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对现代西方文化某些方面的一些思考
——一篇读书笔记
赵复三
（续昨）
个人主义的价值观
从根本说，个人只有依赖于社会，方能创造并发展自身的价值。欧洲自文艺复兴运动强调人的价值，有它的时代背景与历史进步意义。但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追求个人利益、忽视社会公共福利的偏颇趋势日益发展，到十九世纪以后，个人主义已在西方文化中居于中心地位。在美国，由于早期移民离开欧洲故乡也就脱离了传统社会行为规范的约束，又必须靠个人奋斗才能立足，才能指望出人头地，因此，个人主义思想就更突出。但是，要说明个人主义包含什么内容并不容易，因为它在不同时代的涵义不尽相同，同一个时代也还可以大致区分为各种不同类型的个人主义，它们之间又是相互渗透着。因此，人们对个人主义有不同的理解。
近代个人主义思潮的兴起，可以十七世纪下半叶英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哲学家、政治思想家约翰·洛克（1632—1704）为代表。洛克认为个人先于社会而存在，人类的自然状态就是个人自由的状态，个人为取得更大的利益而与他人交往，在这基础上才形成社会，人的天然权利就是保护自己的生命、自由、财产不受侵犯，政府的基本任务便是为了保护公民的天然权利，国家即由此产生。洛克的理论是在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反对君主专制的运动中发展起来的，它在北美的移民中以至对后来的美国思想界有巨大影响，成为欧美近代个人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
但是，洛克的理论只是反映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新兴资产阶级思想。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末叶，资本主义走过了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当初被麦克斯·韦伯（1864—1920）描写为新教精神的资产阶级新教徒的使命感，刻苦劳动、生活俭朴以求积累资本发展生产的个人主义，也经历了不少变化。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托克维尔已经看到美国社会中个人主义一心谋求个人利益的思想占有统治地位，而认为是一个隐忧。自十九世纪中叶，个人主义造成的社会弊病，在美国已经十分明显。这时，一些美国思想评论家如爱默逊（1803—1882）、梭罗（1817—1862）提出，个人不应只顾追求财富，而应寻求自我的精神发展。但这也还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从那时到现在，又经过一个多世纪。资本主义初期的个人奋斗思想，追求个人利益的强烈欲望，都仍然是个人主义价值观的主要内容，此外又加上以寻求“自我表现”、“自我完成”为主要内容的个人主义价值观。
以下就集中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在这里，可以照一般西方学者把文化分为形式较精致的“高级文化”与通俗的“大众文化”那样，把个人主义价值观也分作两个层次来看。
在西方“大众文化”中，价值观的最主要内容是个人成功，它包括有名有利有地位，以追求个人利益为价值。另一种追求自我表现的价值观则首先看人的外表，男子要表现出有男子气、粗犷顽强或英俊潇洒，妇女要显示自己美貌温柔等，然后要显示有出众的本事，强烈的个性，这成为个人价值的标志。仔细分析一下，价值观念是一种社会意识，事物的价值是在它与其它事物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人的价值也一样，是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个人为大众福利所作出的贡献是衡量个人价值的标准。如果个人丧失了社会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一心追求满足个人欲望，或自我表现，那就根本丧失了个人在社会中的价值。更何况一个人如果以满足欲望为目标，他什么时候会满足呢？至于寻求自我的精神发展，若不是植根于创造精神文化的人民之中，不服务于超越个人的社会目标，也必然是精神贫瘠的。在现代西方“大众文化”中，这种自我精神发展有两个特征：个人生活要求“超越”社会传统、道德，和思想上向主观意志、非理性主义发展，从文学艺术到两性关系、生活方式、道德观念都否定任何客观的标准，“只要自己感觉上认为好，即就是好”，主观的感觉代替了客观的价值标准。从超现实主义绘画、只有强烈节奏而无调性的音乐、奇装异服、到性放纵、同性恋等，都反映了一种自我表现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在一部分青年中则表现为沉湎于“嬉皮士—吸毒—狂热的摇摆乐”式的感官刺激。
在高级文化的层次，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又被看为包含个人道德与社会公共生活两方面。就个人道德说，要求正直，与人交往中可以信靠，对人有同情心，忠实于家庭责任等，这是一种独善其身的“自我道德完成”，在现代西方社会中，仍然是公认的个人行为规范，虽然值得尊重，而就社会来说，只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好人”，因为他们对社会的关心是有限的，真正关心的还是自己。
