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注重短篇小说的审美特征
——1986年短篇小说管见
蒋守谦
短篇小说在新时期伊始获得了“第一簇报春花”的殊荣，“热”了两三年，后来竟随着中篇崛起而日益“凉”了下去。原因很复杂，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我以为就是短篇小说独特的审美性能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
回顾新时期十年的文学历程，不难发现，人们对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回顾与思考，每一次把我们的文学推到一个新的兴奋点上的，就其文艺学的规定性而言，都属于“内容”的范畴。看来，社会生活丰富的激变以及相伴而来的“观念更新”，足以激发作家的创作兴奋。在刚刚过去的那段历史体验尚未在一代人心灵深处沉淀、凝定为一种深厚醇酽的诗情之前，倾诉和宣泄不会止息；在沉睡的理性刚刚苏醒，新奇的观念仍使我们兴奋不已、弃从茫然的时候，作家们必然热衷于不惜翰墨、喋喋不休地宣解自己刚刚领悟的哲理思索。于是，文学的体制不断为日益丰富的“内容”所撑胀——这大概也是我们的文学由短篇热而为中篇潮，及至目前的长篇风的一个重要缘由吧！
可喜的是，1986年的短篇小说创作发生了变化，显现了好的兆头。除了不少老作家仍在孜孜以求地苦心经营那经嚼耐品、独具醇韵的精工之作，一批青年作家显然有意识地在短篇创作上精心运笔。矫健的《小说八题》可谓玲珑剔透，浑然天趣。简约流畅的故事构架包容着绝不浅显的蕴含。《古树》展示了一个摆脱了传统命运的新式农民，怀着刚刚跨进一个新的生命天地时的那种兴奋和冲动，即已感受到的生命与人格被撕裂的痛苦；《圆环》以一个愚怪、拙朴的乡村哲人的形象表达了一种关乎大千世界的寓言式的机智，读罢令人掩卷回味不已；《死谜》、《预兆》把神秘的生与死赋予梦幻般美的色彩，个中不乏作者对人生、善恶、美丑的独特思考。铁凝的《灯之旅》也是一篇精巧别致的隽永之作。退休的乡党委书记在“灯之旅”的短短一程中，体味到他在已经走过的生命历程中习以为常却不曾意识的诸般滋味。不足5000字的篇幅，着意表述“人活一辈子才能明白的一两件事情”，可谓简洁凝练。阿城发表的一组《遍地风流》，则是力求以风格化的语言，刻意营造淡远的美学氛围，他的这些短篇所表现出的独特的审美功能，已引起不少评论者注意，名之曰“新笔记体小说”。总之，从1986年面世的一些优秀短篇中，可以看出一些作家已有意识地在短篇结构上刻意求工。在文体上可见寓言、散文、笔记小说的横向移植，在追求含蓄、隽永的诗意的同时，保持小说描述语言的可感性与文字的可读性；在保持结构的完整的同时，力图使小说呈开放式或潜入式的结局。这种短篇文体的自觉，也许昭示着短篇创作将有一个新的起点。
为了追求短篇小说特殊的审美效应，作家们所做的努力是多方面的。一些作家凭借敏锐的眼光和睿智的胆识，以短篇小说特有的精确方式把握住生活中最深刻最典型的现象诉诸读者，启人深思。青年作家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发表后引起了读者和评论界的广泛注意。从短篇艺术的一般要求来看，作者紧紧抓住小说主人公令凯那种“及时展示并且发挥自己的长处”——她形体和气韵上适合于作模特儿的“美”这一价值观念，让她同态度真诚友善然而在观念上却属于“老派”的“我”连续发生性格碰撞，集中力量表现那一次次碰撞中所迸发出来的愈来愈耀眼的自我个性意识的火花，从而引起读者去意会、思索那开放、改革时代人们在观念和心理上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作者的机智还在于，在切入这一棘手题材时，既放手地表现了令凯那种热情奔放、自我个性意识极强的性格特色，又给她设置了一个试图引导她健康成长但却又信守“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世俗观念的“我”作为对立面。这样，令凯坚持“你不可改变我”的那种强烈的个性意识就有了针对性，因而也就同那种我行我素、为所欲为的个性主义划清了界限。
