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从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看民主建设
李稼蓬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应该与这个总体布局相联系来理解来进行。
党中央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在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上，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正在推进的经济改革，不仅为民主政治的建设创造着条件，本身也包含有实行经济管理民主化的内容。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纪律的教育，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只有从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的高度，才能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发展的客观进程和规律。
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都证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所决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生产方式的变化，是整个社会经济关系和上层建筑变化的依据。在我们国家里，虽然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但还处在它的初级阶段。在它自身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一切社会问题的解决，包括扩大民主生活问题，改善就业条件问题，发展文化教育问题，等等，归根到底都涉及到一个经济和生产发展的问题。没有生产力的稳定发展，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都是难以成功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又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与此相应，社会主义民主也只能是一个不断健全和发展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我们只能在可能的条件下加速这个过程的发展。
从我国当前的现实状况看，从根本上说，也只有生产力水平的更加提高，才能使民主生活进一步发展。只有生产力大大发展了，人们为生产必需的生活资料所花费的时间大大节省，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去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活动，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只有生产力大大发展了，才可能以更多的人力物力去发展科学文化事业，使亿万群众普遍地具有参加政治活动所必需的文化科学知识和担任管理工作的能力，从而充分地运用自己的监督权、选举权、被选举权；只有生产力大大发展了，社会也才可能为人民群众享受民主权利提供充裕的物质条件，以保证民主权利的充分实现。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尽管我国宪法已经为人民群众规定了广泛的民主权利，但由于我国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和由此决定的物质、文化条件的限制，这种权利的充分实现还有待不断创造条件。我们不可能超过客观条件的许可来提出某些扩大民主生活的要求，只能在生产力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加快民主建设，不断地向高度民主的目标前进。
从经济体制改革与民主政治建设的关系来看，经济改革对于创造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社会历史条件有着重要的意义。今天，我们搞经济体制的改革，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在加强宏观控制的条件下，扩大企业在经营管理上的自主权，改变国家对企业统得过死的现象，向政企分开的方向发展；加强和完善市场体系，在更大范围内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扩大职工在企业内部的民主管理权利，等等。这一切，实际上也是在为发展民主政治，培养社会主义的公民意识、平等意识、民主意识创造条件。经济改革的道路是不平坦的，需要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这也决定了民主政治的建设需要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想超越经济关系所许可的条件，在政治上来一个民主建设“大跃进”，这就和经济上的“大跃进”、“穷过渡”一样，其结果只会是破坏和折腾，或者使民主建设畸形化，危害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
