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余怡云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竭力散布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怀疑，把建设社会主义说成“空洞无物的幻想”，他们这样说，并不是要对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作理论上的探讨，而是希望中国“全盘西化”。
任何一个尊重事实的人都会看到，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三中全会后的八年，是建国迄今最好的时期。三中全会以来的成就可以举出很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开始找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诚然，在1956年以后，党就提出要正确对待别国经验，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但是，这种探索仅仅是局部的，特别是后来指导思想上越来越“左”，这种探索当然难以继续下去。正式提出并真正开辟这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经过拨乱反正，我们党认真总结了三十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对我国国情的认识都大大深化了，这才有可能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就是不断开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明确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国营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的长期并存；坚持共同富裕，同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坚持按劳分配，在农村和城市推行以承包为主的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作为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明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把培育“四有”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凡此种种，都体现出中国式社会主义的特色。而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靠的是两条：一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条是改革、开放、搞活。
八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条路是可行的，是正确的。生产发展了，经济搞活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更充分地表现出来，人们对未来满怀希望，把自己的命运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途更紧密地联系起来。用邓小平同志的话来说，“我们现在的路子走对了，人民高兴，我们也有信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决不是“空洞无物的幻想”，而是神州大地上活生生的现实，是十亿人民的伟大实践。
当然，现在若要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给一份完备的答案，那是谁也作不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是谁在头脑中先有一个现成的蓝图，而是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探索和实践的结果。如果不是群众的创造，怎么会产生农村承包责任制这样一种好的形式？我们走这条路毕竟才八年时间，有一些东西明确了，有一些还在探索中。但是整个说来，方向是明确的，大的框架也有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随着全面改革的展开和深入，中国式社会主义的鲜明特色将日益充分地呈现在世界面前。从十二大文件，到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到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国式社会主义的面貌越来越清晰，就是一个明证。
中国是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国情。中国的事情只有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只有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才办得成、办得好。革命是这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是这样。要不要学习和借鉴外国的经验呢？当然需要。我们不但要学习和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而且要学习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经济行政管理经验和其他有益的文化，但是决不能不加分析地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和模式。过去我们曾在经济体制方面过多地搬用某种外国模式，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今天要是如某些人鼓吹的那样，实行“全盘西化”，即从政治到经济到文化的资本主义化，那只能是历史的倒退。
