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2月22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
武革非、余世诚在《一位坚强的女性》一文中说:1946年9月,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谈到邓颖超的母亲,他说:邓颖超同志的母亲是一个中医,当她近60岁的时候,还在红军总司令部当医生。国民党“围剿”、我军撤退时,邓老太太被俘,被押送到九江,国民党法官要她劝劝邓颖超不要当共产党员,邓老太太回答说,子女的事情我们父母管不了……法官无言可答,就把她囚禁在九江反省院。直到1936年谈判开始,1937年初才把她释放出来。
邓颖超的母亲姓杨名振德,又名梦醒,1875年生于湖南长沙,很小就随家人到了广西,14岁的时候父母相继去世。她没有兄弟姐妹。亲人的不幸,激奋着这位少女酷爱读书,发誓学医。29岁的时候,她嫁到邓家,做了镇台夫人,但她视富贵荣华如粪土,非常珍视自强自立,仍深究医术,常常给人医病。1904年2月4日,生下一女,取名邓文淑,就是邓颖超。
杨振德主张妇女解放,坚信妇女要解放就得自立。邓颖超三四岁时,父亲被陷害充军新疆,不久便去世。杨夫人并没有被飞来的横祸所压倒,而是勇敢、坚强地面对现实,依靠自己的劳动,闯谋生之路。她曾在4个地方给人当家庭教师。1910年,她在天津育婴堂作医生,可是不久就失了业。
民国初年,杨夫人到北方著名进步人士陈翼龙主办的一所平民小学校当教员。该校地址在北京南横街,主要收留穷人子弟入学。不久,反动军阀逮捕了校长陈翼龙,学校也被查封。
杨振德对女儿从事革命活动,选择走共产主义道路,是大力支持的。她以行医、教书来维持母女生活,跟着女儿到处奔波。
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邓颖超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母亲和他们住在一起,表面上以行医为职业,实则掩护女儿、女婿的革命工作。
1932年,周恩来、邓颖超相继调往江西中央苏区工作,母亲又追随着他们到了中央苏区。近60岁的老母到红军中当了一名医生。她不仅为战士诊病,而且对煎药、分配药也十分经心,每每都亲自照料。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周恩来、邓颖超参加了长征,她母亲留了下来。1935年4月,敌人逮捕了她。在敌人的监狱里、法庭上,杨振德表现出一个革命者的高贵气节和政治操守。一直到1937年初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她才被释放出狱。
抗日战争爆发后,邓颖超和周恩来在重庆工作,把母亲接来一同居住。长年的奔波和铁窗生活的折磨,使她的身体受到了严重损害。但她仍关心国事,每天坚持看报读书,坚持为同志们诊病。
1940年冬,邓老太太不幸病倒,11月18日上午9时,这位革命母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65岁。第二天,邓颖超和周恩来以女儿、女婿的名义在《新华日报》广告栏里发布了讣告。当日上午9时,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同志们和友好人士100多人,在红岩村办事处的楼下,为这位为革命奋斗终生的妈妈举行了简朴而庄严的葬仪。
(摘自《人物》第2期)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张楚”不是国号
李雷撰文说,《史记·陈涉世家》中有这样两句话:“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史学界和文学界大都把“号为张楚”译为“定国号为张楚”,因而也就称陈涉为“张楚王”,甚至现在的一些中学和大学的教材也作这种解释。但事实是历史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张楚国”和“张楚王”。
陈涉并没有建立过“张楚”政权。所谓“张楚”,《汉书》解释为:“若云张大楚国也”。“张楚”也根本不象个国号。《史记》也从未把“张楚”作为国号。当时,并起的赵、燕、齐、魏等国皆称陈涉政权为“楚”。陈涉举的是“楚”字大旗。
那末,为什么会把“号为张楚”译为“定国号为张楚”呢?问题出在“号”字上。其实,《史记》中的“号”不是国号,而是和“名”字相通。《高祖本纪》云:“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号为百万;沛公兵十万,号为二十万。”这两个“号”字,都是“名义上”的意思。“号为张楚”的“号”正与此同。“号为张楚”译为现代语就是:“名义上是张大楚国”。
关于陈涉复楚称王之事,史料上是交待得很清楚的。《秦始皇本纪》云:“二世元年七月,陈胜等反故荆地,为张楚,胜自立为楚王,居陈。”《资治通鉴》也和《史记》相吻合:“陈中父老豪杰,请立涉为楚王。”
(摘自《社会科学战线》第1期)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绿色能源
岳奎元在《能源植物》一文中说,植物是大规模利用太阳能的绿色机器,大量生产着绿色能源。于是,人们开始种植“能源植物”。
银合欢,是原产于热带和亚热带的常绿豆科植物,它生长快,不到8年即成大树,比杉木生长速度快3倍多,具有野草般的繁殖和再生能力,是目前所知的生长最旺、产量最高的树种。它发火力强,其木炭燃烧率高达燃料油的70%。还可作饲料和造纸原料等。它能固氮,增加土壤肥力,现已发现100多种,被称为80年代的能源树。
石油植物,其实是橡胶树的亲戚。石油和橡胶一样,都是由碳氢化合物构成的,所不同的是,橡胶的分子量比石油大得多。石油植物首先在大戟科找到,它们汁液丰富,碳氢化合物含量高,而且适宜旱地栽培。其次是马利筋属植物,绿玉树、续随子、银胶菊、青珊瑚等等,约2000多种。1980年日本设立绿色能源协会,建立石油植物试验场5万平方米,计划种植15万棵石油植物。
甘蔗、玉米、高粱等(C4植物)比小麦、水稻等(C3植物)光合作用效率高得多,因此个头高大,能得到更多的碳水化合物,用来生产酒精,这是目前又一能量来源。
森林,是巨大的绿色能源生产工厂,但让其自然更新周期较长,为此,人们正在研究“森林的短期轮作制”,例如,营造快速、杂交的白杨林,建立“能量林场”,10年左右即可砍伐,为人们提供大量能源。
(摘自2月3日《成都晚报》)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南大洋在何处?
