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要闻)
专栏：
改革深入推进了经济技术一体化进程
我科研设计与生产联合日趋紧密
出现六种相对固定主要组织形式
据新华社北京2月26日电 （记者卓培荣）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步步深入，我国科研、设计与生产的联合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成为横向经济联合中非常活跃很有潜力的一部分。联合的形式已经远远超越一般的技术合同、技术协议关系，在不同层次上出现了相对固定的组织形式，推进了经济技术的一体化。
不久前，国家经委、国家科委、国家体改委、国防科工委和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有关人员完成了一项调查研究后，总结出全国科研、设计与生产的联合已经有六种主要的组织形式。
一是以技术开发为主的研究所进入大型工业企业或企业集团，成为企业的技术开发中心。原机械部直属的长春汽车研究所和第一汽车厂联合，完成多种汽车老产品的改进和新产品的开发，实现了解放牌汽车的更新换代，汽车所也因此得到发展。
二是企业、研究所共同建立以新技术为主的企业。如冶金部北京钢铁研究院与北京市海淀区联合建立钢管厂，解决了维修进口飞机必需的部分特种异型合金钢管。
三是研究所在一批中小企业共同支持下，为缺乏技术开发能力的中小企业服务。化工部炭黑研究所联合本行业20多个企业，为它们的技术改造和技术引进服务，在行业里建立了信誉。
四是由设计院、研究所牵头，联合有关企业组成技术或工程成套公司，承担从设计、施工、安装到设备调试等成套工程任务。如洛阳石油化工工程公司承包河南500万吨炼油厂整套工程项目，承担项目全过程直到向用户交钥匙。
五是由科技人员组成的、以新技术为主的开发、服务和贸易相结合的公司。例如北京中关村的微电脑一条街。这类企业以科研基地为依托，以研究所的技术力量为后盾，善于捕捉市场信息，灵活机动，适应力强。
六是作为一个新产业的各种基金组织，技术经济信息咨询服务组织。如上海工业技术发展基金会，1986年上半年就投放科技优惠贷款和风险投资1300多万元。这种组织人才结构多样，能综合多种情况，判断并传递国内外技术经济发展的信息，对企业生产经营起到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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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简政放权搞活企业 发挥综合服务功能
七十四个改革试点城市经济活跃
去年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百分之四十多
生产增长速度略高于全国工业的平均增长水平
新华社北京2月26日电 进入“七五”时期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继续增加，它们在简政放权、搞活企业和改善城乡经济格局等方面的改革成果，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
到去年底，这些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已达74个。从国家统计局汇总的资料来看，各试点城市坚持以搞活企业为中心促进改革全面发展，使企业和地方经济焕发出新的活力。去年它们总共创造工业产值4359亿元，占到全国工业总产值的42.4％，较上年增长11.5％，略高于全国工业平均增长水平。其中人口不足20万的7个小城市，工业增长率达到23.8％。而试行市领导县这一管理体制的68个试点城市，去年工农业总产值较上年增长10.7％，农业发展速度快于全国平均速度的情况尤为明显。其中大中城市带动郊区县农业发展的作用更突出些。
在发展生产的同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加速流通领域的改革，注重发挥城市促进经济发展的综合服务功能。它们进一步敞开城门，商业购销两旺，集市贸易活跃，生产资料市场方兴未艾。这些城市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去年达到1645亿元，占全国的1／3。各种物资贸易中心、物资经营联合体和物资展销会、调节会等，促使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物尽其用。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适应改革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一些试点城市开始出现资金市场，以发放债券、建立短期资金拆借市场、开展跨城市期票贴现业务等方式提高资金融通效益，利用有限的资金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
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去年改革成效的又一个鲜明特点是，这些城市一方面以大中型企业为龙头，以城镇集体和乡镇企业为两翼，逐步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城乡联合体，繁荣当地城乡经济；一方面注重扩大跨地区的横向经济联合。这种大范围的经济联合已不仅是物资交换或生产协作的简单联合，而是更加注重从原材料开发、加工、科研到产品销售的多功能联合，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各类企业集团应运而生。同时，不少试点城市注意发挥各自的智力优势，发展各种科研和生产联合体，技术市场开始初具规模，科技咨询事业也蓬勃发展起来。这就使城市推动社会生产力全面发展的中心作用显著增强。
从综合体制改革试点城市的现状来看，企业自主权不够落实、改革还不配套、经济立法有待健全等，仍然是改革和经济发展进程中需要加紧解决的突出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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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邓小平会见泰国王储
宾主在亲切友好气氛中畅叙中泰友谊
