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
专栏：国际副刊
巴黎夜色
陈功
冬天的巴黎之夜，依然赤橙黄绿青蓝紫，融成一个多彩的光的世界。
我们从住宿处去香榭丽舍大街仅几步之遥。街两旁，银行、保险公司、航空公司的巨大招牌鲜亮耀眼，豪华商店和影院剧场的霓虹灯忽明忽暗，争奇斗艳。路当中，繁忙的车流，来者瞪着两只白里泛黄的眼睛，去者拖着两条深红的尾巴，与路旁的五光十色交相辉映，织出一幅华丽夺目的巴黎夜景。
我们的车沿着塞纳河缓缓而行。河面荡漾不息的涟漪好似数不清的年轮，记录了巴黎的荣辱兴衰。壮丽豪华的卢浮宫，宏伟古老的巴黎圣母院，曾囚禁过丹东、罗伯斯庇尔等人的恐怖的正义宫，还有耸入云端的埃菲尔铁塔……都把自己的身影投在塞夺目幽静的碧波之中。
一阵颠簸，汽车经过一条阴暗狭小的街道。路两侧，性商店、窥视铺一家挨一家，有的门口挂着偌大一幅黑帘，似乎想借此遮掩其中的肮脏。以人体扭捏作态造型的霓虹灯忽明忽暗，奇形怪状。放浪形骸的“马路天使”浓妆艳抹，三五成群，与过往行人搭讪。屋檐下，两个黑影在夜幕中讨价还价。朋友谈到，据说巴黎市长曾来此搞过民意测验，当地95％的人都抱怨色情泛滥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眼下，那里“无烟业”的生意比前几年已渐显衰微了。车穿过乌烟瘴气的昏暗小巷，马路豁然开阔。街上，华灯灿烂，我们看到的又是一种黑暗——亮如白昼的黑暗。声名狼藉的“红磨坊”的广告灯画妖冶灼人，磨坊顶上由灯组成的风车不住旋转，令人头晕目眩。各色性商店的橱窗里的大幅色情照片不堪入目。如果说，小街的娼妓还以夜幕作掩饰的话，“红磨坊”的色情已泛滥到恬不知耻、肆无忌惮的地步！这不夜巴黎城竟有这等
“登峰造极”的夜色。
第二天晚饭毕，我们乘地铁去“蓬皮杜文化中心”，再赏夜色。这座名不虚传的“丑八怪”，既非古典哥特式，亦非现代光亮派，红、绿、黄、蓝色的粗大管道纵横交错。管道的不同色彩代表了各自的使命，有的送电，有的供水，有的作空调，有的当电梯。踏上管道里的电梯，我们来到图书馆。入口处横楣上有一个自动计数器，读者进出分道而行。图书馆里灯火辉煌，虽鸦雀无声，却十分繁忙。啃书本的大都是少男少女。有的桌上堆一大摞书刊；有的正抓耳挠腮演算数学题；有的聚精会神地对着文字说明观看图片或录像资料；有的在高高的书架前上下寻觅。资料部，读者免费借来缩微或图像资料，自己上机操作，随调随看。语言类的视听部里，座无虚席，读者各占一格座箱，戴上耳机听语言磁带，嘴里不住地咕噜。过道上的电视机旁坐着三三两两，都戴着耳机，再喧闹的节目对他人也毫无影响。复印机旁，挟书的、抱书的，排队等待复印。我们有意找到语言部，老远就看见那些古典大部头：《红楼梦》、《水浒》、《西游记》，还有《金瓶梅》等。这里并不厚古薄今，《老舍选集》、《李有才板话》、《中国现代作家传略》也在显眼处。
“叮，叮，叮……”铃声响，闭馆时间到。
我们眷恋地告别“蓬皮杜文化中心”。这里的灯光平和无奇，但敞亮，明快，持久，充实。
巴黎之夜，万花筒般。
第7版(国际)
专栏：
坚持原则 赢得友谊
——周恩来同志在抗战期间结交外国友人的一些事迹
高梁
去年12月19日晚，爱泼斯坦同志约我一起去看望从新西兰来的友人杰·贝特兰。抗战期间，他俩先后在延安、武汉、重庆多次会见和采访过周恩来同志。因此，这次见面后，自然而然地谈起他们对周恩来同志的怀念。
“我最初见到周恩来时，他还留有胡须，有时穿军装，有时穿干部服或农民衣服。”贝特兰首先谈起当年的情景，他说：“在不同场合同各种各样的人谈话，他都能把重要的问题，把他的主张和观点，用生动简明的语言谈得一清二楚，争取到人们的理解和支持。”爱泼斯坦也强调说，周恩来同志的谈话使人感到，他对原则问题极端明确、坚定；又最善于求得对方的共同点，因此赢得了人们的友谊。
1938年，在武汉，当时国民党推行片面抗战政策并有妥协投降倾向。针对这点，周恩来同志坚持不懈、积极主动地向国内外朋友反复介绍和讲解中国共产党实行全面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坚持持久战的主张。在短短一年里，周恩来同志在武汉吸引和团结了一大批外国朋友，赢得他们对抗战的理解和支持。许多国际友人，如白求恩、卡尔逊、印度医疗队和国际学联代表团等，都在武汉同周恩来同志会见过，并且从这里去延安或敌后根据地。
爱泼斯坦回忆说，在武汉见到周恩来同志时，他自己才23岁。在当时复杂的环境下，周恩来同志非常关心他，有时派助手来提醒他注意各种事件和倾向。以后，他应宋庆龄同志的邀请去香港，参加了“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不久，周恩来同志从武汉寄来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论持久战》，委托宋庆龄同志在香港把书翻译好并向海外散发。爱泼斯坦参加了这本书的翻译工作。
