导着许多规模巨大目标明确的科研计划，其中相当大的部分（约30％）是支持有关基础研究的；50年代后期起，又用自然科学基金的名义，每年有60亿美元专门资助各高等学校的科研课题，领导组织了庞大的科研队伍。此外，还有大企业如商业机器公司、杜邦、奇异、西屋、RCA等自建的科研机构，其规模之大和政府的不相上下。在这种条件下，美国的科学技术不仅在各个高技术应用研究领域内得到领先地位，在许多基础科学领域内也更加巩固。
这些，算是吃三个馒头的经验。
（摘自《群言》第3期）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全世界有多少民族
郭士骞撰文说，我国的民族共有56个，但还不是世界上民族最多的国家。有许多国家民族众多，如：苏联有126个民族，印度尼西亚有150个，非洲的尼日利亚共有大小民族250个。在亚洲拥有50个以上民族的国家还有印度、菲律宾。
那么全世界有多少个民族呢？据统计，目前人类共有民族约2000个。各个民族人数相差很悬殊，从几亿人到几十人。超过1亿人口的民族有7个：汉族人、印度斯坦人、美利坚人、孟加拉人、俄罗斯人、日本人和巴西人。1亿以下至1000万的民族有60个，100万至1000万的有202个，10万至100万的有92个。
我国的蒙古、回、藏、维吾尔、苗、彝、壮、布依、朝鲜、满、侗、瑶、白、哈尼、哈萨克等民族，虽被称为“少数民族”，但在世界各民族中，仍算得上是“大户”，都拥有百万人口以上。其中壮族人口最多，达1200万，居中国各民族第二位，在世界名列第60位。
亚洲的民族总数在1000个以上，约占世界的50％。象朝鲜、日本、沙特阿拉伯等较为单一的民族的国家很少。而欧洲正相反，由于区域小，资本主义发展又早，国家的建立往往和民族的形成同时发生，这里的民族大约只有70多个（苏联除外），民族分布界线与国界大致吻合，单一民族的国家约有20个。
非洲民族形成和民族文化的发展，严重受西方殖民政策的阻碍和影响。在北美洲的加拿大，外来移民占总人口近99％，原来的印第安人和因纽特人只占1％。
（摘自3月9日《今晚报》）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世界许多行业生产能力过剩
由于西方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减慢，市场萎缩，广大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愈来愈重，购买力下降，由于新技术利用，提高了生产效率，所以，这些国家的一些工业部门出现产品积压，生产能力过剩，包括汽车、钢铁、计算机、半导体等行业。具体情形大致如下：
汽车工业 全世界汽车需要量每年为3000多万辆，而生产能力高达4000—4500万辆。据专家估计，1990年前，生产能力可能会增加到4500万辆以上，但需要量却不会大幅度增加。
钢铁工业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全世界钢铁生产能力过剩约为7500万—2亿公吨。
计算机工业 美国商务部统计，1985年—1986年间，办公设备和计算机的订单已下降15％，但许多制造商仍在扩大生产，使过剩问题更加严重。
半导体工业 美国和日本占有全球半导体生产能力的87％，但1985年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已从1984年的几乎100％降到60％左右。
（摘自3月21日《经济日报》）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读者·摘者·编者
读者·摘者·编者
艾泼斯坦同志来信指出，3月15日本版刊登的《新发现的宋庆龄书简》一稿，说它是最早的书简之一是对的，说它是“新发现”就不妥了。“该信一直保存在威斯里安学院。早在1942年英国出版的美国作家埃米莉·哈恩著之《宋氏姊妹》中第75页就引用过（该书中文本《宋氏家族》，李豫生、靳建国、王秋海译）。而这封信的复印件，是《中国建设》杂志社副总编张彦同志（当时是你报驻美记者）于五年前从美国带回来送给宋庆龄基金会和我各一份。”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毛泽东致徐特立六十
寿辰贺信的一段史料
张素华、吴晓梅撰文说，毛泽东《为徐特立60岁生日写的贺信》曾多次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解放后作为教材收入小学课本，几乎家喻户晓。但是，这封贺信最早发表于何处，直到近年新编《毛泽东著作选读》才考订清楚。
