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要闻)
专栏：
全国纪检工作会议部署今年工作时强调
严肃党的政治纪律加强党内监督
站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前列
主要抓好五项工作：维护党的政治纪律；纪检工作要成为促进改革的重要力量；继续纠正不正之风；加强党性教育；发挥监督作用
新华社北京2月27日电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昨天在北京开始举行全国纪检工作会议，部署1987年纪检工作。会议强调要严肃党的政治纪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加强党内监督。
中央纪委第二书记王鹤寿主持了会议。他传达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他要求全国党的各级纪委站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前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维护党的政治纪律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
中央纪委常务书记韩光在部署今年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时指出，1987年主要是抓好五项工作：维护党的政治纪律；纪检工作要成为促进改革的重要力量；继续纠正不正之风；加强党性教育；发挥监督作用。韩光强调说，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要讲话，集中反映了党中央进行这场斗争的决心和部署，是指导这场斗争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学习这些讲话，有助于深刻理解这场斗争的性质、任务、范围、重点、政策和方法。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人员要切实学好这些讲话。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要认真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了解、掌握情况，注意研究倾向性的问题，严格掌握好政策。
韩光说，支持和保护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是当前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各级党的纪检机关、纪检干部必须了解改革，熟悉改革，做改革的坚强后盾；要把工作重点放在查处、纠正破坏和阻碍改革的人和事上；各级纪委要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深入改革试点单位，加强同他们的联系，加强相互了解，使纪检工作真正成为促进改革的重要力量。
韩光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如果不坚决纠正不正之风，不加强对党员的党性教育，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以及以权谋私、严重官僚主义等消极因素就会严重损害党的形象，危害党的声誉，腐蚀党的肌体。他说，消除党内这些消极现象和不良风气，根本的方法是坚持不懈地动员全党抓党风，坚持不懈地对全党进行党性教育，提高党员、干部的党性觉悟，使他们能够正确地对待权力、地位和金钱。各级党组织包括各级纪委，应当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抓好党风建设和党性教育上。要继续强调领导干部起表率作用，要求他们既严于律己，又敢于同不正之风作斗争。
韩光说，党的纪检机关要肩负起党内监督的职责。建立健全党内各项监督制度，是当前的一项紧迫任务。做好这项工作，有助于使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模范地遵守党规党法。在这方面，今年要做两件事：一是制定对党员干部加强党内监督的规定；二是要重视各级党委、党组的民主生活会。纪检机关应逐级派人参加同级和下一级党委、党组的民主生活会，要逐级抓，使之形成制度，对领导干部实行有效的监督。
这次会议将讨论制订《中央纪委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的规划》和《对党员干部加强党内监督的若干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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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科协三届二次会议开幕
方毅强调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前提下继续贯彻“双百”方针
钱学森号召科技工作者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多作贡献
本报讯 记者张敏求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方毅在27日召开的中国科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说，科技工作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坚持“双百”方针。要鼓励科技工作者大胆探索学术问题，勇于发表不同观点和见解。进一步形成讨论、争鸣的学术空气和团结、协作的学术环境。我们的各项工作、各项政策，都要有利于科技工作者发挥创造才能。
方毅说，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我们科技工作者应当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时，要十分注意掌握政策和方法，严格按照中央规定办事。
方毅说，要实现我国本世纪末经济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在下世纪中叶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国科技工作者担负着伟大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大家大展宏图、顽强拚搏，作出出色的贡献。无论现在和将来，我们党重视和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政策不会变，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不会变。
方毅还指出，当前科协的工作，应当按照中央的部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搞活。今年，经济、科技、教育的体制改革都有进一步发展。科协工作要适应这个形势，继续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坚定不移地面向经济建设，两个文明一起抓。
