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
财与才
官伟勋
我国清初长篇小说《八洞天》的作者曾经慨叹道：“人生只重有贝字的财，不重无贝字的才！”应当说，这个见解是十分深刻的，但也过了点。诚然，只重有贝字的财的可能多些，但古往今来更重无贝字的才的，也并不乏人。而正是这些无贝的才，才是社会的中坚，国家的脊骨，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可贵力量。
有贝的财与无贝的才之所以受到如此不同的看待，这既与人们的主观意识有关，又与两者的不同属性有关。
有贝字的财，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两毛就是两毛，一块就是一块，八万就是八万。那是一点争论余地都没有的。手里有这东西和手里没有这东西；有很多或虽有然而很少，——象孔乙己的茴香豆：“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那情景可是大不一样的。有贝字的财的权威那是不需要讲多少道理就极其容易被理解与承认的。金币，即使掉在厕所里也仍是金币。
无贝字的才就不同了。它有常态而无常形，感觉得到，却摸不到，象风之于草木，于波涛。它经常表现在言论上，行为上，而这言与行又总是要涉及人或物的。涉及的深浅不同，发生的利害不同，因而引起的反应也就不同。是不是才，也最易发生争论。你说某人是个人才，他说这小子最不是个东西；你说这叫刻苦勤奋，他说这叫名利熏心；你说这是素有大志，他说这是野心勃勃；你说这叫顾全大局、善与人处，他说这叫八面玲珑、会捞选票；你说这叫才思敏捷、能言善辩，他说这叫锋芒毕露、巧舌如簧。即使是严以律己、以身作则，要说成是装模作样、沽名钓誉也是不费多少劲的。
无贝字的才之所以容易引起争论，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它虽与有贝字的财的自然属性不同，但在社会属性上却有着极其密切的内在联系。俗话说，无才无用，小才小用，大才大用。而大用与小用在通常情况下又总是跟“硬通货”，也就是有贝字的财紧紧挂着的。因此，这就不可避免地使才之被评价更加复杂化。这是自从有了私有制有了阶级之后，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一个可悲事实。中国人经常说的：“才人遭忌，自古已然”，“升一大贤则大怨大谤随之”。莎士比亚戏中有这样的话“功业过大，势必遭忌”，“盛大的声名是比声名狼藉更危险的”。当代英国著名历史家、作家帕金森在《官场病》和美国实业界巨子艾科卡在他的自传里所说的一些话也是极其生动的例证。
应当说，社会主义制度为最终地、彻底地消除这种不合理的、有害的社会现象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农村重视“星火计划”与科技人才，就是有力的证明。但要真正使全社会具有尊重人才的风气却远不是那么容易。要使爱才成为普遍的社会公德，还需做出长期艰巨的努力。
创造一个普遍的爱护无贝之才的优良环境，是富国之大计，是国威日隆之大计。拥有无贝之才越多，国家的有贝之财才能越积越多。
从思想教育入手，从不断完善有利于各类人才的培养、选拔、成长的各种必要的制度入手，我们就完全有可能比较快地在全社会树立起小平同志所倡导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尚。
第8版(副刊)
专栏：
“戏追观众人不尽”
梁秉坤
来到塞上古城——银川，宁夏话剧团的同志们为我讲述了不少动人的事情——
一辆装着布景片和服装、灯光、效果的大木箱，大木箱上又坐满了演员的大卡车，在欢声笑语中奔驰在尘土飞扬的农村公路和小路上；坐在这种特殊“硬座”车上的人们，经过一天的颠簸，下车以后，每个人除了眼睛和牙齿是白颜色的以外，都变成了两脚麻木、一时不会走路的“土人”；
这辆“大篷车”从1985年开始，已经演出了两个春夏秋冬，它的足迹遍布在银川郊区、贺兰县、永宁县、陶乐县、吴忠县、灵武县、阿拉善左旗，以及固原地区的山山水水。
夏天，在35℃的烈日炎炎之下，演员们把背阳的地方让给观众，宁肯自己被酷热的太阳晒得汗水湿透了服装，甚至晒得晕倒在舞台上；
冬天，在－21℃的冰天雪地里，演员们把向阳的地方让给观众，宁肯自己被寒风吹得手脚发麻、浑身发抖；
观众里三层外三层地把演出的场地——村小学校的操场，围了个水泄不通，年轻的后生站在自行车的后架上看戏，年轻的妇女站在板凳上边奶着孩子边看戏，老汉们却坐在低矮的墙头上搂着树干看戏，他们都是一看就两个多小时；