再从精神文明建设与民主政治建设的关系看。民主政治的建设速度和进程，同思想建设、文化建设的速度和进程也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建立过程中，伴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曾经在批判封建神学和封建专制主义、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高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方面，起过重大的作用。在我国的近代史上，伴随着政治和经济上的革命和变革，以五四运动为开端的新文化运动，中国共产党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开展的整风运动和文化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全国规模上进行的思想教育和文教建设，在振奋我们的民族和民主精神、传播革命思想、摆脱旧社会给我们人民带来的思想和精神的负担方面，都起了伟大的作用。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和我们主观上曾经出现的失误，我们在精神文明建设上还面临艰巨的任务。先不说别的，就以我国至今存在大量文盲这一事实来看，列宁说过，“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列宁全集》第33卷59页）。文盲很难不同时是法盲、科盲、民主盲。这种情况，就决定了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决定了我们必须用细致的工作和长期艰巨的努力来进行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为这方面的建设制订了行动纲领，这个纲领正在形成一种巨大的鼓舞和动员力量，推动我国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加速发展，从而也为加速进行民主建设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如果忽视这个事实，企图把对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借鉴变成照搬，把在党中央领导下有秩序地推进思想文化建设的行动变成无秩序地盲动，把扎扎实实的民主建设行动变成空洞的民主呼喊，显然是有害无益的。
从我国今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本身来看，它不仅受到经济、思想、文化条件的制约，还有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有根本不同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特点。这个特点突出地表现为渐进性、有序性、彻底性。所谓渐进性，就是它不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不是急风暴雨式的突变，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自身的发展完善的过程中不断加强全社会的民主建设。所谓有序性，就是说它不再是主要依靠群众自发活动支持的斗争，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断加强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不断健全和加强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制度，具有严明的纪律和秩序。所谓彻底性，就是说它是以高度民主、真正的人民民主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它要彻底地埋葬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同时彻底摒弃资产阶级的虚伪民主。历史还证明，政治环境的安定团结是创造生动活泼政治局面的前提，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不可少的条件。用法制和纪律克服动荡，用人民民主专政来制止混乱的产生，正是充分保证人民各项民主权利实现必不可少的措施。
总之，我们只有从党的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高度来观察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问题，才能看清楚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的客观趋势，才能牢固地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民主观念，从而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为这一建设作出有益的贡献。
第5版(理论)
专栏：
建立出口生产体系
陈家勤
积极增强出口创汇能力，是我国发展对外贸易的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建立出口生产体系，对于保证扩大出口，增强创汇能力，促进外贸体制改革，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出口生产体系是以扩大出口创汇为目的，以国际市场为导向，以多形式、多层次、多系列、多经济成分的生产企业为主体，生产、流通、科研、运输、服务等各个环节构成的有机的经济整体。建立出口生产体系是适应生产国际化要求的必然产物。随着现代经济、技术、社会的日益发展，经济生活国际化已成为必然趋势。国际经济技术交往和商品交换，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我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需要大量利用外资，引进技术、设备，而外汇短缺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目前，我国出口商品结构是以初级产品和粗加工制品为主。如果不逐步改变出口商品结构，没有大批质优、价廉、适销对路、竞争力强的出口商品，要扩大出口创汇能力，是根本不可能的。
对外贸易涉及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不能离开整个国民经济体系而独立存在。同时，对外贸易是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的，一般来说，国际市场对商品要求质量高、品种多、花色新、批量小、包装好、交货快。我国由于经济技术比较落后，国内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再加上体制上的原因，往往在商品质量、品种、款式、起订量、包装、交货期等方面，不能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变化和激烈竞争的要求，因而很有必要建立出口生产体系。
