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
说新
赵大昕
新年新春，给每个人许多希望和憧憬。
少年人渴望成年，自然会为又长了一岁欢欣雀跃；青年人春风得意，时间的流逝对他们来说是不易觉察的；已经成家立业的中年人，匆匆岁月中更觉岁月之匆匆，陡然增加了一种紧迫感；正撰写回忆录的老年人，翻过案头那一页日历时，心情也许更是复杂……各种年龄、各种职业的人们，尽管生活的道路不同，心态的变迁迥异，有一点想法却是共同的：新年新春里要做点“新”的事情。
问题在于什么是“新”。
现时很流行一种“花样翻新”。单就春节宣传，报端便往往会有一些人撰写些牛年说牛、马年说马的文字，反正猪羊鸡猴、龙蛇狗鼠都自有其可爱之处、可掬之态。因为去年说的是虎，今年说的是兔，似乎有些新鲜，可惜人类发明文字已经有好几千年，此类联想古已有之，若无新意，免不了拾人牙慧。
说开去一些，比如现在文学观念更新，新潮的文学青年们看了几本介绍外国文学的小册子，便言必称“结构”、“魔幻”、“象征”、“意象”，由“新”而“超”而“后”，由“黑色”乃至其他变幻无穷的颜色；因为荒诞感时髦，便抒荒诞感；因为失落状迷人，便作失落状，以为这便是“新”得不得了。殊不知此类没有什么内容的仅在形式上花样翻新，由所谓“华美”的形象或奇诡的言辞构成的“文学”，中国三十年代早已有之。而搬弄套用的那些所谓现代派手法，如利用色彩的感觉，借用电影的写法，引入宗教颂歌的叠唱，堆砌毫无意义的废话，玩弄数字排列的游戏等等，早在当时就被有良知的进步作家批评为“末梢感觉的境界”，实在并不是什么新鲜玩艺儿。
如果因为想要求“新”，便把许多精神花在研究牛马虎兔猪羊鸡猴龙蛇狗鼠都各有些什么优秀品质，或者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是否属于“黑色幽默”一类的课题上，未免有些冤枉。十二生肖毕竟只是一种用以代表年份的符号；而鲁迅先生在写《阿Q正传》之时，某些人推崇的发明“黑色幽默”的那个天才，恐怕还在娘肚子里呢。
依我看，脱离了现实生活的“新的文学”，无论一时显得如何“新”奇，如何热闹，终究不会有什么出路；而人们在新的一年迈出新的一步的时候，面对那些眩人眼目的“新”，不也应当从自己的实际情形出发，冷静地想一想吗？
第8版(副刊)
专栏：
普希金——中国人民喜爱的诗人
卢永福
伟大的俄国诗人普希金（1799—1837）辞世至今，已经整整150周年了。
普希金是19世纪初俄国诗坛上的一位奇才。他以其天才的诗的火焰，给当时的俄国诗坛带来了活力，以其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诗歌、戏剧、小说创作，把俄国诗歌和俄国文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峰——“普希金时期”，使俄国文学跻身于当时以歌德、拜伦和雪莱等大诗人为代表的西方优秀文学的行列。因此，他理所当然地被称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俄国近代文学的奠基人”。
普希金诗歌的一个主调，就是歌唱自由。他的自由的诗篇如《自由颂》、《致恰阿达耶夫》、《在西伯利亚矿山的深处》等，象火把，象号角，照亮并震撼了俄国19世纪20年代前后封建专制主义的沉沉黑夜，使统治者胆战心惊，坐卧不安，在人民的心头却唤起了“善良的感情”，给人们带来希望和憧憬！因此，他被人们誉为
“自由的歌手”、俄国十二月党人革命运动的“诗的代言人”。
普希金诗歌的又一个主调，就是歌唱大自然、歌唱爱情，他的这方面的诗篇为俄国文学开辟了一块新天地，为人们展示了一个瑰丽的美的画廊，培育着人们高尚美好的情操。因此，普希金也堪称“爱情的歌手”、“美的崇拜者”。
普希金一生短暂，道路坎坷，但他在文学创作的同时，却以诗人的热情和敏感、思想家的认真和执著，透过革命的兴衰，严肃地思考文学、人生和国家发展的道路。他说，“在启蒙的方面，我要和时代并驾齐驱”，他为俄国后来的文学家和革命者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中国的读者是幸运的。虽然由于历史的和地理的原因，普希金的名字1900年才出现在中国的书刊里；1903年，他的描写普加乔夫起义的小说《上尉的女儿》，才经过转译传到了中国；1907年，鲁迅在其《摩罗诗力说》一文里才比较完整地对诗人普希金加以论述，但从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由于前辈文学家、翻译家的努力，普希金的脍炙人口的小说、歌唱自由和爱情的诗篇，或由其他文字转译，或由俄文直译，都陆陆续续送到我国读者手中。这种介绍工作，在新中国成立以前，1937年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和1947年普希金逝世110周年的时候，先后出现过两个高潮，普希金的重要作品大多被译了过来。这些作品给当时中国的进步文学提供了营养，为中国读者带来了温暖。普希金的名字在中国进步文学界是倍感亲切的。