中国科协主席钱学森在会上作的工作报告，着重谈了关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他在报告中提到，科协的工作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物质建设这个总目标，这是科协长期工作的方针和宗旨。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过去大家做了许多工作，但对它的重大意义的认识，应当说还是不够的。现代科学技术既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也是推动人们思想进步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的各项工作，如发扬科学精神，普及科技知识，促进科技进步，既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关，也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联。在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中，科技工作者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应该有高度的责任感和光荣的使命感，努力提高自身思想道德和业务素质，在积极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作贡献的同时，努力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中国科协名誉主席周培源、严济慈和188名中国科协全委会委员，以及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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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红旗》杂志评论员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四项基本原则中其他三项原则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依据，是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我们所要建设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马列主义所阐明的科学社会主义。因此，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根本”。这个论断深刻地反映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正因为这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就成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激烈攻击的对象。他们极力贬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否认它的指导作用。方励之就说：“马克思主义也是一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现在我们要寻求新的真理”。坚持还是否定和取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我们同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在政治思想上的根本分歧之一。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并不是自封的，而是历史地形成的。谁都知道，中国人民经过千辛万苦才找到马列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从鸦片战争起，中国的历史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在这个反抗运动的70多年（从1840—1919年）时间里，中国人民虽然英勇不屈，浴血奋战，但屡遭失败，这固然是因为中国经济落后，缺乏物质武器，然而最缺乏的还是抗御帝国主义的思想武器。抗御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当然不行，并且它很快就和帝国主义结合起来而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社会基础。农民的平均主义也败下阵来，因为它是在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改造世界的幻想。后来，中国人民又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拿来了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等项思想武器，组织政党，举行革命，满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根本行不通，也宣告破产了。中国人民终于在绝望和彷徨中从俄国十月革命学得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列主义，并由此而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广泛地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这是谁都否认不了的客观事实。
回顾近代历史，在马列主义传入中国的同时，确有其他种种主义传入，诸如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实用主义，改良主义（包括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基尔特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开始，马列主义也是一家。但是，在中国革命的斗争烈火中，其他种种主义，都朝生夕灭，昙花一现，便成为历史的陈迹，而马列主义，惟独马列主义，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并且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这不是偶然的，它表明，尽管其他主义也对中国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影响，有的甚至起过积极作用，但都远远不能和马列主义相比。马列主义是适应中国革命需要并为中国人民所渴求的唯一的科学真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著名作家斯诺，他根据对旧中国的深入考察，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十至十二岁的童工在晚上时常被关起来，睡在他白天操作的机器之下的破布堆里；人们不必要有锐利的观察力，便可以明白为什么《共产党宣言》会被这个国家的人民奉为圣经（上述有关童工的情况，我在外国人势力范围下的上海中国人的商店中也可看到）。此外，中国人所遇到的西方民主，只是在其担任了外国警察力量的角色，及保护以暴力夺取于中国的‘权力与利益’这几方面；因此，人们也无需仔细研究，便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人立即可以完全接受马克思对西方民主的伪善所作的藐视性的抨击。”（《斯诺文集》第4卷第58页）斯诺的这个评价是完全符合中国实际的。