建立出口生产体系，不仅涉及生产力的合理布局，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而且要求加强和改善宏观控制和管理体系，理顺外贸经济运行机制，使外贸经营体制、计划体制和财务体制与之相适应。而出口生产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又将有力地推动和促进外贸体制改革。通过建立出口生产体系，使出口生产企业和外贸企业相对集中，这样就为充分利用汇率、税收、关税、价格、外汇留成以及出口奖励等各种经济杠杆进行宏观控制和调节创造必要的条件，有利于使外贸管理逐步由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直接控制和管理，转到以经济手段为主的间接控制和管理的轨道上来。建立出口生产体系，实现各种形式的横向经济联合，有利于加强企业间的协调管理，调整各方面的经济利益关系，实现联合统一对外，争取好的成交价格，防止肥水外流。建立出口生产体系，有利于把为出口服务的信息、咨询、仓储、运输、加工、包装、银行、商检、保险等各种专业性机构组织在一起，彼此协作，构成一个完整的外贸服务体系，更加有效地提高外贸经济效益。
建立出口生产体系，应当在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的基础上，着重抓好以下几点：首先，参加出口生产体系的企业，必须按照择优汰劣的原则，认真加以筛选，把那些生产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比较高，能源和原材料供应比较稳定，运输条件比较方便，生产成本比较低，现有出口实绩较大或具有发展前途的企业吸收进来，发展和开发我国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绝对优势、比较优势和潜在优势的重点产品，以增加出口，并不断提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其次，实行政企职责分开，使企业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成为责权利统一的经济实体，才能打破过去旧体制吃“大锅饭”的弊端，讲究经济核算，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大大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实现出口商品的优化。
再次，搞好产销结合、工贸结合、技贸结合、进出结合。贸工农关系实际上是生产与流通的关系，即产销关系。密切产销关系并不意味着否定生产与销售企业之间社会分工的存在，而是要充分发挥这种社会分工的作用。目前，在产销关系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外贸企业同生产企业没有在经济实体上实现真正的结合，工贸之间仍然是“两张皮”。为此，必须进一步密切产销关系，实现贸工农之间的紧密结合。应当根据不同商品的特点，采取外贸企业与工业生产企业联营、外贸企业代理经营、出口生产企业直接经营、同类产品企业联营、外贸收购经营等各种经营形式。只有产销、工贸之间明确分工而又互相协作，正确处理彼此的经济利益关系，才能充分发挥出口生产企业和外贸企业的两个积极性，从而有利于解决工贸“两张皮”这个长期存在的老问题。
第四，采取扶持和鼓励的政策与措施。出口生产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除依靠出口生产企业自我改造、自我完善之外，在出口生产体系创建初期，国家需要在资金、信贷、价格、企业考核指标、企业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以及原材料供应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扶持和鼓励的政策与措施。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保障充足稳定的出口货源，才能不断地提高出口商品质量，提高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以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
第5版(理论)
专栏：
《对外开放咨询手册》出版
本书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主要内容有出国旅行常识、国际交往礼仪知识、外国人及港澳台同胞出入境有关规定和注意事项。
（立明）
第5版(理论)
专栏：学术动态
全国税收理论讨论会简介
不久前，中国税务学会在武汉市召开了全国税收理论讨论会，讨论了下述税收理论和税收工作问题。
一、关于税制建设问题。会议的主要看法是：经过几年的改革，我国工商税制已由原来的以流转税为主的单一税制结构，转为以流转税、所得税为主，其它税相配合的新的复税制结构，这是税制建设上的一个重大突破。但税制建设还要经历一个继续改革和完善的过程，才能实现税制结构的进一步合理化、法制化，更加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会议提出，改革税制要有一个总的发展战略和远期、中期、近期分阶段实施计划，要有一个战略性治税思想，贯彻从经济到财源的方针，从而搞活企业，发展生产，培养和扩大财源。要按统一、协调、公平、准确、简便的原则使现行税制格局合理化。改革的内容主要是：调整流转税结构，扩大推行增值税，统一所得税制并使其规范化，扩大地方管理地方税的权力，调整、简并特种目的税，探索统一开征社会保险税（费）的可行性。
二、关于企业所得税负担问题。一种意见认为，负担过重，应降低税负。另一种意见认为，目前一些国家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实际上是与减少所得税的扣除和扩大计税基数相联系的，有的国家还相应增大了流转税，虽然纳税人之间税负有所变化，但总的负担水平并没有减少。我国企业所得税最高税率虽然是55％，如扣除税前还贷及各种税收优惠措施，实际负担率国营企业约46％，集体企业约32％，乡镇企业约24％，比一些国家的税负水平都低。加上我国国营企业由国家无偿投资，资源无偿开采，与国外情况不同，不能笼统地说我国企业所得税税负过重。但目前由于我国所得税制不统一，税负存在着不平衡现象，部分大中型企业活力不足，从进一步理顺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考虑，又必须逐步统一税制，合理地确定所得税的量度界限，解决高税率、多减免、实际负担低于名义税率的矛盾。