建国以后对普希金的介绍更有一番新的景象。他的重要作品——诗歌、小说、话剧、童话，都从俄文直接翻译了过来，受到了新中国广大读者的喜爱。十年动乱以后的最近十年，又不断地有新的译本出现，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除原有的三个译本以外，又出现了三个新的译本。对普希金的研究也大大地加强了。1981年5月，我国在长沙召开了普希金学术讨论会，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总结，会后出版的《普希金创作评论集》，可以看作多年来普希金研究的成果。这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普希金选集》七卷集陆续出版。它的问世，必将把我国普希金作品的翻译和研究推向一个新的水平。
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现在，我国翻译出版的各类普希金诗集、文集约有70种之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数字还会不断地增加。
普希金的思想和艺术完美结合的优美、凝练、明朗、流畅的诗作，早已超越了国界，变成了人类的财富；也超越了时间，进入了现代人的心灵。
（附图片）
普希金像 高 莽画
第8版(副刊)
专栏：
商务印书馆九十年
陈原
智者·学派·艰辛开拓
在商务存在的前半期，它通过许多期刊同社会联系，并因此赢得了广大读者，团结和培养了大批学人。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东方杂志》和《小说月报》，前者发刊于1904年，后者在此六年后（1910）创办。《东方杂志》在三十年代初由胡愈之主编，革新版宣称“以文字作民族斗争社会斗争的利器”（胡愈之语），顿时吸引了时人的注目。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份本来可以对救国救民发生重大作用的刊物只“革新”了大半年，换了主编，它就不复如此吸引人了。《小说月报》的革新版（1921）由茅盾主持，延续了多年，它“记录了我们老一代文学家艰辛跋涉的足迹，也成为老一代文学家在那黑暗的年代里吮吸滋养的园地”（茅盾语）。
从创业之日起，商务印书馆就得到知识界和读书界的支持，它自然也寻求种种途径去争取他们的合作。尽管馆内外经常都有一股或多股习惯保守势力干扰，但是以张元济为首的一群先进的事业家和学术家，依循蔡元培在当时教育界和文化界倡导的学术自由思想，在编辑和出版工作中保持一定程度的清醒头脑，贯彻学术自由的措施，使这家出版社在十分困难的时期没有向恶势力低头。如今当然可以带着几分惋惜责难说，在“国民革命”时期，它没有印行孙中山的书，在社会革命时期，它没有印行马恩列斯的书，甚至连《鲁迅全集》也没有可能列入它的出版计划，等等。这都是历史事实。这些历史事实证明这家出版社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有它的历史局限性。尽管如此，谁也不怀疑，正是这家出版社联系了多层次、多倾向、多学科和多学派的知识界人士，这些智者，都是在开发民智、振兴中华的远大目标下支持商务印书馆的。历史甚至还证明，在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商务同人中的先进分子总是挺身而出，站在运动的前列——人们都知道“五卅”运动孕育了商务同人支持和主办的《公理日报》，人们都认为大革命时期上海职工运动有一段是以商务职工会（在陈云和其他同志领导下）为核心的。难能可贵的是，在九十年风雨中，商务印书馆一直沿着爱国爱民、开发民智的大道前进，这不能不说也是难能可贵了。
开放·改革·迎接挑战
由于祖国建设事业的飞跃发展，商务印书馆解放后在庞大的出版行列中挑起了出版词典工具书和编译外国社会科学著作的重担。老一辈革命家、海内外学人和读书界对它期望殷切，时有勉励之词，也有严格的责备；年青一代则不满足于它略带老气的“庄重”。也许勤奋的商务职工，此刻会感到迷惘，因为社会在前进，科学在前进，人民在前进，改革与开放的浪潮正在席卷全国，这家经历了九十春秋的出版机构，面临着多方面的严重挑战。
——开放和改革的挑战：
