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纵横谈
生活、新知与创作活力
周书文
人要保持生命的活力，就要不断吸收新鲜空气，不然，生命就会窒息；也要不断摄取食物营养，否则就难以生存。创作也是如此，要保持旺盛的创作生机，对现实人生具有主体化的独到妙悟，超越性的审美反映，也要有新鲜空气的不断吸收与食物营养的经常补充才行。这种新鲜空气，就是生活的时代气息与时代的生活蕴含；这食物营养，就是广博知识的不断接收，美学情趣的不断陶冶，艺术功力的不断借鉴增进。
创作，不是对生活的镜子般原样复现，也不是对生活如机器般的来料加工，而是一种带强烈主体感情色彩的、富有想象力的审美创造活动。同样的生活事件，在不同生活感受和艺术功力的作者笔下，各有不同的表现。即便同一个作家，对同样的生活素材，在不同的时代气息中或不同的心理状态下，也会产生不同的认识与感受，并创造出风格迥异甚至质量悬殊的作品。因为作家笔下的生活，都是渗透着作家主观感情色彩的“变形”生活，都经过了作家思想感情与审美理想的过滤与重铸，成为主体内在素质的展现。而作家的思想感情、审美情趣，除了打上独自生活的印记，带着自身的个性气质外，从总体上总要受到时代气息的规定与制约；就是作家的个性素质，归根到底也受到时代气息的熏陶与塑造。
作家笔下的生活，都是历史生活或刚刚过去了的昨天生活。写历史，离不开当代意识的观照；写昨天，总要以今天的思想水平去体察。写历史，回到当时的认识、审美水平，肯定写不好；就是写昨天，也不能停留在昨天的认识、视野上；总要感应着时代的脉搏气息，吸取着时代的理想追求与审美情趣，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才能思接千载，情通万里，纵横开掘，破壁而飞，对生活作出别开生面的开掘与发现，作出超越别人也超越自我的独创，实现对生活的改造与超越。创新，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审视高度与深度的比赛，那就是看谁能追踪着时代的新气息，站在时代的审视制高点上，重新反思历史、回顾昨天、观照现实，对生活矿藏作出独到的新开掘。在这个意义上说，追踪、感应时代气息，把握准作品的灵魂所在，是能否开拓创作生机的关键。
时代气息与生活步履是紧密相联的。时代气息总是透过生活步履展现出来，而生活的进程又必然这样那样地渗透着时代的气息。所以，在创作中对时代气息的体察与把握，与对生活的感情体验与积累，犹如生命与空气一样重要。“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创作生机的勃开，是离不开这创作的“源头活水”的。片面鼓吹“表现自我”，忽视对生活的感情体验与积累，忽视对时代气息的体察与把握，势必要窒息“自我”，使“自我”失去时代的生命活力，因为“自我”也是要靠生活激流的哺育，时代气息的陶冶的。作家疏远了生活与时代，时代与生活也必然要疏远作家。谁能够经常吸取这创作的“源头活水”，谁就能在生活的激流中遨游，探奇寻胜，触摸到现实人生的潜流伏脉，起结转折，就可能把握住时代的脉搏跳动，使作品洋溢着水灵灵的生活鲜活感，蹦跳着时代的生活气息。
但是，时代气息与现实人生不会自动地进入作家的艺术视野，更不会纯客观地进入创作领域的，往往要经过作家思维观察能力的开掘与生发，审美理想的探踪与过滤，艺术感情的体察与想象，艺术功力的改造与重铸。艺术世界虽然保持着生活情状的外观，但却是经过主体化了的超越生活的想象与改造。作家的知识结构、审美情趣与艺术造诣如何，对创作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现实人生的时代蕴含，各层次人物的多种文化心理，都反映着社会整体的群体性精神的趋势，群体性文化心理的渗透；同时，现代化建设生活又渗透着现代化知识，现代化精神追求，现代化心理结构，现代化的思想眼光；作家如果缺乏渊博的现代知识，深邃的现代意识，现代化思维眼光，多样化的艺术功力，往往是难以敏锐地把握、艺术地感受，更谈不上创造性地审美表现生活了。所以，仅仅把握生活信息，忽视诸如现代化知识信息、艺术表现信息、审美追求信息的吸取，忽视对自我创作结构的不断更新，就势必要使自己处于落后地位，在优胜劣汰的竞争中，势必要败下阵来。