戏正要开场，突然天空下起了瓢泼大雨，演员们劝观众回家，答应明天一定再演，老乡们一个也不肯走，齐声喊：“打老远来看戏，我们不怕淋！”演员们感动了，决定冒雨演出，两个多小时下来，台上台下个个浑身湿透；
“大篷车”的演出1985年是171场，1986年是242场，每场观众从几百人到几千人，累计起来，最保守的估计也要在40万人次左右。
20几个演员既要演戏，又要运景，还要装拆舞台，更要兼管灯光、服装、化装、道具、效果，为了演出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演出结束以后就挤住在车马大店里或老乡的窑洞里；…………
我是一个建国初期的文工团员，这一切对我来说，是那样的熟悉，又是那样的陌生。
在话剧演出不够景气的情形下，宁夏话剧团同志的体会是“戏等观众不见人，戏追观众人不尽”。演员们找到了观众，受到了欢迎，信心增强，队伍巩固，事业上得到了发展，他们深深地感到苦中有甜，苦中有乐。透过他们“下得去，呆得住”的行动，我仿佛看到了一种闪光的精神。
第8版(副刊)
专栏：
贺路翎重写小说
汪曾祺
路翎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不可多得的作家。他的创作精力一度非常旺盛，写过不少震惊一时的好小说。他挨了整，很久没有听到他的消息，我以为他大概已经不在人世。有人告诉我：路翎还活着，住在一个不为人知的什么地方，每天扫大街。扫街之后，回到没有光线的小屋里，一声不响地枯坐着。他很少说话，甚至连笑也不会了。我心里很难过。怎么能把人折磨成这个样子呢？
后来听说他好一些了，能写一点东西了。在《北京晚报》上看到他写的几篇短文，我们几个朋友都觉得很不是滋味：这哪里象是路翎写的文章呢！我对朋友说：对一个人最大的摧残，无过于摧残了他的才华。
在《读书》上读到绿原记路翎的文章，对路翎增加了了解，心里也就更加难受。我想：路翎完了！
有位编辑到我家来组稿，说路翎最近的一篇小说写得不错。我很惊奇，说：“是吗？”找来《人民文学》便赶紧翻到《钢琴学生》，接连读了两遍。我真是比在公园里忽然看到一个得了半身不遂的老朋友居然丢了手杖在茂草繁花之间步履轻捷、满面春风地散着步还要高兴。我在心里说：路翎同志，你好了！
我不是说《钢琴学生》是一篇多么了不得的好作品，但是的确写得不错！应该庆贺的是：路翎恢复了艺术感，恢复了语感，恢复了对生命的喜悦，对生活的欢呼。这是多不容易呀。年轻的读者，你们要是知道路翎受过多少苦难，现在还能写出这样泽润葱茏的小说，你们就会觉得这是一个不小的胜利。路翎是好样的，路翎很顽强。
劫灰深处拨寒灰，
谁信人间二度梅。
拨尽寒灰翻不说，
枝头窈窕迎春晖。
1987年1月24日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化雅俗谈
漫说文化工作的效益
汪菊平
一谈文化工作，首先会想到它的社会效益，即文化工作给社会带来好的、有益的影响，社会效益一般不能够用货币的价值尺度来直接度量其价值状态。要发展文化工作，又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因而又不能不谈它的经济效益。
文化工作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存在着明显的逆反和共生，这种逆反和共生，构成了文化工作的一组矛盾运动。
我们现时的文化工作，大致可以分为无偿和有偿服务这两种情况，前者如广播、电视等，由国家拨给经费，只要求产生社会效益，不要求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后者如电影、出版等，在要求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还要尽量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的确，文化工作有时确实有着与商品生产部分地相类似的地方，文化产品也确具商品的一般属性，这是因为其中凝结着文化工作者的劳动，这种凝结在文化产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就是文化产品的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文化产品在“使用”或“消费”，即被人们欣赏的过程中实现其使用价值，它提供给欣赏者的“文化质”和“文化量”远远超过了欣赏者为了欣赏而交换付出的“物质量”。在商品交换中，首先要以物质生产所耗费的一定量的人类劳动为标准来建立一定量的比例关系。我们的文化产品投放“市场”，首要的不是为了换取这种比例关系的“价值量”。我们不要求也无法要求文化产品“价值量”的等量回收。
