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学作品)
专栏：
红光照亮田野〔报告文学〕
乔迈
他的祖先曾被叫作“黔首”和“黎民”，翻成现代汉语，意思就是“黑面人”，江南有管他们叫“红脚杆”的，河北省有称“泥腿子”的，而在我们山海关外，他和他的乡亲又获得了一个谑称曰“屯老二”。“屯”者，村落也，“洋”的反义土也；“老二”者，工农兵中排行居次也。前几年，有一首无名氏们集体创作的顺口溜，单道这“屯老二”的可爱处，其词曰：“屯老二进城，穿一身趟绒，肩搭麻袋，腰扎草绳，先进饭店，后上剃头棚，脑瓜子剃锃亮，眼珠子喝通红，买根冰棍儿，不知道找零，看场电影，叫不出啥名，挨个电炮，说不清哪儿疼。要问啥时候再进城？等到来年分红。”这篇民间文学作品流传甚广，妇孺皆知，城里人笑着说，乡下人乐着讲，他也并不讳言——大家仿佛一致认定了：这肖像画得大致不差。是啊，自从传说中的上古之神——神农氏发明种植五谷以养烝民至今，我们的农民千百年来不走样地掘土而食，结茅而居，一身土气，满脸晦色，从未离开过土地半步，现代生活仿佛和他们不相干，岂止不相干，那简直是格格不入。
但是曾几何时，几乎是一觉醒来便羽化而成仙，他和他的乡亲们变了，中国农民变了，变化之快之神奇，令人眼花缭乱，难以置信。现代世界惊诧地瞩望着现代中国，想探寻那变化之谜，但当这谜底揭开的时候，人们却又发现，原来它竟如此简单，平常，顺理成章，毫无不可思议处。
艰难的一步
吉林红嘴子地面有一座黄土山，多年来以它的雄浑和永恒的神秘而成为本地的象征。早年的一个传说讲，此山在某一个时候曾经红光迸现，远远望去，好象女人鲜艳的嘴唇。老人们说，那是关心人间疾苦的圣母的现身法像，因此，那一年的年成特别好——本地也因而得名。时光运转，古老的传说已鲜为人知，只有红嘴子作为地名流传了下来，以及伴随着它的无边的贫困。
到卢志民这一代，年轻的红嘴子人已经不再知道那个传说，即使偶尔听到有人讲起，他们眼睛里也不再有老辈人那般虔诚祈盼的光彩闪耀。
作为农民的儿子，卢志民从懂事那天开始，最难忘的和最难忍受的，就是农村的日子既穷且苦。虽说解放以后农民在政治上翻了身，但是，当他们的经济发展仍然处于社会水平线以下的时候，“人敬有的，狗咬丑的”这个古老谚语就依旧反映出某种世态人情。
卢志民到四平市上中学，生活在一大群城市同学中间，这就使他有了一个新的机会体验由于家乡破败所带来的自身的卑微。每天午饭时候，他总是和同村来的伙伴、也是后来他带领红嘴子乡亲艰苦创业的助手刘洪义、卢宪臣等几个人挤在墙角，伴着愤懑、痛苦和强烈的自卑感，吞咽永不换样的包米饼子、咸黄瓜和腌茄子。有一个留级生常嘲弄他，管他们叫“二迷糊”。卢志民忍无可忍，终于抄起炉钩子揎了那个同学一顿。这一顿揎，把学校内定的他的校学生会副主席位置打掉了，班主任老师很惋惜。他认了错，但内心的不平与日俱增，并且由此植入了他决心改变家乡面貌的种子。
不要责怪这起点太低吧。卢志民当时只是一个未尝经事的少年，他所能看到的也只是红嘴子这一小块天地。他的成长，他的成熟，还要靠世事的磨练，靠党为他点燃心头的明灯。而这一切条件当时都不具备。因此，当1970年，饥无食、寒无衣的红嘴子二队社员一致推举二十一岁的卢志民做生产队长，并请他在社员大会上发表就职演说的时候，他望着一个个衣衫褴褛的身影，一双双热切期待的眼睛，顿时感到喉咙哽塞，热血上冲，喊了一声“父老乡亲们……”便泪如雨下。