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把自由和正义作为两个主要的价值，其中，自由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某个方面说，个人生活与政治生活中的取舍便以自由作为衡量标准。但是，所谓个人自由，就是不受政治上、社会上、工作中、家庭中任何权威、任何历史文化传统的约束，它意味着个人不需要对社会、对集体、对其他人负责。为此，个人与任何其他人的关系都只是一种利益的关系，至于道德的责任、感情的责任都不存在或者十分淡薄，结果追求个人自由就带来个人的精神孤独。和西方的哲学界、社会学界的人士谈话时，他们一般都同意，西方人最重视的是个人自由，最害怕的是个人孤独。有一次应邀在哈佛作一个简短讲话，我谈到这一点时说：两者正如手心和手背一样，是同一事物即个人主义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美国人最珍爱的和最惧怕的其实是一桩事，这是美国文化思想的困境，也是个人主义价值观陷入的困境。事情还不止于此。一个人要自由之后，用这个自由来做什么呢？满足个人欲望能成为一种价值吗？用自由表现自我难道与满足个人欲望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吗？如果从个人主义出发去改造社会，在精神上孤独的个人，站在社会之外，能改变社会吗？这里使我想到几年前在慕尼黑与新法兰克福学派一位代表性人物于尔根·哈贝玛斯的一次谈话。我问他：“在你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什么使你感到快乐，什么使你感到苦恼？”他以哲学家们惯常所作的那样，从问题中的否定方面开始说：“在这里，我发表我的见解，有绝对的自由，但也知道，是绝对的无用。”在现实世界中，大概没有任何绝对的事物，但是想到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家对他毕生孜孜从事的学术生涯，最后感到的竟是“绝对的无用”，他讲这句话时的凄凉自嘲，使我一时竟不知说什么才好。
事情还不止于个人自由要受到经济条件的制约，自由带来的孤独，以及它在个人小圈子里找不到真正的意义，如果整个社会都是由个人主义者组成，每个人都要求个人自由，不考虑别人，那么人类社会将连一个蜂群、蚁群都不如，难道那是人类追求的价值吗？所谓“自由社会”，在西方世界几乎是人们的口头语，但人们通常并不觉察其中的矛盾。社会是人们在物质生产方式基础上组成的共同生活体，其中必然包含人们之间的制约关系，没有这种制约关系或叫作“自由的限度”，就没有文明社会。如果一个社会把抽象的个人自由作为它的旗帜，号召人们去追求，这就是号召社会成员去破坏他们的生活环境，破坏那个社会。如果这种抽象的个人自由在事实上是行不通的，因为它必须服从各种条件，却还以它为标榜，它就是不真实的，或者用不太礼貌的话说，是虚假的。这就无怪乎前面提到巴松教授在把“个人自由”作为西方民主社会的目标时，又称它是“不可捉摸的”。
在西方的价值观中，另一个重要的支柱是正义，它首先是人人平等。托克维尔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访问美国时，认为美国最显著的特点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个人要求别人尊重，也尊重别人。人人都明白，社会上存在着不平等，但是在人与人交往中，如果流露出来，就被认为是不礼貌的。
在美国传统中，正义又通常被理解为人人机会均等，这种机会均等是由法律和政府予以保障的。但是资本主义社会既容许贫富悬殊，一切都要用钱去买，一切都能用钱买到，那么在富人和穷人之间怎能够机会均等呢？就业问题是人民大众最关心的问题，而在美国，公立中学教育水平日渐低落，已经构成危机。富豪子女可以有钱进学费昂贵、但师资设备都好的私立学校，贫困家庭的子女只能进学费少、水平低的公立学校。在就业竞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有钱人家的子女和穷人家的子女之间，尽管说公平竞争，穷困的青年只能“公平”地处于失败的地位。而且这是以法律和政府的力量来予以保证的。在人们的社会关系中出现任何纠纷时，应该是最需要伸张正义的时候，但是旷日持久的诉讼程序和昂贵的律师费用，又使穷人无力承担。正义就象悬在半空中的馅饼，有钱垫在脚下的人，就能吃到，否则只是可望而不可即。在贫富悬殊而一切都靠钱的社会里，哪里谈得到机会均等，又哪里谈得到公平和正义呢？这样，形式上人人自由，实际上，只有有钱才能真正享受自由；形式上社会一切机会均等，实际上只有有钱才能享受正义。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文化理想的矛盾在西方价值观中的突出表现。