中国人自从找到马列主义，从思想到生活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它本身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经历了三次伟大的转折（1927年井冈山道路的开辟，1935年遵义会议的成功及红军长征的胜利，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正确路线的重新确立），其中贯串着一条根本原则，就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也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正确轨道。我们在革命和建设中所取得的一切成绩和胜利，都同严格遵循这条轨道分不开；而遭受的一切挫折和失败，则是自觉不自觉地脱离这条轨道造成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把学习和独创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坚持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轨道，并从这里不断吸取赢得胜利的智慧和力量。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却无视这一事实，竟要我们抛弃马列主义，抛弃毛泽东思想，去寻求什么“新的真理”。而他们心目中的“真理”，无非是“全盘西化”，即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显然是完全违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心愿的。
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逆流，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民主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顽固派就一再要共产党“收起”共产主义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针锋相对地指出：“这是‘收起’不得的，一收起，中国就会亡国。现在的世界，依靠共产主义做救星；现在的中国，也正是这样。”（《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7页）结果怎么样？资产阶级顽固派“收起”马克思主义的叫嚷及其本身已经被历史的车轮辗得粉碎。物换星移，中国早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仅显示了极大威力，而且正在生气勃勃地指导着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前进。在这时候，热衷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又跑出来向人们鼓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完成了”，需要换掉了，等等。可以肯定，正象比他们更早主张“全盘西化”的胡适等人没有逃脱失败的命运一样，他们终归也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说，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教条主义”。这种说法同样是违背历史与现实的。诚然，我们党在早年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而毛泽东思想主要就是在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的。毛泽东同志一再指出：“教条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毋庸讳言，我们在对待毛泽东思想问题上，也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但是，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恰恰是在批判和克服对毛泽东思想的教条主义的基础上，而又为了从根本上反对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提出来的。我们所说的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仅同教条主义毫不相干，而且正是反对教条主义的有力武器。邓小平同志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我们当然不会由科学的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也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邓小平文选》第165页）正因为这样，我们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一要坚持，二要发展，并把二者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辩证地结合起来。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提出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新时期获得了众所周知的巨大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把教条主义同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混为一谈，或者借口反对教条主义而反对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那就显然是别有用心了。
在我们国家，马克思主义在全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中处于指导的地位。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坚持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方面，在发展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和繁荣文艺方面，在对青年进行“四有”教育方面，都要发挥主导作用。前一段时间，有人把批评和诋毁马克思主义当作“时髦”，谁反对他这样做，就说是“打棍子”，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思想战线的共产党员，特别是这方面担负领导责任和有影响的共产党员，应当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站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前列，真正做到“用我们的真理来反对资产阶级的‘真理’，使人们承认我们的真理”（《列宁选集》第4卷第364页）。
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首先就要认真学习，掌握它的立场、观点、方法，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1985年，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同志曾经特别要求新老干部都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指出，只有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才能提高我们运用它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来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的本领，既把我们的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推向前进，也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在谈到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时也指出：“没有认真的学习，坚持和发展就无从谈起。”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履行的义务。我们大家都应当针对新的实际，坚持不懈地学习，这是使我们国家永远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的根本思想保证。（载《红旗》杂志1987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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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经国务院批准
