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2月15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周恩来关于中苏关系的一次谈话
刘晓在《出使苏联》一文中说,1954年12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总理约我到他住所谈话,并指定张毅陪同。我们进入总理会客室后,稍作寒暄就开始正式谈话。总理说,你们要去苏联工作,在中苏关系上我给你们交个底。这次谈话不要作记录,用脑子记。总理稍为挪动一下身子转向张毅说,今天把你也请来,因为你的年龄比刘晓轻,记忆力好,可以帮助刘晓记在脑子里。
总理说,关于第三共产国际和中共之间的一些问题,因为时间相隔太远了,这次就不谈了,我从解放战争谈起。1948年斯大林派人来到西柏坡,主要是为了解中国革命形势和听取我方的意见。当时军事、政治形势都很好。我们准备南下渡长江,解放全中国。苏联对此有看法,要求我们“停止内战”。实际上是搞“南北朝”,两个中国。南京解放前夕,苏联同国民党政府仍保持着外交关系。蒋介石在南京呆不住了,迁都广州,苏联大使罗申随同蒋介石政府迁馆到广州,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则未走,留在南京观察形势发展。苏联的作法同他们对当时的整个国际形势的错误估计有关。苏联担心中国内战会打乱雅尔塔划定的势力范围,导致美国卷入,危及苏联。斯大林也害怕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斯大林总的出发点是要从战略上稳住美国,赢得和平建设的时间。苏联对我们能否解放全中国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也持保留态度。当时我们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和是否能解放全中国的看法同苏联是有分歧的。当然,中共打赢了,苏联背靠新中国还是高兴的。
1950年2月,中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这个条约是费了一番力的。主席为此在苏联耽得很久。斯大林害怕触犯雅尔塔协定,但后来他还是同意签订这个条约,这是好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苏建交以来的这几年两党两国关系是好的。苏联援助143项工业项目,包括新疆的合资公司,对我们都是很有用处的。苏联还派遣了大批顾问和专家帮助我们建设,培训我们的技术干部和接受我们的留学生及进修生。这是只有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才能做到的。
(摘自《世界知识》第3期)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蒙娜丽莎》是达·芬奇的自画像吗?
陈诏在2月1日的《解放日报》上撰文说,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大画家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是举世公认的肖像画的杰作。画中那位端庄美丽的少妇,星眸斜视,嘴角微翘,那种似笑非笑的神态,仿佛蕴藏着万般柔情和巨大魅力,被誉为“神秘的微笑”。
蒙娜丽莎的生活原型是谁?这是不少美术史家长期研究过的问题。一种说法认为,她是乔康达伯爵的妻子。伯爵非常宠爱她,要达·芬奇给她画一幅笑容可掬的肖像,可是这位夫人却没有一口整齐的牙齿,这就给画家出了难题。后来,达·芬奇花了4年时间,煞费苦心地画成这幅既含笑容又不露牙的肖像,终于获得伯爵的极大赞赏。根据当时意大利人的习惯,“玛唐娜”(夫人)一词简称为“蒙娜”,而这位夫人的芳名叫“丽莎”,所以达·芬奇把这幅画定名为《蒙娜丽莎》。
另一种说法认为,她是佛罗伦萨一位皮货商的妻子。据说在画肖像前不久,她的爱女刚刚夭折。为了使这位哀伤而忧郁的少妇面露笑容,达·芬奇在作画时特地请来乐师,为她演奏快乐的乐曲,说些笑话,从而使“蒙娜丽莎”的脸上掠过一丝微弱的笑容。
去年年底,美国新泽西州贝尔实验室的电脑专家莉莲·施瓦茨发表新说,出人意料地认为《蒙娜丽莎》是达·芬奇的自画像。施瓦茨将达·芬奇于1518年绘的一幅红粉笔的自画像反过来,和《蒙娜丽莎》油画叠在一起加以映照比较,发现两幅画中人物的眼睛、发脚线轮廓、双颊和鼻子都一模一样,由此得出上述结论。美国《古董与美术月刊》编辑和发行人雅里逊把这一发现,称为“可能是艺术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该刊还指出,这位少妇缺乏眉毛,不戴珠宝饰物,穿着一件普通的衣裳,以及达·芬奇在日记中从来没有提到这位女模特儿,都可以证明《蒙娜丽莎》实际上就是达·芬奇对着镜子创作的自画像,那位少妇是虚幻的。
