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文艺要和群众“热”到一起
李士文
近两年来，文坛出现了这“热”那“热”，有些作者沾沾自喜于被某些人大唱赞歌而广大群众却读不懂的作品，以为自己的创作真的达到了高层次。其实，离开了群众的利益和爱好，那只不过是自我陶醉罢了。
我国新时期的文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同时也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我们的文艺近年来确实存在着疏远、脱离乃至蔑视广大群众的现象。我不是说文艺的整体，而是这整体中的一部分——不少作品和理论观点形成的一种不良倾向。鲁迅说：“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予将来的作品”，这“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家也不能居高临下地去“提”群众，只能和群众“热”在一起，引导他们往高处走。
大家记得，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几年间，文艺和群众的关系是融洽而且紧密的，文学刊物动辄发行数十万、上百万份，中国文学的读者空前之多，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群众性文学热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文艺阅读和观赏已经成了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它在推动社会进步，特别是在促使人们摆脱十年浩劫的流毒和极左思潮的影响方面，发挥了有力的作用。这是什么原因呢？不神秘也不复杂，就是由于文艺能够与时代脉搏跳动在一起。具体地说主要是两条：一是文艺在冲破十年禁锢中密切关注现实生活，敢于讲真话，抒发了人民群众的心声；二是题材、内容和形式在突破“禁区”时日渐多种多样，同时又保持和发挥着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风格，能够较为广泛地适应群众的要求和趣味。因此种种，作家和群众便“热”到一起了。诚然，那段时期的文艺决非尽善尽美，它基本上处于拨乱反正的反思过程中，触动生活的层面不是很深，艺术多样化也有限，有待于深化、丰富、发展。但问题在于进一步发展的出发点是什么？无疑应该是巩固和加强文艺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紧密关系，而不是相反。这就要求我们发扬和发展作家和群众能够“热”到一起的种种因素，强化文艺的时代精神。可惜的是，后来事实证明并不是人人都重视这一点，我们没有做好这一点。
几年前，由于几篇“意识流”小说的出现而发生了一场懂不懂问题的争论，我看这里面就透露了文艺与群众的紧密关系开始疏远的最初征兆。“意识流”在西方年岁已久，但它在我国文坛却引起了振聋发聩的激动。“小说出现了新写法”，几篇新奇的作品启开了文艺开放之门，拓宽了创作思路，是打破原来较为单调的一统局面的有力一锤，对文艺的进一步发展非常有利。同时人们“读不懂”也决非不值一顾的呼声，这实际上是在提醒人们注意中国国情和民族特点，对进一步发展文艺同样有利。这时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意义重大的：打破封闭状况关注外国现代文艺，是我们开阔视野阔步前进的有利途径，但引进必须考虑我国国情，有一个如何走这条路的问题。