他决心让他领导下的红嘴子二队农民过上新的日子，但他显然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他当时尚不懂得：就算是一支响箭吧，他也只有被放到大时代的弯弓之上才能鸣镝疾飞，否则便只有锈死。而“文革”阴影笼罩下的中国，农村经济起飞的曙光并没有在地平线上出现。一个小小的生产队长，他空有满腔抱负，又到哪里去施展呢？
在“学大寨”的绳索重重捆缚中，卢志民悄悄搞了一点有利于社员休养生息、发展生产的措施，这样，到1975年，红嘴子二队在人均收入和卖商品粮两个方面，都占了全公社的第一名。然而，上边派来的工作队的结论却是：“全公社年龄最小的生产队长是卢志民，走资本主义道路最起劲的生产队长也是卢志民。”他十次填写入党志愿书，十次都因这样的“罪名”被挡在党的大门之外，还被关到“学习班”里一百多天。
难得的是，卢志民始终没有丧失信心，他一直在执拗地期待着，就象一匹年轻的、膂力充足的骏马期待着驰骋原野的日子。
这样的机遇终于到来了，这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展示给中国人民的光明前景。全会公报把“积极发展社队工副业”作为一把脱贫致富的金钥匙交给了农民，一下子扩展了他的眼界。
卢志民没有错过时机，他大胆启用被称为“关里来的小盲流”、读过中等技术学校的河北人张玉佳为工业副队长，交给他一百元钱，兴办铸造厂。
“这是我们能拿出来的全部投资了，”卢志民苦笑着说，“但是你的厂子今年要拿出三万元产值来。老张，别怪我心狠，咱们需要这笔钱，我知道你能办到。”
张玉佳没有讨价还价。他知道，卢志民当然了解，光是建一座冲天炉，按照常规，也得一万五千元。区区一百元投资能干什么呢？象征而已。但它象征的是一种决心，正是这种决心感动了他，鼓舞着他，他感到自己也浑身是劲了。
我们的农村藏龙卧虎，一旦有了党的好政策，农民们的潜能就会极大地发挥出来。张玉佳和他带领的一群人，硬是一点一滴，拼拼凑凑，靠艰苦奋斗，靠农民式的勤俭精神，蜜蜂筑巢一样建设着他们的铸造厂，也是未来新红嘴子壮丽大厦的第一块基石。他们的冲天炉是收集社员家的废旧铁板和钢板焊成的，鼓风机是从四平一家工厂废品堆捡来的，厂房是队里一座破旧草棚改建的，虽然简陋，然而一切尽合规范。
两个月后，红嘴子第一座冲天炉点火了，红光照亮了夜空，天地都变得辉煌。最辉煌的是人。全队男女老少齐聚拢来，仿佛参加一场新的革命进军起步仪式。但是，当通红的铁水飞溅时，刚刚组建不久的炼铁队伍——十几个虎虎有生气的小青年，竟相对失色，无一人敢于近前，只把握惯了锄杠的大手使劲搓着，仿佛铁水正烫着他们的掌心。见此情景，卢志民挽起袖子，对他的朋友说：“老张，来，咱俩抬这第一包！……”他大步走上去了。小青年们看着他们的队长，又相互看一眼，就也呐喊着冲上去了。
苍茫田野上，红嘴子有史以来第一批亦农亦工的新人就这样迈出了艰难而决定性的一步。
企业振兴之本
这一年，铸造厂赢得产值七万二千元，加上刘洪义领导的基建包工队和卢志民亲自抓的农田收入，总计达到二十五万元，将及三中全会前一年的五倍。这个数字同后来的发展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它坚定了卢志民的信心，转年，他就要采取更加大胆的发展步骤了。
卢志民打起了本地那座黄土山的主意。他认为，随着党的改革路线贯彻实行，城乡都在大建设中，脚手架如林处，红砖越来越成为抢手货，他要利用这不要钱的资源，点土成金，既支援了城乡的建设，又为自己发展积累了资金，或许这才是圣母现身的启示呢。
