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2月5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副刊)
专栏:

架起理解之桥
郭建模
春节前夕,寒风凛冽。政协礼堂的会议室里,春暖融融。《三月风》杂志社举办的散文征文发奖会,正在这里举行。
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征文活动。1985年底,《三月风》杂志以“让我们互相理解”为题,发出了散文征文启事。启事中说:“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大家庭里,人人都需要并渴望理解:理解别人,同时也被别人所理解。残疾人由于其特殊的境遇和心态,这种要求更为迫切。为促进残疾人彼此之间、残疾人与健全人之间的相互理解,本刊特举办征文活动……”
也许是因为征文的题目新颖别致,也许是因为它道出了人们普遍的心声,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编辑部就收到了来自除台湾省以外全国各地的近千篇应征作品。这些作品的作者中,有残疾人,也有健全人;有知名的作家、诗人,也有初次拿起笔来写作的文学爱好者。特别令人感动的是:许多稿件是身患残疾的作者,用口衔笔、以残肢执笔或请人代笔写成的。这样一次别开生面的征文活动,引起了文艺界老前辈和著名作家们的关注与支持。冰心等评委写来了认真的评阅意见和热情的来信。
是的,这些作品也许稍逊文采,谋篇布局也绝非无懈可击。但字里行间充满了真情实感,质朴自然,绝无矫揉造作的矫情和虚饰。
获得优秀奖的作者汪葵,是一位上海市的残疾女青年。她在《编外人的恋情》中,记述了一段童年的往事:小时因为腿有毛病,失去了父母的疼爱,被寄养在远亲的家里,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在孤寂中编织着希望与憧憬的网。那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象其他女孩子一样有条裙子穿,能进学校里去读书。然而,父母好象把她忘了,懒得看她一眼。恢宏、狂放、深沉的大海,在她心目中变得忧郁、隐忍、缠绵……唯一能够理解并给她以温暖的,是做为邻居的小脚婆婆和眼镜伯伯,以至她至今不能忘记再度离家时,俯在恩人的背上,泪如泉涌的情景。
另一位优秀奖的获得者孙幼忱,自幼双腿残疾,失去了升学、就业的机会。但在人生道路上,他不向命运低头,不向生活示弱,用顽强的拚搏赢得了理解和尊重。在《擎起我的双桨》中,他描绘了生活中的一个小片断:盛夏的松花江畔,游人如云,一群体魄健美的游泳者中,突然出现了一个中年男子,双腿畸形,驾着双拐,一步一步艰难地向深水中走去。起初,人们的目光中是惊讶,是怜悯,甚至隐含着嘲讽。但是,当他仰卧水面,以拐当桨,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时候,人们的目光变成赞叹、钦佩、敬重,一些人情不自禁地追随着他,保护着他……
就是这样的一位位作者,用他们朴实无华的笔,记述了他们真挚的感情和切身的经历,有的令人心酸,有的令人愤懑,有的催人振奋、令人欣喜,从不同的侧面,发出了渴望理解的呼唤,拨动读者的心弦。
这样的一次征文活动,也引起了一些人更深入的思考。身患残疾的作家史铁生,在这次征文活动中也获得了优秀奖。当人们问到他的感想时,他说:“我那篇短文的题目是《架起理解之桥》。我不由得想:理解之桥架起来了没有?只有当那座桥架起来了的时候,我们才真正获了奖。当我获奖时我很清楚:我为架起那样的桥做了一点儿事,全部的荣幸仅在于此。”
这不啻是对理解的更为热切的渴望与呼唤。愿更多的人为架起这座桥做一点儿事!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心探访

