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把解决粮食问题的立足点放在国内
丁声俊
如何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能否把立足点建立在国外市场上？回答是否定的。一个国家要依靠国外粮食市场解决本国的粮食问题，至少要具有三个基本条件：第一，进口国要拥有雄厚的外汇；第二，出口国要具有稳定、充足的粮源；第三，进口国还要具备发达的港口装卸、交通运输设施。不具备这些条件，而要依靠国外粮食市场解决本国粮食问题，只能是一种脱离实际的想法。
当今中国，粮食需求居世界之首。在国内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之后，口粮需求增长的弹性不大，但饲养业和食品业的粮食需求弹性还很大。从发展的观点看，中国的粮食是患不足，而不是患有余。随着国内广大群众消费粮食的数量与质量的提高，随着现代化畜牧业的发展，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随着工业的扩大和非农产业人口的增加，全国粮食总消费量将大幅度增长。1985年，中国粮食总消费量达4055亿公斤。据预测，到本世纪末人均粮食需求量起码要达到400公斤，届时中国粮食的总需求量将达到5000亿公斤以上，折合5亿多吨，约相当于现在世界粮食总产量的1／3。如此巨大的粮食需求量，不依靠积极发展本国农业和粮食生产，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能够长期稳定供应。而且，进口粮食，耗资巨大。假若中国进口相当于需求量的10％，就需要进口粮食5000万吨，若进口相当于需求量的15％，则需要进口粮食7500万吨，按照目前世界小麦的不变价格计算，大约需要75亿美元到112.5亿美元。如此巨额的外汇支出，是正在致力四化建设的中国所无力承受的。
当今世界，国际粮食生产和消费大体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美苏，既是粮食主产国，又是粮食高消费国；第二种是法国、联邦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同属粮食高消费国，但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是粮食高生产国，而日本等是粮食低生产国。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中，除少数国家有一些余粮出口外，多数国家粮食不足，消费水平很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70％以上，而消费的粮食量却不到世界粮食总消费量的50％。当今世界粮食问题的症结在亚非拉，尤其是在多灾多难的非洲。除非洲外，亚洲和拉丁美洲也有许多国家严重缺粮。联合国粮农组织1979年11月提出的《2000年的农业展望》的研究报告指出：世界上90个发展中国家（不包括中国）的人口到2000年将增加到16亿，整个90年代平均每年需要增加养活的人口达9500万。到本世纪结束时，这些国家短缺的粮食量将达到1.3亿吨，粮食自给率将从1975年的92％下降到87％；世界严重营养不良人口将由1970年的4亿增至2000年的5.9亿。事情往往是这样：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粮荒与债务相伴，贫穷与饥饿为伍。他们一方面缺粮急需进口，另一方面负债累累又无力进口。因此，我们对世界粮食问题不能盲目乐观，不能把解决本国粮食问题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国外粮食市场。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世界粮食生产和消费增长的对比及粮食市场都有很大变化。第一，世界粮食特别是细粮消费量的增长，快于世界粮食总产量的增长。1983—1984年度与1960—1961年度相比，世界小麦、大米、玉米、高粱、大麦、大豆等主要品种的总产量增长66070万吨；同期，上述品种的总消费量增长幅度达78320万吨。消费量增长超过总产量增长多达12250万吨。其中，小麦、玉米消费量的增长比总产量的增长分别高出4770万吨和7190万吨。第二，粮食贸易量增长超过生产增长。在40年代，世界年平均粮食贸易量仅3800万吨；50年代增长到5160万吨；60年代再增为9600万吨；70年代达到15000万吨；80年代以来，更猛增到2亿吨以上。从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世界粮食贸易年增长率高达6.3％，比同期的粮食年增长率2.1％高出4.2％。第三，进口国增多，出口国集中。