卢志民想到这里，不禁兴致勃勃，但是他没有料到，他竟会为此而碰钉子。有一次，卢志民他们慕名到一家名声很响的大厂去拜访，取经，该厂厂长先是不愿接待，后来听说来的是几个农民，就破格让他们进了办公室，然而屁股也不抬，座位也不让，青秫秸——他们给戳起来了。
卢志民很有耐心，恭恭敬敬地站着，宛如一个小学生。他的伙伴们见一把手这个样子，心里虽然有气，但也只好陪着。
呆了半天，那位厂长才一边做着自己的事，一边慢慢问：“你们……想烧砖？”
卢志民见人家好歹开了金口，便喜不自胜，赶紧趋前回答：“是，是，我们想——”
“砖怎么烧，你们懂吗？”厂长斜了下眼睛。
“就是不懂，才——”卢志民又赶紧回答。
“机器坏了怎么修，知道吗？”
“不知道……”
人家放下手里的东西，哈哈大笑，笑够了才说：“这也不懂，那也不知道，你们干啥来啦？砖厂不是你们办得了的，回去吧，能干点啥就干点啥，年轻人，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他们被赶出去了，经没取到手，还被斥为“癞蛤蟆”，几个人愤愤不平，卢志民咬牙说：“这也好。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层皮。咱们干，二年后，不让他上咱红嘴子学习，我不姓卢！”
他终归是农民的儿子，说出话来就带有强烈的“农民意识”，但如果我们把这看成一种志气，则由这志气转化成的力量就会创造奇迹。我们这里至今仍有些农民抱残守缺，不思改变，挣脱不了穷神的枷锁，缺少的就是这样的“意识”吧。
他们很快统一了思想。刘洪义被任命为未来的砖厂厂长，卢宪臣为副厂长。他们带领社员展开了极其艰苦的修窑战斗。按照通常做法，建一座象样的大砖厂，一般要一年铺底，二年捞本，三年才能赢利。搞不好还永远不会赢利，这样的砖厂不在少数。别人可以这么干，红嘴子人干不起。他们没有“大锅饭”可吃，手里也并未端着“铁饭碗”，上边不给他们投资，也没有人管统购包销。从决定办企业那天开始，他们就独立面对着充满竞争的市场。发人深思的是，虽然是农民，但他们的商品经济意识并不弱，对投资风险的理解也仿佛无师自通，因而非常重视效率和效益。
工程一旦开始，他们便争分夺秒，锱铢必较，那种没完没了、总也搞不完的“胡子工程”，不断追加预算的“钱海战术”，在他们这里决然不会出现。他们也没有相沿成习、四平八稳的工作方式。有一次正赶上要往窑坑填土，土方量很大，工期又紧，他们没有钱雇人干，也没有办法请兄弟单位派机械支援，他们的唯一办法就是号召社员义务献工。那时，上至队长，下至每一个社员，凡是能出把力气的都赶去了，他们挑灯夜战，也不问奖金可有也无？每一分钟都是他们自己的，每一分钱投资都和他们息息相关，他们真正称得上是企业的主人——或许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国的“小生产者”能够对“大生产者”正在或将要进行的改革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吧。
很短的时间内，在四平地区名列前茅的拥有三十八门大窑的机砖厂巍然立起，当年就见效益。外地来的一位老窑工目睹了全过程，他感慨地对当时红嘴子所在公社的书记、现任四平市长郭永德同志说：“我修了一辈子窑，没见过红嘴子年轻人这种干法。”郭永德同志在这里召集了有各生产队长参加的现场会，他含笑指点，说：“什么是奇迹？这就是奇迹……”