能不能得到足够的资金（包括贷款与利润）进行自我改造？有无可能得到爱国侨胞在物质上的支援？可不可以在某种程度实质上恢复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和北京京华印刷厂？能不能建立出版——印刷——发行综合体（“集团”）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需否改造自己的内部结构（例如加强生产部门即通常所谓“出版部”）来提高生产能力？能不能冲破目前低水平读者服务机构，来解决知识界、读者界的“老大难”（买书难）的问题？等等。
——出书竞争的挑战：
能不能在自己负担的任务范围内每年都有适应读书界需要或引导读书界去研讨的新品种？能不能把出书质量（编辑、校对、装帧）放在第一位，保持出版界最严谨的作风？能不能在继续发挥老一辈学人的积极性的同时，继续培养和支持更多有真才实学的后起之秀？能不能打破出书的“关系网”去追求理想的选题和人才？能不能及时广泛取得海内外出版信息作为决策的依据？能否大胆放手、严格要求地培养出一代新人——新的编辑、新的出版“专家”？
——现代化的挑战：
是满足于现在自己的出版、管理、编校工作的落后状态，“原始”状态，还是采取措施，装备现代化的器材，实行办公室自动化（包括编辑加工，资料检索，屏幕校改，远距离激光照排等）？是满足于干部的知识老化，还是采取手段实现干部的知识更新？是满足于“三亩地一头牛”的落后生产方式去管理这家大出版社，还是在系统工程的基础上实行现代化的技术改造？
面临着如许的挑战，我想，所有有事业心的勤奋的商务职工，所有关心这家老出版社的海内外人士，都愿意严肃地想一想，想想这个曾经在过去九十年中为祖国文化事业有过贡献的老出版社，该怎么办才能永葆青春，为祖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更大的奉献？
九十年过去了。在生命的跑道上是没有终点的。海内外读书界无不祝愿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出版机关，将在本世纪末迎接一百周年时到达新的地平线。
抚今追昔，掩卷沉思；展望未来，信笔抒怀如上。（下）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化采风录
元宵灯会与民间灯彩
江宗荣
“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春到人间人似玉，灯烧月下月如银。满街珠翠游春女，沸地笙歌赛社神。不展芳樽开口笑，如何消得此良辰。”这首意趣盎然的题诗，是明代画家唐伯虎对元宵之夜的生动描绘。
农历正月十五是元宵节，也称上元节、灯节。每到此时，我国许多地方都要举行灯展、灯会，以表示吉祥之意，展现繁荣兴旺的景象。这种习俗，始于西汉，兴于隋代，盛于唐宋，并沿续至今。相传在两千多年前，汉武帝就“结灯为山，癸祀太乙”。隋时，便形成了灯会。据《隋书》说：“每当正月，绵亘八里，列为戏，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光烛天地，自是每年以为常焉。”唐时曾在长安的安福门外，搭起一座二十丈高的灯轮，燃点花灯五万余盏，士民欢聚灯下歌舞。宋代元宵之夜的灯市，更是盛况空前。苏东坡有诗云：“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南宋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词中有“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之句，至今脍炙人口。
被誉为我国传统工艺美术品的灯彩，是书画、编结、刺绣、剪纸、雕刻、彩扎、糊裱等工艺的有机结合和集中表现，大致有吊灯、座灯、壁灯、提灯等几个大类。北京的宫灯，以楠木或紫檀木作框，配以精绘于绢面的彩画，缀有洁白的玉坠和鲜红的丝穗，显得古朴华丽。山东淄博的料丝灯，画绢前镶有白色的玻璃丝，点亮后五彩缤纷，绚丽夺目。杭州的大龙舟灯，雄伟壮观，精细入微，船头牌坊高耸、旌旗猎猎，船上楼台层迭、曲栏花窗，两侧各有数十名水手奋力划桨。玲珑秀丽的浙江硖石花灯，以传统刺孔见胜，针工精细，装饰典雅，早在一九三四年的巴黎灯彩赛上，获得过嘉奖。一九五五年，周恩来总理曾以硖石花灯作为礼品，赠送给斯里兰卡贵宾。福州的花篮灯，巧妙地融合了彩塑的艺术，结构新颖，多姿多彩。苏州的夹纱灯，以剡纸刻成花、竹、禽鸟等图案，内外用轻绡裱糊，色彩柔和，精致美观。上海的金鱼壁灯，以金鱼在水中嬉戏为主题，周围还有嫩绿的水草点缀，上罩薄薄的轻纱，使画面仿佛处在碧水荡漾之中。
第8版(副刊)
专栏：
霜染峻极（中国画） 段忠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