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提高机关办事效率
陈俊生 一
现在人们对机关的办事效率议论比较多。有些外国人同我们打交道、办企业，说我们有些别的条件比较优惠，但办事效率太低，时间浪费不起。国内这种反映更多些。
为什么办事效率低，大体是由以下几类情况造成的：
第一类是扯皮造成的。在机关中这种扯皮现象影响工作效率十分严重。有人说扯皮是一个顽症。
从人们的反映和我们直接感受到的，办事扯皮有如下的表现：
（1）解决问题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只是因为少数人反对，而长期得不到解决。有人说“机关里行使否决权的人太多了”。
（2）已经正式作了决定，又是正确的，只是由于触及到某个部门、单位、地区的利益，有人就找各种借口不执行，由此而造成相互扯皮。
（3）业务上左右不衔接，促使矛盾复杂化。有的在上面遇到意见不完全一致的问题，就发动下面顶。结果下面业务部门各自都有上方宝剑，谁的也不能执行。
（4）同一个机关的文件、领导讲话、批示，前后不衔接，或内涵外延有矛盾，下面各取所需，各执一端，也造成扯皮。
（5）一件有利可图的事多头插手，造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不相让，形成对峙局面。
（6）独家经营思想作祟，同一行业，只准我干，不准你干，不能容忍竞争。
（7）上级业务部门干涉下级政府的决定，造成条块扯皮的事也存在。
当然，也有一些问题解决得慢一些，表面看来象是扯皮，实际上不能算扯皮。因为有些事情很复杂，涉及到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不是一个会或一个电话就可以拍板定案的，勉强定下来，弊多利少，要有个反复协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有关方面据理以争，有利于各种利益关系的合理调整，有利于避免片面性，从而作出正确的决定。
第二类是怕负责任或不负责任。有的由于怕负责任，看准的事该拍板的不拍板。上面不定主意，态度暖昧，下面只好等待。有些事本来并不复杂，由于上面当断不断，下面必受其乱，反而使问题复杂化。有的问题不需要拿到会上讨论，也要拿到会上，使会议议题增多，长期摆不上去，问题也就得不到及时解决。同时还要产生连锁反应，上面怕负责任，下面就更怕负责任，结果谁都不敢负责任，使问题久拖不决。
还有的不管下面打来的报告怎么急、问题怎么重要，他都无动于衷，任你急得火冒三丈，他却处之泰然，长期压着不办。有的甚至随便将下面重大项目报告丢失而不以为然。
第三类是传递环节多，关卡多，文来文往，旷费时日。本该几天、十几天能解决的问题，一拖就是几个月。
第四类是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有些人到机关办事，不得不事先用很长时间找关系，探路子，有时还得往某些手中握有实权的人家里送礼，公事私办。
以上几例，很不全面，概括的也不一定准确，但却说明在我们机关中确实存在着办事效率不高的问题。当然表现的形式、问题的程度各有不同。 二 对于机关办事效率问题不能孤立地看，要采取联系的、发展的观点来认识，尤其要看它所带来的后果。
办事效率低，说明在我们国家政权机器的某些部位、某些环节运转还不灵，某些人身上还存在着官僚主义。其后果反映在许多方面，更直接地反映在经济效果上。
我们国家目前正在进行改革、开放、搞活，这就要求我们加快工作节奏，高效率地工作。因为发展商品生产就必然发展竞争。在竞争中机遇性很强，这种机遇对于每个人是不均等的，谁办事效率高、动作快，谁就能抓住机会，谁就能在竞争中取胜。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时代里，即使我们加快了工作节奏，还往往错过时机，如果还是按过去吃“大锅饭”时的常规走路，我们就会在商品竞争中一个一个失掉有利机会，我们同其它国家经济上的差距就会越拉越大。我们常常就事论事地来看待办事效率低的问题，而不同经济效果联系起来，因而看不清它的严重危害性和解决这个问题的迫切性。应当明确指出：我们目前这种缓慢的工作节奏和低效率，已经成为改革、开放、搞活、发展商品经济的一大障碍。改革本身迫切要求尽快消除这个障碍。 三
怎样提高办事效率，克服官僚主义，这需要从许多方面努力。结合我们的工作实际，我想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治本的措施是改革管理体制、加强制度建设，核心是先放权后简政。