但是，文化产品，不仅通过潜移默化，影响社会的主人——劳动者的素质，而且有的可以间接参与经济活动。在这里，让我们谈谈被许多人所忽略了的图书馆是怎样为社会服务的。应当说，图书馆的产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过程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活动，渗进了越来越多的与经济密不可分的成分，现代图书馆一般地被认为具有如下职能：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传递科技情报、社会教育、采集提供信息和保存文化遗产等，从不同类型的图书馆来看，高等院校的图书馆实际上已参与学校的教学活动，成为高校的三大支柱之一；科研系统的图书馆成为科研工作的重要内容和必备条件；公共图书馆直接向社会开放，为社会公众服务，图书馆被誉为“没有围墙的社会大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宝库”和“知识喷泉”。图书馆事业以普及和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多途径多功能地为读者服务实现其社会效益，当然也可以产生间接的、长远观点上的经济效益。有的图书馆积极准确地提供资料使我方与外商经济谈判时节约外汇几千万美元；有的企业依靠图书馆的图书资料服务救活了一条生产线并开辟生产新工艺；有的图书馆采集整理各种信息，为党政领导部门决策起到参谋作用。同样，文物博物馆工作已经和旅游经济紧紧结合在一起，它可以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进而带动交通、航空、邮电、建筑、商业、服务业、工艺美术和农副土特产品加工业等一大批经济行业的繁荣。西汉古墓葬的发掘和长江上游及支流区域的考古工作为葛洲坝水利工程的设计建筑提供了重要的地质水文依据。
可见，文化工作可以使文化资源形成质的飞跃性的增值，其“值域”既是文化工作经济效益的体现，又是文化工作社会效益的“物化”。
从长远看，文化工作的效益更重要的表现在为劳动者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能量，提高劳动者自身的文化水平，从而促进生产水平的提高，正是在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点上，文化工作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得到了最终的统一。
第8版(副刊)
专栏：文艺谈片
谈《拈花集》
史莽
鲁迅收藏的苏联木刻《拈花集》出版了，面对这部精致的画册，引起我不少联想。
鲁迅早在一九二八年就翻译了二十多万字的美术专著《近代美术史潮论》，对西方的美术，什么现代派、未来派、立体派、构成派、印象派、抽象派、达达派、野兽派等等，都是很了解的。当他把西方美术作品介绍到中国来时，他“运用脑髓，放出眼光”，看中了版画，其主要原因，“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他是从中国的革命着想的。
在西方版画中，鲁迅尤其看中苏联的木刻。因为苏联十月革命后，木刻家们忍饥斗寒，只用放大镜和几把刀，不屈不挠地刻出了反映革命、反映建设的杰出作品。这些作品的内容的进步性固不用说，在艺术上，也是非常突出的：“它真挚，却非固执；美丽，却非淫艳；愉快，却非狂欢；有力，却非粗暴”——他是从中国艺术的健康发展着想的。
正因为如此，鲁迅早在一九三○年就编印了《新俄画选》，这是中国介绍苏联版画之始。一九三一年起，他通过在苏联教书的曹靖华，陆续收集到苏联版画家的原作百幅以上。但他说：“这些作品在我手头，又仿佛是一副重担。……现在的人生，又无定到不及韭上露，万一相偕涅灭，在我，是觉得比失去了生命还可惜的。”为此，他节衣省食，于一九三四年选了六十幅，自费印造了一部精美的《引玉集》。
此后，鲁迅仍不断收集苏联的作品，他打算再选印六十幅，自费出一部《拈花集》。可是当时的中国，“真是荆天棘地，所见的只是孤虎的跋扈和雉兔的偷生，在文艺上，仅存的是冷淡和破坏”。故终其一生，未能实现这一愿望。
现在《拈花集》终于由北京鲁迅博物馆编成出版了，确是对鲁迅的很好的切实的纪念。同时我觉得，这对有志于献身中国社会主义艺术的人，也是很好的借鉴，用鲁迅的话来说：苏联的这些作家，“没有一个是潇洒，飘逸，伶俐，玲珑的”；这些作品，“有哪一幅不坚实，不恳切，或者是有取巧，弄乖的意思的呢”？
第8版(副刊)
专栏：
农家（木刻） 陈铁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