中国人民是富于创造精神的。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的指导下，立足于本国的实际，走自己的道路，一定可以把中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第5版(理论)
专栏：
流动资产积累及平衡问题
田椿生
积累的畸形分配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积累，作为年生产物扣除当年消费以后社会增加的物质财富，从来都是包括固定资产积累和流动资产积累的，而且两者有着客观的相对稳定的比例。这一经济工作应当遵循的准则，在我国却往往没有处理好。自1983年下半年流动资金由原来财政、银行分口管理改为银行一口管理以后，在积累的安排上，就出现千家万户搞固定资产投资、不相应追加流动资金的反常情况。无论是国家安排的投资，还是地方、部门、企业用自筹资金搞的投资，以及建设银行发放的投资贷款，都是只用于固定资产积累，而不用于或很少用于流动资产积累。流动资金绝大部分由银行运用信用资金解决。积累的这种畸形分配和不协调的投资结构给国民经济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一、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无法控制。一定时期内的社会资金总量是一定的，把本来应该分配搞流动资金的钱去搞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无疑会失去控制而大大膨胀起来。
二、迫使银行超投放。这是把流动资金基本上甩给银行一家去解决的必然结果。1984、1985年，银行流动资金贷款都在七百亿元以上，1986年的数字还要大。连续几年流动资金贷款超过信贷资金承受能力，银行只能投放过量货币（包括现金货币和存款货币）。这是影响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影响物价和市场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影响生产和商品流通，妨碍投资效果的发挥。一些项目建成以后，因无流动资金而不能投产发挥效益；生产和商品流通因缺乏流动资金而周转不灵。1986年一季度生产速度大大减缓，原因之一即在于此。
解决这个问题要做很多工作，而解决对流动资金性质的片面认识，乃是至关重要的。
流动资金是长期资金，不是短期资金
我国历来把流动资金看作短期资金，把固定资金看作长期资金，这是流动资金归口银行管理（实际上变为一口供应）的理论依据。
流动资金周转一次，一般只需要几天、几十天，而固定资金周转一次则要几年，长则几十年。用周转时间长短来划分，如果是为了阐明资金周转的不同性质和促进资金周转速度加快，那是可以的。但资金周转快慢同从资金分配角度来看的资金占用时间长短，并不是完全相同的经济概念。决不能因为流动资金周转快，就认为占用时间短，简单地说它可以用有借有还为基本条件的银行信用资金去解决。
资金，是再生产过程的价值垫支。社会生产和流通要连续不断地进行，资金包括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就要被长期束缚（占用）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之中而不能被解脱。垫支于劳动对象的流动资金，随着货币资金转化为原材料、燃料等，流动资金进入储备形态；随着原材料、燃料等投入生产，储备形态的流动资金转化为生产形态；又随着生产过程的结束，流动资金由生产形态转化为成品形态；最后，通过销售又转化为货币资金，再继续下一次的资金循环。这是资金在三个循环阶段运动的继起性。在各个循环阶段继起的同时，资金在各个循环阶段又具有并存性。即不论任何时候，资金在各个循环阶段都要同时并存而不是有你无我。和流动资金相对应的物资，也同样被束缚在生产流通过程之中，尽管物资是不断更迭的，但总有一定数量的物资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积淀，这部分物资占用的资金是长期的。
当然，流动资金在循环周转过程中，会出现暂时的货币沉淀。这种间歇货币，只是待支付前的短暂滞留，待到支付日期到来，它就要被支付出去。
所以，从资金的占用角度而言，流动资金同固定资金都是长期资金而不是一短一长。只有改变对流动资金认识的模糊观念，树立新的正确的观念，才能改变积累分配畸形、投资结构不合理的状况。
长期资金要有长期资金来源
流动资金既然是长期资金而不是短期资金，就应当取得长期资金来源，而不能运用短期资金去满足它。这是因为，由长期资金分配所形成的资金占用和物资占用，尽管它们通过不断的周转，资金重复为多次购买力，物资也经历不断的更新和流通，但它们使用的用途是既定的（当然也可以改变），更重要的是，它们占用的数额是既定的，绝不能抽走去从事其他的购买和流通。一个棉纺织厂储备一千担棉花，这一千担棉花和相应的资金就被束缚在工厂里而不能解脱，尽管随着棉花的不断投入生产和不断购买补进，货币和物资在不断流通着周转着，但社会对这一千担棉花和其相应的资金就不能再作为其他用途去安排和使用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是用长期资金而是用短期资金去解决，就会由于短期资金所具有的多次的和不同用途的购买力，造成银行货币投放过量，冲击商品市场，使物资供求和货币流通失去平衡。
现在有人主张，谁安排固定资产投资就由谁安排流动资金，以改变两种积累被严重扭曲的状况。这个办法好处是分工明确，易于执行，也有利于扭转企业流动资金占用贷款过多的现状。从长远看，由于社会上各个投资主体可提供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产投资的数量比例不相同，（例如现在的情况是，固定资产投资中由国家投资和地区、部门、企业自筹投资占的比重达80％以上，银行的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只占全部投资的百分之十几。）如果执行流动资金相应安排的原则，必然会产生国家资金和自筹投资中流动资金来源不足，而银行信贷资金有余的不平衡结果。