机关中办事效率低的种种表现及其弊端，都同机构臃肿、衙门太多、分工过细、权力过分集中、互相牵制有关。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指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官僚主义，“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我们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因为权力过分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产生办事效率低的弊端。当然不是说，官僚主义、办事效率低就没有思想作风问题了。改革管理体制和转变思想作风这两个方面要同步进行，但是管理体制和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事实证明，一些长期看来很难解决的问题，一从制度、体制上改革，就带动一大片问题的解决。只有从管理体制、组织制度上进行改革，才能比较彻底地克服官僚主义和解决办事效率低的问题。
管理体制改革的有效途径，是先放权后简政。过去机构改革效果不大，主要是没有真正把权放下去，而权不放下去，只能就机构本身采取一些简单的合并，过了不久，照样增编增人，机构也就又膨胀起来。把事权真正放到下面让大家办，这是从根本上提高办事效率，是从体制和制度上解决官僚主义的一个治本措施，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一个重要步骤。如果大量事权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不论从思想、方法、作风上打多少主意，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除了管理体制方面的制度改革外，还要抓好日常工作制度的改革和建设。现在机关中很多制度不健全，不利于提高广大干部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工作制度建设，特别要强调划清职责范围，层层建立健全责任制和政绩考核制。现在机关里不是没有责任制，而是不健全，有的责任范围不清，目标不明确，更重要的是虽有责任制，但没有严格的政绩考核制。政绩考核应该作为国家机关的一项严格的制度建立起来。通过考核政绩做到奖惩分明，才能增强每个人的责任感，保证责任制真正落实到每个人身上。
现在对干部的考核有两大缺陷：一是重点没有放在政绩上，常常抓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二是没有科学的考核办法，常常流于形式。应在这两个方面努力创造出经验来。
在建立责任制方面，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领导干部要敢于负责。看准的问题，要有明确态度，这本身就是推动力，就是命令，就会造成从上到下层层敢于负责的空气。自己应该明确表态的问题却不敢明确表态，在文件签署意见时用语含混，就不是负责的态度。当然，看不准的问题，要研究清楚，不要糊里糊涂地批上倾向性意见，否则也容易造成扯皮。
（二）加强协调工作，正确处理工作中的矛盾。
在国家机关中相互间业务上的协调工作是不可少的。协调工作做好了，可以及时解决工作中大量的矛盾和防止扯皮，这是提高办事效率的一个重要的工作方法。
现在有一种倾向，叫做“协调工作升级”。本来是部门之间可以协调的问题，或者综合职能委办可以协调的问题，有的也往上推。这种做法只能是更大的误事，因为它实际上是向着解决问题更加集中化的方向发展，不利于调动各级的积极性。因此，协调工作要强调分层次负责。
部际之间需要协调的问题，提倡直接面对面地协调。如果对涉及地区、部门之间的重大问题，都能从大局出发，主动出面协商解决，双方又都抱着积极合作、互相支持的态度，扯皮的事会大大减少，办事效率就会大大提高。
有些问题靠部门之间商量解决不了，需要综合职能委办进行协调。比如计委、经委、科委、教委等协调作用应当加强。不然有矛盾都越过他们，不仅上面不胜其解决，有时还使本来负有协调责任的职能委办也变成了矛盾的一方，从而扩大了矛盾。
各级政府办公厅要把协调工作摆在自己的重要工作位置上，这是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这种协调的数量不能太多，多了不仅办不起来，并且会形成越俎代庖，不利于发挥其他委办的综合职能作用。