应该说，这个问题我们并没有忽视，研究这个问题、特别是剖析西方现代派文艺的文章为数不少，许多文艺家也心中有数，因而文艺在发展中显得更加生动活泼。继先前那段时期之后，创作在反思历史的同时支持改革，在批判极左流毒的同时揭露封建主义这个潜伏很深的痼疾，努力围绕文艺作为“人学”的问题精心研讨和经营，更为多样化地丰富了题材、角度和表现形式，如此等等足以表明文艺发展的态势。这当中，文艺开放之路带来的效果是显著的，事实改变了自我封闭的僵硬观念，证明外国现代文艺以至现代派文艺并非一钱不值，里面确有积极因素和有用的东西。一些作家作了很好的探索，体现了“拿来主义”的新的光采。当我不久前看了某些借用外来艺术手法创作出来的成功之作时，我们真为作家们能够从现代派文艺“拿来”新鲜血液而欣喜。
事物总有它的另一面。我们看到，开放之门一旦启开后产生了一种炽烈的“热”，它不屑于理睬“读不懂”呼声的深刻内涵，把防止有害霉菌的告诫视为保守，形成了一股直奔现代派文艺的浪潮，其勇敢大胆是狂热、迷醉、不假思索的，而且愈演愈烈。如果说最初几篇“意识流”小说引起人们关注的还是艺术形式问题，那么后来的情况便日渐不同了，热心者一再说，现代派文艺的形式和内容是不可分的整体，应该放开手脚关注人家的整体性，谨小慎微是一种守旧心态。这种整体搬运现代派文艺的主张，核心在于鼓动“自我意识”论。文艺问题上的“自我意识”或“自我表现”，以及作家的“主体性”，原是理论上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但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实际表现。我们看到，“自我意识”实际上大量表现为主观随意性，表现为孤芳自赏，“你以为是什么就是什么”，它导致创作上远离现实、琐屑低吟、艰深晦涩、诡怪玄妙等现象高傲自得地畅行于世，而且获得不少叫好声。有的文章要求文学摆脱现实生活和社会性的诱惑，学习西方现代派作家的“超俗性主题”，亦即愈接近现代派原装货愈好。这实际上走向了问题的另一面，它们在“创新探索”的名义下，使舆论困惑，使青年人受到了巨大影响，使正在健康发展着的文艺趋势受到了沉重的压抑，文艺态势有点儿倾斜了。
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群众是一再表示了态度的。文艺刊物、特别是那些热中于“探索性”的刊物之大幅度跌落，就是群众性表态的最好证明。有些老一辈作家和评论家也发出精辟的警言。
那么这是不是说，现代派文艺浪潮搅坏了一锅汤？文艺问题相当复杂，我想应该避免简单化地看问题。现代派在“拿来主义”者那里是有用的东西，在生硬搬运者那里它才成了病灶，当后者形成其势汹汹的浪潮时便发生了贵族化倾向。因此，社会主义文艺花园也不妨给现代派文艺一席之地，它如果情调健康也不失为一种花草，但更应该强调“拿来主义”，有取有舍，不离开我国国情，不丢掉我们自己的优秀文艺传统。不管兴起什么“热”，都应该考虑和群众“热”在一起。对于西方学说，亟需充分研究，深入剖析；而作为文艺理论问题上的“自我意识”等等，则需作马克思主义的阐明，以正视听。我看，这些就是引导文艺健康发展的重要一环和当务之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审美个性化与多样性选择
——评1986年部分中篇小说的特色
张韧
文坛的风骚，在以往几年中毫无争议地被称为“群芳之冠”的中篇小说领有了。可是刚刚过去的1986年，中篇在审美意识特征方面、在艺术选择的趋势方面，究竟又出现了哪些值得注意的新东西？冷静地寻访这一年中由千篇左右组合而成的中篇艺术世界，那光怪陆离、云谲波诡的各种现象，使批评不能不感到困窘和尴尬。小说的各种主义、流派和旗号联袂而至，作品的各样花色品种纷至沓来。如何概括这文学的大千世界呢？我以为，这可以称作审美个性的觉醒。