毛泽东这封信是1937年1月30日写的。当时正值日寇进逼绥远，出于对模范老战士、革命教育家徐老的尊敬，也为了激励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毛泽东发起了为徐特立祝寿的活动。2月1日为徐老举行了热烈的庆祝会，延安各界代表纷纷致词，毛泽东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但出人意料，毛泽东的这封信没有在报刊上登载。
1957年，徐特立80大寿。这一年1月20日的《中国青年报》刊有此信全文及其手迹。编者按说，此信是重新发表的。可惜当我们同中国青年报社联系时，他们的档案已找不到了，也无人记得此信是根据什么刊登或以前曾在哪里发表过。
我们又到中央档案馆联系查找，得知档案保存的手迹不是原件，而是从国统区的一个刊物上复印来的，至于什么刊物则不记得了。我们又请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同志帮助查找，终于找到了一份1938年3月5日出版的《全民周刊》。
《全民周刊》是由沈钧儒、李公朴等民主人士在汉口创办的，上面刊有毛泽东致徐特立60岁生日贺信的手迹。但此信究竟最早发表在何时何地还不能确定。
后来，这个问题从徐老的儿媳徐乾同志处得到了解答。
原来，1937年11月26日徐老由延安起程回湖南任驻湘代表和国民革命军18集团军高级参议。《全民周刊》的编辑人柳湜当时也在长沙。他便在元旦那天，去徐特立寓所拜望，并请他写一个自传。徐老便把他1937年写的一篇六十自传文和陕西许多人给他的贺信拿了出来。柳湜读了先生的自传和毛泽东、朱德等的亲笔贺信后，觉得非常珍贵，便要求带到汉口公开发表。这样，毛泽东的这封贺信就由柳湜带到汉口，发表在《全民周刊》1卷13号上。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原件已不知下落。
（摘自《瞭望》第11期）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八仙是杂凑起来的
汪曾祺在《北京文学》第3期撰文说，八仙是反映中国市民的俗世思想的一组很没有道理的仙家。
这八位是一个杂凑起来的班子。他们不是一个时代的人。张果老是唐玄宗时的，吕洞宾据说是残唐五代时人，曹国舅只能算是宋朝人。他们也不是一个地方的。张果老隐于中条山，吕洞宾好象是山西人，何仙姑则是出荔枝的广东增城人。他们之中有几位有师承关系，但也很乱。到底是汉钟离度了吕洞宾呢，还是吕洞宾度了汉钟离？是李铁拐度了别人，还是别人度了李铁拐？搞不清楚。他们的事迹也没有多少关联。这八位是怎么弄到一起去的呢？最初可能是出于俗工的图画。王世贞《题八仙像后》云：“八仙者，钟离、李、吕、张、蓝、韩、曹也。不知其会所由始，亦不知其画所由始，余所睹仙迹及图史亦详矣，凡元以前无一笔，而我明如冷起敬、吴伟、杜堇稍有名者亦未尝及之。”王世贞还猜想说，可能是“庸妄画工合委巷丛俚之谈”，把他们画在一起。这只是为了互相搭配，好玩。
中国人为什么对八仙有那样大的兴趣呢？无非是羡慕他们的既能自在逍遥、又且长寿不死的生活。八仙在中国的民族心理上，是一个消极的因素。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禁烟轶事
刘水撰文说，吸烟的传播几乎与禁烟是同时发生的。有个被哥伦布派往古巴内地去探险的船员，名叫罗德里果·赫累斯，他回到西班牙后就因继续吸烟而被关进监狱。
吸烟在英国传播不久，英王詹姆斯一世就开展了禁烟运动。他亲自写了一本关于扫除烟害的书。书中说，“其物可恨，其味可憎。既坏人肺，又伤人胸。”他还下令禁种、禁卖、禁吸和禁止烟草进口，把一家烟草公司捣毁，把烟草田踏平。一位国会议员因说了“烟草来自天国”这句话，而受到充军的惩罚。
俄国沙皇米海依尔也颁布禁烟令，对吸烟者处以鞭笞、割鼻、流放乃至死刑。1616年，日本政府明令禁烟，对吸烟者处以监禁，没收其财产。1623年，土耳其君主下令对吸烟者处以绞刑。1628年，波斯王沙西菲命令用熔化的铅浇灌烟贩子的咽喉。
在中国第一位实行禁烟的是清康熙皇帝。《庸闲斋诗话》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康熙皇帝南巡，驻跸德州，得知侍郎先文简和相国史文靖酷嗜“淡巴菰”，于是就赐给水晶烟管各一。“呼吸之，火星直达唇际，二公惧而不敢吸。”原来这是康熙皇帝故意使两位大臣尝尝厉害的。禁下必先治上，治了大臣后，康熙帝“遂传旨禁天下吸烟”。