象这样既大胆又审慎地选择、开掘题材，以造成短篇的特有的审美效应，同样见于反映军人生活的一些作品。莫言的《断手》以超越常情的胆识，描写了一个在现实生活中碰壁的英雄苏社。然而恰恰从苏社的碰壁中，作者描写了他由此引起的自省，并通过这种自省写出了他在新的环境里决心保持、提高自我的人生价值的心灵轨迹。读者沿着这心灵轨迹也将对复杂的社会人生去做更加深沉的思考了。周大新的《汉家女》几乎是从汉家女那天真、幼稚乃至荒唐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中来揭示她对祖国、同志、丈夫、儿子那一片赤诚之情的。其中的一些场面和细节描写曾使我产生过严重的抵触。但很奇怪，到了全篇结尾，看到汉家女牺牲后，她的12名战友怀着悲恸，发誓要为她自己坦诚地记录在一封未完家信里的那些“错误”永远保密时，我不仅在感情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而且她的“错误”竟全部转化为赤诚之情，在我的心灵上炽烈地燃烧起来，闪耀着不灭的光华。
有些作品从当今开放、改革的社会现实中把那些需要正视并值得深长思之的世态、心态揭示在读者面前，吸引读者同作者一起去积极、深入地思考。比如，《火纸》（贾平凹）里那个因开火纸作坊改善了贫困状况的王麻子，女儿未婚怀孕自杀，他在悔恨之余竟一把火烧毁作坊，回复到原先那种生活中去；《焦大轮子》（于德才）里那个利用改革、搞活的社会条件大干了一场的焦炳和，与富足感同时袭来的是他精神上的厌倦感，道德沦丧，以至“窝囊”地死去；《三个渔人》、《海祭》（王润滋）里那些走上了致富道路的渔民，意识到自己需要一种扶正驱邪、调节相互关系的正义的道德力量，但是他们却把希望寄托于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海上“仙岛”或“神孩儿”之类虚无缥缈的冥想之中；《乡醉》（乔典运）和《枯塘纪事》（赵本夫）里的主人公向社会生活中腐败势力冲击，竟不得不采取装醉或装疯的办法来制服对手；《支书下台唱大戏》（邹志安）里的郑三保单凭一己良心，在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阴谋之间作出正确的抉择，竟要顶受重重的阻遏；《轮下》、《温柔》（王蒙）里描写的那些惊奇地“发现了美国”这块“如此富足和‘自由’”的“新大陆”，而迫不及待地跑去“开洋荤，捡洋捞，发洋财”，以至于丧生于“洋”汽车的“轮下”的男女，联系他们当年在国内生活时的种种“温柔”的表现，两相比较，你不禁要认真地想一想，这到底是“时乎？史乎？戏乎？命乎？”如此等等。这些作品都带有某种程度上的“问题小说”色彩，但作者并不以揭露这样或那样的社会问题为目的，而只是遵照短篇创作的特点，把这些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世态、心态或以悲剧式的，或以喜剧式的，或以荒诞剧式的情感体验方式传达出来，至于它们“悲”在哪里，“喜”在哪里，荒诞在哪里？这就有待于读者去认真地进行判断并从中获得审美愉悦了。
有些作品，作者通过营造某种象征性的诗意，来加强短篇小说语言的浓度。看上去，他表现的只是一种主观感觉、一种心境或一种意念，同现实似乎没有直接关系，但读者在阅读时一旦被作品的意象所吸引，就会浮想联翩，从中发现作者那宏大的、充满了时代感的心理背景和时代氛围。比如张承志的《辉煌的波马》，写的就是水文地质工作者“我”进入夕阳照耀下天山深处的小村波马，为波马那色彩斑斓、变幻不定的奇异景象所陶醉，在心理上形成的“一个庄严辉煌”的感觉。这种感觉是怎样形成的呢？是变幻莫测、充满了神秘感的大自然奇观？是两个语言不通但却相伴嬉戏的孩子的天趣？是两个经历了沧桑之变如今却在那里顽强生活着的老汉的情态？这一切都是不可忽视的，但最主要的还是“我”对祖国山河、对劳动人民、对自己事业的挚爱。同样，对汪曾祺在《幽冥钟》里描写的那深沉、悠远的“一圈一圈扩散开”的钟声，我们看到的是旧社会人们自古延续下来的那种或为跋扈、或为机敏、或为虔诚，然而全都同当代文明相抵牾的愚昧的文化心理，但同时我们更想到，幽冥钟那“一圈一圈扩散开”的余音，是否也会波及到我们现在的生活中来，这难道不值得警惕么？
自从按心理逻辑来组合意象的结构方式被普遍使用以后，不少短篇小说舍弃了用材简省、情节单纯、结构严谨这样一些传统特点，许多短篇写得洋洋洒洒、头绪纷繁，有的简直让人眼花缭乱。但是短篇毕竟不是“压缩了的中篇”，它除了篇幅上要受到必要的限制以外，在审美功能上必须表现出小中见大、少中见多、活跃读者心智、充分调动读者再创造的热情的特点。1986年出现的一些“长短篇”，并不全都令人满意，有的长达两万余字，就其真正的容量来说还不及一个三五千字的精彩的短篇那样发人深思、意味浓郁哩！但是也有写得比较好的。朱苏进的《轻轻的说》，其思想内核就是年轻的军人“我”在女儿出生时内心世界所激起的感情波澜。作者采用自由联想的结构方式，放出去立刻又收回来，从容不迫，细腻入微，从夫妻之情到亲子之爱，从老风俗到新做派，从生到死，从爱到恨，从产房到卧室到宿舍大院到流血牺牲边防前线到还乡团强奸孕妇的罪恶场面，生命的奥秘，人生的哲理，亲子之爱将如何经受血与火的残酷考验，个人悲欢如何同国家民族的安危相统一，等等，这一切都被作者以绘声绘色的场面剪裁和寓意深远的象征笔墨巧妙地纳入作品的构架之内，表层丰腴而内涵凝重。