我说的审美个性意识的张扬，包含两个层次的意思。一是从中篇自身说，当今在各个艺术品种激烈的竞争中，中篇更为自觉地致力于本体的审美特性的营造，明智地将史诗题材让给渴求振兴的长篇，也不屑于短篇式的断片掠影。这一年的中篇铆足了劲儿，聚精会神地发挥能属于它的把握世界的审美优势。一是从作家个体说，在对过去十年的反思与未来十年的前瞻中，谁都在调试和建构自我审美系统的个性，不甘心踩着别人的、也不大愿意重复自己的脚印走路，冥思苦寻独树一帜的“唯我”位置，小说创作呈现出审美的个性化与多样性选择的景观。中篇作者敢于打碎早在读者中间铸造的形象，成心吓你一跳似的更换路数，重新塑造自己的文学面影。
改革题材作品常常受到了诘难和冷落，其实这是不公正的。过去一年的中篇，虽无某些长篇小说那样时空恢廓地表现改革的一波三折，但韦君宜的《妯娌》、谌容的《走投无路》、贾平凹的《古堡》、水运宪的《裂变》等中篇小说，有意利用长短适中的审美方式，敏锐地觉察和揭露了改革进程中的弊端，从社会、经济、伦理和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方面揭示了新旧观念的冲突。值得注意的是，中篇凝视改革的“兴奋点”，出现了由农村而城市的趋向。这自然是改革的重点转向城市的历史潮流的催动，但文学自身也开始有意寻找长期不太关注的“城市文学”和文学的现代城市意识。陈冲的《超群出众之辈》与王润滋的《残桥》，二者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进城的农民作为小说的主人公，从农民的心理屏幕上映现了城市变革的艰辛。改革题材小说长期以来有一个模式困扰着作家的思维，这就是从乔光朴到李向南在改革与反改革相冲突的框架里，表现一个纵横捭阖的“铁腕”运权的清官形象。这种轻社会机制、重个人才干和品格的模式，实际是清官、公案小说的传统和民族文化心理的沿袭。《残桥》与《超群出众之辈》没有给读者创造一个将希望依托于某个人的幻觉世界，陈冲这位“快速跟踪”改革足迹的作家，眼光不是局囿于农民进城办企业这件新鲜事上，而是透视名曰都市实际上是个“大屯子”的到处弥漫的小生产意识，它在滞塞和窒息着向现代文明城市转变的活力。王润滋和陈冲尽管选材相似，但因审美个性相异而各有不同的视角，后者对于经济的新态势和改革的本身抱有极大的热情，而前者却以道德的热情去审视经济的改革。《残桥》里的青年农民李德兴进城找到了职业站住了脚，可是城市的道德败坏空气锈损了他淳朴的灵魂，有了城里姑娘月娟而疏淡了他乡下的未婚妻。当然，李德兴不是小木匠，也不是高加林，小说结尾让他在城乡之间的“残桥”上踟蹰，究竟是回村还是返城？青年农民进城是不是必将沦失了道德？这文学的犹豫和困惑，恰恰映现了城市与乡村、改革与道德相冲撞而生成的观念困惑。
如果说《残桥》是李德兴用农民的心理打量陌生的城市，陈建功的《鬈毛》里的卢森，完全是用现代城市眼光审视正在变革的城市。《鬈毛》告别了作者早期的《飘逝的花头巾》，那一篇小说的主人公找到的当代青年人生价值观的“支点”，而待业知青卢森反倒对它怀疑了。不过，他不是颓唐而是寻找。在寻找应该怎样的“活法”时，他冷峻地审视了当总编辑的老爸爸的活法，对于从个体户到音乐茶座琴师的各类城市青年的活法，也作了比较性的判别。陈建功知道他与别的作家相区别的自我审美个性，不紧不慢地用他的“谈天说地”来描绘当代城市的人物系列；他也很懂得中篇审美特性的辩证法，既利用比较宽松的篇幅，展示了各色人等的活法，但又不象全景观照的长篇，不肯填充得太满。卢森究竟选择怎样的活法？作品给读者留有再想象、再创造的广阔空间。如今，写城市生活的作品日渐增多，城市文学的热情开始蒸腾。列宁说：“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的精神生活中心，是前进的动力”。如果不是从这样的眼光去审视今天的变革，即使写城市的生活并不意味着具有现代的城市意识，写农村也不可能折射“前进的动力”的城市意识之光。现在一些作品对改革现象的思考、解释和判断，所流露的传统民俗民情的眷恋与无可奈何的情绪，或许是反映了作家现代城市意识的窘困。