李德潮在《海洋》第2期撰文答读者说,自从五星红旗在南极洲升起,我国进行南极考察以来,在有关报道中便经常可以听到或看到“南大洋”一词。
南大洋是指南极大陆周围的海洋区域,即大多数现行世界地图所标示的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的南端一带海域。总面积约7500万平方公里,大于北冰洋,与印度洋相当。南大洋的北界是“南极辐合线”,大致位于南纬45°一线;南大洋的北界为南极大陆海岸线。
南大洋被人们认识,从早期的探险到现代各国或国际合作进行科学考察研究,经历了400余年。“南大洋”一词有北冰洋对面之意(Antarctic Ocean),即“南冰洋”。它区别于其他三大洋的海洋学特征主要是:有独立的大洋环流系统——自东向西绕南极大陆的“南大洋环流”;有独立的海盆结构;海水温、盐分布及变化规律与三大洋有明显的不同;有独立的生态系统,其结构可简单表示为:浮游植物——磷虾——鲸。
我国虽然在公开发行的地图上还没有标出南大洋的具体地理位置,但是,在实施南极考察的主要任务中,已包括南大洋考察。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郁达夫的三首佚诗
郁达夫的女儿郁云在2月8日《解放日报》上撰文说,前不久,接到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家稻叶昭二教授来信,并附来日本大正十年(1921年)10月1日发行的《文字禅》第5卷第10号复印件,其中刊载了父亲郁达夫1921年游历日本枥木县盐原温泉时写的两首旧体诗。这两首诗,确为新发现的佚诗,父亲在1921年9月回国主持“创造社”编务之前,曾于8月10日动身,去日本枥木县的盐原温泉游历和休养10日,其时记有《盐原十日记》,连载日本《雅声》杂志第三、四、五集,文中附有旧体诗10首,为当今各诗集所收,但都没有包括这两首在内。《文字禅》刊载这两首诗时,用题《避暑盐原山中,得诗若干首(节录)》,下署“郁达夫文 中华民国”。其第一首为《山中七夕》:
漫道山中无历日,秋来一样祭双星①。
今年织女应微笑,竹叶枝头分外青。第二首为《妙云尼墓》②:
绿苔深处葬胭脂,平氏风流我不疑。
兜率宫③中成佛者,千秋唯有妙云尼。
陈新宇在2月10日《人民政协报》撰文说,尝于彩烟山大宅里村梁介白先生家见郁达夫手书诗作一轴。诗为:
男种秧田女摘茶,乡村五月苦生涯。
先从水旱愁天意,更恐秋来赋再加。
梁介白先生,新昌县人。30年代曾任中学校长和省教育厅督学等职。1949年逝世,享年47岁。郁诗未署年月,可能作于1933年至1936年间。
注:
①双星”即指牛郎星和织女星。
②日本民间供奉的妙云如来佛。
③兜率宫为道教教祖太上老君(老子)的住处。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海浪预报小史
陆文在2月9日《今晚报》上撰文说,古往今来,人们常用“无风三尺浪”来形容大海。的确,浩瀚的大海,波涛滚滚,白浪滔天,令人惊心动魄。据记载,1933年,美国军舰莱梅帕号在从菲律宾向桑义赫群岛返航途中,曾目测到太平洋上37米高的特大巨浪。在大洋上,由于狂风和恶浪所造成的海难,至今仍占世界海难事故的60%以上。因此,许多国家都十分重视海浪的研究和预报。早在19世纪初,英国人蒲福就根据风对地面、海面物体影响的程度,拟定风力大小的风级和浪高,制订了著名的“蒲氏风级表”。
20世纪40年代,首先为军事服务的海浪预报迅速兴起。1942年,美国斯克里普海洋研究所所长斯维尔德鲁普与年仅25岁的澳大利亚地球物理学家蒙克共同研究,发明了利用天气图预报波浪的方法。此后,他们又提出了关于风、波浪、涌浪和岸浪的预报理论。1944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作战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应用了这种预报理论。
进入50年代,人们基于对波浪的产生和发展的深入研究,将谱法应用于海浪预报。以菲利普斯的共振理论和迈尔斯的不稳定理论为代表,把海浪的理论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
