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
小议周作人
包正之
报刊繁多，读不胜读。听说一个时期来关于周作人的议论不少，尽可能把能找到的找来读了一下。
周作人，作为作家、学者、“五四”时期的民主主义者，他在现代文学史、五四运动史上的位置和意义，无须我这个没有研究的人来插嘴；而他作为日本侵略者卵翼下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属于汉奸性质，这是无论什么文化程度的中国人都容易判断的，事实上就在当时也是不待盖棺，早已论定。
似乎不必再费笔墨论证周作人之为汉奸。我倒是想起了相关的一些事情。
四十年代初，我在沦陷的北平上小学。有一天下午集合听广播，说是周作人讲话。浙东口音，喇叭又不灵，一句也没听清。回家一问，才知道这是个——汉奸。
同班里就有出身于汉奸之家的，谁都知道，但不说破；如殷汝耕的子弟，还有汪伪政权要员某某、某某的子弟；记得其中一人曾经大谈张邦昌。张邦昌何许人？北宋末年的投降派，傀儡政权头子也。那时候我们都只八九岁，课程中尚无历史；谈古论今，无非从家里贩来。于是我知道眼前的汉奸家里也谈论历史上的汉奸。
那末，汉奸本人是否自视为汉奸呢？依我当时的推想，他们即使听不到别人当面这样叫，自己也该清清楚楚知道的。否则博学如周作人，岂不枉读了书史？幼小的我，只是不懂得：为什么有人明知当汉奸千人恨万人骂，偏偏还要当。自然没有一个汉奸肯就此当众作个解释。
没过几年就有了，在法庭。报载周作人的自我辩护，我至今印象犹深的，是说过去年代里逃难避匪，青壮妇孺走掉，往往留老年人看家；这回大家去抗战，他留下以至“下海”是为看守北京大学的图书馆云云。那一阵子，还有人说，话是违心讲的，事是违心地干的，通通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有说自己“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等等，不一而足。总之，当了汉奸，“持之有故”。
我因此明白，一个人为虎作伥，腆颜事敌，而能心安理得，靠的就是给自己的丑行找出“人情法理”上的所谓根据；不但据以保持心理平衡，还能在人前振振有词，一句话，自我感觉良好。不然就无法解释，周作人怎么能够一边热衷地当着汉奸，一边竟还写着冷静得出奇、平静得异常的文章、札记。
我又曾想过，鲁迅和周作人，生为兄弟，早期经历相仿，一同从旧的营垒中来，对传统文化都知之甚稔，为什么后来却全然殊途呢？一位前辈告诉我，是由于性格的差异，前者“请到寒斋饮苦茶”，而后者“且持卮酒吃河豚”的缘故。直到又多读几本书、增长了些阅历以后，我慢慢悟出，原因虽多，而重要的是他们分别继承了中国的两种文化传统，或者分别继承了文化传统中的积极部分和消极部分：鲁迅从“民族的脊梁”获得自己的灵魂，无情地解剖着别人也无情地解剖着自己，终于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发展为共产主义者；而周作人则是从“民族的无脊梁”一脉相承，一边干着明知卑劣的勾当，一边还要找出种种理由来粉饰那卑劣，自欺欺人。二十四史上这样被引为士林之耻，代不乏人，周作人并非最初的一个，也不是最后的一个吧。
第8版(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往日的回忆
常任侠
人的年纪大了，总常常回忆青年时代的事情，虽则如轻梦一样过去，但却非常清晰，非常亲切，连往日的声音笑貌，都彷佛如在目前。人的形体纵然不断变化，但留在脑中的印象，过了几十年，却依然奇妙地映现。
我读了记述宗白华、朱光潜二先生学行的文章引起了我许多美好的回忆。
先谈一谈宗白华先生，他是我1928年在大学读书时的青年教授，当时他从德国学成归来任教，不过31岁，比我只大7岁。由于年龄的差距不大，彼此的爱好又相投，从师生开始，至今已有将近60年的交往。在中央大学的哲学系里我只听过两位教授的课，汤用彤先生的梵文和《金七十论》，宗白华先生的歌德和斯庞葛尔，各有所得，给我在中文系所习的国学知识以外，又增加了域外的文化知识，对于学术研究，辅助我以新的发展。
由于宗先生的外家是桐城桂林方氏，使我因此结交到不少桐城的友人。我从写古体诗文转向写新体诗文，可以说受了朋友们的很大影响。宗先生正是给我在思想上以最早的启发。他的《流云小诗》与歌德的《浮士德》，都是我早期的读物。后来他的论书论画的见解，也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所收藏的沈寐叟与蒋南沙的书画作品，都得到宗先生的赞赏。我与优秀的古诗作者方令完的交谊，著名的新诗作家方令孺的交谊，以及方玮德、陈梦家的交谊，其中多少都由宗先生的称道揄扬而得发展。如今这几位卓越的才人，虽已奄然谢世，但我们的友情常在，师谊更将永志不忘。