在反思潮流里拔地而起的中篇小说，至今仍然葆有反思历史的偏爱和锋利的解剖力。这一年出乎意料的是，对革命战争历史的回思有了新的收获。特别是邓友梅的《据点》、乔良的《灵旗》等尤为瞩目。邓友梅将主观之情隐藏于客观冷静描写的背后，用他特有的风俗画的笔墨，勾画出那场战争里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乔良的《灵旗》则运用他灵动而凝重的笔墨透示出历史巨幛掩盖下个人命运的真实性。而作者审视历史与人生的眼光无疑是具有个性特征的。革命战争文学的写法已形成了它自己的传统，但《据点》的风土人情的客观描画，为革命战争小说昭示了新写法。
中篇的反思“焦点”，自然是对十年劫难的省察。铁凝的《麦秸垛》、朱晓平的《桑塬》和史铁生的《插队的故事》，虽然同属于知青回视知青的生活，但个性意识使其创作分道扬镳，同道而殊途。王蒙的《名医梁有志传奇》，从幽默诙谐的反思中揭示了深刻的人生哲理。从维熙的《鹿回头》系列的首篇《风泪眼》，透出“大墙文学”打破原有格局的意向。汪浙成、温小钰的《灰绿红黑交错的早晨》，却写了大墙里边承担改造罪犯的神圣使命的人们，在观念变革上的撞击。
表现审美个性最为爆烈的，属于那些带有实验性和探索性的中篇小说。文学对于生活的表现，不能凝定在被动的位置；文学事业的发展，在于创新的勇气。过去一年的中篇创作，作家们这方面的探索令人刮目。它们将传统题材所冷遇的“边缘带”作为审美的对象，带着浓重的文化底色，表现了出人所料的意象。人生与人性愈来愈成为文学热衷的命题。朱苏进写人隐秘心态的《第三只眼》，王朔勾勒几个“倒爷”在商品经济市场挣扎中心灵扭曲和变形的《橡皮人》等等，这些个性迥异的作者，审美目光的焦距从对善的褒扬到对恶的鞭笞，开拓了小说审美的领域。
过去一年的中篇小说，审美的个性化给了我们一个色彩斑斓、情趣盎然的艺术世界，但也提供了值得注意的问题。审美的多样化与个性化将是小说探索的一个重要趋向，但现在一提到审美问题，往往强调中西文化、文学的素养和作家个人的素质，我以为它忽视了审美个性的本质，即对人生世界的自觉介入，对生活的审美情感、认识和态度。如今一些作品对时代变革的疏淡以至冷漠，艺术的平庸和浅薄，仅仅视为审美素质是不够的，说到底，还是一个对世界的介入、认识和把握的问题。有些作品单就技巧而言，无可挑剔，甚至堪称精妙之作，但因生活的苍白而叩响不了读者的心弦。两年前我在一篇文章里提到刚刚萌生的艺术“把玩”的情绪，现在不少论者批评创作的“贵族”习气，其背后都是放松或放弃了对于愈来愈复杂的世界的审美介入。倘若只注重从西方或从民族的传统汲取养料，只注重怎样和别人相区别的、与众不同的审美选择，忽视了对现实世界的积极介入，不从生活变革中汲取诗美和激情；对人生世界只注重艺术手法的切入，忽视了艺术最高层次的哲理认识和把握，曾享有殊荣的中篇将会退落，小说家族将难有大的飞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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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弘扬艺术传统中的精英
——评影片《直奉大战——冯玉祥在1924年》
赵葆华
敢于更新艺术观念与手段，无疑是一种胆识。面对交替变幻的艺术新潮，执著地在艺术传统中寻求根基与营养，也未必不是一种胆识。创新意识不足会给我们的电影创作带来窘境；对艺术传统中精英部分的遗忘，也同样会给我们的电影创作带来厄运。长影新近推出的影片《直奉大战——冯玉祥在1924年》（此片名起得是否妥当，尚可斟酌），拍得很有特色。它的成功显示出我们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仍有勃勃生气，有着广阔的前途。
