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节制社会需求 保证经济稳定发展
——关于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管理的探讨
许荣昌 罗精奋
当前宏观管理的重点是节制需求
加强宏观经济管理，主要抓什么？从我们遇到的问题看，着重点应当放到抓节制需求上来。这样提出问题并不是说抓增加供给不重要，对发展生产以保障供给不必认真对待和精心安排了，而是说现阶段在加强宏观管理上，由于需求容易发生膨胀，节制需求比增加供给难度更大，需要花更大的力气才能做到。而且，如果需求过大，加工工业的过快发展状况不能缓和，必然使能源、原材料、交通的建设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产业结构将难以趋于合理。应当强调指出，这里所说的需求，是指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不是指“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这个意义上的需求。在一些文章中，往往把这两种需求混为一谈。其实，二者的性质截然不同，必须严格分清，不能混淆。人们的绝对的消费能力，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对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求欲望，是无止境的，它对生产发展提出新的要求，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而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却受现有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制约，不应当也不可能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因为生产的增长在一定期间内是有限度的。节制需求，是指要节制社会需求的支付能力，而不是去禁锢人们对需求的欲望。
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需求摆脱了社会性质的局限，需求大于供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源源不断的动力，因而短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特点，是不可逆转的。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不可否认，目前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确实普遍存在着经济上短缺的现象，但这种短缺现象，只不过是过去经济体制引起的职工吃企业“大锅饭”、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等弊端的反映。现在很多社会主义国家都致力经济体制改革，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使企业成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来克服“大锅饭”的弊端，这将有利于节制需求膨胀。所以不能将社会主义经济等同于短缺经济，因为这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只要在经济工作中切实节制需求，在节制需求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生产，增加供给，建立起供略大于求或供求基本平衡的良好经济环境并不是不可能的。
当然，这里说的供大于求，不能想象为总是保持供应量超过需求量的局面，因为这将造成超储积压，使一部分社会产品长期游离于生产、消费之外，形成新的浪费；而是指在经济运转中经常不断地出现供应量超过需求量的现象。为了使超量部分能够为市场所容纳，一般通过滞销产品的降价，刺激新的需求，或者通过落后企业的转产限产，以达到新的平衡。如果将计划工作对经济的调节过程概述为“平衡——不平衡——平衡”，那么以往所讲的这种不平衡，主要表现为经常出现短缺；而今后所追求的那种不平衡，应当努力使其转化为经常出现略有过剩。这种转化，是从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型经营转变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它有利于促使企业改善经营管理，采用先进技术，提高产品质量，更新产品品种，改善服务态度。
完善科学决策体系和程序 建立自我节制机制
由于现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某些环节不健全，节制需求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从根本上说，主要应当抓好两头。
一头是宏观决策必须科学。国家计划目标的制订是否切合实际，是从本国的国情、国力出发，量力而行，还是从主观愿望出发，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情。多年来，我们常常把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订得过高，急于求成。不能说这种倾向目前已经完全解决了，恰恰相反，这种倾向依然时有表现，仍应予以高度警惕和严格防止。十分明显，在物价受管制的条件下，如果计划在货币形态上发生超分配，执行中要节制需求就更不容易了。在这种情况下，靠市场调节是无能为力的。
当前的突出问题，一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太大，特别是预算外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太大，非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太快，摊子铺得太大；一是增加消费的空气太浓，讲排场，比阔气，铺张浪费十分严重。要提倡增产节约，增收节支，压缩空气，抑制需求，以求得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
