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深切怀念叶企孙教授
沈克琦 孙佶 汪永铨
叶企孙先生是我国科学界、物理学界的老前辈，对我国物理学以及整个自然科学的教育、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发展都曾作出卓越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十年动乱中，由于某冤案的株连，叶先生横遭诬陷，一度身陷囹圄，身心健康因长期遭受迫害而受到极大摧残，于1977年1月13日含冤病逝。在叶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我们怀着无限深情，缅怀这位可敬的老前辈，他的品格、精神、思想和业绩永远留在我国的科学界、物理学界，留在我们中间，鼓励着我们前进。一
叶企孙先生生于1898年，上海人。其父曾在清华学校讲授国学。叶先生受父亲影响，幼年熟读古书，包括古代算学名著和天文、历法知识等。1913年入清华学校。1918年赴美留学，1920年获芝加哥大学理学士，1923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成回国后任教于东南大学。1925年清华大学创办本科，叶企孙先生受聘为物理系主任，1929年又兼任理学院院长。叶先生还曾数度短期主持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校务。解放后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1952年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教研室主任、校务委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常委；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等职。叶先生是中国物理学会创始人之一，曾任副会长、会长、理事长等职。1933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会建立时，叶先生与丁燮林、李书华先生同为物理组评议员。1941至1943年期间曾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叶先生是我国老一辈的优秀物理学家。他和W．Duane及H．H．Palmer在1921年合作测定的普朗克常数值（6.556±0.009×10－27尔格秒）被物理学界沿用16年之久。他独自进行的高压强流体静压对铁、镍、钴磁导率影响的研究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叶先生知识渊博，不仅物理学造诣很深，对物理以外的学科，如天文、地学等也有深入的了解。他长期从事自然科学史研究工作，曾任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副主委，是我国有数的自然科学史专家之一。
由于叶先生对中国物理学的发展，尤其是在人才培养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加以他为人正直，品德高尚，毫无门户之见，他深受物理学界的尊重与爱戴，是物理学界一位杰出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二
叶企孙先生对我国物理学教育与科学研究工作的建立、发展与对科学人才培养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是他一生的主要业绩。
叶先生在长期担任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期间，以他的远见卓识从几个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为如何办好理科院系树立了一个榜样，留下了优良传统，和同事们一起培育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
叶先生看到，要建立一个优等院系，首先要有一批高水平的教授。为此他广延人才，在抗战前就先后聘请了吴有训、萨本栋、周培源、任之慕、赵忠尧、施汝为等一批有名的物理学家到清华执教，使清华大学物理系成为高水平的培养人才和科学研究基地。
叶先生清楚地看到，物理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总的来说，是实验性学科；要发展我国的自然科学，一定要使科学在中国生根，为此必须十分注意实验室建设和实验研究工作的开展。这是叶先生建立院、系的指导思想。他据此作了大量的工作，如聘请吴有训先生用X光研究合金结构，请萨本栋、孟昭英先生从事电路、电子管方面的研究，请赵忠尧先生研究高频伽马射线的吸收和散射，后来又请葛庭燧、余瑞璜等先生进行金属物理研究。在30年代真空管应用广泛，叶先生摒弃单纯向国外购买成品的办法，在1933年委托吴有训先生在美订购制造电子管设备，用此设备开展研究，按需要研制电子管，使工作立足于国内。叶先生还很注意系属工厂的建设。例如1930年他在德国进修时，经赵忠尧先生介绍，请到一位技术精湛的德国技工