风正一帆悬
——记莆仙戏著名作家郑怀兴
章武文 苗地画
四川出了个“巴山秀才”魏明伦,名噪一时。无独有偶,福建也出了个莆仙戏剧作家郑怀兴,近年来以其新编历史剧《新亭泪》和现代戏《鸭子丑小传》蝉联全国优秀剧本奖。“西魏南郑”,一时被戏曲文学界传为美谈。
论年纪,郑怀兴比魏明伦小五岁。论个性,魏明伦风流倜傥,能言善辩,大庭广众之中常常语惊四座;而郑怀兴却寡言少语,深沉蕴藉。有时乍见生人,他还多少显得有点腼腆,一副“村学究”的模样。但他俩在戏曲改革的征途上,却同是敢于斩关夺隘的骁将。
郑怀兴出生于东海之滨的仙游县。那里,有蓝色的木兰溪,青青的甘蔗林,也有近千年来盛演不衰的宋元南戏遗响——莆仙戏。郑怀兴孩提时代,便从当木匠的叔叔那里讨来木枪木剑,与小伙伴们分饰生旦净丑,轮番唱念做打,在屋后的龙眼树下建筑彩虹般的艺术殿堂。不料,童年的欢乐有如荷叶上的露珠倏忽消逝,迎接他的,竟是动荡而又严酷的青少年时代。由于父亲所谓的历史问题,他虽是中学里的高材生,却未能升学深造;当兵时样样吃苦耐劳,却无法提干、入党。他万般无奈返回家乡,白天“拿起锄头修理地球”,晚上在如豆的煤油灯下抄读《古文观止》。
其时,中国戏曲舞台花也不开,草也不长,莆仙戏亦在劫难逃。曾以悲剧《团圆之后》、喜剧《春草闯堂》风靡京沪杭的老剧作家陈仁鉴竟被发配返乡,当了孤苦伶仃的牧羊老人。年轻的郑怀兴在患难之中与他结成忘年之交,风雨泥泞的阡陌路上,叠印着一老一少深深浅浅的脚印……
国家的灾难,民族的不幸,老一辈的坎坷命运,个人及家庭的渺茫前程,使郑怀兴本该是“年少不知愁”的心灵过早地承载起沉重的忧患意识。他唯有发愤读书,并在读书中形成了良好的思辨习惯。他读文学、历史、哲学、经济学、心理学,“对历史,对生活,对未来,对自己的感情和理想的真实状态进行不断的思考,追求精神的思辨、解脱和安慰”。
每当郑怀兴回忆自己的创作历程,他都不能忘怀这一段生活对他的锤炼和启迪。其后,他终于考上了大专,当上了县文化局剧目室的创作员,他多年的痛苦思索便转化为不可抑制的创作激情,象家乡的九鲤湖飞瀑那样喷发出来。
他把传统艺术形式同当代意识巧妙地结合起来。他写历史剧,绝不是编写历史教科书,而是通过对各种历史人物内心世界矛盾的揭示,创造出富有现实启示意义的艺术品。无怪乎《新亭泪》一剧在家乡刚一上演,便在一群素不相识的乡镇企业家、小学教师、个体户的心灵中找到了共振频率。他们自发宴请他,向他举杯祝贺:“谢谢你,你说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心里话!”
他写现代戏,却又把审视的目光投向历史的纵深,无情鞭笞封建传统文化积淀对现实生活的制约。《鸭子丑小传》在城乡演出一百多场,场场满座,剧中人“鸭子丑”的某些台词已成为全县人民的口头禅。
他追求当代意识,但绝不全盘否定民族传统;他赞成纵的继承,也热衷于横的移植。他希望戏曲表现手法能在民族化的基础上更趋多样化和现代化。他既写正剧、悲剧,也写喜剧、闹剧;他时而埋头写历史剧,时而抬头写现代剧。他目光四射,不拘一格。
如果说,莆仙戏是一条在历史长河中曲折行进千年的古船,那么,正是他和他的一批同伴,勇敢地打开所有紧闭的舷窗,让当代意识有如清风扑进船舱,于是,古船又获得了新的生命,“风正一帆悬”,正踌躇满志地驶向新世纪的海洋。
(附图片)
他不善言谈,有点口吃;然而每当酒酣耳热,亦有妙语惊人,难怪他的剧作中潜藏着“酒”的热力和味道。


第8版(副刊)
专栏:

千叶行
——访郭沫若日本须和田故居
黄侯兴
访日归来,已经两个月了。千叶县郭沫若故居的印象,还时时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去年11月22日上午,我们郭沫若研究学者代表团一行五人,在郭老长媳及日本朋友五十岚康男等先生的陪同下,乘坐郊区电车,来到了郭老避居日本期间的须和田故居。
市川市政府涉外室室长杉山吉宏先生与郭老四子郭志鸿早在路旁迎候。我们随即被引进一条十几米长的小巷,两扇木栅门,右侧挂着一块“郭沫若故居”的木牌。杉山吉宏先生告诉我们,为纪念郭沫若先生,1980年市川市政府买下了这所旧宅,经过一番修缮,现在房屋和庭园都保存完好。
这是一座坐北向南的住宅,约有四五间房子,面积都不大。房前一片空地。据说这里先前是菜园兼花圃。我倚在柿子树旁向四周凝视——仿佛看到郭安娜和孩子们在劳作;看到蔷薇花旁边长着紫苏,大莲花下面结着朝天椒,正中的一簇牡丹周围种着牛蒡,蘘荷花和番茄结着邻里;看到失踪几天的白母鸡忽然回笼里来了……。这小小的庭园,灌注了安娜多少汗水;而且它也是亡命者郭沫若慰安的天国。要感谢这一小片土地呵,它使郭老一家于贫困、忧愁中时见欢乐,给全家人以生命的活力。
郭老当年还在园里亲手栽了一株大山朴(广东玉兰)、一株银杏。现在菜园不复存在,银杏也被砍伐了。那株已成大树的山朴,据说在郭老逝世那年枯死了,默默地跟随着它的主人离开了人世。谁说花草无知树无情呢!枯木逢春,第二年这山朴又长出新芽,我们这次看到的便是山朴的新生代。
原来园子周围有稀疏的竹篱,西南两面的篱外是一片稻田。七七事变后,有一天,郭老于拂晓前别妇抛雏,归国请缨,就是从篱栅缺口处沿着田垄出走的。他为妻儿写了留白,向金鱼告别,向栀子花告别,向大莲花告别,消失在稻禾中……。现在,竹篱改成砖砌的围墙,西南两面也是密密麻麻的住户人家了。
志鸿告诉我,房舍东侧的檐廊,是郭老的“书斋”。谁能相信,就在这间不见阳光的斗室里,郭老不仅翻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书,还撰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石鼓文研究》等著作。走进这小屋,书桌已不见,但我依稀看到一位诗人兼学者坐在那里伏案疾书,辛勤笔耕;撰写《甲骨文字研究》时,他正发着高烧,字愈写愈大,终于支持不住,倒下去了。郭老是在生活异常困顿的岁月里写下那许多著作的,然而他奉献给人类的却是丰厚的文化财富。时隔半个世纪了,这些著作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彩。
离开故居,我们来到附近的须和田公园。这里是郭老过去散步的地方,公园一隅,立着一面郭老的诗碑与浮雕头像。这诗碑象是被临摹过,看来一些日本朋友也是喜欢郭老的书法的。告别公园时,我想起郭老《访须和田故居》一诗的诗句:“漫云花信远,已见水仙开。”虽然时值秋冬,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之花,不正象水仙年年盛开,岁岁早发吗!


第8版(副刊)
专栏:出版枝叶

月出一典
——记上海辞书出版社
薇莉
在绿树掩映、环境幽静的上海陕西路北端,坐落着我国第一家出版工具书的专业社。它月出一典,自一九七九年成立至今,已为读者提供了各种治学工具书一百多种,印行三千多万部。不论是卷帙浩繁、知识密集的《辞海》;通俗实用的《唐书鉴赏辞典》、《简明社会科学词典》、《同义词词林》、《中国近代史词典》,还是学术价值高的《宋元语言辞典》,都以其质量精、实用性强拥有广泛的读者。这就是靠一部《辞海》起家的上海辞书出版社。
八年前,辞书社还不过是中华书局所属的辞海编辑所。这部一千三百多万字,涉及一百四十多个学科,熔铸了成千学者、专家的智慧和才学的巨著,前后修订了二十年。这二十年也造就出了一支富有经验的工具书编辑队伍。一九七九年,出版社完成《辞海》出版任务后,手里没有一部存稿,也没有选题,面对的是近乎荒芜的辞书园地。建国三十年了,我国能拿到国际上交换的辞书却只有一部《新华字典》。为了振兴工具书出版业,编辑所制定了以大型辞书为骨干工程的长远规划,走上了开拓创业之路。如今,辛勤的耕耘结出了累累硕果。《辞海》多次重印,印行二百万部,各学科分册印行达一千万册。其他书也大多发行几十万、逾百万册。其中有些已走向了国际图书市场。
词典是典,是治学的依据。为此,辞书社十分注重出书质量。他们有一套严格的质量管理制度。每部书的选题和主要作者的选择都经过社长、总编办公会议讨论通过。整个编写过程都要严格遵照辞书编纂规范进行,不符合质量要求的稿件决不发稿。有一部词典,原稿基础较差,退修两次,改了三年,有关编辑花了几个月时间对书中的每一条引证都作了核实,从释义内容到语言逐条作了审改、重写、补充。编辑有条不成文的规矩:没有不查对的资料,没有不考证的书证,没有不核对的数据。在编写秋瑾这个历史人物时,对她的生年发现四种说法,有关编辑走访秋瑾的家人,查阅了秋瑾之弟写的文章和秋瑾之友写的秋瑾墓表以及秋瑾亲书的《兰谱》,才终于得到了准确的答案。如今,热情的读者把上海辞书社的词典比作图书市场上的“凤凰”牌自行车,称赞它品质高,是地地道道的上海名牌产品。
上海辞书社自办发行,在全国首创了编辑、出版、发行三位一体的经济管理体制。一个发行所,承办了征订、批销、储备和发运工作,直接与全国各地三千多家新华书店和几百家集体书店建立业务往来。改革给辞书社增强活力,带来生机。这个出版社不仅出版品种、印数成倍地增长,图书的发行量也大幅度增加,较之自办发行前上升了三四倍。


第8版(副刊)
专栏:

渔家少女(水彩画) 陈之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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