二次大战后，世界粮食传统的地区贸易结构发生巨大变化。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由粮食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日本和西欧一些国家也成为世界粮食进口大户；一系列发展中国家产不抵销，靠进口粮食维持国内供求平衡；世界粮食净进口国不断增多。与此相反，美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这五国的粮食年出口量达到1.8亿吨，占世界粮食总出口量的80—85％。其中，美国出口小麦、玉米、大米和大豆的数量分别占世界总出口量的48％、76.8％、18％和86.5％，成为当代世界的头号“粮食大亨”。第四，品种结构改变，粗粮已占主位。在世界粮食贸易史上，直到60年代中期以前，都是以食用粮特别是小麦为主。目前，世界粗粮贸易量已占世界粮食贸易量的一半以上。第五，动荡不稳，价格波动。总的看，1970年以前世界粮食市场是基本稳定的，价格波动不大。然而，1972年和1974年出现世界性农业歉收，粮食总产量锐减，苏联等国竞相抢购粮食，粮价飞涨，至1974年达到高峰。近两年世界粮食贸易量下降，粮食价格趋于疲软，这主要是由于粮食增产、苏联等国进口粮食大大减少的缘故。如果再出现世界性农业歉收，几个大国大量进口粮食，世界粮食市场就又会趋于紧张。因此，我们对世界粮食市场不能寄托过分的希望。
在世界农业发展史上，亚洲许多国家的教训令人深醒。大体从二次大战后到50年代前半期，亚洲农业和粮食生产逐渐有所恢复和发展，但到50年代后期却陷入了一个衰退时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发展战略的错误。50年代中后期，美国为了转嫁农业危机，以援助、馈赠和低利贷款等办法大规模倾销“过剩”农产品。从1955年到1962年，处理小麦、棉花等各种农产品总价值达91亿美元之巨。其中，倾销的粮食及其制品的总价值占57.76亿美元。在这一时期，亚洲成为美国廉价农产品的最大倾销地，仅印度、阿拉伯地区、南朝鲜、巴基斯坦的进口量，就占美国输出积压农产品的60％以上。廉价农产品源源涌入亚洲，历时数年，使刚刚恢复和发展的亚洲农业和粮食生产受到严重打击，传统的贸易结构也受到极大破坏。待到60年代末、70年代中叶，世界粮食形势紧张，抢购粮食之风把西方的“过剩”粮食几乎扫荡殆尽，世界粮食库存降低到相当于当年消费量的14％，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的世界粮食最低安全线（17％），这就是所谓的“世界粮食危机”。在此危机时刻，美国政府一变粮食援助为粮食现金支付，弄得亚洲许多国家非常困难。沉痛的教训为亚洲敲响了觉醒的警钟，许多国家制定农业发展新战略，确立争取粮食自给的战略目标，走上了开展“绿色革命”，优先发展农业和粮食生产的新阶段。亚洲农业发展的这段弯路，是对“依靠国外粮食市场”的尖锐反证。
正确的结论是，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只能牢牢立足于国内。这就是说，在指导思想上，要始终把粮食摆在关系国计民生基础产业的地位。在实践中，既要坚持种养与加工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的方向，又要保持粮食总产量持续稳定增长，到本世纪末实现5000亿公斤粮食总产量的战略目标，以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量。
中国具有依靠发展本国农业解决自己粮食问题的客观条件。中央制定的“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为解决粮食问题提供了根本保证；几亿善于精耕细作的中国农民是深厚的力量源泉；约20亿亩耕地、30多亿亩可利用草原及广阔水面是巨大的物质基础；初具规模的农业科学技术体系是重要条件；丰富的农业资源开发后会大有作为，等等。只要充分发挥这些条件的作用，中国农业全面发展，做到粮食自给自足甚至自给稍余是完全有可能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完全能够自力更生解决粮食问题。从1980年到1986年，我国平均每年增产粮食约100亿公斤。在具有转折意义的1984年，全国粮食总产量突破4000亿公斤大关。这可以说是建国以来最突出的政绩之一。现在，应该继续发展这种大好形势。