新华社北京2月26日电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泰国王储玛哈哇集拉隆功殿下一行，宾主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畅叙了中泰友谊。
邓小平说，王储殿下这次代表普密蓬·阿杜德国王陛下对中国的访问体现了中泰两国和两国人民间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他说，两国关系建交以来一直很好。两国之间确实存在着朋友和亲戚的关系。近10年来，两国领导人的来往是很频繁的，这些交往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
玛哈哇集拉隆功说，泰中两国关系很好，两国在很多问题上，特别是在维护本地区的和平和稳定的问题上有着一致的看法。他说，他这几天在北京过得很愉快，深深体会到中国领导人和人民对泰国和泰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他表示，他这次代表国王陛下访问中国，有机会同中国领导人会面，同时看到了很多东西，这不仅使他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也增进了两国人民间的友谊。
邓小平在谈到亚洲局势时说，越南侵略柬埔寨使亚洲局势出现不稳定的状态，而泰国在稳定亚洲局势和支持柬埔寨人民的正义斗争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半个小时的会见中，邓小平向王储介绍了中国发展的规划。
玛哈哇集拉隆功说，泰国一直注视着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他表示希望两国进一步合作，解决它们面临的问题，建设各自的国家。
会见开始时，邓小平对王储说，“我们是第二次见面了。1978年11月我访问泰国时参加了殿下的剃度仪式，受到了国王陛下和王后的盛情接待。”邓小平请王储转达他对国王和王后的亲切问候。
玛哈哇集拉隆功也转达了国王对邓小平的敬意和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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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姬鹏飞重申我对香港政策
中国实行“一国两制”方针不变
香港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
本报讯 2月21日，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姬鹏飞在接受《北京周报》记者采访时，重申了中国对香港的政策。下面是这次谈话的全文。
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发表之后，香港各界十分关注我中央人事变动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有些人担心中国不能继续执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答：这种担心是没有根据的。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历史的经验，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条路线的基本点：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是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这两个基本方面互相联系，缺一不可。8年来，由于这条路线的贯彻执行，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这样一个利国利民的路线和政策，我们将长期坚持下去。中共中央的人事变动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为了全面地、准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而不是改变这一路线。
问：有些人担心我中央人事变动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会影响到我们实行“一国两制”、保持香港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的政策。您对此又是怎样看的？
答：“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是遵循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在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的基础上，由邓小平同志集中我们党中央的集体智慧提出来的。“一国两制”作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而实行的一项基本国策，不会因为人事的变动而改变。邓小平同志曾经明确说过：“‘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人大通过的方针，是法。怎么会变？政策对，就谁也变不了。”我刚说过，我党中央的人事变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在内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不涉及对香港的政策。在香港保持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这一政策已经载入中英联合声明，并业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是不会改变的。
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会不会牵涉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香港呢？