消息传出去，原先不肯向红嘴子人传授技艺的那家大制砖厂的厂长惊愕不止，他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就坐了车来看。他把车远远地停在青纱帐后边，自己装作过路人，似看不看地绕着大窑走了一圈，就匆匆离去——他担心被那几个他冷落过的年轻人发现了，遭致报复。
报复的事不会发生，但竞争不可避免。竞争会带来经营活力，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的改善。大家一团和气、你好我好的传统做法，从微观角度看是惬意的，但就宏观经济发展而言，却很不利。我国经济改革的内容之一就是鼓励企业之间进行社会主义竞争。既有竞争，就有胜者和负者。低成本、高质量的红嘴子红砖一旦进入四平建筑市场，那家大厂在该市制砖行业中的霸主地位便发生了动摇。用红嘴子制砖厂厂长刘洪义的形象说法，他们和那家大厂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哪处工地有该厂的砖，红嘴子砖就也出现在哪里。条件是相同的，机会是均等的，市场规律绝无偏私，用户是裁判员。逐楼逐街地争夺，经济战也不亚于真的战争，只是没有刀光血影——我们毕竟是社会主义国家，大家的总目标都是一个。几次反复之后，那家大砖厂到底被挤了出去。四平市建筑公司的一位领导同志说：“如今领导四平红砖市场新潮流的是红嘴子。”
那位遭到败绩的厂长这时果然屈尊前来拜访，还请刘、卢二位和卢志民吃饭。人家毕竟年岁大些，心胸也开阔，他对人讲：“说起烧砖，我谁也不服，就服红嘴子那帮愣小子！……”
如果说，卢志民他们在砖厂的兴建和市场争夺中，显示了在党的政策指引下农民们潜抑甚久的智慧和才干，那么，他们在从事这一壮举中爱惜人才、尊重知识的做法，就更引人注目。
兴建如此规模的机砖厂，他们本来并不具备相应的技术条件，单是那成套的制砖机，他们就既无资金购买，也没有能人会造。
但是他们有诚心，会使金石为开，能叫上帝感动。他们请来了一位能人。那是一位老钳工，姓王名振民，当年六十岁。王老师傅没什么学历，但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且生有一双粗大的巧手，一般的机器，只要让他看过一遍，他就能画出图样，还可以亲手把它造出来。卢志民以队长、晚辈和最恭谨的学生的身份去请他，对他说：“王师傅，这套制砖机，关系到红嘴子几百口人的命运，你老人家得出山！”卢志民又说：“你的晚年，我们红嘴子包下啦。”
王振民果然给红嘴子造出了制砖机。后来又为他们兴办的各种工厂造出了一批又一批机器。卢志民不止一次在社员大会上讲：“到王老师傅动弹不了那一天，我们每月也要给他开二百元工资！”红嘴子厂虽是农民企业，但也有严格的岗位责任制，不过对王振民，他们另有规定：可以晚来，可以早走，也可以不来，有事情需要商量时，到他家里去请教——这样一来，王振民反而每天准时上下班，决不耽搁一分钟。当红嘴子由生产队变成公司以后，卢志民请王振民进了核心领导班子，还在办公大楼里为他特辟了一间办公室，写字台、沙发一应俱全，虽然这位工人出身的老师傅极少到这里办公。“老王师傅是红嘴子重视人才的象征，”卢志民对伙伴们说，“我们要发展，需要大量人才，别的能人要来，会先看到老王头。”
卢志民的话果然应验了。后来他们兴建年产能力为二万吨的啤酒厂，全部工期只用了八个半月，比别人少二年零一个月。谈起这一点，红嘴子啤酒厂厂长卢宪臣就露出自豪的微笑。他值得自豪的地方还在于，他竟有办法请来了一位年轻的酿酒专家作副厂长。就连以生产雪花牌啤酒名扬海内外的沈阳啤酒厂也被他们感动，派了工程师和技术工人来，与他们合作生产啤酒。在张玉佳领导的风机厂里，从车间主任到工长、技术员和熟练工人，也都是这样延聘来的。