协调解决重大问题时，除了听取各有关部门的意见，还要注意听取下级当事单位和有关地方的意见，不能仅仅听部门的意见。在处理每一件事情上尽可能避免偏听偏信。
还要加强业务协调工作中的思想性。协调工作中有些问题就是要就事论事，协调一致为止。但有些问题仅仅就事论事还不能解决问题，还必须讲大局、讲风格、讲群众观点。有的问题争执不下，根本原因不是找不出比较好的解决办法，而是有些人不从大局出发，不考虑群众利益，而在局部利益上兜圈子，纠缠不休，固执己见。处理这样的问题，就要强调小道理服从大道理。
要善于化解矛盾。特别是在领导之间对文件的批语好象不一致时，要注意防止有人断章取义，抓住一、两句话钻空子。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要善于找出共同点，把几个方面的意见统一到符合原则的共同点上。
（三）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国家机关的工作就是服务，要高质量、高效率地服务。前面讲的种种扯皮和不负责任的现象，归根到底是反映了有些人偏离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机关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宗旨。实践证明，牢固地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是高质量、高效率工作的精神动力。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机关里，没有这个精神动力是不可思议的。
（四）要有紧迫感和向前抢的精神。
现在发展商品经济，工作比过去复杂多了，很多事情活动周期缩短，人们感觉时间过得快，不够用。这就要有效地管理时间。事情多是客观存在，那就要把最佳的时间用在处理最重要的问题上，而且在每一瞬间都要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因此，对工作必须树立紧迫感和向前抢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谈有效管理时间只能是一句空话。要提倡兢兢业业地工作，必要时要夜以继日地工作。
小平同志说：“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可以说就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竞争、竞赛，要在各个方面胜过资本主义。我国的实践证明，只要坚持改革，社会主义制度肯定会在各方面优越于资本主义的，但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是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先验赋予的，而是要通过改革使其不断自我完善、强化而逐步发挥出来的。这就需要依靠亿万人民的辛勤劳动和智慧，努力探索、创造，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更不能安于现状，必须有一种紧迫感，奋发图强，积极进取，竞争向上。
（此文是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同志去年6月29日在八省市政府秘书长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原文载《秘书工作》1987年第一期）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共产主义理想照亮了他的航程
——追念张学思同志
刘道生
张学思同志象一艘航船，虽然远逝了，留下的航迹、扩展开来的波澜，却在四海回荡，久久不息。海军干部、战士将永远怀念自己的好参谋长。我们诀别虽已将近二十年，但还是时常想起那些在一起战斗的日子。