现在有一种说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在进入一种以计算机、电子化为基础的信息社会，在信息社会中，信息对经济生活起着决定作用，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等一切都将发生巨大的变化，甚至被称作“革命”，仿佛将出现一个“新天新地”。这种说法不免引起人们的思索。信息，只是提供获得知识的机会，它本身并不是知识，更不能和科学技术混为一谈。计算机、电子化的发展，对社会生产力发展无疑有巨大的影响，会引起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的变化，需要认真地关注研究。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它的基本生产关系、社会结构、构成价值观基础的个人主义思想，并不因此而改变。名词上的“观念更新”，并不曾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质。这个事实，西方的严肃的社会科学家们也是看得十分清楚的。
“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文化矛盾”
对于资本主义文化的病态，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和非马克思主义学者都早已作了许多分析。现在的问题是：这种病态发展到了什么程度。罗伯特·贝拉主持的学者研究组认为：“我们感到关注的是，这种个人主义可能已经发展为癌症。托克维尔曾认为，要靠社会组织，防止个人主义的破坏作用。现在则是个人主义的癌症可能已在破坏着社会的肌肤，甚至威胁到自由本身。”⑨
为什么个人主义的破坏作用未能防止，倒演变到成为癌症的地步，贝拉教授和他的同事们没有回答。为探索这个问题，可以看一下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丹尼尔·贝尔的分析。贝尔在思想上从来不同意马克思主义，鼓吹后工业社会理论，认为在当代世界，政治是对经济、文化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他从1963年到1975年，经历十三年研究，于1976年发表《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文化矛盾》一书。他在该书《1978年再版前言》中说：“广义地说，本书的主题不仅是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而且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文化矛盾。”⑩就是说，作者力图把资产阶级社会与它的经济制度结合起来，考察其中的文化矛盾。贝尔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要求与资本主义文化所标榜的思想原则是根本矛盾的。资本主义这种社会经济制度的生产活动，其目的是为了不断积累资金扩大投资，在现代大生产、高度分工的庞大组织中，各种工作日益专业化，整个组织形成庞大的“科层机构
（也可直译作“官僚机构”），其中的个人行为模式是由他们承担的角色所决定的，雇员被看作是为公司取得最大利润的工具，个人的人格就此在规定的分工角色中磨蚀掉了。而资本主义文化却提倡人的自我发展、自我表现，以自我满足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否定任何客观的价值标准。结果，自我与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的要求必然发生冲突。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矛盾。
在政治领域，资本主义既强调个人自由，为调节自由竞争中人与人的关系，必须提出平等原则，讲公民权利平等。而资本主义的政治社会结构，无论是政府或是大公司，都是庞大的科层机构，下级必须服从上级，雇员必须服从老板，而不问人品能力、是非曲直。这种科层、官僚化组织与人人平等的原则之间的矛盾已经带来现实社会中的无数冲突。
在社会生活领域，从工作说，大公司要求它的雇员紧张工作，冷漠无情，把雇员塑造成“经济人”、“大组织成员”。另一方面，资本主义鼓励个人消费，为此要刺激人的欲望，鼓励人及时行乐。结果在一部分人中间形成一种病态的生活方式，在工作时间安分守己、拚命工作，到业余时间好象另换了一个人，寻求刺激、酗酒等以发泄受压制的个人郁闷，以此作为“自我实现”的方式。社会上以形形色色的娱乐、五光十色的商品广告宣传一种消费享乐的生活方式。消费的多少不是根据需要，而是诉诸欲望；需要是有限的，欲望则是无限的。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消费多少表现人的社会身份，而并不总是为了经济效益。各种商品广告，看来只是宣传服装、首饰、饮食、家具等，实际是宣传一种享乐主义思想，以此作为生活的目标；为了立即享有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人们可以分期付款，就是说不惜负债。工作为赚钱，生活为享乐，这种人生观价值观把人们的社会理想腐蚀了，也就腐蚀了这个社会?。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又一个内在矛盾。
从哲学思想上看，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对自身的力量是有信心的，资本要求统治一切，为此要求研究、了解、掌握客观世界，因此强调理性主义。但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到十九世纪中叶后已经日益明显。个人主义思想沿着它自身的逻辑继续发展到出现尼采的思想，鼓吹把个人意志和欲望、行动统一起来，期待出现主宰世界的超人。既然世界就是权力意志，妨碍超人实现其权力意志的、已经矛盾百出的资本主义传统政治理论、社会思想、道德宗教、哲学都应该否定。尼采的思想既揭露资本主义的病态，自身又是这种病态的产物。这一个半世纪西方思想的发展，有一条线贯串其间，就是资本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相互依存与矛盾。