1938年底以后，周恩来同志一直在重庆坚持工作。这时，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不断掀起反共高潮。周恩来同志以《新华日报》为基地，向中外新闻界和外国朋友分析当时的形势，阐明党的“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方针。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事前周恩来同志已发觉一些迹象，曾同正在重庆的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连续谈了多次，以大量确凿的事实和材料，揭露国民党企图发动内战的阴谋。不久，事变发生，国民党严令禁止各报刊登事变真相。这时，斯特朗已回到美国，周恩来同志发电报通知了她，她立即把周恩来同志当初揭露的材料详细发表，引起国际舆论对国民党的强烈谴责。通过贝特兰的安排，周恩来同志还会见了当时英国驻重庆大使克勒克·卡尔，并向他介绍了事变真相。随后，卡尔向国民党当局表示不愿看到中国打内战，他还为此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不久，他调任。回国前，他拒绝参加国民党政府为他举行的告别会，而宁愿到八路军办事处看望周恩来同志，度过他在重庆的最后一个夜晚。
1944年，国民党不得不暂时改变对我根据地的封锁政策，同意一个由21人组成的中外记者团从重庆去延安访问。爱泼斯坦代表美国《时代》杂志，参加了这个记者团。不久，由组长仓瑞德率领的“美军观察组”前往延安，对八路军敌后抗战情况进行了解和观察。
当记者团和观察组先后于6月和8月到达延安时，周恩来同志正在延安述职，他经常来看望这些外国朋友，亲自安排他们采访和参观。记者团成员经过两个月的采访回到重庆后，写了许多文章和著作，介绍了他们耳闻目睹的实况，使世界人民看到了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曙光和新中国的未来。
周恩来同志对外国朋友无比诚恳、热情和关心。会见过周恩来同志的外国人士，都非常怀念他。40年代在重庆工作过的40多位美国记者和学者，于1982年在美国亚利桑那举行了一次聚会。爱泼斯坦参加了这次聚会。他感慨地说：“与会者都表示了对周恩来的爱戴和尊敬，并说周恩来当初告诉他们的话都是真理。”“的确，周恩来同志坚持原则，广交朋友，他用真理赢得了人心。”
（附图片）
1962年11月，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接见杜波依斯博士和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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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杜波依斯诞辰随想
李文云
一位诗人说过：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著名美国黑人领袖、学者杜波依斯就是虽死而仍活在人民心中的人，今年2月23日是他诞辰119周年。
美国黑人是一个历经灾难的伟大民族，但任何磨难都阻挡不了她的优秀人物的出现，杜波依斯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是率领黑色民族进行斗争的战士和领袖，是“黑人文学的奠基人”。他一生著作等身，出版了《黑色的火焰》等20多部文学、社会学和非洲史学著作。他以自己坚韧不拔的努力和非同寻常的成就证实了他所说的：“有色人种是有高度智慧的人种”、“美国黑人是地球上的伟大民族之一”。
从19世纪90年代起，杜波依斯就投身于美国和非洲黑人的解放运动。在斗争中他认识到，种族主义的思想与实践是世界性的，美国黑人的解放斗争是全世界有色人种反剥削和反压迫斗争的一部分，而世界有色人种的解放与全世界劳动阶级的解放又是分不开的。杜波依斯不仅一直站在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斗争的前列，而且致力于黑非洲的独立和解放，成为“泛非主义”创始人之一，被誉为“非洲独立之父”。
杜波依斯对中国人民怀着诚挚的友情。他曾三度访问中国，并在北京度过了他91岁生日。郭沫若同志亲书寿联赞曰：“替有色种族增光铁中铮铮钦此老 为世界和平努力东风习习寿期颐”。中国之行使他更多地了解了社会主义，从而超脱了自身，站在一个能使眼界更开阔的高处。1961年，老人在93岁高龄时加入美国共产党。