另一著名学者朱光潜教授，也是我们安徽桐城人。他的治学的严谨态度，是我几十年来一直钦佩的。他专攻美学与美学史，精通几种西方语文，征引译述，都很认真，工作的时间既久，产生的影响很大，晚年虽精力渐衰，依然朝乾夕惕，自强不息。他比我大6岁，如此忘我地工作，正是我学习的榜样。
回忆1956年夏季，我们曾承周扬同志的安排，到西安、延安、兰州、敦煌去参观访问，这一参观团中，有冯至、张恨水、孙福熙、钟敬文、周怀民、陶一清、光潜和我，其他不能尽记。彼时我们的腰脚都颇强健，登山临水，兴致甚浓，到处吟诗作画，歌颂新社会的成就。在西安去过底张湾，汉唐陵墓、华清池、雁塔、曲江等处，探访古迹后，就北行去延安，过三原、铜川、宜君，下矿底参观。再过黄陵、洛川、鄜县、甘泉而达延安。延安的枣园、杨家岭礼堂、桥儿沟鲁艺和作为印刷所的宋代石雕岩洞以及飞机场上的烈士陵墓，我们都曾去过。光潜兄一直兴致很好，他的年龄较长，潜心观察，启发我们学习到不少革命的历史和人民斗争的经验。
从延安回到西安，我们再同去兰州和敦煌。在兰州的五泉山和邓宝珊同志的慈爱园，又作了几日留连。吟诗作画，以文会友，晤见了不少著名人士。从此西去阳关，过武威、张掖、酒泉、玉门，经行古代的河西四郡，渐入沙碛之中，远方常常有幻象出现，彷佛海市蜃楼一样。甘肃省府分派的一位优秀司机，装足了淡水，在无边黄沙中一条沥青公路上急驰，两日的行程，一日即达鸣沙山千佛洞（又称敦煌莫高窟），这次壮游是值得纪念的。
在千佛洞，我们饱览了自北魏以来的洞窟艺术——壁画和彩塑，既惊叹于先民们在造型艺术上的伟大成就，也探究其在美学上的随时代而变迁的迹象，其后我曾写为论文，发表我的意见。在1983年的多学科学术讲座中，我和光潜同志共同作美学和美术史的报告（邹士方同志当时做为光潜同志的助手也参加了这次讲座），我有些浅薄的意见，也曾得到他的首肯。可以说，这次敦煌千佛洞的见学，正是起了实践的作用。
从1956年后到1966年，这十年中，光潜同志又在学术上有很多的成就。不料“四人帮”接着就发动一次疯狂的十年暴乱，摧残了不少著名的学者、文学家和艺术家，光潜同志也在其列。但他坚强不屈，在艰苦的处境下仍继续努力，“君子以自强不息”，光潜正是我们的模范。
（本文是作者为邹士方的散文集《春天的问候》所作的代序）
第8版(副刊)
专栏：艺文谈片
挨批的“光彩”
陈维伟
一篇作品挨了批，却因此扬了名，被争相阅读；一部书挨了批，竟因此走了红运，不多时便抢购一空；一个作者或“言者”挨了批，就更有幸，非但声誉不损，处境不坏，反而身价倍增，欣赏者、同情者成群。这是一种引人深思的现象。
越挨批，越光彩，越能换来同情。这在前些年往往反映了一些群众对当时乱整人等“左”的那一套产生的一种逆反心理。那时，全国上下几亿张嘴，只能唱一个调，谁谈点不同的意见，写点讲真话、有特色的作品，就会被打棍子、戴帽子、抓辫子。不过，大凡那个时候挨了批的东西，往往是真的、善的、美的。常此以往，人们自然要产生一种特殊的心理习惯：越是挨批的，越是不该批的。这本身就是对当时“左”的一套的回击和反抗。
然而，逆反心理也好，心理习惯也好，只有上升到理性的认识，才能把握真理，识别善恶。应该说，多数人是有这个能力的，但也有少数同志缺乏自我判断和周密思考的精神，喜爱采用“一律”方式。在他们看来：凡是挨批的，就都是香花，永远如此。这就不免带有绝对化了。其实，看一篇作品、一个作者是否占据真理，既不在于看其受了谁的捧，也不在于挨了谁的批，而在于用实践、用四项基本原则去衡量。
至于当今有些想出点“风头”的人，想利用某些人简单化的思维习惯，有意识地写一些不好的东西，进而以挨批换来某种“光彩”的名声，那就更不足为训。
第8版(副刊)
专栏：美学杂俎
瞬间，你真美！
葛新德
个性是形成艺术魅力的重要因素，不同的艺术门类应该具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各门艺术的个性，可以由物质材料决定，也可根据艺术语言区别，还可以从审美感情、感受和情趣上确立。
同属造型艺术的绘画与摄影，使用的物质材料虽然不同，由于创造了相互借鉴、摹仿的绝技，油画出现了照片的效果，照片显示出水墨画、素描画的质感，几乎达到彼此乱真的程度。故单纯以物质材料区分二者的个性，不能明晰它们独特的魅力。
摄影艺术的个性与魅力究竟何在？
我以为直接摄影应从再现并艺术地表现现实生活的特殊性（瞬间现实性）以及摄影美的基本形态（瞬间现实美）中去寻觅。