1944年2月，北京西部山区苦寒，拒马河的河冰未开。那时，我担任晋察冀军区平西军分区政委。由于日寇“加强治安”，残酷扫荡，根据地被挤压在涞水县的几条大山沟里，一日几惊，战斗频繁。一天，我出发去军区开会途中，与张学思同志迎面相遇。只见他牵着马，急急地走来，他爱人谢雪萍同志背着孩子在身后跟着。他原在冀中军区工作，自己坚决要求到斗争最严酷的地区工作，聂荣臻司令员考虑再三，才决定调他任平西军分区参谋长。我没想到命令刚到，他就这么快到任了。我见到他高高、瘦瘦的个子，清癯的脸庞，一身灰布军装，眉宇间流露出一种庄重、聪慧。挺胸直腰，看得出训练有素，很难想象这就是出名的“大帅”张作霖的四公子。
会议结束，我回到平西，张学思同志已经在组织司令部的参谋训练了。
山区贫瘠，人民遭到日伪掠夺和封建地主盘剥，生活本已十分困难，还节衣缩食支援抗日人民武装。为了减轻人民负担，根据党中央指示，军分区组织部队上山开荒生产。
山区，春天来得迟，塞外吹来的寒风，砭人肌骨，地冻得梆硬。张学思同志和战士一样抡镐挥锹，手打起泡了，虎口震裂了，布包一包，又继续挥锹开荒。吃的是掺菜的窝头，睡的是稻草铺，这同他参加革命前的家庭生活无法比拟。当时，有许多象他一样的热血青年，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投身革命洪流。而他，更有一种特别的自觉严格要求。
劳动间隙，我们常在一起谈工作、谈战斗，也谈家常。一天，我们谈起了各自的婚姻。他对我说：“到延安时，我22岁，遇见了谢雪萍，怦然动心了。在这以前，有不少阔家小姐、如花似玉的女子找我攀亲，都激不起我的感情。你还不知道吧，我六岁的时候，就订过亲，对方是做过民国‘大总统’的曹锟的千金。我当不了这种人的‘乘龙快婿’，坚决退掉了。唯独见了谢雪萍，觉得这正是自己需要的。她人好，是广东的纺织女工。我们共产党人的恋爱，应当是以结成家庭为目的，夫妻应当志同道合，互相补充；她有的，正是我所缺的！”张学思同志在爱情上的选择，既有对自己的过去、对自己家庭的决绝和背叛，更有马克思所说的纯洁、真挚的情怀。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他们相亲相爱，忠贞不渝。
“唉”，张学思同志声音突然喑哑了，“可怜呀，我们第一个女儿寄眷在冀中一个老乡家里，在敌人对山岳区残酷‘扫荡’中失踪了。那孩子才一岁呀，反‘扫荡’结束后，我和谢雪萍赶到那个村里，谁知那个老乡的房子和全村都被敌人烧光了，人也杀光了，孩子肯定被害了！现在，老二启明快一岁了，这减轻了谢雪萍做母亲的悲痛，但愿这个孩子比他姐姐的命好！”
为了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平西军分区组织了战斗、政权工作一体化的武装工作队，加紧向敌后发展，深入到门头沟、清河、芦沟桥、十三陵一带，直逼北平西直门下。张学思同志升任了平西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亲自带领武工队深入到妙峰山、桃花川一带。就在这时候，他们的第二个女儿得了急性肺炎，无药医治。等张学思同志从敌后胜利归来的时候，家里没有孩子的欢笑，只有谢雪萍无声的饮泣。这是1945年3月，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候。为了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张学思同志又失去了第二个孩子。
新中国成立，我担任海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学思同志先是任大连海军学校副校长兼副政治委员，后任海军副参谋长、参谋长，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了。为了建设强大的海军，在当时条件下，我们唯有向苏联学习。根据党中央军委的决定，1953年，我和海军的一些中、高级干部来到苏联波罗的海之滨，列宁格勒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学习，1956年8月，张学思同志也来学校学习。他进的是速成班，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学完本科班三年的课程，学习很紧张。这时，他已年过40，虽然年轻时他在黄埔军校学习过，又组织和领导过海军学校的教学，但他还是放下架子，废寝忘食，孜孜不倦地学习。偶尔趁星期天，我们几个人凑在一起，自己动手煮饭炒菜，做一顿中国饭吃，藉以松弛一下学习紧张的神经。我们仿佛都变年轻了，吃饭的时候，欢声笑语不断，在一起回忆过去的战斗，追忆共同认识的战友，讨论学习中的难点。也常常激动地说：“人到中年，负笈万里，一定要学有所成！”他终于以各门课程都是优秀的成绩，插入本科班的最后一个学年，又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正式毕业文凭和结业证章。这证章只授予学满四年，取得优秀成绩的外国军人，张学思同志破例得到了这种荣誉。