当今之计，需要双管齐下，抓紧生产，搞活流通。生产是基础，流通是关键。为了使粮食生产攀登上“新台阶”，要采取切实有效的经济政策，保护和激发粮农的生产积极性；要不断增加物质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强后劲；要健全和完善农业社会服务体系，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要逐步建立起全国粮食区域性平衡的基本格局，等等。为了提高农业和粮食生产专业化、商品化程度，要逐步把粮食生产向种田能手集中，发挥规模经营效益，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种粮也能致富，为发展粮食生产注入内在的、持久的动力，并开拓广阔的前景。
当然，我们主张立足国内解决粮食问题，决非意味着与国外粮食市场隔绝。恰恰相反，对包括粮食在内的农产品贸易，也要积极推行对外开放政策。但是，要在掌握自己粮食主动权的基础上去积极发展粮食对外贸易，灵活、主动地利用国外粮食市场，审时度势，有进有出。这样，既可以把国产粮食放到世界市场上接受国际标准的检验，提高竞争能力，又可以调节国内粮食品种。这种主张，与“依靠国外粮食市场”的想法有原则区别，后者是被动的，而前者是完全主动而又大有作为的。
第5版(理论)
专栏：
略论技术引进中的反向工程
杨爱群
近几年来，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的技术引进已初具规模，总的情况是比较好的，成效是很显著的。但是，对引进的技术，如何充分发挥它的最佳技术效益和经济效益，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我们有必要在技术引进中，加强反向工程研究。
所谓反向工程，就是在国际间的技术转移过程中，以引进技术为对象，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科学分析，反向研究它的性能、结构、原材料配方、设计、制造以及其它与之相关的重要因素，以达到有效地使用和发展它的目的。通过反向工程研究，我们对于引进技术，不仅能知其然，还能知其所以然，这将给我们带来诸多的好处：
——可以真正掌握到国外先进技术。在不侵犯别人的产权、专利权和商标权的前提下，通过对引进设备的反向研究，可弄清它的设计和制造技术。
——可以争取时间，加快掌握新技术的进程，推进国内技术的整体进步，达到国外先进水平。
——可以减少学习、消化引进技术的盲目性，提高引进技术在我国的适用性。不通过反向工程研究就匆忙地对引进的技术进行消化处理，潜在着很大的盲目性，往往以画虎类犬、画蛇添足的结局而告终。通过反向工程研究，我们对引进的技术或设备会得到较为准确的认识，知道哪些在我国的适用性好，哪些适用性差，以便得到更合乎我国国情的适用技术。
——可以在消化掌握引进技术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改进和创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当代国际技术转让合同中，一般都有技术反馈的条款。对引进技术进行反向工程研究，提出进一步改进的设想，并将其反馈给技术提供方，这将促进我国与国际间的经济技术合作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反向工程研究实施的具体方式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移植。即通过对引进的技术或设备进行反向工程研究，揭示并掌握其设计和制造的奥秘后，有目的地将其运用到其它产品上。
二、综合。即通过对大量引进的同类技术或设备进行反向工程研究，全面分析各自的优劣，扬长避短，广采各家之优，综合搭配，形成更高层次的技术或设备。
三、局部改良。即通过对引进的技术或设备进行反向工程研究，查找出局部有毛病的地方，设法对其进行改良。
四、整体改良。即通过对引进的技术或设备进行反向工程研究，从本国的资源情况和技术、设备的使用条件出发，判定引进的技术或设备是否合乎国情，其程度如何，如完全不合国情，则对其进行全面的改良。一般来讲，整体改良是针对技术软件（包括技术标准、工艺文件、管理知识、科技情报、专业人才等）而言的，即以引进的技术软件为对象进行反向工程研究。
五、发展。即通过对引进的技术或设备进行反向工程研究，在继承前人的技术成果的基础上，努力开拓延伸，求得发展和提高。
无数事例都说明了通过对引进的技术或设备创造性地进行移植、综合、改良和发展，以及创造性地使用，可以获得显著的经济效益。
目前我们对反向工程研究，尚未予以高度重视，存在不少问题。具体表现为：其一，有一些部门和单位对引进技术的利用只停留在使用上，未作进一步的开发，一旦技术更新换代，原先引进的技术则沦为落后，被迫陷入“引进——使用——再引进”的恶性循环之中；其二，有一些部门和单位引进技术后，独吃独占，酿成重复引进的恶果，导致近几年对重复引进“老喊‘刹车’不见车停”；其三，有一些部门和单位对只需引进部分关键设备，再辅之以反向工程研究就能建成的生产线，却不惜巨金将整条生产线引进。凡此种种，亟待研究对策切实改正。这方面有许多工作等待我们去做，当前最迫切需要的是建立一个权威性的管理机构，加强对全国技术引进工作的宏观管理。