为了提高计划的科学性，必须完善决策体系和决策程序，实现决策民主化。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应先由智囊机构搜集分析足够的信息资料，进行经济技术论证，提出可供选择的几种方案，然后由中央、地方决策部门按照分级管理的职责范围进行审查定案。对于个别领导人的建议，亦需经高级咨询机构的评估，再予确认或否定。这样将有可能减少决策的失误。同时，对待国家制定的计划目标，也不应当看作是一成不变的东西。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无论是长期的或者是年度的计划，都是对经济发展客观事物的一种展望、预测和规划，在执行过程中，可以也应当随着经济运行状况的变化进行相应的修订和调整，使计划更加切合实际。
另一头是建立微观的自我节制机制。这是宏观决策能否顺利实现的保证。非常明显，如果由上而下的宏观控制措施得不到微观经济的响应，微观经济活动硬是反控制，那么宏观管理目标的实现就会扭曲甚至落空。如何建立微观的自我节制机制，目前看来主要要解决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度分离的问题。
如果我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适度分离（国有企业不改变所有制也是可以实现这种分离的），再借鉴资本主义国家董事会制约、监督经理层的某些做法，那么微观的自我节制机制是可以建立起来的。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考虑，在实行有限度的自负盈亏的同时，重点放在解决厂长代表谁的利益问题上，并相应地建立经营责任制。
我们认为，厂长应该是资产所有者的代表，他的职责是保证企业资产的增值。国有企业的厂长应该是国家利益的代表者，这与依靠职工办好企业是不矛盾的。厂长为了维护国家财产，必须行使自己的职权，使职工收入与企业资产增减和经营效益挂起钩来，使职工从经济利益上感到自己是企业的主人。因此，在国有企业中，除了继续实行目前行之有效的任期目标制和离任审计制外，由资产所有者根据企业资产增减和经营好坏，按照合理的评价标准，通过严格考核、公道评鉴，对厂长层实行高奖重罚，经营得好的，收入可以超过政府高级官员的工薪。不仅要在工资奖金上拉开差距，在离职后的社会保险上扩大差别，而且在声誉上也要有褒有贬，并承担解聘、就地免职、革职为民的风险。
从控制货币供应量和控制财政支出入手
为了节制需求，从具体工作上说，主要应当控制好两个闸门。
一个闸门是银行。首先应当确定货币的合理增长量。要改变目前根据需求确定贷款规模，尔后根据贷款规模和信贷差额确定货币发行量的做法。今后应当根据预测的经济增长率和可以承受的计划通货膨胀率计算确定货币增长量，由国家批准下达，中国人民银行严格执行，不能突破。为此，必须控制中央银行的原始贷款（原始贷款，是中央银行向各专业银行发放的贷款，它从贷款发生的顺序上看，具有初始性质。目前习惯上叫它为再贷款，是不确切的。）由于货币发行主要是通过原始贷款发出去的，因此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必须根据货币供应量（现金加可用于转帐结算的存款）的计划限额，确定贷款规模，不能再按信贷规模任意扩大货币发行量，由此造成货币的超经济发行。当申请贷款总量超过计划贷款规模时，要采取措施，使贷款单位主动压缩或放弃贷款。对于不能不发放的贷款，比如农产品收购贷款，必须预留指标，或实行专户管理，不得将硬缺口留在刀刃上。
另一个闸门是财政。如果按现行办法把债务收入计入财政收入，那么国家财政预算不能再打赤字。应当看到，国库券是一种负债，只能在发生财政赤字时作为一种弥补手段，不能作为财政收入的正常来源。由国库券充抵的财政超支，仍然是赤字。如果不把债券收入当作是财政收入，这时出现支大于收，应靠开辟税源和发行债券实现平衡，当然也可以向银行借款，但必须规定借款的最高限额（比如，相当于财政预算收入的百分之三至五），并按期还本，照付利息。达到了借款的最高限额，在没有归还以前，财政不得再借，决不能靠向银行透支来弥补赤字。总之，财政经常性收入加上银行借款和其它债务收入的总额，应当略大于（而不能小于）财政支出，否则，必须坚决紧缩支出，做到收支平衡，略有节余。
这两年生产资料涨价，引起成本上升，不少企业通过提高销售价格转移出去了。如果控制住货币供应量和财政支出，就有可能制止轮番涨价现象的发生。正常的货币供应量是价格改革成功、经济持续繁荣的前提。在通货连年大量膨胀的条件下，价格改革很容易出问题。
货币运动是物资运动的反映。正常的货币供应量也是保证社会再生产正常进行必不可少的条件，生产建设的规模和速度，从物质形态上看，主要取决于生产资料投入的数量和结构，而不是货币的过量供应。货币的过量供应必然导致物价上涨，通货贬值，这无论对生产建设、开放改革，或者人民生活，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如果说再有第三个闸门，那就是要做好外汇的使用和管理，坚持外汇收支长期保持平衡。在我国，外汇短缺将是比较长期的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外资不能不借，又不能多借。因为经济不发达，技术水平低下，需要多利用外资，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但也正因为经济实力弱，偿还能力差，就制约了借用外资的规模。借用外债应主要用于扩大出口创汇，要有清偿外债能力，而不应当用来弥补财政赤字和外贸逆差，或者大量进口市场商品。借用外债必须慎之又慎，即使是长期低息贷款，也不能借来再说，因为这仍有一个偿还的问题，一旦到了还债期限，日子是不好过的。借外债不能持轻率的态度，不能抱侥幸心理。借债时首先必须考虑到今后怎样归还，并采取措施切实落实，以防止外汇使用上的失控。否则，一旦陷入举新债还旧债的境地，那就危险了。这将是比农业歉收、比例失调更为严重的事情。
当然，供求总量平衡以后，还会有一个供求结构的问题。然而，供求平衡与比例协调相比，前者是属于高一层次上的宏观管理目标。总供给与总需求不平衡对经济带来的震荡，周期长，冲击大，超过部门间比例失调对经济运行带来的冲击。因此，一旦出现供求平衡和比例协调两方面要求不能完全兼顾的情况，宁肯以暂时牺牲比例协调，甚至某些部门一个时期内经济不振作代价，也要确保供求总量平衡。当然，这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应当尽量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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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