有一种观点认为：瞬间现实性是新闻摄影的个性；瞬间现实美的独特魅力，也不属于艺术摄影。似乎艺术摄影可以象写小说、绘画、拍故事影片那样，虚构“撮合”一切题材（包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有人找了几个儿童躲在厕所吸烟，创作了《救救孩子》；有人伪造水害，拍摄了《战洪灾》；有人甚至在炮火连天的老山前线，请演员扮成烈士与护士，发表了那幅有争议的《死吻》。
倘若这般杜撰社会新闻和突发性新闻题材的“艺术摄影创作”值得赞赏和肯定，岂不等于鼓励摄影家们抛弃摄影艺术的个性，模糊摄影艺术与其它艺术的界限？照此发展，何止摄影的瞬间现实个性不复存在，具有独特魅力的摄影艺术瞬间现实美的形象，势必被普通的、随时可以导演拍摄的照片所取代。
毫无疑问，优秀的剧照也应在摄影艺术中占有自己的位置；但应看到，好的剧照纪录的是演员真实地表现了剧中人物感情的瞬间，它与请人装扮作摆设而拍的照片有质的不同。
反映社会生活特定人物、特定人际关系、特定事件的摄影作品，与报告文学具有相似的品质，它们是使用文学艺术语言、手法，表现真人真事真场景的文艺品种，是文艺百花园里的两朵个性格外鲜明、与众不同的花朵。“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时有还无。”摄影艺术的真实性与一般概念的“艺术真实”相比，应当有其特殊的内涵，即具体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
摄影艺术是一门无需将现实生活打碎、加工，就能把客观形象升华为艺术典型的艺术，它活生生地再现并表现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们，让人们在直观自身的价值与命运时，获得审美愉悦。一幅来自生活历程、洋溢瞬间现实美的摄影作品，就象一首童年唱过的歌，它所唤起的忆象，甚至能复活那个时代。瞬间的现实性，实在是摄影美学的要害所在。
电影艺术有一种为加深观众印象、引起人们审美注意的特技手法——定格。摄影艺术的个性，就是在不断流逝的现实生活中采撷富有典型意义和价值的形象的“定格”。
人们之所以把摄影艺术称为瞬间艺术，除了说明它是在顷刻之间完成创作的外，也是对其表现对象稍纵即逝珍贵性的赞誉。所谓历史的、难忘的、伟大的、不可多得的瞬间，实际是人们审美感受的结晶。
有人用“站住吧，瞬间，你真美”形容摄影艺术的个性真谛，我心悦诚服。
第8版(副刊)
专栏：
蜻蜓
李永德
蜻蜓是常见的，尤其是小时候，我用口罩纱做成网，绑在杆子上，捉大大小小的蜻蜓；各式各样，见得多了。然而昨天在办公室里见到的却与以往不一样。
昨天傍晚，人们都下班了，我因有些工作没做完，还埋头写着。忽然听到沙沙的响声，好象两条电线相碰时的声音。我顺着声音去看，原来窗上有一只大蜻蜓正往玻璃上撞。玻璃擦得也太干净了，难怪让蜻蜓误会了呢。我走上近前，那蜻蜓受惊，更加猛烈向外扑飞。它的头蓝瓦瓦的，差不多有半个指头大，粗大的尾巴，因疲倦而弯曲着，变成扁平的水龙带似的模样。它是从小气窗飞进来的，然而它却无法从这些玻璃窗格中找到开着的窗口。它在玻璃上飞了一些时候，还没冲出去，便径直上升，飞到篷顶。然而天篷又挡住了它的去路，它在白色的天篷上沙沙地撞着。我不由得感叹起来：人模仿你制造了飞机，使人遨游天空，延伸了人的手脚，而你却无法飞出人类建造的房屋！
我有些哀怜它，便打开了所有窗子，然而它继续向上撞击，在空中左右盘旋，就是没有想到从低处才可以出去。也许这是它的天性、它的习惯。在大自然中，往高处飞便能摆脱一切威胁，这已是公理。大自然没有篷顶，只有天；你能飞多高，天就给你多大的空间。可是蜻蜓不知如今是在屋里。我用扫帚左右挥着，想使它飞向窗子，然而它在顶篷的四角左右盘旋，向上做更猛烈的冲击，啪啪啪；我的心，呯呯呯。于是我无能为力了，只好回去睡觉。
唉，经过那么多的挫折都没使我伤心哭泣，而这只蓝脑瓜儿的蜻蜓却使我落了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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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闻一多之歌》
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叙事诗集《闻一多之歌》收集了岑琦的两首叙事诗《闻一多之歌》和《朱自清之歌》。作者说：“这两位斗士是我心中的常绿树，是民族的精魂”。因此诗人满怀激情地歌唱这两位知识分子崇高的一生，塑造了饱满而生动的艺术形象。《朱自清之歌》是岑琦更为丰满、更多风致的悲剧诗，朱自清的独白如清溪的银铃似的抒唱贯串了整个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