要求得各层次固定资产投资同流动资产投资的大体平衡，关键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长短期资金来源与运用的平衡。我国可用于长期资金的来源主要有（利用外资不计）：个人入股、购买债券；企业税后留利、折旧基金；地区、部门自筹资金；财政集中可用于积累的资金；银行再分配，包括银行的经济发行、银行的自有资金，银行吸收各种存款的稳定余额。在这些资金中，除了银行吸收的各种存款稳定余额外，其他都是无可争议的长期资金。存款稳定余额之所以能作为长期资金使用，这是由我国存款余额总是保持着持续稳定上升的趋势所决定的。但这不等于说存款稳定余额用于长期投资是无条件的。它应当受到以后贷款期连续用款与存款可能增长是否适应以及贷款回收是否适应新贷款增长两个因素的制约。因此，存款稳定余额用于长期的资金占用不仅要看本年度的平衡，而且要瞻前顾后，作出一个较长时期内的大体收支平衡。只有这样，才能处理好固定资产积累和流动资产积累的分配问题。
银行在流动资金贷款上多承担一些，这是同我国银行筹资能力的不断提高相适应的。但是有一个条件，即贷款一定要能够收回。目前的问题是，作为长期资金的固定资产投资贷款，规定可用税前利润、折旧等资金归还，这是有保证的。而作为“短期资金”的流动资金贷款，规定用一部分税后留利归还，事实上没有保证，常常变成有去无还。应当改变这一情况，流动资金贷款的归还更要优先于固定资产投资贷款。
总之，要取得流动资金来源与运用的平衡，必须作到长期资金来源与运用的平衡。在建立这种平衡的基础上，本着先安排流动资产投资后安排固定资产投资的原则进行合理分配（必须指出，目前流动资产占用数额过高，应当努力压缩，这是解决流动资金不足的最重要途径）。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固定资产积累和流动资产积累比例失调的状况，促进国民经济持久、协调、稳定地发展。
第5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短缺经济学》及其启示
张晓光
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内·亚诺什教授的《短缺经济学》，是一部具有鲜明特色的论著。这部著作创造性地运用经济系统论和控制论方法，以及微观经济学中的某些分析工具，对社会主义传统经济管理体制的运行机制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理论描述，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见解。这部著作自1980年出版以后，引起各国经济学界的重视。前不久，它的中文版又已同读者见面。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走向深入的今天，读一读这部著作，确实可以进一步开拓我们的改革思路。
科尔内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分析是从短缺现象入手的。他认为，制约某种体制的经济增长能力的主要因素，最能够深刻地反映这种体制运行的本质特征。在资本主义市场体制下，经济增长受需求约束；在未改革的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下，经济增长主要受资源约束。对社会主义传统体制下的长期短缺现象，以往的经济学家一般都从供给方面去解释，把短缺归之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等自然因素。但是，这种看法与事实不符，因为短缺并没有随经济发展而消失。正是这一事实，促使科尔内从全新的角度去观察和解释短缺现象。
科尔内指出，他所分析的短缺不是由于供给不足，而是由于需求失控引起的。问题的根源在于，社会经济管理体制深层的某些性质和特点，使得微观经济组织不能有效地节制自己的需求，因此造成社会产品和资源的全面持久的短缺。只要这种体制因素不改变，微观组织大量吸纳社会产品和资源的行为方式就不可能改变，从而无论供给怎么增长，都不能根本缓解短缺现象。科尔内就是沿着这样一条思路展开他的全部分析。
为揭示短缺原因，科尔内首先描述了微观经济组织，特别是企业在长期短缺条件下的行为方式。他认为，由于受到短缺压力，企业具有两种强烈的内在冲动：“数量冲动”和“扩张冲动”。它们试图通过增加产量和扩大生产能力来摆脱短缺造成的各种困难和紧张状态。在这两种内在冲动的驱使下，企业必然表现出不可遏制的“囤积倾向”和“投资饥渴”，即力图尽可能多地积存投入品和争取投资。这些行为方式交织在一起，使企业的需求不断膨胀，加剧了社会产品和资源的全面短缺。
但是，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企业需求是否膨胀，内在冲动是否强烈，“主要问题在于是否存在从相反方向发挥作用的力量，使得生产企业的经理自愿地抑制投入需求和扩张冲动”。在这里，科尔内引入了“预算约束”这个概念。所谓预算约束，指的是企业用于需求方面的支出受到其财务收入的制约。预算约束的软硬或有效与否，与经济体制的性质和特点密切相关。这样，科尔内通过预算约束这个概念，就把微观经济组织的行为方式这个表层的现象与经济体制深层的特性联系在一起了。
科尔内指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企业必须量入为出，否则就可能破产，因此，它的预算约束是硬的。但是在社会主义企业中，即使出现亏损，也无破产之虞，因此它的预算约束是软的。造成企业预算约束软化的根本原因在于高度集中的传统管理体制本身。因为在这种体制下，企业财务收支状况只能作为一种核算关系而存在，不可能有效地约束决策者的行为。在这种体制下，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都不取决于自身经营的成果，而是自动地得到国家的保证。当企业出现亏损时，国家会给予各种形式的财务资助；当企业要发展时，国家会提供无偿的投资拨款。在国家与企业这种“父子般关系”下，在这种半货币化的数量调节过程中，企业的需求不可能得到有效约束，因此，社会产品与资源的长期短缺是难以避免的。
科尔内在《短缺经济学》中虽然没有正面提出经济改革的具体建议，但是从他的分析思路来看，政策建议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既然短缺不是一个物质供给问题，那么单靠扩大产量是不能解决的。短缺也不是一种价格现象，企图通过调整比价或加强利润刺激使短缺得到克服，也是一种幻想。克服长期短缺的根本途径，只能是对传统管理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特别是割断国家与企业的那种温情脉脉的“父子关系”。这就意味着必须引进市场机制，使传统的半货币化的经济体制向完全货币化的经济体制过渡。只有这样，才能逐渐硬化企业的预算约束，进而改变企业的现有行为方式，最终有效地控制社会需求，从根本上杜绝短缺现象和与之共生的种种弊端，使经济步入良性循环与和谐增长的轨道。