技术引进是一项涉及到政治、经济、科研、生产、法律、经贸、商检等多方面的极其复杂的工作。目前，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存在着有碍于技术引进的一些弊端。对技术引进工作，国家有关的职能部委都管，但各自的职责都不是很明确，管理上存在条块挂钩不紧、层次多、手续繁、效率低的问题。表现为技术引进和技术使用部门脱节，技术使用部门和技术研究部门脱节，技术引进和技术研究部门脱节。反向工程研究作为技术引进的重要内容，亦受这些弊端的妨碍。技术引进及其反向工程研究要得以顺利发展，必须改革技术引进工作的管理体制，相应建立一个权威性的能够协调各部门关系的统一管理机构。这个管理机构可通过以下途径对反向工程研究进行宏观控制：一是组织搜集有关的国内外信息，对技术引进进行立法，并研究制订全国的方针政策；二是研究制订国家的技术引进及其反向工程研究规划，将其纳入全国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并同时制订出具体实施细则，力求规划一个，实施并成功一个；三是对于事关全局的大型项目的审批、注册统管起来，以免多头对外，重复引进；四是打破条块约束，统一调动引进、使用、科研各部门的力量，进行重点反向工程研究；五是综合使用行政、经济、法律和信息的管理手段，全面推广有价值的反向工程研究成果。各地区可根据本地情况相应建立必要的技术引进管理机构，协助中央开展工作，分级控制，方向一致，推进本地的反向工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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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开始出版
《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最近开始出版。全书分三十卷，农业气象卷已于去年底出书，水利卷近期即将出版。
《全书》是一部荟萃古今中外农业科技知识的大型工具书。农业气象卷由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气象局总工程师程纯枢主编，全国一百五十多位农业气象专家撰审，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全卷分总论、气象学基础、农业气象原理、农业专业气象、农业气候、农业小气候、农业气象灾害、农业气象预报情报和农业气象监测九个分支，六百五十九个条目、近五百幅图片、十八个资料附表。反映了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中国和世界农业气象的水平，最新资料收到一九八五年。 （政）
第5版(理论)
专栏：
《统一战线入门》将出版
许良廷主编的《统一战线入门》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介绍了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的历史发展；我国新时期统一战线的对象、范围、任务、策略和方针，以及政协在统战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等。
第5版(理论)
专栏：
历史知识和社会实践
——读《中国史学史》第一册
瞿林东
白寿彝先生在77岁的时候，出版了他的又一部力作《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孔子说过：“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句话，如果用来比喻科学工作的话，倒是可以表明：一个科学工作者愈是经过多年的学术积累，愈是能够提出深邃的见解来的。读了白先生的这部书，觉得它是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一幅绚丽的中国史学的画卷，有全景，也有某些细部，读画的人尽可反复揣摩、遐想。丰富的内容，精深的思想，新颖的写法，给人一种清新、开朗的感受和多方面的启迪。
《中国史学史》第一册是多卷本《中国史学史》的首卷，它包含《叙篇》和第一篇《先秦时期，中国史学的童年》，每篇各五章。《叙篇》约12万字，其内容涉及到史学史研究的任务和范围、中国史学史的分期、有关史学史的古今论述、作者40多年来摸索这门学科的经历和当前对于这门学科的设想。这样长篇的丰富内容的叙述，在著作史上实不多见。第一篇是关于先秦史学的论述。诚如作者在《题记》中所说：“这篇的结构、论点，都表示了一些新的看法。”此篇所显示的规模和提出的见解，不仅在史学史的研究上有开创的意义，而且对先秦史的研究及其他专史的研究也颇有值得注意和参考的地方。