“人才是企业振兴之本”，红嘴子人掌握这样的观念毫无困难。万里副总理有一次讲到：农民最懂得科学技术人才的重要性，他们把这样的人才叫作“财神爷”。
有了党的好政策，有了艰苦创业的精神，又有“财神爷”，他们的事业能不兴旺发达吗？
志存高远
1984年5月15日，红嘴子生产队获得了一个新的名称：红嘴农工商联合公司。红嘴子农民也从此有了一个新的称呼：职工。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改变。
如果从奴隶社会式微和封建社会形成的春秋战国时期算起，中国农民和农村已经存在了二千六七百年。关东地区开发较晚，但至少也有千年以上历史。本地农民一直期待着改变他们自己，如今实现了这个改变。由卢志民提议，公司职工大会通过，定每年5月15日为红嘴子“公司节”——我更愿意把它视作“中国新世纪农民节”。
第一届“公司节”庆典，在宏伟的四平市人民剧场举行。那天，盛装的红嘴子农民喜气洋洋地走上了城市的大街。问城市，可还记得眼前这些人吗？你们对他们原很熟悉，现在是否感到陌生了呢？是的，那是他们。没有等到秋后分红，他们就又进城来了。城市——你们饭店，理发馆，卖冰棍儿的，放电影的……请以新的目光迎候他们吧！不过，他们不一定去光顾了。凡城市有的他们现在皆有，或许比城市的还要好些。
作为经理，卢志民现在领导着四平地区最大的制砖厂和制砖机厂，加上规模可观的轧钢厂，他们每五天生产的红砖和钢材，要五百辆“解放”牌汽车才能拉走。又每五天制造的制砖设备，足够武装一家新的制砖厂。他属下的啤酒厂，年生产能力为本地最大国营啤酒厂的二倍，而那家工厂职工人数恰好是红嘴子啤酒厂的二倍。整个公司固定资产高达三千万元，仅1986年所获利润即达四百余万元，人均占有约合六千元——如果我们考虑到党中央确定的本世纪末我国社会要达到小康标准、即人均收入八百至一千美元（约合人民币三千多元）的目标，则我们对红嘴子农民取得的成就，就会留下更深的印象。
现在，红嘴子人实行的是月工资制，老农们高兴地称之为“一月一丰收”。他们喝的是自来水，烧的是液化气罐，孩子免费入托，适龄儿童免费上学，考取高等学校的有奖学金。公司对成年人实行文化补习和技术培训制度，一幢二千多平方米的科教大楼早拔地而起。这儿曾经是“耍钱窝”，愈穷愈赌，愈赌愈穷，如此恶性循环了上百年，现在他们富了，赌风反而禁绝了，除了逢年过节，屯里就是打扑克的也很少见，这种现象，被市里视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奇观。这儿又曾经是“光棍屯”，1977年卢志民第二次上任当队长的时候，屯里尚有三分之一的小伙子和老小伙子喜欢唱有名的东北二人转段子《光棍哭妻》，但到去年，本地最后一名鳏夫、六十五岁的老王头与外地一位寡妇喜结桑榆之好，为此，公司给他们盖了三间大瓦房，卢志民还亲自担任婚事主持人。这件事轰动了远近四方。有人把它看作红嘴子生活富裕的象征，卢志民的想法却更深沉，他认为老王头多年鳏居，现在能够日照晚年，说明本地农民的心理观念正在发生变化，要知道，他和他新婚的妻子都是儿女成群的老人了，然而，儿女们和屯邻们都是以高兴的心情接受了这件事的。归根结底，我们建设新生活，不只是为了将来，也是为了现在——让所有的人都获得幸福！如今，红嘴子的青年男女向往城市和流向外地的现象一去不复返了。青山与高楼比肩，绿野共花坛相映，初来乍到的远方朋友见此情景心上疑惑：这儿是城市化的乡村，还是乡村风格的城市？……朋友，你怎样认为都不妨事，反正这儿是中国——我们新中国的一个小角落。