（Heintge）。他与叶先生一起来华，在清华制作实验仪器，直至抗战开始。
叶先生既重视实验，也重视理论，他聘请了一批高水平的理论物理学家，如周培源、彭桓武、王竹溪等先生，保证了清华物理系理论方面的高水平。
叶先生既重视基础科学，也重视应用科学。他曾亲自动员优秀的物理系毕业生转到应用学科去。在叶先生的安排、影响下，清华物理毕业生的研究领域相当广泛，如王大珩、龚祖同为应用光学专家，赵九章、傅承义、翁文波为地球物理、气象方面的专家，赫崇本为海洋物理专家，葛庭燧为金属物理专家，钱伟长为力学专家等。此外，在机械、测量、航空、冶金、地质、电子学、原子能等等方面都有原清华物理系的学生在起着骨干作用。这与叶先生既重视自然科学，也重视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科学的协调发展分不开的。例如，当年清华建立了航空、无线电、金属、农业、国情普查等五个特种研究所，叶先生任总负责人。他为促进这些研究所工作的开展尽了最大的努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上事实说明，叶先生具有发展科学事业的战略眼光，他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做了奠基性的工作。
叶先生的门生遍天下。不仅国内许多著名学者、科技教育界领导人是叶先生的学生，国外许多著名华裔学者也曾直接得到过叶先生的教益。原清华大学理学院所以能培养出数量众多的优秀人才，除和上述叶先生的办院主张与措施有关以外，和叶先生对人才培育的指导思想与对青年一代的热情关怀、爱护也是分不开的。
叶先生在培养人才上，特别重视质量要求。他对教师的聘请、晋升，对学生的成绩考核一向都严格掌握高标准。他还强调，培养人才必须有除深度以外的广度要求。他提出并主持规定，物理系学生除学习数学物理课程外，必须选学其他学科
（包括文科）的课程，而且要求，指导不同学生选不同的外系课。他认为，大学期间是学习基本知识，接受基本训练的阶段，一个人要能适应较广的要求，就不但要实验、理论并重，而且要重视学习文科、理科、工科知识，各人要按自己的特点来进行选择，求得发展。
叶先生在培养与选聘人才上，既有坚定的原则，又热情地爱护人才，提携后进。他没有门户偏见，不搞近亲繁衍，有意识地吸收非清华的毕业生来校任教，以吸收其他学校的长处。他襟怀坦荡，大公无私，一向乐于聘请他认为超过自己的人来任教或任职，例如他把吴有训先生请来后，在1937年就主动推荐吴代替自己担任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叶先生这种优良作风，不仅把清华理学院办得有生气、有水平，而且深刻地影响着年轻一代。
叶先生不但从行政、组织工作上为人才培养尽力，而且从不间断地担任教学工作，站在第一线，直接地、个别地进行培育人才。叶先生教过很多课，从普通物理、力学、热学、分子运动论、物性学、电磁学、光学到电子论、近代物理、固体物理、铁磁学等，什么课需要人教，他就教什么。叶先生的讲课采用启发式，把面临的问题、现状提给学生，启发他们一步一步地自己思考，得出结论。这不但使学生印象深刻，多年不忘，而且学到了从书本上很难得到的分析、思考问题的方法。叶先生在教学中理论与实验并重，还鼓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和假期到实验室自己安排和进行实验，以加强对实验能力的培养。叶先生教书不忘育人。他一生，直到“文革”开始，从未停止和学生保持经常的个别接触。在很长的时期里，他约班上的学生每隔两周到他家里交谈一次学习、生活、思想等方面的问题。他还常邀约已经毕业的学生见面，利用闲暇时间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关心和帮助他们继续成长。三
叶企孙先生不仅是一位科学家、教育家，同时又是一位满腔热血的爱国主义者。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叶先生在设于天津的清华大学办事处负责支应清华师生南下的工作。面对全国抗日救亡的熊熊烈火，叶先生热血沸腾。他所关心的不只是清华大学一个学校，而是全面的抗日战争。极为可贵的是，他挺身而出，曾不顾生命危险向冀中抗日根据地输送人才和物资，对冀中的抗日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他通过当时设在天津的国共合作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向根据地推荐输送了一些清华大学学生，其中有物理系高材生、叶先生的得意门生、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熊大缜同志。熊大缜到冀中后，曾先后任冀中军区印刷所所长、冀中军区供给部长兼技术研究社社长。熊和其他大学生一起研究生产炸药，并用之制成手榴弹、地雷等武器，武装我军，多次成功地炸毁敌火车，受到军区首长聂荣臻同志的高度赞扬。除输送人才外，叶先生还曾借用清华公款万余元购买药品、医药用品、电台、黄色炸药等送去冀中根据地。