罗伯特·贝拉教授的小组和丹尼尔·贝尔教授的研究与雅克·巴松教授的研究，就论点说是相互印证的，就内容说，是相互补充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理论、意识形态是它的历史产物，不可能出口移植；不仅如此，它本身就是病态的，而且到了构成癌症的程度；这一切不是由于人们没有掌握好，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在地决定了它的发展进程必然如此?。
一种现代社会制度要维系自身，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一种指导性的理论，二是有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依靠这两条来团结人民大众共同努力。而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恰恰缺少这两条。在政治经济理论上，资本主义认为社会需要可由市场机制自动调节去满足，因此，对生产、流通和财富分配，只有随机应变的短期调节理论，而没有一种能回答结构性问题的指导性理论；从社会伦理说，资本主义制度也提不出一种为公共福利而长期献身的社会理想。一个社会若没有能鼓舞亿万人心的社会理想与奋斗目标，就很难真正形成团结的力量。另一方面，美国和整个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初期都有一种发愤图强的精神，到二十世纪后半叶开始出现另一种趋势，抛弃朴素的传统而趋于豪奢，抛弃节制的传统而趋于追求享乐?。这是在精神上趋于颓废的开始。世界历史使我们看到一种现象，一些强国虽然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还能有所发展，而精神文化的没落往往象风起青萍之末，成为没落的先声。古罗马帝国，后来的拜占庭帝国、近代以至当代世界的一些老大殖民帝国都提供了这样的先例。这是一些西方学者为当今发达资本主义感到忧心忡忡的问题，他们的这方面著作也是以这样的心情来写的。这就帮助我们对当代世界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并考虑中国的问题。
三个多世纪来，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西方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已经在西方学者中引起日益增长的忧虑，也引起第三世界学者们的广泛注视。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这已是今日第三世界大多数学者共同的认识。每一个发展中国家，无论是经济发展的道路、政治发展的道路或文化发展的道路，都要从本国的国情出发；生搬硬套外国的东西，总是注定要失败的，特别是在文化建设中，更不可能割断历史。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从来把个人与社会联系在一起，个人有个性，重视个人的信念，但从来不是把个人置于社会之上，个人的价值与社会责任是统一的，这是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今天我们发展商品经济、提倡竞争，是否必然会要发展西方式的个人主义，削弱民族传统文化中好的东西？从有悠久文化的第三世界各发展中国家一个多世纪的经验看，并非必然如此。其中重要的是人们凭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提倡什么样的思想文化。这是近年来我国思想界关心的问题之一。这种关心也是八年来我国改革开放中，各种西方思潮都涌进来的一种反映。西方思潮的涌入是不可免的，其中有的对我们可以起积极的作用，有的可以从反面供我们借鉴，也有它的用处，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比较、鉴别和取舍。其实，中国人民和近代西方文化打交道，已经有将近四个世纪的历史。在这将近四个世纪中，西方文化有它的发展过程，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也有一个深化的过程，对西方文化的鉴别取舍，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教训，中国人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便是一条最重要的结论。为了更好地理解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意义，需要加深我们对当代西方文化的科学了解，认真总结近代中国与西方文化打交道的历史，这应是两项有待我们努力的巨大工作。
注：①雅克·巴松：《民主理论能出口吗？》，卡尼基伦理与国际事务协会1986年版，第5—7、25—26页。