然而，这部书还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历史知识和社会实践的关系问题。我以为，这个问题，是每一位读者都会感到兴趣的，是每一个从事着社会实践的人都会重视的。作者在《叙篇》中讲到史学的社会影响时，深沉地写道：“好多年来，经常有人问：学历史有什么用处。我们研究史学的社会影响，可以说，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先从个人说起，史学的用处可以开阔视野，增益智慧。从工作上说，可以从总结历史经验中得到借鉴。从更为远大的地方说，史学可以在总结过去的基础上，更好地认识现在，观察未来，为人们指引一个理想的历史前途。”这是从个人的思想文化修养说到个人的社会实践，再从单个人的意识和实践说到人的群体的意识和实践，历史知识都在影响着人们，都在默默地发挥着它的巨大的作用。作者认为，那种把讲历史仅仅看作是了解过去，仅仅是为了弄清历史真相的看法，是不全面的。作者还指出：“在具体的历史实践（按：即社会实践）中，联系历史知识而作出政治上的重大决策，历代都有其例。”这是从丰富的历史知识中提炼出来的很有分量的结论。诚然，前人关于现实的决策和关于历史前途的论争，对于后人的思想、情感、决心、行动，无疑是会有很大的影响的。柳宗元《读书》诗云：“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柳河东集》卷43）这是诗人的感受。司马光说，他撰《资治通鉴》是要“监（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进〈资治通鉴〉表》）。这是史学家和政治家的考虑。毛泽东同志认为，没有历史知识，是不可能指导革命运动取得胜利的。这是革命战略家的理论。古往今来，人们就是这样来看待历史知识跟自身的社会实践的关系的。
这些年来，白寿彝先生十分强调历史教育的重要作用，为此，他撰写文章，发表演讲，接受采访，其意则在于希望有更多的人能自觉地认识到这个问题。做为史学家，他尤其希望史学工作者以此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在本书中，作者再一次提出这个问题。他说：“史学工作者出其所学，为社会服务，这是我们的天职，不容推托。我们从历史上研究史学的社会影响，一要研究历代史学家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二要研究史学在实践中具体的社会效果。这是一件有很大意义的科学工作，也是一件有很大意义的教育工作。相当多的史学史工作者忽视这一点，我们应作好拾遗补缺的工作。”
这部著作关于历史知识和社会实践的关系的论述，跟作者以往在这个问题上所发表的文章、演讲相比，有了很大的发展。除了理论的阐述外，作者在第一篇里以专章总结了先秦时期人们在“历史知识的运用”方面的认识和经验，认为：“历史知识的运用，主要的就是这两大类。第一类多是就事论事，第二类涉及的问题比较宽泛，其中包含有规律性的东西。”在具体论述先秦时期人们对历史知识的运用时，作者概括了三个问题：一是“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二是“疏通知远”，三是直笔、参验、解蔽。作者对“以畜其德”的“德”和“疏通知远”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认为：“这个‘德’字不光指道德、品行说，还包含有见解、器识。这一类的目的，主要是‘明是非、别善恶’和‘观成败’。‘明是非’和‘观成败’主要是指认识方面说的，‘别善恶’是从教育意义上说的，但这三者也很难分开。”从这一总的认识出发，作者于先秦文献中一连举出“列举同类事例以说明一个问题”、“从历史的发展过程上说明问题”、“援引史事进行理论上的辩诘”等，同时分析了韩非和《吕氏春秋》对历史知识的运用。关于“疏通知远”，作者说：“我们所谓‘疏通知远’，主要包含两个问题。一个是依据自己的历史知识，观察当前的历史动向。又一个是依据自己的历史知识，提出自己对未来历史的想法。”进而列举出孔子、墨子、商鞅、赵武灵王、孟子、荀子、李斯、韩非等人是如何运用历史知识提出对当前历史动向和未来历史的看法的。作者对直笔、参验、解蔽的论述，是强调了“历史知识的运用，必须重视所依据的历史资料的可信程度”，从而充分肯定了直笔的精神、参验和解蔽的方法在书写历史、考察史实和运用历史知识上的可贵性。作者在对上述三个问题的论述上，融会了先秦的历史文献，贯串了对先秦历史进程的评价，可谓新意层见，宏论迭出。这不仅为史学史研究开拓了一条新路，而且也证明了作者提出的这个看法是应当受到广泛的重视的：“历史知识是人类知识的一个宝库，特别是政治家、教育家和思想家都离不开它。”仅此而论，也就大致可以看到这部书的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