叶先生于1938年11月去昆明西南联大途经香港时还在设法筹款，支援根据地。高平叔编《蔡元培年谱》中所载蔡先生部分日记有这样一段：“企孙言平津理科大学生在天津制造炸药，轰炸敌军通过之桥梁，有成效。第一批经费借用清华备用之公款万余元，已用罄，须别筹，拟往访孙夫人，属作函介绍，允之。”“致孙夫人函，由企孙携去。”叶先生这种满腔热忱的行动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爱国精神，对抗日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不幸的是，在1939年锄奸运动中，由于战争特殊条件下的工作失误，熊大缜同志受到完全错误的处理，构成沉痛的冤案。在“文革”中，“四人帮”想利用此案打击革命干部，竟诬陷叶先生为特务并将叶先生拘捕一年多！“审查”时间更长，使叶先生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以致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现在，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熊大缜同志的冤案已经查清昭雪。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科学家、教育家叶企孙先生对抗战所做过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也应得到高度的评价。他这种在民族危急的时刻挺身而出的爱国行动是可歌、可敬的，是我们知识分子学习的榜样。
在我国解放前的政治风浪中，叶企孙先生一直和进步力量站在一起。如1930年夏叶先生以校务委员会主席名义主持校务，阎锡山僚属乔某骤然要来清华接收校务，叶先生成功地依靠学生拒乔于门外，保护了清华。叶先生从未参加过国民党，“文革”中说他是CC分子，更属无稽诬陷。在30年代叶先生拒绝参加陈立夫等人组织的中国科学化运动促进会，不愿为他们摇旗呐喊。1931年初，与陈立夫关系密切的吴某被委任为清华校长，教授会与学生会都反对，吴要正在德国进修的叶先生回来支持他，叶先生未允，吴不久即辞职。在一二九运动中叶先生曾暗中捐款资助学生运动，当学生南下时，他曾到人群中去送别。一二一运动时，叶先生代理西南联大常委会主席。他亲自主祭四烈士。为保护学生，他亲自出面与关麟徵、李宗黄交涉，要求允许学生抬棺游行。叶先生还主持组织法律委员会处理与惨案有关的控诉事件，伸张正义。1948年北平解放前，叶先生拒绝了有关方面要他南下的邀请，毅然留下迎接解放。1949年5月叶先生欣然受命担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校务。叶先生在解放前后的行动影响和带动了一批教授，起了很好的作用。
四
叶企孙先生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为人正直，襟怀坦白。他对一切问题都持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不讲大话、空话。他对于自己认为是对的事就表示同意；对于自己尚未弄清楚的事绝不随声附和；他绝不从个人的利害得失出发而讲违心的话。
叶先生与人相处，总是宽厚待人，总是关心并且实际帮助别人解决困难，而对自己则考虑得很少。和他相处多年的同志都知道，他从来不在背后讲别人的坏话，甚至在十年动乱中，个人受到了极大的委屈，也不讲抱怨话。“文革”开始后，他自己尚未受到冲击，可是他在路上遇见受到猛烈冲击的干部时，总是主动打招呼和恳切交谈，从来不怕这样做会牵连自己。
叶先生生活简朴，膳食简单，以素食为主，而且经常搭配吃一部分粗粮。可是当别人有困难时，他总是主动慷慨相助。据在清华工作过的同志回忆，没有哪个同事有困难时，叶先生会保持沉默。多年来受过他资助的人很多，有很多年轻教师或学生曾长期在他家居住，有的教授刚回国时暂时无房，叶先生也主动向梅贻琦校长提出暂住他家。在“文革”中他仍保持这种精神。当时他遭受迫害，被停发工资，只领少量生活费，原来一直为他做饭的男性工友因他付不起高工资而离开了他。他因身体有病而临时请了一位工资较低的工友来帮忙。恢复原工资后，叶先生请回了原男工，同时坚持对在困难时帮助过他的工友照顾到底，尽管没有什么事可做，照给工资。
叶企孙先生已经离开我们整整十年了。我们今天怀念叶先生，就要结合当前的实际，学习他的高尚的品格和情操，爱国主义精神和献身精神，加倍努力，办好我国的教育和科学事业，为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出我们的全部力量。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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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同志在苏北
江星 邵时安
黄克诚同志与世长辞了，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我们在苏北根据地工作过的同志失去良师，不胜哀悼之至！