施瓦茨惊人的发现虽然饶有兴味,引起全世界的注意,但论据能不能成立,仍令人怀疑。疑点之一:据考证,《蒙娜丽莎》作于1504年,当时达·芬奇52岁,已是一位垂垂老矣的人。根据达·芬奇一贯的艺术主张和工作作风,他又非常注重科学,注重写实,很难想象,他会开这么大的玩笑,在画像中把自己的龙钟老态转化为娇媚动人的少妇。疑点之二:《蒙娜丽莎》是一个和谐匀称的整体,画像中的人物,无论面部的各个部位,包括躯体和手势,都无懈可击,都有一种宁静之美,柔和之美,显示了女性特有的气质和风度。很难想象没有一个活生生的原型,能够创造出如此完美无缺的艺术形象。
那么,为什么《蒙娜丽莎》的眼睛、脸颊和鼻子会与达·芬奇本人相似呢?鄙意以为,一方面固然不能排除两个人物之间在面部轮廓上有某些类似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到达·芬奇在创作这幅肖像画时,极有可能注入了自己的审美理想。而画家在记忆中最熟悉的面容无疑来自自身。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李渔和《芥子园画传》
近世学中国画的人,没有不知《芥子园画传》(又称《芥子园画谱》)的。此书现有四集,二三百年来,一直是国画习作者临摹的范本。
芥子园是清代戏剧家李渔在1657年或略后迁居江宁时营建的新居。他在这里开创了一家书店,店名就叫“芥子园”。李渔编写了许多书,还热心为友人作序,帮他们出书。这许多书,大部分是由芥子园印行的。李渔迁回杭州,芥子园屡换主人,但一直保持着李渔优良的经营作风。
李渔自己不作画,但精于画学。1679年的一天,他和女婿沈因伯论画,怪世上缺少山水画法一类书。因伯拿出一帙说:“向居金陵芥子园时,已嘱王子安节增辑编次久矣,迄今三易寒暑,始获竣事。”王安节是李渔的好友王左车之子,兄弟三人都是画家。李渔便叫女婿将此书交芥子园书铺出版。这是李渔生前主持出版的最后一本书。
李渔逝世后,沈因伯拿出他们翁婿旧藏花卉诸稿,并请杭州名画家诸曦庵编画竹兰谱,王蕴庵编画梅菊及草虫花鸟谱,一并交请王氏三兄弟斟酌增删。兄弟三人几经寒暑,终于完成了二集的编辑任务。此集体例和初集全同,书名仍用《芥子园画传》。后来书商把此集一分为二,成为第二、三集。1818年,书商又把丹阳传真画家丁鹤洲的《写真秘诀》,杂凑其他材料,刊行应市。于是《芥子园画传》有了四集。
(摘自《李渔传》,单锦珩著,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储蓄史话
朱雪明撰文说,早在战国时期,就已有“储蓄”一说。据恒宽的《盐铁论·力耕》载:“半年岁登,则蓄积以备乏缺。”不过,那时的储蓄是指积存谷物、畜牲之类的实物,有别于今天的储蓄金钱,但都是积贮备用,意义是相同的。
到了西汉,储蓄也逐渐由实物转为金银和钱币。当时,民间出现了一种名叫“扑满”的储蓄工具,用粘土烧成的封闭式小瓦罐,储满后则需扑破才能取出存款,“扑满”也由此得名。“扑满”是古代妇女和孩子们喜爱的小银库。另一种储蓄方式叫“窖藏”,就是将金银或钱币放在坛罐内,封好后埋藏在地下或墙壁夹缝等隐蔽之处。这种储蓄方式,直到解放前不久还相当流行。
到了唐代,经济空前繁荣,大都市里出现了商人开办的“柜坊”,这是我国最早的专门办理储蓄的机构。“柜坊”代客保管金钱和财物,收取手续费,客户需要时可凭券或约好的信物支领。宋、元之后“柜坊”渐渐演变为“钱庄”,储蓄业务日益扩大。下逮明、清,工商业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活跃。大商人为了筹集资金,纷纷在各大城市设立了“票号”、“钱庄”、“银号”之类的信用机构。它们接受存款,并有定期储蓄和活期储蓄之分,同时付给储户一定的利息。上海的“钱庄”直到解放初期还存在,于1952年底才合并为公私合营的银行。
现代的银行最早出现于欧洲。世界上第一家银行是1171年创立的意大利威尼斯银行。随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德国的汉堡、英国的伦敦等地也相继设立了银行。光绪年间,我国开设了第一家商业性质的银行,名叫“中国通商银行”。1908年,它改名为“大清银行”,成为我国第一家国家银行。现代银行兴起以后,储蓄仍为其主要业务之一。
(摘自2月2日《市场》)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馒首”琐考
章达、金柏撰文说,电视连续剧《诸葛亮》中,有这么一个细节:刘备被围巴城以后,诸葛亮寝食不安。一天,下人子安给诸葛亮端来一盘饭菜,剧中人称盘中的主食为“馒首”。
据考,先秦之前,人们充饥物一般是颗粒粮。吃饭时,把炒熟的颗粒粮(称作“糗”)调上水就吃了。出门远行时,用竹编器物装“糗”,用瓦壶盛水,这就是“箪(dān)食壶浆”。战国时期出现了面食。《墨子·耕柱》篇中就有个“饼”字,据专家说,这是中国古籍中第一次出现的“饼”字。可是,墨子的时代没有石磨,只有杵臼,用杵捣臼不可能生产出很多面,所以面食尚为稀罕物儿。