秋石
提倡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与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是完全一致的。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就要增产节约，反对浪费。我国现在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无论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还是经济管理体制的变形，其实质，都是要把我国的经济建设，切实转移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因此，不能把经济改革理解为不讲艰苦奋斗和厉行节约，也不能认为强调艰苦奋斗和厉行节约就妨碍经济改革。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
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要求我们在经济改革过程中，特别注意增产节约，反对浪费。为此，在经济上当前要压缩空气。一是要控制建设规模。建设规模太大，上的项目过多，超过了国力的可能，导致你挤我，我挤你，结果是大家都想上，哪个也上不去，造成很大的浪费。另一个要控制好消费。人民的消费水平，应当随着生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逐步提高，不如此不能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但是，人民的消费水平，又不能离开生产发展的状况而盲目膨胀。消费基金增加太快，没有那么多商品供应，造成物价上涨，人民也得不到实惠。这里特别要注意不要务虚名，不要讲排场，摆阔气，不要大手大脚，铺张浪费。有的地方不顾实际需要，搞什么一条街，花了很多钱，收益并不大。有的地方搞旅游随意布点，到处修庙，投资很多，去的人很少。有的地方办旅店，照搬大宾馆的一套。不少地方迎来送往，会议成灾，请客送礼，花费惊人。凡此种种，不仅浪费了国家大量资财，更严重的是搞坏了社会风气。在这些方面，不根本改变不行。
当前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这就是大家尽一切努力，脚踏实地去解决经济改革中的问题。我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也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是相当不容易的，希望在一个早上就把这些复杂的事办好也是不切实际的，但这决不是说我们可以放松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我们应当以艰苦创业的精神，去努力研究改革中碰到的难题，寻求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答案。我们所说的艰苦奋斗精神，就包括有这样一种克服万难、把经济改革搞好的创业精神，我们要继续发扬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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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乡镇家庭企业对集体企业的促进
荣兆梓 陆列加
在乡镇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家庭企业和集体企业两种不同的经济形式。虽然它们在各地的发展程度不同，但两者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共存于农村经济之中。探讨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农村经济格局的理解，更好地决定我们的政策。
有人认为，发展户办和联户办企业会与乡镇集体企业争市场、争原料、争资金、争劳力，会妨碍集体企业的正常发展，甚至使集体企业萎缩。然而，阜阳地区的实践却表明，在乡镇中集体企业和个体企业、私人企业之间，既互相竞争，又是可以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
大包干之后，阜阳地区乡镇集体企业一度出现了危机。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一、农村市场的需求结构剧烈变化，集体农业使用的某些生产资料，如大农具等失去市场，而这恰恰又是乡镇工业的支柱产业之一；二、乡镇企业工人突然间得到了自己的小块土地，这块土地上的生产物对其家庭的温饱来说是那么重要，因此对他们来说，在企业中干活的时间和精力不能不大受影响。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要适应这种变化，都是需要时间的；三、与家庭经济的灵活、自主相比，乡镇集体企业的传统管理体制的弊端顿时暴露出来。面对这种情况，阜阳地区领导顺应家庭经济迅速崛起的新形势，把发展户办、联户办企业作为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突破口，并由此给集体企业注入生机。以大包干普遍推开的1980年为基数，当时该地区社队集体企业产值仅一亿多元，户办、联户办企业产值几乎为零。到1985年，乡镇企业总产值已达到十三亿一千万元，其中家庭企业（包括联户企业）产值为八亿八千万元，集体企业产值也增长到四亿三千万元，比1980年增长了近三倍。为什么户办、联户办企业的迅猛发展能促使乡镇集体企业突破多年徘徊不前的状况呢？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逐步形成的农村市场推动了集体企业的改革。
阜阳农村市场是随着家庭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户办、联户办企业的发展而逐步成长起来的。家庭企业与它们的资源供应者、产品购买者以及同行竞争者之间形成了纵横交错的经济关系。这种关系有的直接涉及集体企业，它们互为商品的卖者和买者，由此扩大农村市场的范围和交换量；有的间接涉及集体企业，使集体企业感到市场竞争的压力，不面对市场改进生产，就会在竞争中被淘汰。
第二，户办、联户办企业灵活有效的管理方法，为集体企业的改革提供了榜样。