宁波市实行计划单列
新华社北京2月27日电 经国务院批准，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沿海港口城市宁波市实行计划单列，赋予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同时，继续在宁波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以进一步加快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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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映广大干部群众的呼声和要求有助于改进工作
人大代表三千余件建议全部处理完毕
其中已解决八百余件，正在解决或列入规划逐步解决的一千三百多件
据新华社北京2月27日电 记者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获悉：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期间代表提出的3341件建议、批评和意见，截至1987年2月中旬已全部处理完毕，并答复了代表。
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期间，代表提出的3341件建议、批评和意见
（以下简称建议）中，关于立法、执法方面的286件，占8.6％；关于人大工作方面的74件，占2.2％；关于经济建设方面的1334件，占40％；关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方面的801件，占23.9％；关于民族工作方面的93件，占2.8％；关于劳动工资方面的510件，占15.2％；其它方面的243件，占7.3％。大会闭幕以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即将建议分别交由国务院有关部门、中央军委办公厅、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150个单位研究办理。据了解，具体办理情况是：
所提问题已经解决的833件，占总数的24.9％。如刘明才、田益兰、关哲等54名代表分别提出的关于对广大群众进行理想和纪律教育，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的建议，中宣部、文化部、广播电影电视部、国家科委、解放军总政治部等部门分别作了答复。有关部门已采取一些措施，加强理想、纪律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198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等重大原则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最近，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这对于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冯宏章、张荫锡、朱二桢等11名代表分别提出的关于尽快制定土地管理法、企业破产法和修改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建议，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十七、十八次会议已分别审议通过了土地管理法、企业破产法（试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并已公布。马光、杨玉兰、李玉南等代表提出关于本溪城下采煤造成沉陷，要求解决治理资金问题的建议，煤炭部决定从1986年至1988年三年内拨出专项治理资金5000万元，并已行文下达。王增佑等代表提出关于严格制止截留师范毕业生的建议，国家教委答复，为了使师范毕业生及时补充到教育战线，国务院曾规定，师范院校毕业生的分配计划工作，统一由各地教育部门负责，必须分配到教育战线。最近为了有效地制止截留大学毕业生，教委与公安部、商业部联合发出了《关于制止截留按计划分配的毕业生的通知》，其中包括师范毕业生。经过各方面的努力，截留师范毕业生问题，将会逐步得到解决。
所提问题正在解决或列入规划将逐步解决的1353件，占总数的40.5％。如朱思明、陈恩凤、伍坤山等22名代表分别提出重视粮食生产、加强农业资源开发、减轻农民负担的建议，农牧渔业部答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发展很快，但不能说没有潜在的危险和忽视粮食生产的倾向，为此，1986年中央和地方都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李缵仁代表提出的关于尽快制定教师法的建议，国家教委答复，拟组织专门班子着手调查研究，总结建国以来我国教师队伍中的经验和问题，广泛听取各方面特别是广大教师的意见等，争取尽快拟出教师法大纲。宁汝济代表建议改革我国城镇住房制度，城建部答复，国务院专门成立了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改革方案的具体内容，正在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并初步进行了论证和测算。同时已选定了若干城市，开始部署住房制度改革的试点工作。
所提问题因目前条件限制或其他原因需待以后解决的437件，占总数的13.1％。杨拯美、杜颖代表提出的关于国务院成立行政区划管理机构的建议，民政部答复，设立全国行政区划管理机构，全面划定全国行政区域界线，制定全国行政区划图，从长远来看是彻底解决问题的好办法，民政部和有关部门也曾多次研究。但是，由于这个问题牵动面较大，全面划定行政区域界线的条件还不具备，只能逐步解决。
建议可供有关部门研究参考的718件，占总数的21.5％。黄纬禄、罗尚功代表提出的关于调整或重新划定地区工资类别的建议，劳动人事部答复，现行工资区类别确实存在某些不够合理的问题，不少地区要求尽快给予解决。但是，根据国家财力等情况，只能逐步解决，建议留作研究问题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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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领导重视 注意质量 主动联系
有关单位认真承办人大代表建议
据新华社报道：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介绍，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期间代表们提出的大量建议，是对各级国家机关工作的监督、帮助和支持。许多承办单位认为，代表建议反映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呼声和要求，反映了社会发展的信息，对于加强民主、科学的决策，纠正工作中的失误，改进工作作风，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促进四化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办理好代表建议，是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具体体现。各单位承办建议的工作有3个特点：