杜波依斯83岁时还曾镣铐加身，饱受铁窗之苦，94岁时被迫放弃美国国籍，客居他乡。老人的经历告诉世人，美国黑人争取平等、权益的斗争是长期的、艰巨的。
在杜波依斯之后，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壮志未酬，就被种族主义暴力夺去生命。如今，美国人民花费了18年时间才争取到的马丁·路德·金全国纪念日，居然还有十个州拒绝承认。近年来，美国黑人的政治地位得到了一定改善，黑人在各级政府机构任职的人数略有增加。但按人口比例来看，这些改善微不足道，在一些决策机构中，黑人仍难涉足，至今还没有一位黑人参议员和黑人州长。美国黑人的经济状况则更不容乐观。至今仍有30％的黑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黑人失业率仍是白人的3倍。
更令人不安的是，现在美国国内的种族歧视有再度抬头的趋势。从1980年迈阿密城黑人惨遭枪杀到去年底纽约霍华德滩黑人青年死于非命，都是不能无视的现实。
但世界总是要进步的。杜波依斯的著作还在出版，他的预言、他的告诫还在回响，杜波依斯精神将继续鼓舞美国黑人为争取平等进步不断斗争。这是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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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少说多听有益健康
李涛
美国一项新的研究表明，人们的说话、听讲与饮食和锻炼一样，对健康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几年前有一个高血压患者来到马里南医学院高血压治疗中心就医，医务人员使用新型医用计算机对他进行了测试，发现每当他讲话时，血压就升高。尽管他所谈的多数都是一些不伤脑筋的事。
这个发现引起了研究人员的兴趣，他们对其他正常人进行了测试，结果也一样。他们又对38名聋哑人作了测试。每当他们打手势时，血压也升高了。这就给高血压病人的养生之道又增加了一项内容。研究表明：他们应该有意识地和亲人保持适当平静，尽量减少使他们心情激动的谈话。
正常人谈话引起的血压增高，是由“听话”对体内的降压作用来调节的，这种调剂功能是高血压病人所不具备的。他们紧张，又不注意倾听别人谈话，所以血压降不下来。
用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就能解释听话的好处：一条狗听到喂食的信号或看到给它的食物时，就会安静下来。科学家发现，静下来的狗的心跳减慢了。
人体的反应也一样，安静降低血压。研究人员就人进行朗读、凝视墙壁、观看金鱼时的血压分别作了对比。结果发现，朗读时血压最高，凝视墙壁次之，观看金鱼最低。所以听别人讲话或者平静地注视外界都有助于降低血压。
交谈时怎样才能使血压不升高呢？最好的办法是谈话时呼吸均匀，说和听交替进行。高血压患者在交流时更应该轻松自若，这样才有助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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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身超级保险
罗晋标
西方国家的保险业五花八门，兴旺发达，而人身“超级”保险的生意更是奇特到耸人听闻的地步。
报载，一位意大利电影女明星在《不幸的女人》一片中饰演女主角时，制片商为她的两条腿保险十亿里拉（约合八十万美元）；与此同时，女演员本人又为其胸部保险十亿里拉。她为此须每半年交付保险费五百万里拉。
美国《蓝色天使》一片中的女演员马林·迪特里希曾为其双腿和臀部保险二十万美元，其条件也很特别：只有在她穿上丝绸或尼龙的长袜时，这项保险才能有效。意大利女演员维尔娜·利西在美国拍电影片时，她的人身保险价格之高，使保险公司几乎不敢让她走动，她在整个拍片期间就象“被关起来的人质”一样。
英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马丽亚·卡拉斯曾在伦敦洛伊德保险公司为其嗓子保险。该公司为此专门请了一位音乐专家和一位喉科专家，听她所录的唱片，分析她在各场演唱之间的差别，然后才同意签订这项保险合同，并规定：卡拉斯外出时必须带上保护嗓子的围脖。
然而，据罗马的广告人员透露，许多人身超级保险的消息是假的。他本人过去就编造过这类惊人的消息，目的是提高票房利润，且其结果“总是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