②小阿瑟·施莱辛格：《1968年的美国：暴力政治》，载鲍普金、斯周尔合编的《哲学与当代问题》，纽约1984年版，第435页。
③伊安·米尔斯与约翰·欧尔文：《物质进步的贫困》，纽约1982年版，第137—206页。
④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纽约1969年版，第506、508页。
⑤罗伯特·尼斯贝特：《偏见：一部哲学字典》，哈佛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84—186页。
⑥同上书，第187页。
⑦罗伯特·贝拉等：《精神习俗：美国生活中的个人主义与理想追求》，加州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精神习俗”一词源出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一书，原文直译应为“内心的习俗”，此处“内心”一词系沿袭基督教《圣经》中用法，包括知识、意志、意愿及感情，内容十分广泛，故译“精神习俗”。
⑧参阅上书，第2、3、5章。
⑨同上书，前言第8页。
⑩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文化矛盾》，纽约1978年版；《1978年再版前言》第16页。
?菲力普·斯雷特在其畅销的著作《追求孤独》（波士顿1970年版）一书中同样指出：追求个人的物质享受损毁了美国的社会和集体价值。
?日本筑波大学哲学教授高桥进也从自己的研究中得出结论认为：“从世界观点来看，在欧美产生和发展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和社会观，已经走投无路。”见高桥进：《中国思想在世界史上的现代意义》，载《孔子研究》1986年第3期。
?1980年日本广播协会对日美两国进行社会调查，被调查的美国人中，27％认为闲暇活动最为重要。1984年国际青年调查中有一个问题：“在工作或其它活动中，你认为何者更重要？”被调查的美国人中，67％认为是工作以外的其它活动更重要。见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S·M·李普赛：《日美两国的传统与现代化》，载《日本国际中心季报》1987年第1期。
第5版(理论)
专栏：
首钢承包制专题讨论会简介
最近，首钢、国家体改委体改研究班分别在首钢召开了首钢承包制理论与实践的专题讨论会。与会同志着重研究了首钢改革八年来的实践，并在理论上进行了探讨，主要观点有：
1、在承包制是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还是统一这个问题上，与会同志有三种意见。一种观点认为，它实现了国家层次上的分离，企业层次上的统一。在国家层次上要改革旧的国家所有制，把经营权交给企业，“两权”应该分离；而在企业层次上应该统一，实现公有制下的联合劳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落实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只有劳动者既是经营者又是所有者，才能极大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智慧，体现出公有制的优越性。另外两种观点则分别偏重于“两权”或统一或分离。
2、一些同志认为，承包制在处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具有软中有硬、柔中寓刚的特点。鉴于我国大中型企业与国家的关系有一定的弹性，所以承包制比较适用于在国民经济中占举足轻重地位的全民大中型企业，它易行、稳妥、有效，是搞活这类企业的一条基本途径。还有一些同志认为，首钢承包制的意义并不限于递增包干的形式和大中型企业的范围。它的核心是一个“包”字，其基本原则是责权利相结合，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相统一。
3、首钢承包制对我国投资体制改革提供了一种可行的形式。首钢包干后，扩大再生产不要国家投资，靠企业完成上缴利润递增任务后多创多留的资金自我改造、自我发展。八年来用自有资金形成固定资产9亿元，投入产出效益很好。“六五”期间，首钢进行的重点技术改造58项，平均每投入1元就增加1.45元的效益。这说明企业应当成为投资的主体，扩大再生产应主要靠企业来搞，以企业养企业。
4、首钢承包制有利于企业预算约束的硬化和企业自我约束机制的形成。承包后，企业、职工的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都同企业的发展、企业效益的提高联系在一起，必然会自我控制生产与生活、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首钢每年留利的60％用于再投入，20％用于集体福利，20％用于工资奖励，改革八年来，职工收入每增加1元，就多创利税7.66元。
5、一些同志指出，企业实行承包制，外部条件固然重要，企业内部的改革更具有决定性意义。在外部条件确定后，就要眼睛向内，象首钢那样建立起一整套层层“包保核”到个人的内部承包制。这是首钢承包后获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忽略了这一点，即使企业对国家承包了，也不会收到预期的效果。
（严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