每个作家都是活生生的现实存在的人，他们的艺术素质必然要受到现实的规定与制约。我们的作家作为精神产品的创造者，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不断深入生活实际，吸取各种创作信息和创作营养，不断开拓自己的创作生机，使自己的创作活力处于优化发展状态，从而焕发出不衰的创作活力。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沉沦中升华 梦醒后自省
——读长篇小说《桑那高地的太阳》和《雪城》
张志忠
已经失去的是真实的，而补偿也许只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忧伤，不知忧伤为何物的人是幸运的；但是，在忧伤中人们才能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才会自觉地去寻求生活的真谛。因此，即便是令人窒息的忧伤也比那些耽于安乐者更富有生命的活力，更含有生活的底蕴。反映知青生活的长篇小说《桑那高地的太阳》和《雪城》（上部）所充溢的对一代人的命运的深切关注，和作品中沉着而不恣肆、弥满却不狂放的情感力量，作者那直面惨淡人生的态度，都使这两部作品具有了一定的宏恢品格；当然，知青运动的历史，决定了这样的作品不可能写得壮丽辉煌，相反，作为那个时代的尾声，作为那个时代的重要社会现象——上山下乡运动的心灵反馈，沉重和忧伤，在这两部作品中是分外鲜明地存在着的。
《雪城》中有这样一个比喻：“西佛西斯的石头”。是的，在前后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一批又一批青年被不由自主地推向生活底层，一次又一次地在咸水里煮，血水里泡，同样地，又被时代的急骤转折带回了他们向往已久的城市，又一次在新的现实面前感到了困惑无力。他们不甘于平庸，不甘于沉沦，但是，他们生活的支点始终未能找到，不但是精神的支点没有着落，连就业都变得渺茫难求。这样的日子虽然已经过去，但它在这一代人心灵的伤痕上所添加的惨痛的新印记，却永远难以平复。这或许是近年来以知青生活为表现对象的作品中反复出现新的失落感的内在原因吧。
失落是沉重的，但失落并不就是一切。《雪城》在真实地展示刘大文、严晓东们在城市中陷入的新的困境，从就业到住房，从经济到心理等方面，是冷峻写实的。但是，作者骨子里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赋予他笔下的人物以强烈的英雄气概和人格力量，他们相濡以沫、相嘘以实的互助精神，他们百折不挠、顽强进取的生活态度，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纯洁的信念和纯真的爱情不惜付出巨大的牺牲，他们所特有的斗争方式，他们嘲弄一切的目光中蕴藏着的热烈真诚，都令人心热，令人崇敬。作者梁晓声和他笔下的人物的精神内核是什么呢？集体高于个人，道德先于需要，群体意识和伦理原则，这在五六十年代所提倡和张扬的理想情操，竟如此地深入他们的魂髓，成为他们一切行动的最高准则，造就了他们的不可湮没的英雄气概。作品的群象式的描绘正是与作品洋溢的集体主义精神互为表里的。为“金嗓子”刘大文举办的街头演唱会，那样荡气回肠，慑人心魄，就是因为这些为了各自的衣食住行的最低生存需要而奔波的人们所迸发出的人的光辉，它深深地拨动了同样地从那个年代生活过来的我们的心弦。然而，心热过后，崇敬之余，我们又感到一种缺憾，一种困惑。当我们推重五六十年代的理想主义时，我们难免会忽略在那轰轰烈烈的凯歌行进之中孕育着的时代病，忽略这理想主义所凭依的只是情绪的热烈而非理性的坚定，由此，我们也就无法在大起大落的社会变动中尽快地站稳自己的脚跟，无法以单纯得近乎透明的道德理想去判断复杂得令人目眩神迷的社会现实。刘大文们的高洁的道德风貌和集体主义精神，与他们在现实中的软弱无力，成为一个鲜明的对照，作家对于前者的推重和强化，对于同代人的无保留的肯定，则使作品在历史与道德的评判上有失偏颇，也影响了作品的生活内涵。这恐怕是作家始料不及的吧。