李贯通的《洞天》，通过那个在商品生产上显露了技艺同时也逐渐显露了工于心计却又不失其真诚正直本色的石龙的活动，把作品所要展现的琵琶镇人那种种亟待变革的传统的世态、心态，同水仙嫂坎坷的命运和曲折的心灵历程联结在一起，形成交错并进的双层结构，互相切入，互相激发，自然而然地表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改革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广度和深度上展开的。这类作品的结构比传统短篇要复杂、恢宏，但作者也因此揭示了生活中更多的、更加耐人寻味的东西。
荒诞文学的手法作为一种对现实生活的抽象的、形而上的感知方式，往往可以切近生活现象的某层本质，从而省略、隐去多余的思路。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作为逼近生活现象本质的捷径，而荒诞形式本身亦具有特定的美学和哲学蕴含。这种手法在1986年被广为运用到短篇小说创作中。它能够使作者把生活中某些貌似平淡实则内蕴丰厚的现象，经过夸张变形，收到出奇制胜的效果（如王蒙的《铃的闪》）；使人们心理上的一些虚幻的难以捕捉的意识具象化，造成一种虽然神秘但却更能够深入其间的心理穿透力（如陈洁的《牌坊》）；使生活中屡见不鲜的用短篇小说形式难以简单概括起来的现象或情绪一下子化为某种奇异的假定形式，假中见真，令人恍然大悟（如邓刚的《全是真事·出差》、谌容的《减去十岁》）。不仅如此，由于荒诞手法一般都是同现代美学中的“陌生化”、“艺术抽象”和欣赏活动中的“间离”效果联系在一起的，因而见之于短篇小说，它也就更能激起读者想象、补充、再创造的能力，甚至改变读者传统的审美习惯。比如李晓的《继续操练》，贸然看去简直是满纸都是荒唐言、荒唐事，可是当你理会了作者是通过嘲人与自嘲的叙述方式来追求一种正常、美好的生活时，便会感到这荒唐的背后所隐藏着的深刻的理性精神了。
毋庸讳言，在注重发挥短篇小说独特审美功能时，不健康的倾向也是存在的。这主要表现在一些作者忽略了对于现实生活的关注，远离现实，走向“空灵”；或离开正确、深刻的思想性去追求“洋”的或“奇”的艺术形式，以至于把“作品”写得象“天书”似的无人能够领教；或过多地对生活中的丑进行展览和欣赏，缺乏审美的观照，无益于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这非但无助于短篇小说境遇的改善，照此下去，创作将会陷入绝境。
短篇小说的审美特性，在1986年的创作中已经被人们更加明确地意识到了，这种局面健康地深入拓展，将构成短篇创作向前发展的一个新的起点。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歌曲演唱艺术亟待提高
——音乐界10人谈演唱
近几年来，群星蜂起，磁带遍地，歌会更是接连不断，这的确是标志着我国音乐生活快步发展的一种好现象。但与此同时，在歌坛上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中有的问题已明显妨碍了许多演员演唱水平的提高。去年12月，有关单位在西安召开了第三届“海峡之声”音乐会，几位音乐界人士在会上谈了对歌坛现状的看法。现将他们的意见摘要整理发表如下。
赵季平（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副院长）
眼下的歌坛是群星灿烂，而群星里又以采用通俗唱法的演员为最多。不过，这些歌星中的多数人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骤起骤落。其原因之一是他们的演唱缺乏个性，少有自家的风格，只知道去摹仿港台、日本的歌星，多是靠学习录音带、录象带、唱片而成“才”的，所以生命力很难持久，因为无论摹仿怎样逼真，总也超不过人家。听众开始或许还有种新鲜感，可时间一长便失去了兴趣。而且这些人的艺术生命往往受制于被摹仿者，随其盛衰而浮沉。我希望歌星们能注重塑造自己的独特风格，寻求自家的“味”。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优势，不致很快地被淘汰。
厉声（中国音乐学院院长）