回想1940年秋，黄克诚同志自山东驻军营地，奉党中央和军委的指令，率领八路军南下，执行援助新四军的艰巨任务。我南下大军在黄克诚同志的指挥下，越过了日伪的重重障碍，象一把锋利的钢刀，直插陇海路南，胜利地到达苏北平原，和陈毅代军长会师了。
在我新四军新军宣告成立后，黄克诚同志的主力部队，随即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三师的威名，敌人是知道的：1943年冬，伪军孙良诚从华北要调到苏北盐城时，本来打算由北南下到陇海线沿大运河从涟水向东通过我根据地，直达盐城，结果敌伪不敢轻于一试，只得改道沿运河到扬州，从江面上敌伪地区转赴盐城。事后他们也得悉我三师主力在黄克诚同志和洪学智参谋长的布置之下，等待他们进入我中心地区，予以前后夹击，拟将其全部歼灭，结果没有敢来麻烦我们三师的同志。
黄克诚同志对苏北根据地的建设，是花去了很大精力的。如建党、建军、建政，无不如此。在抗日战争中期的相持阶段时，黄克诚同志再三告诫我们，一定要领会毛泽东同志的持久战思想。他曾说——按照我三师的军事力量在一两天内，打下苏北十来个县城，是可以办到的。但要问打下之后，敌人再拼凑兵力反扑过来如何办？图一时之快是不行的。
黄老为解决部队的给养及民需起见，1943年秋，指示三师部队，打物资仗，打经济仗。在盐阜边区，到陈家洋即盐围子，歼灭了这一个据点里的日伪军，并发动四周的群众，去据点里把所有的存盐都抢运出来。参加运盐的，可以得到较多食盐，借以解决这年冬季到来之前的农村腌菜问题，同时又改善了部队生活。此外，等待棉花收获季节到来时，又指示部队去攻占海边的合德镇（今射阳县），向敌人要棉花，把这里棉花仓库存货全搬到根据地里面来为我使用，农民参加运棉的，也均有合理的分成可取，做到了军民皆大欢喜。但是，要打下这两个据点，须付出一定的代价。在攻占合德据点时，我三师二十二团团长陈发宏同志英勇牺牲了。
1945年日本宣告投降，我三师主力奉命北上，开辟东北根据地。在黄老的统率下，三师胜利到达山海关，完全步行，从秋末走到冬初，关外已是雪盖满地了。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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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不工作，一天活不成”
——回忆王逸群同志
程子华 曾三 王国权 韩纯德
王逸群同志是我党的好党员，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在弥留之际，他给子女留下遗言：“我们要为全人类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帝国主义，没有霸权主义，为世界和平奋斗终生”。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思想境界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
逸群同志在上海求学期间，就接受了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他的青年时代是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尖锐的阶级对立的环境中度过的，这对于他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立志献身于解放全人类的事业起了重要作用。1929年，在革命的困难时刻，逸群同志在上海大厦大学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解除后顾之忧，他用别人的名义，给他在四川的老家写了一封绝命书，称“王逸群因贫困，跳黄浦江自杀了”。这样一来，免去了家庭对他的挂念，亦可使家庭免遭匪属的厄运。
在中央苏区，党中央决定他协助曾三同志创建了第一部电台，他和战友们日夜守护在电台旁，把中央的命令，迅速传达到各部队；并监听敌人的电台密码，了解敌军的动向，及时向中央报告情况。有了这个耳目，使红军有力地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一、二、三次围剿。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红军蒙受了重大损失，被迫进行了长征。同时，党中央决定留下一批干部，保留革命火种，发展革命力量，逸群同志也被留了下来。那时，刘少奇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逸群同志任省委宣传部长，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和残酷的环境中，省委和游击队在闽西的崇山峻岭中，和敌人迂回。没有吃的就吃树皮、草根，很多人因误吃了毒草而中毒、浮肿。夜晚，露宿在荒山野岭中。敌人的追杀，疾病的袭扰，饥饿的威胁，环境的困苦，没能动摇他们革命到底的决心。后来，在敌人重兵扫荡下，游击队被打散了。