三、关于公平税负问题。会议认为，这个问题的提出不是偶然的，是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公平税负与合理负担、区别对待，三者互有联系，又各有区别。公平税负是指在同等条件下，应当同等税负，是企业在同等条件下开展竞争的必要条件；合理负担侧重于讲税收量限的合理性；区别对待是指运用税收弹性，体现奖限政策。大家反映税负不平的问题主要有：因受不同经济性质体现区别政策的影响，同一课税对象，多税种并立所造成的税负不平；因税制自身不合理（如重复征税、分户定率）所造成的税负不平；因财务制度不统一和减免税政策不合理及越权减免造成的产品或企业之间税负不平等。大家认为，税负不平的危害很大，它使税收失去严肃性，财政收入失去稳定性，企业失去平等竞争的基础，税收调节功能失去有效性。所以，税制改革必须把贯彻公平税负、鼓励竞争的原则放在重要位置，认真对待。
四、关于农村税制问题。会上反映的突出问题是，现行农业税已与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形势不相适应。有的产品存在着产品税与农林特产税重复征收现象。有的产品因产品税列举品目不全，而未能征税。新的经营形式如雇工户、承包户、联营户、合作企业出现后，税收政策与征管没有跟上。代表们认为，农村税收是一个整体概念，应当把工商税制与农（牧）业税制的改革联系起来通盘考虑，统一设计改革方案；应当保持税收政策的连续性，变动不能过于频繁；对不合理的减免税应作适当调整。他们还提出要通过把农村税收与县、市财政预算以及乡财政挂钩，来调动地方积极性，加强农村税源的控制管理。
五、关于税收征管问题。当前出现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在经济利益原则发挥作用和税收成为财政收入的基本形式的情况下，个人与国家、局部与整体、地方与中央经济利益的矛盾集中地反映在税收上。日益尖锐的经济利益之争与日益软化的税收手段之间，矛盾越来越突出。偷漏税，干预税收执法权，滥行减免税，向企业摊派、集资等有失控的迹象，大量的财源流失所造成的财政困难，将逐步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制约因素。大量的财源流失，也将促使积累和消费基金双膨胀。因此，加强法制，实现以法治税的问题，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除了要健全法制外，还与改革现行财税管理体制、理顺税务机构密切相关，必须一并加以解决。另一个问题是，应按科学、有效、规范化的要求，尽快建立新的征管体系，包括征管办法程序化，征管手段现代化，动员社会力量，依靠群众办税，以及逐步实行征管、稽查、监察三者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征管体制等。
（韩绍初）
第5版(理论)
专栏：
我国经济发展对人才学历结构的需求
周元
经济建设需要人才，然而，经济发展的水平又决定了人才的学历需求结构。一般来说，在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对于高技术及其技术人才不可能产生大的需求，在那里，大多数人还在为实现生活的温饱或小康水平而奋斗。同样，依靠低水平的科学技术和科技人员去开展更高层次的经济活动，也是不可想象的。不同水平的经济发展对于科学技术的需求，在层次上是有区别的。
在我国，经济发展对于人才学历结构的需求是相当明确的。不久前，安徽省为确定目前及1990年、2000年两个目标年度专门人才的需求量，进行了一次人才预测。结果表明：社会对学历结构的需求中，中专生需求量最大，其他层次的人才需求量则较小。以边远地区而论，根据最近黑龙江、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藏、广西、云南、贵州等十个省区科技干部部门代表的研讨结果，边远地区从目前直到2000年，应将人才培养的重点放在中、初级人才和具有一技之长的技术工人的培养、引进上。总之，从经济发展的实际看，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人才学历结构应以具有（或相当于）中等专业技术水平的人才为主要成份。
我国的这种人才学历需求结构，是以国内外的经济实践为基础的。首先，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即使到2000年，我国人均收入达到八百美元，仍属于发展中国家，对人才的需求量仍是较低层次的。即使将来经济发达了，中等技术水平的人才仍会占就业人员总数相当大的比重。日本1980年人均国民收入在七千美元以上，但在总就业人数中，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员仍占55％。
其次，根据国外人才配套的计算结果，大学、大专和中专培养的专门人才之间的合理比例大致为1∶3∶10，而我国过去长期重视发展大学本科，忽视发展大专、中专，致使上述比例严重倒挂。目前在许多行业和大企业中，工程师与技术人员的比例为6∶1，有的甚至达到9∶1，使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不得不去做中等、初等人才的工作，造成人才使用上的浪费；而且由于层次结构上的不合理，无法形成综合优势。
第三，我国高校、科研机构和一些大企业人才积压，而在目前及将来对我国经济有重要作用的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却人才奇缺。通过各种途径培训或引进掌握适用技术的中等专业人才，对于它们来说是切合实际的。
由于历史的原因，要调整我国人才学历结构，面临许多困难。其中最主要的困难是现有培训中等专业人才的学校的培训能力不足。例如，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县以上全民所有制单位共有会计230万人，其中有126万人未经过正规教育，急需专业培训，而按照我国现在专业学校拥有的培训能力，约需六十三年才能完成这一任务。要解决培训能力不足的问题，除了大力增办中专、中技、职业中学之外，还应采取多种形式办学，鼓励地方、企业投资兴办中等专业或技术学校。同时，对名不符实的大专、大学应“降格”为中专、中技，这样既确保了多层次学校的质量，又增加了合格的中等技术人才的数量。
我们说我国经济发展对人才学历结构的需求是以中等技术水平的人才为主，并不排斥发展高等教育。大量的高级专门人才，不仅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所需要，而且更为将来我国的建设所必需。因此，今后在着重中等技术人才培养的同时，仍应继续加强高级技术人才的培养。高等教育水平的提高，可为培养中等技术水平的人才提供条件，而中等技术人才的涌现，又可为发展高等教育奠定基础，两者是相互促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