大约在秦汉年间,中国有了石磨,面食也随之风行起来。那时,面食名称上都要加一个“饼”字,如煮饼(片汤)、炉饼(烧饼)、环饼(面圈)、笼饼(死面蒸饼)等等。
到了晋朝,人们才吃发面面食。《晋书》记载:官至丞相的何曾,“性奢豪……蒸饼上不坼十字不食”。何曾吃的这种“坼作十字”的蒸饼,就是我们现在吃的开花馒头。但何曾的时代不叫它作馒首,仍叫蒸饼。
诸葛军师在两晋之前,不可能吃上“馒首”。
(摘自1月26日《中国食品报》)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连理枝”并不“美好”
王渝的《“连理枝”真是那么美好吗》一文说,“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是唐代诗人白居易《长恨歌》中的诗句。句中提到的“连理枝”是植物生长中出现的一种奇异现象:两株树木,枝干紧紧“拥抱”,任凭风吹雨打不能分离,……诗人以此来比喻恋人爱情的坚贞。但从生物学眼光看就并非如此了。
“连理枝”的形状实际上是自然接术:相邻两株树枝丫交叉,在风力作用下摩擦,树皮磨破,露出形成层,一旦风静,相交之处形成新的细胞层,愈合即成“连理枝”。
“连理枝”因为伤口愈合已成一体,所以体内营养液物质也会彼此流动。不过总的趋势是体弱的向体强的流,结果强株愈强,弱株愈弱,最后弱株会枯萎致死。
所以,“连理枝”之间并不平等,照样存在着生物界优胜劣败的竞争;“连理枝”也并不幸福,而是强株欺压弱株。
(摘自1月27日《中国环境报》)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经济学”译名的首创者并非孙中山编辑同志:
贵报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八日《每周文摘》的一篇文摘,把“经济学”译名的首创人,归之于孙中山先生,这是不确的。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翻译西方经济著作时,对economy一词的译释,使用“经济”二字作为原文的对应词。把“经济”一词介绍到中国来的,首先是中国在日的学者和留日学生,例如戢翼翚等人。
戢翼翚等中国第一批留日学生在一九○一年出版的《译书汇编》第七期第九十八页上,载日本法学博士天野为之的文章《经济学研究之方法》,并在标题之下附加说明:“经济云者,理财或富国主义,因原文用此名,故仍之。”又如一九○三年《新尔雅》上解释经济二字说:“论生财、析分、交易、用财之科学,谓之计学,亦谓之经济学,俗谓之理财学。”从一九○一年至一九一二年中国所出有关书中,使用“经济”二字者很多,这里不一一列举。
经济学一词至少从一九○一年以后,已为中国时人所知并作为汉语词汇开始在中国各种书刊上广泛使用。这比孙中山谈及经济学时要早十年。孙中山先生一九一二年演说中提及经济学一词,不过是肯定当时中国已开始使用此术语的状况而已。
以文一月二十一日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
彭德怀的一段往事
世伟、世才根据吴羽林回忆整理的文章说,1938年2月,彭德怀所率领的八路军总部机关在浮山郭店一带的山村暂住下来。
一天,在这里驻防的国民党军队的一些高级将领来总部同彭总洽谈军事,谈到了开饭的时候,彭总便邀请他们一起进餐。当时在总部任指导员的吴羽林,听说国民党的将领们要在这里吃饭,就悄悄地向彭总报告说:“现在已过正月十五,老百姓的春节就算过完了,部队给养困难,蔬菜都买不上,天天吃的是小米、山药蛋、干南瓜条。眼下采购不到好东西,怕招待不好他们。”彭总笑呵呵地说:“小同志,别担心,有什么条件做什么饭。让他们和大家一起吃,实地体验一下我们的生活,不是也挺好吗?!”
吃饭时,几位国民党将领看到端来的是一碗碗小米饭,一碟碟山药蛋和南瓜条,一个个愣住了,有的站在那里互递眼色,有的推说刚吃饭……彭总一面热情地招呼他们就座用餐,一面笑盈盈地端起饭碗说:“诸位将领们,现在日寇侵略中国,兵荒马乱,老百姓四处逃难挨饿,我们有小米、土豆和南瓜干吃就不错了。我们国共两党合作,要坚持抗战,还得准备吃草根树皮哩。没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日本鬼子是赶不走的!”
国民党将领们只好勉强坐下来。他们见彭总大口大口地吃那些粗糙的饭菜,心情还那样愉快,话语是那么真挚,在惊异、感叹之余,内心也不免生出了几分愧疚。
过了几天,他们特意给彭总送来几袋白面,彭总高兴地收下了,当即命令把它们全部分给总部各直属单位,让大家都吃上一顿白面。
(摘自2月7日《团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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