逸群同志为了寻找党组织，只身一人，凭着一根讨饭棍，翻山越岭，步行一千多里到厦门，偷乘货船，返回上海，找到了党组织，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才使逸群同志在1942年延安的所谓“抢救运动”中被隔离审查，蒙受了冤屈。后中央及时进行了甄别纠正。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关押，惨遭迫害、毒打，他头上被扣上叛徒、特务、走资派等帽子。在批斗高潮时，他是谁也不敢保的、两派组织一致打倒的“坏干部”；在大联合时，他是始终亮不了相、站不出来的“坏干部”。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逸群同志才得到解放。十来年的精神摧残，并未使他屈服，他和造反派到北京卫戍区辩论过；被开除党籍后，他坚信自己是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十年当中，每月交五十元党费。
就是这样，无论是在对敌斗争中还是在党内斗争中，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挫折，也没有改变他忠于党、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决心。
由于长期的艰苦斗争，逸群同志积劳成疾，患有严重的气管炎、哮喘等疾病。在“文革”中，他是作为强制劳动的“走资派”，被押送东北劳动改造。当时，他的气管炎很厉害，在零下三十多摄氏度的严寒中被迫劳动，虚弱的身体已没有什么力气了，呼吸困难，整夜咳嗽。同屋的同志们无不对他的不幸遭遇表示深切同情，为他的坚强毅力所感动，纷纷冒包庇之嫌，向造反派提抗议：“这样残忍，会要出人命的”。逸群同志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硬拖了近一年的时间。他的态度始终乐观、坚毅，他说：“生死我早已置之度外，我如遇不测，望你们（家属）为我洗清，真金不怕火”。
逸群同志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在党内担任过较为重要的领导工作。逸群同志读过大学，工作中朴素踏实平易近人，接近群众，颇有才干，曾经几上几下，均服从党的安排，毫无怨言。他作过省委宣传部长，又作过党内的一般工作；作过晋东北抗日根据地特委书记，又作过一个团的政委。他自己风趣地说：“干革命就得是多面手，什么都会干才行”。他一生最鄙视的就是那些向党讨价还价、伸手要官的人，他深情地对子女说：“我是战争中幸存的人，我的许多革命老战友为革命牺牲了，我有什么资格向组织提这提那！”
逸群同志生活简朴，对子女严格要求。他常教育子女“要为人民服务，不要被社会上这样一股那样一股风刮着跑”。他的小儿子中专毕业分配时，赶上他“文革”中被隔离审查，于是被当作“黑帮子女”，分到西安一个工厂当铸工。逸群同志被“解放”以后，儿子求父亲帮助调回北京，他没答应，教育儿子要志在四方。在有些人看来，这样做似乎不近人情。而逸群同志却不这样认为，他想：党给老干部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不能让子女理所当然的享受，更不是子女借此作为炫耀的条件，干部子女的优越感是他们成长的腐蚀剂。因此，他从不为子女办一件走后门的事情。
逸群同志具有忘我的工作精神。解放后他一直作有色金属、储委和地质资料的领导工作，他在地质科学领域中，甘当小学生，既学习专业理论，又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他不满足一般的地质科学常识，而是深入研究地质工作规律。他常说：“党把地质工作交给我们，这可是门科学，不能取巧也不能偷懒，要老老实实的学习，才能当好领导”。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礼贤下士，虚心求教，终于由外行变成内行，被称为“四大金刚”之一，这是群众给熟悉业务的领导干部送的绰号。
逸群同志对工作尽心尽力，一丝不苟，在矿产储量工作中坚持原则，坚持标准，反对不重视矿产储量审查工作的做法。对那些头脑发热、大干快上的盲目倾向，他经常泼冷水。有人说他是“绊脚石”，他听了愤慨地说：“就是要绊你们这些对国家财产不负责任的行为。矿产储量把关一定要严格，为国家把好关”。他在病重期间还几次请人审查见报的矿产探明数量的准确性，表现了他对工作极端负责的精神。
他离休以后，直到去世的前两天，都在工作。病情加重后，他深知自己在世时间不长了，就开始了撰写回忆录的工作。他说：“这些材料是留下来总结革命经验的，不留下来就是我们这些老家伙没有尽到自己最后的职责”。他写的晋东北抗日根据地建立和发展的回忆录，历时三年，计有五万字之多。对写回忆录，他采取了十分审慎的态度，对每一处史实，每一个细节，都作了大量调查、核实。手肿了，不能亲自写了，就用录音机录下来，由别人整理，坐着说不行就躺着说。因此，回忆录的写作一直没有间断，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很多老战友来看望他，心疼地说：“老王呀，别写了，身体要紧”。他的回答是：“一天不工作，一天活不成”。一些老同志感动得在一旁落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