一、领导重视。各承办单位都比较重视代表建议的办理工作。公安部、铁道部、国家计委、湖南省政府、河北省政府等单位的主要领导同志亲自布置、检查代表建议的办理工作，要求按期完成任务。财政部部务会议决定把办理建议作为1986年二、三季度工作的重点。北京市政府总结以往工作经验，建立健全了办理建议的程序。天津市政府主要领导同志主持召开代表座谈会，征求代表对办理建议的意见，市人大、政府的有关部门联合办公，共同做好代表建议的办理工作。各单位都认真抓好催办工作，加快了办理进度。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召开承办人大代表建议工作的汇报会，交流办理建议的经验，并在1986年9月4日发出电报，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对办理建议工作进行一次检查，抓紧办理。
二、办理认真，注意答复质量。各承办单位对代表的建议一般做到认真研究和处理，有条件解决的就积极解决。王一香等7名代表建议铁路采石要保护名胜古迹，铁道部、江苏省政府经过研究，决定采纳代表建议，将镇江铁路采石场搬迁。商业部为了提高答复质量，对牵涉面较广或涉及地方事务的建议，坚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解决的办法，再答复代表。不少单位还建立了层层把关的责任制度。公安部承办代表建议由办公厅主要抓催办和把关，有的建议答复由办公厅主任签发，有的经主管副部长签发，无论核稿、复核和签发都比较认真，保证了办理的质量。国家计委、财政部等单位指定办公厅设专人负责核稿。化工部、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对代表建议的答复，全部由主管领导亲自签发。
三、主动同代表联系。国家经委、解放军总政治部、北京市政府等单位，采用走访、打电话等方式，直接与代表联系，进一步听取代表意见与要求，征求代表对答复的意见，提高了办理建议的工作质量。山东代表王殿臣建议国家经委派人帮助德州地区研究工业发展问题，国家经委邀请王殿臣代表来京介绍具体意见和想法，决定派人去德州考察，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德州地区工业发展提出意见或建议；北京市政府办理的82件建议，在答复前都征求了代表意见，代表比较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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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杭州一些单位挥霍国家巨资长期包租高级宾馆客房办公
《钱江晚报》提出批评引起强烈反响
新华社杭州2月27日电 杭州《钱江晚报》近来连续报道了一些单位包租杭州高级宾馆客房办公的消息，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钱江晚报》2月14日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题为《这是哪家“派头”？》的报道，批评一些单位长期租用杭州国际大厦客房办公，每年支付几万、几十万元在所不惜。杭州国际大厦去年9月一开业，中国包装总公司杭州供应站捷足先登，租下3间客房。随后，省工商银行信托部、省外贸公司、省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单位蜂拥而入。目前，这座14层楼的饭店，从2层到5层共118个房间，全部被11家单位包租作办公室。
2月18日，《钱江晚报》在《该找找出路了！》一文中，指出类似国际大厦大量客房被单位长期租用办公的现象，目前在杭州市其它宾馆、饭店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望湖、华侨两家饭店共有19间高级客房被单位包租办公。中国投资银行浙江省分行在望湖饭店长期包租了6间客房办公，每间每天租金66元，一年合计房租费14.4万元。其实，这家银行每年只短期接待一批世界银行来的外宾。这样以接待外宾为理由把公司全套人马迁入宾馆，浪费很大。
两次报道发表后，各方面反应强烈。一些读者给报纸写信，对这种不惜国家巨资长期包高级客房办公的做法感到痛心。租用宾馆办公的单位对报纸的批评表示接受，决定尽快创造条件搬出宾馆。有些专家建议，是否可以建造一些适合涉外单位使用的办公楼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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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史修志不要刮风
本报评论员
近来，编史修志在某些地方盛行，很有成风之势。据有的地方反映，不仅县写县志，村写村史，学校写校史，工厂写厂史，甚至党政机关里也写什么“部志”、“处史”。此风一起，于是设机构，抽人员，兴师动众，劳命伤财，影响工作，实在应该刹一刹。
编史修志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做好编史修志工作，有利于两个文明的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中央到地方，无论是党史资料的征集和整理，还是新地方志的编纂，都取得了一定进展。这对于弄清历史，激励今人，教育后人，都是很有意义的。
但是，正如其他工作需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一样，编史修志也要考虑到需要和可能。比如，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很大，修地方志的任务十分繁重，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各地也不可能同时起步。有的地方不具备条件，可以暂时不修。一拥而上，全面开花，一个地方编一部史，修一部志，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党政机关的部、处、室，都是做具体工作的部门，人员经常流动，有的地方竟也要抽出专人编史修志，实在是多此一举。甚于以编史修志为名，邀请所有曾在一地工作过的老同志回来“指导”，又报路费，又请吃喝，有悖于我们党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更不应提倡。
征集整理党史（包括军史）资料也好，编纂地方志也好，都是十分严肃的工作，要有对党对子孙后代负责的科学的严谨态度，做艰苦的调查研究，才能写出有价值的史志。如果急于求成，不愿做艰苦的工作，而是今天一个座谈会，明天一个“研讨”会，象某些地方或部门那样，把功夫全部放在名流贤者的即兴“回忆”与“赐教”上，这样编出来的史，修出来的志，不仅是靠不住的，而且还会给少数人借回忆之名、行为自己树碑立传之实，给修志工作留下隐患。
总之，修志工作应从实际出发，摆在恰当的位置，切不可刮风，更不能以编史修志为名大搞不正之风，浪费国家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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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闻摄影竞赛
小学生的法制辅导员
成都市东城区公安分局水碾河派出所团支部与水碾河小学开展共建精神文明活动，对孩子们进行法制辅导。图为少先队员欢迎辅导员雷建到中队。
成都市水碾河派出所 周爱民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