答：不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与香港毫无关系。因为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内地与香港分别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内地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香港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在内地，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范围也是有严格限制的，即只限于在中国共产党内进行，只限于在政治思想领域进行，也决不会重复过去“左”的那一套错误做法，它不是也不会酿成什么政治运动。因此，没有必要担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会牵涉到香港。
问：中央的人事变动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工作的进展会不会有影响？
答：我认为，中央的人事变动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不会有影响。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正在按预定的计划有条不紊地顺利进行。目前，各个专题小组正紧张进行工作，为即将在4月份召开的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作准备。我高兴地看到，起草委员会的内地委员和香港委员，都以高度负责、严肃认真的态度，按照中国政府对香港的方针政策，本着民主协商、互相尊重、互相信任的精神，积极参加讨论，出谋献策，在许多问题上已经取得了共同认识。有的问题一时还未取得一致，可以继续通过民主协商谋求解决。我相信，经过全体委员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够在1990年如期完成基本法初稿的起草工作。
问：中央人事变动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会不会影响中英两国在贯彻执行联合声明方面的合作？
答：不会，不会影响中英两国在贯彻执行联合声明方面的合作。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署两年多来，在贯彻执行联合声明方面，两国政府的合作是好的。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工作卓有成效，讨论解决了一系列重要的问题，比如香港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中的地位问题，香港在亚洲开发银行的地位问题，香港居民的旅行证件问题，香港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航协定的过渡安排问题，香港设立单独的船舶登记处问题，香港公务员的退休金问题，等等。中英土地委员会的工作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解决了跨越1997年年期的土地契约和其他有关问题。对于中英双方的友好合作和所取得的良好成果，香港各界普遍感到满意，增强了对香港未来的信心。我相信，中英双方在贯彻执行联合声明方面的这种友好合作关系，今后还会得到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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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海茫崖一带发生6.2级地震
新华社北京2月26日电 据我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北京时间3时56分，在青海省西北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人烟稀少的茫崖一带（北纬37.8度、东经92.0度）发生6.2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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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今日谈
大公司的“小算盘”
郭双平
最近看到一份资料，介绍日本丰田汽车公司注意节约的几件小事：抽水马桶里放三块砖，以节省冲水量；男用便池用白漆画两个鞋印，定位而立，以节省清洗用水；笔记用纸正面用完了，裁成四段订成小册子，反面做为便条纸；手套破一只只能换一只……
初看时，不觉咋舌。偌大汽车公司，竟在一滴水、一页纸、一只手套上打算盘，是不是太小气了？细想起来又不尽然。“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家业再大，也是日积月累攒起来的。
由此想到我们的某些企业乃至一些家庭，经营刚刚好一点，收入多一点，花钱便大手大脚，比大方，比阔气，比排场，比时髦。装修档次不断升格，交际费用直线上升，结婚酒席越摆越多，甚至有的工厂车间里用的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设备，经理室、接待处布置成“八十年代”的水平。这种风气真该改一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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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储蓄排队何时了
新华社记者 姜卯生
记者最近在西安市一些储蓄所看到，群众存取款排队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排队人数少则十几人，多则二三十人。有的储蓄所营业场地窄小，群众还得在门外排队。对此，群众意见很大。
储蓄排队除了网点少之外，营业员服务差是一个重要原因。
2月10日下午，记者先后跑了解放路、钟楼邮局、南稍门和南大街等四个储蓄所，看到一些工作人员工作纪律松弛，男青年一边抽烟、闲聊，一边漫不经心地办理业务，有两个所的3名女复核员上班时抱着孩子。