我以为，我们通常称呼的“民族唱法”易名为“中国唱法”似乎更合适一些。因为这样比较合理，内涵更丰富，更广阔。现在中国唱法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一套完整的科学训练方法和教育体系。长期以来，大家所注重的多是西洋训练方法的民族化，而对我们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演唱方法自身的开掘则略嫌不足。这对中国唱法的继承和发展极为不利。今后应加强对中国唱法的发掘、整理、总结，争取早日创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自己的一套训练方法。
刘捷（上海音乐学院教师）
我国拥有一大批采用美声唱法的演员，他们的素质很高，但由于曲高和寡，故处境不妙。有的人被迫改行，有的人即便能唱也大都唱些外国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要在短期内加以改变，恐难实现。但有些问题，我认为还是可以尽快解决的。譬如适合我们这些采用美声唱法的演员演唱的中国歌太少，也就是说格调高、艺术水平高、听众又都欢迎的中国歌少，使我们常常处于无歌可唱的地步，不得不唱外国歌。西洋训练方法对我们来说，是手段，是工具，绝非目的，目的还是要唱中国歌曲。然而现在的状况迫使我们总在小圈子里打转转，走不出来。另外，一些人，特别是一些领导，只是从眼前的利益着想，不大支持美声唱法，我希望他们能从艺术发展的长远观点出发，在精神上、物质上多扶助美声唱法。
蔡其平（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演员）
有不少采用通俗唱法的演员为了迎合一些听众所好，去唱格调不高的歌曲；而主办单位为了追求上座率，也热衷于请演员唱。结果造成了恶性循环，越演格调越低。通俗唱法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提高的问题。演员应该用自己高格调的艺术魅力去引导听众，而不应盲目依附，迁就那些低层次的欣赏情趣。
姜嘉锵（中央民族乐团演员）
目前，大家都比较看重西洋演唱方法，而对发展民族演唱方法似乎不大关注。当然，西洋演唱方法自有其科学道理，应该很好地学习，这是无庸置疑的。但同时我们也不能轻视我们民族的演唱方法。多年来，人们对民族唱法缺乏真正的认识，对传统方法总结得不够，有不少珍贵之处尚未被发掘。象在地方戏曲和诗歌的吟唱中就包含着许多优秀方法，如能科学、系统地整理出来，对振兴声乐艺术实是有益之举。另外，我们在学习民族的演唱方法时，要注意掌握其精髓，领会其特有的韵味。不能演唱形式上似乎是民族的，可实际上又没多少民族的神采。
郁钧剑（总政治部歌舞团演员）
我们不能只片面地强调声的概念和观念，强调发声方法，追求表演形式，而忽视词意的表达。词是音乐内涵的依据，如对词意的理解流于浮浅，表达不佳，就必然会削弱歌曲的深度和意境。要准确地表达词意，没有一定程度的文化素养不成。但文化素质偏低，是当前歌坛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我认为，演员的文化素质对今后歌坛能否迅速发展，恐怕是至关紧要的。
张蝶（天津广播电视艺术团演员）
通俗唱法为什么特别受群众欢迎呢？我想，讲究传情，比较活泼，词曲追求大众化，注意与听众的交流，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对采用其它唱法的演员也许是有借鉴作用的。
鞠敬伟（中国音乐学院教师）
了解听众，沟通听众，采用通俗唱法的演员在这些方面作得比较好。采用民族唱法的演员多注重发挥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却往往忽略了与听众交心，与听众结合，贴近听众。我们应该多了解听众的审美需求，特别是青年人的时代心理和气质。不仅要唱出我们自己的感情，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我们的歌声引起听众心灵的共鸣。
张暴默（第二炮兵文工团演员）
通俗、民族、美声三种唱法各有所长，不应相互排斥，自我束缚，而要相互学习，相互促进。演员应该进行多方面的探索、尝试，寻求自己的真正道路。我以前不大喜欢通俗唱法，但后来发现，这种唱法有其独特的魅力，结果不仅改变了我以前的看法，最后自己也唱了起来。
彭丽媛（总政治部歌舞团演员）
现在适合演唱的好歌奇缺，特别是采用民族唱法的演员更有无米下锅之虞。唱来唱去总是那几首老歌，听众听得腻歪，我们也唱厌了。提高歌曲创作的质量和数量是当务之急。我真切希望作曲家能多创作出一些富有生命力的歌曲来。
（陈原整理）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重视电视剧理论的研究
宋家玲