1961年，张学思同志升任海军参谋长，他特别注重提高指挥机关的素质和工作效能，围绕作战指挥这一中心，组织好军事训练和管理，他主持编制了《海军司令部工作条例》，提高海军现代化作战指挥能力。他象战争年代那样，深入基层部队抓训练、抓建设。这年6月，他亲自随国产潜艇进行远航训练，从黄海的港口出发，航往台湾海峡，巡视东海各港口、锚地，进行未来战争准备。9月，南海海区由于越南战争而紧张起来，中央军委指示海军加强西沙群岛海区的巡逻和建设。西沙群岛地处国际航道要冲，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法国人、日本人都曾染指，南越西贡集团于1956年悍然侵占了珊瑚等岛。但这都改变不了西沙群岛是中国领土的历史和现实。中国海军对西沙的巡海活动，据可靠文字记载可上溯至北宋。宋仁宗亲作“御序”的《武经总要》明确记载：
“命王师出戍……”，“从屯门山用东风西南行，7月至九乳螺洲。”九乳螺洲即当时西沙群岛中一些岛礁。历代中国海军都把巡逻、保卫西沙群岛视作自己的神圣责任。张学思是海军领导人中第一个亲自随舰艇巡逻西沙群岛的。
9月，南海正当台风肆虐的季节，舰艇出海后，即连续遇到台风，风大浪高，舰艇一直在水下航行，坚持巡行于西沙海域，并登上永兴等岛视察，再次重申中国的主权。
正当海军在党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直接关怀下顺利发展的时候，林彪派他的亲信李作鹏、张秀川来到海军。一时间，风波骤起，张学思同志几乎无法工作，他看不得他们破坏我军的行径，愤而提出离开海军。周恩来总理要他留在海军，坚守岗位。他服从组织决定了。1965年10月，张学思同志和我按照中央有关决定，去天津塘沽区北塘镇参加“四清”运动。一天，突然发生了海啸，狂涛骤发，樯倾楫摧，张学思同志正在海上同渔民一起作业。他镇定机智，鼓励渔民奋力支撑，小小木船竟奇迹般地躲过了海啸狂涛的吞没，得以生还。最危急的时刻，一个渔老大豁出自己的生命紧紧抱住他，保护他不让狂涛卷走。村里有几个渔民在海啸中遇难，渔村组织了前所未有的隆重追悼会。张学思同志诚挚的同情、悼念，感人肺腑。他同死者亲属感同身受，息息相关。
更令人难忘的是，在海军的一场政治风暴中，张学思同志显现出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凛凛正气！从1963年起，林彪一伙利用窃据的权力，炮制出一个又一个决议、报告，否定海军十几年来的建设，攻击、诬陷海军领导同志没有执行它的“四个第一”。到1966年春天，“文化大革命”前夕更变本加厉，猖狂进行非组织活动，急不可待地夺取海军领导权，公然提出要撤换海军领导。一向沉静的张学思同志拍案而起，十分尖锐、明确地指出：“在党中央、毛主席直接关怀、领导下，海军广大指战员发奋努力，成绩不容抹煞，海军建设不能否定！”“如果说海军主要领导同志有错误的话，首先要分清是‘延安’还是‘西安’。我就是‘延安’！”
在党中央、军委直接干预下，林彪一伙的阴谋暂时受挫。但也种下了他们仇恨张学思同志、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杀心。史无前例的风暴席地卷来，善良的人们猝不及防。林彪一伙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以“莫须有”的罪名秘密关押了张学思同志，逼迫他承认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诬陷他为特务。他们不仅要搞乱海军，更暗藏着险恶祸心，企图给张学思同志定罪，把污蔑之水再泼向周恩来同志。这时，海军许多领导同志都被他们“打倒”了，我也被他们关押在过去国民党关押新四军的上饶山沟里，我能体会到张学思同志当时会是多么激愤。张学思同志遭到残酷迫害，临终之前，举笔愤怒地写下了“恶魔缠身”四个大字。这是对林彪一类的控诉，这是留给我们的一个严重教训。
张学思同志逝世了，他的一生闪烁着夺目的光华，他留给人们一个信念：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召唤人们前进，使人变得伟大、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