2月11日是星期三，按规定下午学习，不对外营业。群众称之为“小礼拜”。这天上午，劳动路储蓄所柜台外挤满了人，有的群众已经排了一个多小时，但柜台上却无人办公，两名营业员离开岗位办别的事去了。11点40分，当记者赶到西五路储蓄所时，柜台外还有五人在排队，储蓄所的营业员已收拾东西，准备下班。
当前，群众的储蓄热情很高。金融部门应该十分爱护群众参加储蓄的积极性，教育干部、职工切实转变作风，努力改善服务，不断提高业务素质和工作效率，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使存取款难的问题及早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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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邱庄致富“三不忘”
本报记者 顾雷 石德连
中共静海县委一位领导同志告诉记者，大邱庄劳动致富以后有“三不忘”——不忘国家、不忘集体、不忘扶贫，获得了文明村的称号。
确实是这样。1985年，大邱庄向国家缴纳税金就相当于解放后35年的总和，去年又增长了40％，户均纳税11000多元。公共积累相当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1977年的62倍，壮大了集体经济。不忘扶贫表现在四个方面：去年拿出4万元，请县政府用于支持贫困村发展生产；与贫困村开展横向经济联合，协助发展村镇工业；在贫困村招收2000多名合同工，使他们增加收入；支援灾区恢复生产。因此，受益的村给大邱庄送来“富己帮贫，振兴中华”的锦旗。
“三不忘”的核心是为国家、集体作贡献。大邱庄人认为，贡献大小是有没有理想、道德、纪律和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标志。因此，他们考核干部，衡量先进与落后，首先看贡献，很自然地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溶为一体。坚持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看人。看干部，主要看“实绩”，搞工的看经济效益高低，搞农的看粮食等能不能搞上去。差的，经过教育仍上不去，不论三亲六故，一律撤换，促进干部树立建功创业的思想。
评选先进工作者也不例外，年终打开帐本比贡献，用不着三评五审。以往评先进，地主出身的马德良从来没份。但采取翻帐本的办法后，发现他一个人一年为国家生产10多万斤粮食，全村贡献最大，人们心服口服，评他为天津市农业劳动模范，还到法国访问、学习。
在大邱庄，贡献小的人有难过的“社会舆论关”、“家庭关”。有一年，禹作安因为懒，没有完成承包任务，被扣工资140多元，成为农业劳动力中收入最低的一个。长辈们批评他“给全家丢了脸”，爱人说他“不争气”，孩子说：“连我也抬不起头来。”他在家庭成员的帮助下，克服了懒病，第二年就打了个翻身仗，贡献和个人收入增加了几倍，全家都感到光荣。
为了鼓励人们多贡献，大邱庄一方面严格各种责任制，赏罚分明；另一方面，更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寓于感情之中，关心、教育和感化各个层次的人。比如，无微不至地关心老人，安排好退休干部，兴学育人，这样，也教育了年轻人，感动了在职干部和孩子家长。甚至修建放骨灰盒的灵堂，也是为了照顾好死人启迪活人。各层次的人都从不同的侧面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
电器厂青年工人孙建学，工作是把好手，一年收入四五千元。但他听到征兵的消息后，主动报名，参了军。他说：“劳动致富离不开国家的安定，我愿放弃较高的经济收入去保卫边疆。”有一年秋天，蓟县山区遇到罕见的雹灾，群众自发地捐献了11000多元支援灾区。灾民们说：“大邱庄人的风格就是高。”逢年过节，这里也有请客的习惯，但都是正职请副职，上级请下级，干部请群众，没有一家破例。
大邱庄的村风过去可不是这样。赌博、封建迷信、穷打穷闹、小偷小摸等，时有发生，现在为之一扫。孙跃成与刘绍常住前后院，过去因为一些琐碎小事发生过矛盾，好几年互不讲话，成为有名的“冤家”。如今，不是你家长，我家短地互相争吵，而是互谅互让，互比贡献，两家儿女喜结良缘，“冤家”变成了“亲家”，被人们传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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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丰富市场实行多渠道经营
三十个大城市去年蔬菜购销两旺
种植面积总产量显著增加
本报讯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提供的信息表明：去年，我国蔬菜购销体制改革，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蔬菜产量增加，市场购销两旺。据30个大城市统计，1986年蔬菜面积为1231.3万亩，比上年增长9.8％；蔬菜总产量达到2299.5万吨，比上年增加332.2万吨，增长16.9％。
1986年蔬菜产、销有以下新特点：
商品菜增多。1986年，这30个大城市蔬菜上市量为905.3万吨，比上年增加114.8万吨，增长14.5％。人均蔬菜产量由上年的166.3公斤，增加到192.6公斤，增长15.8％。
细菜增加，质量提高。由于实行优质优价，多数城市都注意了“压粗增细”、“减劣增优”的品种结构调整工作。1986年，30个大城市细菜面积比上年增长9.1％，已经超过了粗菜面积；细菜产量达1114万吨，增长15.7％，占蔬菜总产量的48.4％，开始改变以往粗菜过多的不合理状况。
国营商业在起平抑菜价方面发挥作用。由于蔬菜产量大幅度增长，国营商业又较好地起到了平抑物价的主渠道作用，1986年蔬菜零售价比1985年只增长3.3％。
部分城市成立了菜农协会，促进了蔬菜生产的发展。城市中、远郊蔬菜生产虽具有成本低、面积大等有利条件，但也有运输、销售等一家一户不易解决的问题。太原、武汉等地的中、远郊菜农自愿联合组成菜农协会，实行产销分工，集资购买汽车，形成了生产、运输、销售一条龙，解决了这一问题，促进了蔬菜生产的发展。
（龙林）
第1版(要闻)
专栏：新闻摄影竞赛
贵州农村集市贸易市场有许多个体经营的“书摊”，吸引着各民族青少年。图为荔波县朝阳乡书市一角。
贵州荔波县委 傅玉良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