如果说《雪城》所显示的是一代人历经劫难而未曾衰朽的青春，是他们在新的社会环境下的奋争和寻觅，是他们以心灵的恒定抵抗着人生最基本的也是最必不可少的衣食住行需要的压力，《桑那高地的太阳》则更多地带有自省意识，是对于这一代人心灵变异的严峻剖析。与刘大文们同样地有着理想激情和英雄气概的谢平，不再是作为被肯定、被赞颂的主角，却更多地带有那个畸形时代的殉葬者的悲抑。作为上海数千支边青年的带头人，他曾经充满了神圣的责任感和集体主义精神，曾经是浪漫的理想主义者，但是，在冷酷无情的生活面前，他只能一次又一次地被击败，最后被发配到骆驼圈子那样荒凉遥远的冷土，他默默地坚韧地生存了下来，承受了许多超人的痛苦的磨练，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钦佩。然而，正是在这十几年中，他的心灵发生了畸变，磨练的过程吞没了他的生命价值，生活中的邪恶曾经一次次地激起他的良知和抗争，骆驼圈子那样的遮掩着某种封建人伦关系的温馨，却使他渐渐思想麻木、心灵钝化，半推半就地堕入人生的陷阱之中。当时代的转机给他带来新的光明，他却发现自己的可怕的困窘：他早已失去青年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思想敏锐、目光开阔、创造力强，没什么知识了，同时，他又始终未能与那些老军垦战士认同，那样一个群体始终把他拒斥在外；当他离开闭锁的骆驼圈子，在活跃的生活潮流中，他只能瞠目结舌，现实对于他是不可理解的了。（作品的不足也即在于对这一心灵畸变过程展现得过于粗硫，未能开掘得更深一些）理想和道德，一旦失去现实依据，只能显得荒唐可悲。他与齐景芳的关系的演变是意味深长的。比起他的矢志不渝来，齐景芳当然差他很远，她曾经被人诱骗过，后来的生活道路也不那么纯洁，但是，正是在人生的浮沉中，齐景芳由幼稚变得成熟，她超越了个人的坎坷辛酸而成为生活的强者，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谢平却始终是个“没有长大的大孩子”，最初，他是要充当齐景芳的保护人的，最终，却是齐景芳扶持着他度过了生活中的新危机。广阔的生活比稚嫩的理想更成熟，更有力量，现实的选择也许会把纯洁和执著置于次要的地位，只有踏入泥泞，才可能到达彼岸。这样责备谢平，也许不符合作家的初衷，也许显得过于残酷，他毕竟是被生活环境摧折得九死一生，能够生存下来已实属不易，但是，当他把十几年的青春抛在桑那高地，自己却变成新的闰土，要想真正从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怕是非得在自己身上动大手术才行。
读这两篇作品和写这篇短评的时候，我都觉得心沉甸甸的。以知青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伴随了历史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的全过程，不断有引人注目的作品出现，不断有新的开掘和新的收获。几千万热血青年的经历，十余年风风雨雨的岁月，经过十年内乱，人们承受生活悲剧的能力是大大地增强了。悲剧，不但令人警醒，也促人深思，助人反省，在此基础上，有可能酝酿出与一代人的生活道路和心灵历程相称的文学巨著来。要达到这一步，关于历史行进的合力，关于历史评判与道德评判，关于理想主义与现实生活，关于青年知识分子应该承担的社会使命和他们现实的生活状况、社会地位，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代价和收益，关于知识青年对农村文化的影响和农村文化对知识青年的影响，凡此种种，都是值得认真探讨的。《桑那高地的太阳》和《雪城》，在上述命题的某些方面作了富有新意的思考，虽然它们还不能算很成熟的作品，但它们的出现仍然是可喜的，它们预示着表现知青生活的作品在失落与寻求、彷徨与自省之中将会进入新的高度。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重视作家群体现象的研究
何火任
新时期文坛云蒸霞蔚，气象万千，其中，作家群体纷纷涌现引人注目。对于这种文学现象，如何给以理论的认识与把握，值得我们思索。
作家创作的个体性脑力劳动的特点，愈来愈被人们所理解和重视，这无疑是正确的。否定文学创作这种艰苦的、复杂的、丰富的精神活动的个体性质，无异于否定文学创作本身。然而，任何真理性的认识，一旦被片面化、凝固化和绝对化，就可能走向反面，导致偏颇或谬误。事实上，作家如果躲进象牙之塔，自我封闭和孤立起来，就会堵塞自己的才思，甚至会枯槁其艺术生命。德国诗人歌德曾说：“人自处于孤独是不好的，孤独地工作尤其不好。假若要成功什么事，正须要同情与激励。我的《阿美里斯》和许多谣曲，是得感谢席勒的，在这方面，他总是策动我。”（《同爱克曼谈话》）歌德的这种体验，古今中外不少作家都有过。我国新时期许多地区的作家对此体会尤深，他们互相激励，交流创作感受，精进艺术功力，互通文学信息，共探艺术新潮，从而大大促进了文学创作。一些地区的作家表现出强烈的求群意识。