《直奉大战》在创作方法上表现出它的严谨的现实主义格局。影片有意重逼真性、客观性而轻主观性、表现性；刻意遵循现实主义的“再现性”规范——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使这一在某些人看来已是“明日黄花”的理论在银幕上开出新花。我叹服影片导演周予、吴秋芳同志把这段中国现代史上最混乱、最芜杂的历史梳理、表现得如此清晰。他们用现实主义审美观念切进这段历史生活，调动电影的各种组合元素，真实地创造出本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动荡不安的历史氛围和内忧外患的心理氛围；真实地塑造出历史人物——民主斗士冯玉祥的英雄形象。影片中大至时代与社会气氛，小至人物活动场景都相当考究，务求逼近历史生活的真实。这一切是为了让人物与环境对话，让人物活动在具体而明确的时空之中。这部影片对人物与环境做全景式俯瞰，对观众的心理冲击是很强烈的。
影片以直奉大战为经，以北京政变为纬，在此经纬之上展现冯玉祥性格与心理的各个层面。冯玉祥与曹锟、吴佩孚的冲突线表现冯玉祥叱咤风云的民主斗士的风貌；冯玉祥与张作霖的冲突线表现他反对军阀混战、爱民救国思想以及政治斗争上的某些单纯与轻信；冯玉祥与段祺瑞的冲突线则表现他的反封建意识的局限性与情感、性格中的悲剧性；冯玉祥与溥仪的冲突线又表现他对封建余孽的深恶痛绝与彻底的扫荡精神；冯玉祥与孙中山、徐谦的关系线则表现他的政治求索意识与朦胧的民主理想。在这壮阔而驳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上，其他人物如吴佩孚的刚愎自用、曹锟的昏庸颟顸、段祺瑞的老谋深算、张作霖的骄横匪气，都得以清晰展现。导演着意于对人物性格的总体把握，而不经意于人物心理的细波微澜。
有些人以为现代派艺术比现实主义更易于表现人物的复杂性格，《直奉大战》却提供了现实主义能够在更深的层面上表现人物性格复杂性的证明。影片《直奉大战》中的冯玉祥，充满着现代人格与传统人格的对抗，这本身就是深刻的矛盾。他的反专制、反封建的民主意识、自主意识是现代人格。他寻找真理，向往光明的求索意识、反思意识也是现代人格。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惰性力加上西方基督教精神，也在冯玉祥身上留下了投影，构成了他身上的传统人格。如他的所谓“君子群而不党”，他的“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他的真爱民而不依赖民，等等。这传统人格与现代人格的对抗，产生了警世醒心的悲剧：他从一个军阀（直系曹、吴）手中夺了权，却又送给了另一个军阀（段祺瑞）。为了救国救民，却前门驱虎，后门迎狼。最后，他自己也激流勇退。这激流勇退也包容着他性格中颇为复杂的成分：既是顾全国家大局、怕酿成战乱而退之；又是无可奈何、不得已而为之；也是留个一身清名、独善其身而去之……这个悲剧既是他性格的悲剧，又是那个时代的悲剧。影片从冯玉祥性格中的这种矛盾对抗处入手，表现出那一时代的浓重投影，将题旨深入到对那段历史的反思。这一点明显表现出是现实主义的深化，同时也放射出一种现代意识。
《直奉大战》的结构样式既是戏剧式的——重因果关系、重编织情节链，也是立体交叉式的，这一点也表现出它的美学开放意识。为了再现那一壮阔复杂的历史画面，《直奉大战》多线条并行发展。于是，影片采取平行蒙太奇手段，用蒙太奇组接，以技巧剪辑。影片中的那些矛盾线、行为线平行对比发展。如那山海关下的直奉混战，那衍庆楼里贿选总统的酒酣，那古北口战场冯玉祥率部起事前的肃穆……这种蒙太奇组接与对比，不但强化了情绪反差，也产生了新的含义，深化了主题。同时，它使影片简繁得当、疏密有致，既以经济的笔墨勾勒出众多的历史画面，也产生出节奏力量。