科尔内在《短缺经济学》中所作的探索，特别是从微观行为约束条件上升到经济体制内在特性的逻辑思路，对我们研究中国经济运行机制具有方法论意义。经济改革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通过改变体制结构和约束机制，达到调整和重塑微观主体行为，进而使整个经济运行趋于合理化的目的。这就要求把对现实运行机制的研究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而这种研究过去一直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科尔内在这方面所作的开拓性工作，对探索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体系，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为我们思考中国经济改革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支点。但是，在联系中国实践时，必须注意科尔内模式据以建立的东欧国家与我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幅员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我国目前尚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发展阶段，我们不仅存在体制性短缺，而且还大量存在经济落后引起的短缺。因此，我们面临的问题要比东欧国家复杂得多。
从广义上讲，任何社会主义国家都要经历从低级向高级阶段的发展过程，因此面临物质性短缺是不可避免的。关键问题在于，不要使初期的物质性短缺转变为长期的体制性短缺。这就要求我们解决好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准确地把握体制改革的时机，及时完成体制转轨的任务。此外，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在描述体制运行机制和设计改革方案时，会更多地遇到区域关系和多层控制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在吸取国外研究成果的同时，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创造性地加以解决。
第5版(理论)
专栏：
对“短缺”的探索
不久以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会举行了亚诺什·科尔内所著《短缺经济学》讨论会。会上着重讨论了该书的经济思想、分析方法以及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启示作用。
有人认为，《短缺经济学》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创新。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象科尔内这样对传统的社会主义运行机理作出如此系统和深刻的理论描述。
物质资源供应相对于需求的短缺，是科尔内理论体系中最基本的概念，是社会主义传统经济体制下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短缺不仅含有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意义，更重要的是指微观供求不协调的状况。传统体制下企业软预算约束是造成短缺的制度上的原因。在软预算约束的条件下，企业总是希望争得更多的投资，囤积更多的原料，以保证本企业的生产。这些行为使生产资料的供应处于长期紧张和短缺的状况。生产资料的短缺又传导到消费品生产部门，从而引起消费品的短缺。短缺由传统体制形成，短缺又进一步加强了其运行的不合理性。有人进一步分析说，短缺可以分为绝对短缺和相对短缺。绝对短缺一般和现实经济活动关系不大，主要由自然的和历史的原因形成；相对短缺则主要由现实经济活动形成，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造成结构性短缺，体制的弊端造成体制性短缺。科尔内的分析集中于体制性短缺，因此还没有全面地说明现实经济中的短缺现象。
在讨论《短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时，不少人认为，科尔内探索了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新方法。他侧重于实证分析，从现实的经济活动出发，而不是从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出发。他努力揭示社会主义经济实际运行的机理和方式，而不是告诉我们希望它如何运行。与实证分析相联系的是非瓦尔拉斯均衡的分析方法，承认现实经济条件与理想状态之间存在着系统偏离，寻求这种状态自我维持、不断再生的原因，并说明它同各种摩擦因素、制度条件、经济机制和经济当事人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科尔内的这种分析方法，对于改变我们局限于规范和均衡研究的方法具有借鉴意义。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短缺经济学》虽然不是以中国的经济体制为分析对象，但它的分析对于了解我国传统体制的弊端，进而找出改革的途径，很有启发意义。有的人指出，短缺的直接原因是企业软预算约束，而软预算约束则起因于传统的体制。在传统的体制中，国家和企业的关系类似“父子关系”，因此要从根本上结束短缺，就要对这种传统的体制进行必要的改革。同时，在传统的经济体制中，价格并不反映资源和产品相对稀缺程度的变化，起决定作用的倒是“非价格信号”。因此，在市场机制不健全的状况下，企图仅仅通过价格改革理顺经济关系，不但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相反会引起通货膨胀，增加改革的难度。当然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有许多自己的特殊情况，改革中面临的种种难题，不可能在科尔内的分析中找到现成的答案。
（姜渭渔 洪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