当然，作家群体现象，并非我国新时期所独有。从中国历代文坛看，汉末魏初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建安七子”，魏晋间的“竹林七贤”，南朝的“竟陵八友”，清初的“易堂九子”、“西泠十子”，以及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聚集在鲁迅周围的一批作家等等，都带有作家群体的性质。虽然他们所处时代不同，其活动的性质、成就和影响各异。这种文学现象在西方文坛上也颇为多见，例如，十九世纪后半期法国著名小说家左拉在他的住处巴黎及郊区乡间梅塘别墅聚集了一批作家，他们气质相近，情投意合，经常交往，亲密相聚，如在1879年夏天，一连几个夜晚聚会，梅塘田野上明月当空，左拉、莫泊桑等六位作家围坐一处，相约都以普法战争为背景轮流讲一个自编的故事，大家互相启发、补充和斟酌，最后每人都写出来编成了一本《梅塘之夜》，小说集于第二年出版，其中莫泊桑的《羊脂球》独占鳌头，从此他象一颗新星闪耀在法国文坛上空。所谓“梅塘集团”实为一个作家群体。
应该说，我们对作家群体现象的研究是曾经忽略了的，这对我国文学事业的发展带来了一定损失。在我们相当长时期来的思维定势里，总认为我们社会主义的文艺界，政治信仰一致，奋斗目标相同，又有统一的文联和各个协会，因而没有以文会友的作家群体存在的必要。这种认识不能认为是没有偏差的。
作家群体现象是人与人社会交往的一个客观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就曾深刻分析过人类群体意识和实践的实质与发展过程。他们的许多论析有助于我们揭开作家群体之谜，比如：人们对自己必须与周围的个人发生交往的必要性的意识，是对人生活在社会中这一事实的意识的开端，并随着社会生产、需要和分工的发展而逐步发展；只有在具有共同进步理想的集体中，在自己的联合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到共产主义社会，个人的独特和自由的发展才是由个人的联系所决定的，它本身就是个人的自由发展的共同条件。马、恩十分强调人类群体活动的私人交往和个人自由发展的性质及意义，揭示了人们的群体性是其社会性和个体性的辩证统一的真谛。作为社会分工产物的作家，他们以自己本来的身分彼此发生交往，在互相切磋的基础上，着力于文学艺术风格技巧的探讨，我认为是有益的。
作家群体活动是同一地区一批作家私人间自由联系的、比较长期和经常性地进行以文会友、以艺相聚活动的一种重要方式，这正属于他们的专门活动范围，有利于他们发挥自己的创作才能和个性。
作家群体活动是作家们私人间的个人交往活动，同时也是一种社会交往活动，因此，其活动内容和方式总会保存着某些历史流程的积淀，又不能不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打上鲜明的时代印记。我国新时期作家群体的形成和发展，一直行进在比较正确的轨道上。这些作家群体，不同于具有某种政治色彩的有组织有宗旨的社会团体，也不应该是追求狭隘私利的宗派小集团。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他们的共同目的是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通过个人的奋进和相互的激励来繁荣祖国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
面对作家群体纷纷涌现的这种文学现象，我们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存在着相当的差距，实际上并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我个人认为，到目前为止，论者们对“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这两个概念常常混用，未能作出较为明确的界定，这不能不给作家群体现象的理论认识带来某些混乱。的确，没有相应的作家群体理论的建树，作家群体的健康发展必然受到局限。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音乐的雅俗及其他
居其宏