尤其引人入胜的是，红嘴子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全部收入中，农业比例已由原来的100％降为1％，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也只占全部劳力的18％，逼近了发达国家的水准。但就是这18％，生产的农产品却比原来的100％生产的还要多些。公司重视农业，历代祖先赖以生存的土地始终和他们千丝万缕地联系在一起，尽管工商副业生产千头万绪，但农业生产始终由一把手卢志民亲自抓。他们不惜拨出大量资金扶持农业，使播种、中耕和运输全部实现了机械化，从事农业的职工工资也比其他行业的高。除了高粱、大豆和水稻种植以外，他们每年要向城市供应二千五百万斤各类蔬菜，而且全部售给蔬菜公司，决不高价卖出，虽然数量不大，但为稳定、平抑蔬菜市场价格，尽了心意。他们还承担了为省、市蔬菜公司提供良种的任务，仅最近两年，就交出了一万五千余斤。他们培育的四平小桃柿子新品种，获吉林省种子公司授予的科技成果奖。
富裕起来的红嘴子人没有忘记还在与贫穷搏斗的左邻右舍，公司在发展中，不仅为本地、也为其他村、乡解决着剩余劳力和致富问题，单据邻近两个乡的统计，每年被他们吸收来的四百名工人带走的工资就有五十万元左右。他们还为城里安排知青六十余人，另有三百多人是从较远地方招来的，公司都和他们订有长期的或季节性合同。目前公司所属各厂里，外来职工已是本地职工的二倍。1986年夏天，东辽河流域大雨成灾，几个乡被淹。公司对远在一方的受灾乡亲牵肠挂肚，他们自动拨出专款，买了大量救灾物质，由卢志民亲自带队，分乘四辆大汽车前往灾区。当地领导同志见他们辛苦远来，定要留他们吃饭，哪知卢志民他们出发之前已准备了面包和汽水，不肯给人家添麻烦。当地同志过意不去，说路远迢迢，天又凉了，绝不能让红嘴子客人吃冷饭。却之不恭，他们吃了一顿便饭，临行时，卢志民拿出一千元现款，郑重地说：“你们这里人虽受了灾，志气没有减，我们这趟没白来，学到了你们的精神，我们要居安思危，居富思贫，这点钱不算伙食费，算我们交的学费，请你们收下。”
能说出这样话的还是从前那些只是掘土而食、结茅而居的农民吗？还是那个混合着自尊心和自卑感的农民的儿子吗？不，从前他们穷且益坚，如今他们富而不忘根本，身在农村，志存高远，脚踏泥土，不为泥土所束缚，利用大时代提供的宽广舞台，创造有声有色的事业，他们已经超越了自我。
红嘴子农民的奋斗在山海关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东北经济报》称誉他们为“东北乡村企业的明星”，他们的榜样越来越有吸引力，广大农民无疑从中受到鼓舞：红嘴子做得到的，他们也能做得到。四平市的一位领导同志说得好，如果有一半农村变成红嘴子，我们国家的落后面貌就会彻底改观。
中国新世纪农民之车在历史的烟尘中隆隆驶来，一路上云封雾锁，关山万重，然而它矢志不移，锐意向前，几年胜过了几千年。趋势是不可阻挡的，我们从温州、苏南、山东西关村、天津大邱庄等先进农村看到了这种端倪，东北红嘴子又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
看吧：从青纱帐里冉冉升起的太阳必将灿烂于中国现代化的天空。
（附图片）
纪清远 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