对传奇性的偏爱，对故事的期待，是我们民族的传统审美心理。影片明显强化情节、强化冲突，而没有去趋奉情节淡化的时髦。影片追求一种大江东去的豪放气势，形成一种慷慨激昂、波澜壮阔的史诗气度。当影坛过分欣赏日常性美感，过分迷恋于描写主观感觉，过分经营杯水风波、小桥流水之作，使影坛有些阴盛阳衰的时候，《直奉大战》等巨片的联翩而出带给我们以阳刚之美和史诗的激情。这是久违了的风度和激情。
《直奉大战》的出现也说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同样需要不断深化与更新。也许，我们可以批评导演在过于严谨的风度中，透出一层淡淡的保守气息。但纵观周予导演的从《北斗》到《直奉大战》，可以看出导演的美学意识也在发展变化，但他们不取突变形式，而取渐变形式，力图与大多数观众审美心理的变化同步。这是审慎的步伐，也是渐入佳境的步伐。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玩儿文学”及其他
曾凡
新时期文学日趋走向成熟，但在繁荣兴旺的同时，也潜存着令人担忧的现象，近来正在引起人们注意的“贵族化”倾向就是一种。
例如所谓“玩儿文学”。故意制造文学游戏，制造句法的迷宫、情绪的迷宫、意象的迷宫等等。名曰“文体探索”，文不加点，枝蔓芜杂，生涩冷僻。
例如“名士风度”的出现。颐指气使，睥睨一切，故作高深，凡不中意者，皆目之为低层次、浅薄、无法对话。
例如“圈子文学”的出现。壁垒森严，唯我独尊，热衷于制造宣言，树立旗号。
例如渲染“朦胧意识”，借故艺术形式的探究和艺术氛围的酿造而流于空疏。
于是，文学冷漠了艰难的人生和火热的现实，追鹜所谓高雅、“全球意识”，成为少数人赏玩的和寡之曲。有些作者的所谓为了某种私欲而写作的调侃之言，实际上成了文学放浪形骸的写照。
文学是需要灵气、悟性，需要作者敏锐的艺术感受力。但它是从生活的底蕴中抽象出来的一种文化气息，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是人类的而不是单个人的生命活动。文学的价值、文学的追求都是属于整个人类的。遗憾的是，文学的“贵族化”的致命悲剧恰恰在于，它所做的努力正是使自己离开人，离开人类，变成飘荡在空中的什么玩艺儿。它正怀着虔诚的热望把自己交给虚无。
当然，贵族化倾向不只是文学界的事，在美术、音乐、电影、戏剧等艺术部门都有表现。贵族化倾向的出现不是哪一位作家的过错，它仅仅说明：文学尚未成熟，从事文学这个行当的人也未成熟，或许仅仅因为我们刚刚听到了“独立意识”、“超越意识”几个新鲜的字眼，于是就产生了盲目的自信，就开始了漫无目的的“超越”，就幻想着让文学的精灵逃离脚下的大地。其实，这是不现实的。试想，除了若干个“主义”、“观念”、“体系”、“结构”、“形式”、“意识”之类的字眼之外，我们对文学、对人、对宇宙的认识究竟深入了多少？我们对文学的进步、发展、变化又贡献了一些什么呢？尽管把某些现象称之为“贵族化”似嫌夸张，但一些文学作品毕竟正在丧失自己的独立意识，成为“时髦”的奴仆。所以我想，在文学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独立身分，取得自己的独立地位——新时期十年似乎已经为文学争得了这份荣耀——之后，文学不妨放下架子，谦虚地回到凡人的世界中来。就象一位哲人说过的，你若想自己生活得有意义，就必须首先赋予这世界以意义。离开赖以立足的大地，文学又能飞到哪里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