这几年，我国电视剧生产数量增加很快，质量却未能很好跟上去，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与其理论的贫乏有直接关系。少数上乘之作爆响之后，未能认真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和探讨，寻出成功的规律；大量平庸之作出现，也未能提高到理论上加以认识分析。某些有才气的中青年导演在表现出艺术创作上的不稳定之后，也迫切感到要加强电视剧艺术理论的研究。当前，从各方面看，电视剧的艺术实践都在强烈地呼唤着电视剧的理论建设。
电视剧是否需要建立自身的理论体系？有一种观点认为，电视剧是踩在戏剧、电影这两大艺术巨人肩膀上崛起的一种综合性艺术，把影剧现成的理论拿过来就足够用了，用不着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诚然，电视剧艺术理论的建立离不开对影剧理论的借鉴和综合，但绝不能简单地生搬硬套。电视剧艺术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品种，它有自己的艺术规律。我以为，关于电视剧的基本理论起码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研究。
第一，电视剧生产管理学。电视剧是一种多工种、多工序的艺术产品，同文学、绘画等个体精神劳动产品不同。它存在一个对各创作环节、各创作人员、技术人员的协调、管理问题。在艺术与技术综合中，有着自己特有的一套生产流程。管理科学如何应用于电视剧生产异常重要。电视界对此注意不够，很多电视剧的生产秩序混乱，导演的很大一部分精力都牵扯在琐碎事务中而不能专心致志于艺术创作，既浪费人力物力，又影响了质量的提高。电视剧录制管理既是实践，又是一门科学，有着理论上的规律可循。电影、戏剧的一套艺术管理理论和方法，可供参考。但照搬电影摄制的一套庞杂的组织、管理办法也不一定好。
第二，电视剧艺术理论和创作理论。电视剧是一门最年轻的艺术，对它的艺术特征、美学追求、时空观、叙述方式、表现手段以及风格流派、发展趋势等等许多带根本性的理论问题，都值得研究和探讨。我国电视剧已有28年的历史，生产的剧目也有数千部（集）之多。艺术实践已为理论的建立做了一定的准备，一些基本艺术规律已略见端倪。虽然，对于一种艺术的基本理论研究，不可能期望一蹴而就，它有一个系统化、科学化、深入化的过程，但也不能因此而一味等待。
对于当前电视剧的一些具体创作倾向、创作问题的研究，亦应加以重视。比如当前电视剧的样式中，正剧较多，喜剧较少。即使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喜剧展播中，多数剧目也质量平平，佼佼者尚未出现。可见这一艺术领域的薄弱。有的创作者看不起小品、短剧，视其为“小儿科”。殊不知，连续剧、系列剧的连续性；“戏剧集”的专栏性；短剧、小品的灵便性等等，都正是电视剧的艺术优势，不可忽视。这些具体创作问题的研究，对充实电视剧基础理论大有好处。
第三，电视剧观赏学，即电视剧接受美学。只管创作，不管观众的接受情况，结果常常吃力不讨好。观众的欣赏反馈对电视剧的艺术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这里有社会学方面的因素。事实证明，人们所关心的问题、人物、向往、情趣、情绪、理想等等，如能较深刻地在电视剧中反映出来，观众反响就强烈；反之，则漠然，甚至反感。还有美学方面的因素。艺术的，观众愿意接受；非艺术的，观众则排斥。对于现代电视剧来说，还有信息的因素。信息量的大小往往同观众的求知欲、受欢迎的程度成正比。
电视剧艺术特性体现得如何，对观众的欣赏心理也有直接的影响。有些连续剧，只着眼于全剧整体的设计，而缺乏“集”的观念，好象是部大电影的构架，每一集没有相对的独立性。由于电视观赏的随意性，决定了观众看连续剧并不一定每集都看，所以难以让半道看的观众产生兴趣。把观众失去了，还谈什么呢？
研究观赏心理要和对我们民族整个文化心理的认识相结合，要看到传统文化心理积极的和消极的两个方面因素；要看到低层次、单层次与高层次、多层次欣赏心理的差异。这样，才能正确看待个别的劣品也许一时会受到欢迎，而创新佳作由于同传统欣赏心理相悖，也有可能会暂时受到冷落。正因为如此，收视率是应当重视的，但并非是评价一部电视剧优劣的唯一标准，必须同各种观赏因素结合起来分析才有意义。
电视剧是一门极富活力的大众艺术。它应善于吸收各种艺术研究的成果，发现自身的艺术规律，从而逐步形成具有个性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