新时期的我国歌曲创作，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发生了一场巨变，其标志是通俗抒情歌曲的勃兴。王酩、王立平、施光南、谷建芬等人及其后继者们的大批作品汇成一股通俗抒情歌曲的大潮，借着电影、电视、广播、录音机等现代化传播渠道而汹涌奔突，短短几年间即已席卷城乡大地。面对这股大潮，歌曲评论家们或赞扬，或怀疑，或肯定，各种不同意见的私下交锋与公开论战此起彼伏，愈演愈烈。于是，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激烈的论辩性便成了新时期歌曲评论的一大特色。
在雅俗关系及其价值观念问题上，有的同志把雅音乐与俗音乐在体裁、风格上的差异赋予价值定性，认为雅俗不仅仅是体裁概念和风格概念，而且具有艺术格调、审美情趣等方面的重要意义。因此，他们往往用“雅音乐——格调雅——和者寡——价值高”，“俗音乐——格调俗——和者众——价值低”这两种基本评论模式对音乐作品进行价值判断。也有人把俗音乐与雅音乐视为两个根本对立的范畴，断言通俗音乐的崛起直接导致严肃音乐的萎顿，有的甚至发展为对通俗抒情歌曲作家和歌唱家人格的蔑视。
面对这些否定意见，一些持肯定态度的同志纷纷撰文商榷，但他们在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仓促上阵，显示出理论上的营养不良。许多批评家没有把通俗抒情歌曲的崛起当作历史——文化现象来考察，揭示新时期时代潮流的发展与当代青年审美情趣的变化之间的深刻联系，以阐明一代歌风转变的必然性；也未能科学界定通俗抒情歌曲与三十年代黄色歌曲、港台及资本主义世界的低级流行歌曲在美学追求、艺术情趣、社会功能等本质特征方面的原则界限，以建构关于通俗抒情歌曲的完整美学观。正因为如此，它对否定意见的反驳从一开始就处于守势，只是在捍卫通俗抒情歌曲的生存权和合法性方面呐喊呼号，并且往往把论争局限在个别作品和个别演员的创作表演风格之类的微观方面，而未能转向历史——文化的和哲学——美学的宏观舞台，站在战略高度考虑音乐中的雅俗关系。很少有人理直气壮地提出如下命题并加以全面论证：雅音乐与俗音乐是音乐艺术的双翼，两者正确关系决不是互相排斥，一方以吃掉另一方为自身发展的必要前提，而是平等、并存、互补、共荣，共同服务于文化建设。
新时期歌曲评论的贫弱性还在于，批评家们不能对通俗抒情歌曲的创作表演及时进行清醒的回顾与严肃的反思，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寻觅艺术规律，升华为形态学理论，帮助实践家获得自我调节和自我完善能力，能动地驾驭通俗抒情歌曲发展提高的进程。
我国进入新时期以后，包括歌曲批评在内的整个音乐批评领域经历了一场历史性的阵痛。一方面，从五六十年代开始孕育发展并在十年浩劫中走向极端的极左政治性批判和庸俗社会学批评，在社会变革中失去其安身立命的政治、经济和哲学基础，成为与时代精神相对立的旧批评意识；然而，在它背后却有着某些社会惰性力和几千年落后审美意识的全部积淀为后盾，使它即使在改革开放之际仍有足够的舞台和机缘显示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新时期的历史性转折的土壤中培育起来的开放性思维和科学的批评观与价值观，以其旺盛的生命活力预示着未来；但它毕竟过于幼拙稚嫩，因而在旧批评观念的挑战面前，不免显出美学理论的贫困与历史意识的微弱。而这两个方面同时向我们表明，唯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倡导的历史的美学的批评，才能够更正确地指导我们用科学眼光观察音乐现象，使我国歌曲评论摆脱封闭性、幼稚性、盲目性，从而逐步走向成熟。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外国文学评论》创刊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主办的大型学术刊物《外国文学评论》创刊号将于本月出版。该刊物的办刊宗旨，是努力提高我国外国文学研究水平，加强外国文学研究和评论队伍的建设，开拓我国文学界和创作界的视野，为我国新时期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外国文学评论》力求做到具有自己的个性和风格、富有鲜明时代特色。着重刊载我国外国文学工作者对外国文学理论、创作、历史和现状研究的最新成果；积极跟踪外国文学理论、思潮和创作的新发展、新动向，注重开拓外国文学研究的新领域、新课题和新角度。
（魏文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