1960年,我国著名的海浪专家文圣常教授提出了驰名中外的《普遍风浪谱》和《普遍涌浪谱》理论。在文氏理论的基础上,我国几个海洋研究单位合作提出了风浪和涌波的预报方法,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发展。从1982年9月27日起,国家海洋局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每天用4个频率传真播发西北太平洋实况分析图和海浪预报图,为海上作业和船舶航行最佳航线的选择提供了重要的信息。4年之后,又通过每晚的电视节目公诸于世,为各行各业服务。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奇怪的湖
陈正康在2月12日《新民晚报》上撰文说,在苏联北部有个凯尔顿岛,岛上有一小湖,湖虽小,但很出奇,竟有五个不同水层,每层所含水质也不一样。
第一层是淡水,水面清澈如镜,淡水鱼在欢快游动。第二层水已变得混浊,略带咸味,居住着海蜇、墨鱼和矮胖鱼。第三层则是红海葵、海盘车、甲壳类动物的王国。第四层水是红色的,有紫红色菌类植物在飘荡。第五层已接近湖底了,这里的水被一种氢硫化物所渗透。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苏轼贬黄州与王安石无关
杨斌在《冯梦龙冤枉了王安石》一文中说,明代冯梦龙在《警世通言》中写了《王安石三难苏学士》,说苏轼在湖州做官,3年任满,回京去拜访王安石,但当时王不在相府,苏轼在书房里见到了王安石未完成的《咏菊》诗:“西风咋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苏轼当时思忖:深秋正是菊花盛开季节,怎么会“吹落黄花遍地金”?他信手写了两句续诗:“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诗中颇含讥讪之意。王安石看了笑苏轼轻薄,学疏才浅,后来他密奏天子,言苏轼才力不及,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
苏轼被贬黄州是因为乌台诗案,与王安石没有一点关系。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3月,苏轼上任湖州。当时朝廷中的御史何正臣、舒亶、李定之流将苏轼的《谢上表》和在杭州吟咏的诗词,断章取义,汇集成册,上奏宋神宗。神宗听信了小人的谗言,将苏轼逮御史台勘究,后称乌台诗案。元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苏轼出狱,元丰三年二月被贬黄州。
王安石在熙宁八年(1075年)再度拜相,次年二次罢相,退居江宁。乌台诗案发生于元丰二年三月至十二月,王安石早已二次罢相闲居江宁三年。苏轼回京哪能上王安石相府拜谒并续《咏菊》诗呢?当时的宰相是吴充。冯梦龙冤枉了王安石。
当然,历史是历史,通俗小学是文学创作,允许有虚构与夸张,不能苛求其完全符合历史史实,但也不能与史实大相径庭。
令人遗憾的是《辞海》“苏轼”词条中也以讹传讹,说苏轼“因反对王安石新法,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贬谪黄州。”笔者写这篇短文,试图通过历史考证,廓清冯梦龙所散布的迷雾,纠正《辞海》中“苏轼”词条中的错误注释。
(摘自《博览群书》第2期)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囊萤”岂能照读
群明在2月4日《科技日报》上撰文说,在封建社会的中国,流传许多“劝学”故事。
从科学角度来看,有些传说是不科学的。就拿“囊萤”的故事来说吧,它出自《晋书·车胤传》,传中称:“(胤)博学多通,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以夜继日焉。”1000多年来,这个故事广泛流传,甚至成了典故,很少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到了康熙六十年(1721年)3月,有一个人却通过试验证明:囊萤根本不可能照读。此人就是康熙皇帝。据《东华录》卷24记载,这一年已经68岁的康熙帝,对手下的大学士们说,他曾经“取(萤)百枚,盛以大囊照书,字画竟不能辨。此书之不可尽信者。”
现代科学也证明,使用台灯照明,也不能低于15支光,而数十枚萤火虫盛于白布袋内,远不到1支光的1%。用它来“照书”,即使能勉强读几个“木刻大字本”的字,也绝不能“夜以继日”地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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