家庭经济以及它的各种发展形态的优点在于，企业兴衰与经营者利益直接相关，经营者在资源的配备和使用上有充分的自主权。这是能人的舞台，能人唱主角，能人掌握权力，能人推动着经济的发展。我们把它叫做“能人经济”。传统的乡镇集体企业是由基层政权组织委派干部，在区乡政权的直接干预下经营的，不少企业干部不懂经营照样当官，即使懂经营，也因政企不分，多方牵制而无法施展能力。阜阳乡镇集体企业的改革就是移植了“能人经济”。他们普遍实行个人承包制，通过招标投标，把集体企业的经营管理交给那些在市场竞争的风浪中涌现出来的经营能手，让他们掌握企业的人、财、物，决定企业的产、供、销，使不少企业经济效益明显提高。
第三，大量“挂牌企业”的涌现，也壮大了乡镇集体经济的力量。
所谓“挂牌企业”，是指那些由个人（一个或几个人）出资创办的企业，却又挂着乡镇集体企业的牌子。“主办者”让企业经营者以它的名义出外联系业务，有时也为企业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并相应地从企业提取一定的管理费用。这种挂牌企业虽然实质上是个体或私人企业，但统计上全部列入集体企业一类。在挂牌企业较多的地区，乡镇集体企业可以从中取得可观的管理费用，并用于自身经济的发展。
第四，同户办、联户办企业进行联合，给乡镇集体企业输入了新鲜血液。
联合是以相互需要为前提的。户办、联户办企业需要联合，一是出于资金的需要，二是与乡镇集体企业联合牌子响，靠山牢，还可以解决不少本来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一点与挂牌企业产生的原因相类似。集体企业需要联合，当然也有解决资金、市场等问题的要求，但最主要的是引进能人经济的管理制度。因为联合往往是以参加联合的户办或联户办企业有能人治厂为前提的，联合后的企业也往往要请他们管理；另一方面，联合总是对集体企业政企不分的管理体制的冲击，可以减少上级的干预。从原集体企业的角度看，联合总是僵化体制的一次松动，因此，有利于提高效益，有利于发展生产。
通过对阜阳地区农村家庭企业和集体企业关系的考察，使我们认识到，充分尊重经济发展中形成的所有制新格局，让农民根据自身的条件，自由选择适当的经济形式，将有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集体经济和家庭经济的关系并不是互相对立的，只要因势利导，帮助它们发挥各自的优势，就可以产生出人们意想不到的经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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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评《国际竞争论》
许锦根
学林出版社去年开始了一项有战略眼光的工作——出版青年学者丛书。今年第一本推出的是陈琦伟著的《国际竞争论》。
《国际竞争论》是一本试图创新的学术专著。它通过评价传统的国际分工理论，分析学术界的有关论战，以及剖析现代国际经济关系，提出并阐述了一种新的国际分工理论——国际竞争型分工论及其相应战略——国际竞争力导向型战略。
《国际竞争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作了新的尝试。迄今为止，在对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方面，大都是把研究范围囿定于说明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和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剥削问题。而《国际竞争论》一书则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古典、近代和现代的国际贸易理论作了比较论述，在理论和逻辑上自成一体，拓展了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围。
进行定量分析，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作者在论述自己的观点时，借鉴现代经济学的定量分析方法，进而尝试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建立一个数学模型，并在其他论述中也注意适当使用数学方法。
另外，这本书还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适用性作了新的研究。目前国内外学术界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一种价值分析理论，只适用于说明长期经济关系。但该书作者挑选了供求——价格——价值之间的关系这一突破口，在第五章第一节经过分析，否定了经济学意义上供求与价格的直接关系，在第六章则对传统的价值分析法提出异议。作者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样适用于短期经济分析。
《国际竞争论》在理论研究上力求创新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明确的，即为中国这样一个改革中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提出理论依据和可供选择的战略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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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罗荣桓在山东》出版
记述罗荣桓同志在八年抗战、特别是在山东七年斗争经历的《罗荣桓在山东》一书（李维民、潘天嘉著），最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二十七万字的传记作品。作者没有写多少轰轰烈烈的场面，而是从细微处，从一些平凡的事例中，写出了罗荣桓同志的高大形象。在叙述罗荣桓对创建和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所做的贡献时，先后提到了曾与罗荣桓在山东并肩战斗的二百多位同志。作者不是突出罗荣桓个人，而是把他放在山东党政军领导人之间，放在广大群众之中。这是这部人物传记作品的一个特色。
（赵延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