但到后来，一些君主们如俄国的彼得大帝和波斯国王自己也吸上了烟，禁烟令不宣自废。统治者们相继改变了策略，即变“政治惩罚”为“经济制裁”，大征烟税，以充实国库。后来，政府禁烟又为民间戒烟之声所代替。各种形式的戒烟组织相继出现，呼吁吸烟者自觉戒烟。
（摘自3月8日《南京日报》）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冰心梅贻琦合写宝塔诗
冰心在《关于男人》一文中说，“七七事变”前吴文藻在燕京大学工作了将近十年。他的学生写悼念他的文章里都说：“吴师曾感慨地说‘我花在培养学生身上的精力和心思，比花在我自己儿女身上的多多了。’”
我深深地体会到文藻那些年的“茫然的目光”和“一股傻气”的后面，隐藏了多少的“精力和心思”！这里不妨再插进一首嘲笑他的宝塔诗，是我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老先生凑成的。上面的七句是
马
香丁
羽毛纱
样样都差
傻姑爷到家
说起真是笑话
教育原来在清华
“马”和“羽毛纱”的笑话是抗战前在北京，有一天我们同到城里去看望我父亲，我让他上街去给孩子买萨其马（一种点心），孩子不会说萨其马，一般只说“马”。因此他到了铺子里，也只会说买“马”。还有我要送我父亲一件双丝葛的夹袍面子。他到了“稻香村”点心店和“东升祥”布店，这两件东西的名字都说不出来。亏得那两间店铺的售货员，和我家都熟，都打电话来问。“东升祥”的店员问“您要买一丈多的羽毛纱做什么？”我们都大笑起来，我就说“他真是个傻姑爷！”父亲笑了，说“这傻姑爷可不是我替你挑的！”我也只好认了。抗战后我们到了云南，梅校长夫妇到我呈贡家里来度周末，我把这一腔怨气写成宝塔诗发泄在清华身上。梅校长笑着接写下面两句：
冰心女士眼力不佳
书呆子怎配得交际花
当时在座的清华同学都笑得很得意，我又只好认我的“作法自毙”。 （摘自《中国作家》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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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市场上为啥没有3分硬币
王中义在3月19日《新民晚报》答读者“为啥没有3分的硬币”这一问题时说，这里面有数学知识。银行发行货币，希望用尽量少的币制单位来组合成各种数字，以减少货币总个数的流通量。
现以最少的硬币个数组成1至9的数字来说明。我们可以看出，如增加3分的硬币，仅在“3”和“8”这二个数字的组合中减少了一个硬币单位即3分由1分加2分两枚硬币变成3分一枚硬币，8分由1分加2分和5分3枚硬币变为3分加5分两枚硬币，其余的均相同。增加一个3分的硬币，减少硬币流通个数仅为11.8％的可能。
再从概率上讲，在1至9的各种组合中，“3”出现的机率最多为18，而“1”、“2”、“5”出现的总机率为90，如果使用3分的硬币，在流通中呈现的概率约是16.7％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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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十九首》写作年代考
长期以来，《古诗十九首》的写作年代问题，成为文学史上一大疑案。李炳海在《东北师大学报》第1期撰文指出，把两汉有年代可考的文人创作的五言诗与《古诗十九首》加以对照，就能从同类作品的相互影响中找到线索。
文章认为，从班固和应亨的诗可以看出当时文人五言诗的水平，写事则平铺直叙，言情则直抒胸臆。由此可断定，班、应生活的时代，《古诗十九首》不可能产生出来。张衡的作品中见不到《古诗十九首》的影响，这说明，在张衡的时代，《古诗十九首》还没有产生出来。在秦嘉夫妇于公元167年写的赠答诗中，经对照统计，为他们所借鉴的《古诗十九首》中的诗篇至少有八首。这说明，《古诗十九首》中的这些诗篇当时是作为一个整体被人传诵、被人借鉴，而不可能是《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去摹仿秦嘉夫妇的赠答诗。《古诗十九首》写作年代的下限当早于秦嘉夫妇诗文写作年代（167年）；由于直到张衡去世还见不到这些诗篇的影响，那么《古诗十九首》的产生应是公元139年以后。因此，《古诗十九首》的写作年代应在公元140年到160年这20年中，写于后10年的可能性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