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
商务印书馆九十年
陈原
2月11日，商务印书馆将要庆祝它创业九十周年。在近代中国，一个文化出版机构能够度过风风雨雨的九十年，这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了。这个出版机构几次濒于危殆，终因社会的支持和同人的奋斗转危为安，这就更加难能可贵。正是这个机构，至今还生气勃勃地为祖国的精神文明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并且时至今日仍拥有海外几个分支机构，而在海峡的另一边，也还在有同样的经营，这真可谓难得之至了。际此中华民族振翅腾飞、祖国山河统一在望之时，纪念它的创业九十年，该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象我这一辈年逾花甲的中国人，可以说无一不受到过它的出版物的熏陶，而我本人在十年动乱后有幸一度在此主持过工作，回首前尘，好象有很多话要说；又因为我现今已退出“第一线”，就可以无拘无束地抒怀了。
诞生·发展·民族命运
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先行者和我的同时代人，他们默默无闻地、孜孜不倦地为事业献身，数十年如一日，从不计较自己在社会上是否享有相应的地位和尊重。他们总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坚信：人生的最高意义在于奉献；他们清晰地或者朦胧地为了发扬中华文明，汲取先进文化，为了开发民智和为了民族昌盛，为着这样共同的目标奋斗不息。尤其值得怀念的是他们有热情，有抱负，有志气，从不向困难低头；他们遇到灾难而不气馁；他们在沉重的、但多半不为人知的劳作中不断开发自己。如今，当我看到人民共和国创立时还是天真烂漫、一无所长的小伙子、小姑娘，现在已成长为出版事业的内行和支柱时，我情不自禁地感到由衷地喜悦；近几年我也目睹一些有为的年青男女，勤奋学习、锐意革新，正是他们将成为这家古老却仍年青的企业的接班人。
所以，毫不夸张地说，商务印书馆诞生和发展的全过程，是同我们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以夏瑞芳为首的四位创业者从印刷事业着手，并非偶然，他们立意要把原先是中华民族发明的印刷术发扬光大。这当然是一种崇高的民族志气。但当张元济（菊生）在蔡元培的支持下进入创业者的行列，只有从这时起商务印书馆才真正踏上近代中国出版事业的长途。张元济“不但是个有远见、有魄力的企业家，同时又是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茅盾语）。他是近代中国有着高度爱国热忱的企业家和编辑。如果不是把大部分精力用在发展事业机构的话，他必定留下不少传世著作，因为他的学术功力已在他所编印的文化遗产册籍的序跋中表露无遗。蔡元培在我国思想文化界的先导作用，世有定论；然而张元济将精神（著作）化为物质（出版物）的过程中不可磨灭的功绩，则是人们近年才领悟的。三十年代中期，民族危机日趋严重，商务印书馆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当“七君子”以“爱国罪”入狱时，正是这位埋头整理古籍的张元济，挥笔写下了《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歌颂了我民族不可侮的崇高品格，并且投书慰问狱中“七君子”，表现出一个以传播文明为己任的、真正的民族出版家的气概。这就是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前半期所达到的最高精神境界的代表！
民智·窗口·精神世界
人们说，商务是靠教科书“发家”的，完全正确！它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出版活动中，大部分是以出版各级教科书为中心的，直到近年，它还大量提供高等院校的外语教材。这正符合创办商务的传统精神：开发民智，振兴中华！教科书是贯彻这个精神的重要手段；同时，它自然也是创造再生产资金的手段。与此有关的是词典工具书。词典工具书应当说是迄今为止商务印书馆对我国近代文化教育科学事业作出的最重大贡献。无需一一列举在过去九十年间商务编辑出版了哪些中外语文词典和专科词典，也无需阐明几乎所有方面的工具书都是这家出版社开的先河，直到如今，社会上还公认这家出版社编印的工具书是比较可以信赖的（虽则还有很多缺点）。就是过去以为完全是为了“生意经”而编印的《万有文库》，也还没有离开它的先行者们普及文化、开发民智的抱负。《万有文库》的刊印，确实使学校机关乃至家庭，都能“以极低的代价”得到“人人当读之书”（王云五语）。
至于商务在解放前印行的大量古籍，则更倾注了张元济一生的心血，成为我国出版业严肃认真地整理文化遗产的先声。读书界评论《四部丛刊》是“迄今为止内容最完备、质量最高的善本古籍影印大丛书”（黄裳语），这几句话虽不无略带勉励之意，但先行者们没有囿于保存“国粹”的自我陶醉，也没有对民族文化采取虚无主义，而是脚踏实地、一丝不苟地整理古籍，这是应当称赞的。与此同时，先行者们勇敢地打开窗口看世界，他们有民族自信心，不害怕“西”风吹拂，他们组织翻译了各国的学术名著和文学作品，他们认为自己的职责是向封闭的古国导入外来的先进思想和文明。商务印书馆的两大“精英”——整理古籍，翻译洋书——在新中国得以同中华书局（专业为出版古籍）一起，分头发扬光大，这也是值得庆贺的。继承着先行者的传统，现今商务印书馆逐年刊印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受到国内读书界的激赏，也使海外知识界察觉到中华民族如今确实是开放的。通过这些著作，读书界有可能接触到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达到过的精神世界；因为这些著作的作者，都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阶级、一种思潮的先驱者、代表者，他们积累了时代文明的精华（自然偶亦不免带有偏见），留给后人去涉猎，去检验，去审查，去汲取营养。 （上）
第8版(副刊)
专栏：
怀阎红彦同志
海棱
阎红彦同志是我军著名高级将领，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幸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直至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四日始得平反昭雪。
我与红彦同志一九三八年在延安马列学院同窗，他喜谈早年在苏联红军大学学习时所见所闻和陕北红军、游击队英勇机智地与敌人作战的故事，启人心灵，惠我良多。其后时有往来，相知益深。红彦同志功在全心全意地献身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类解放事业，始终坚定不移。他为人正直刚强，襟怀坦白，爱憎分明，对党忠诚不二，不畏邪恶权势，不阿谀随浊流。谦逊好学，不断追求真理。知之者喜与过从。建国后，他受命在川滇边陲肩负重任，一如既往，与人民共甘苦，同忧乐，每逢来京开会，常抽空把晤。谈及新闻宣传时，一再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憎恶浮夸虚假。他久经风雨坎坷，更显其人品之光辉，情操之高尚。今红彦同志辞世已二十周年矣，其风范必将长存。谨献小诗，作为一束鲜花，以寄托哀思和怀念。
鸿雁南飞竟未还，身遭暗矢苦盘桓。
愁云迷雾知何去？一死神州醒故园。
犹记延安夜未央，同窗风雨话沧桑。
红都新事添飞翼，寄语青英路正长。
沙场驰骋最雄强，赢得芳名夏伯阳。
入死出生无所惧，冲锋勇把战旗扬。
奔走边疆兴志豪，寻村访舍慰民劳。
青山有意常相伴，各族欢歌旭日娇。
四害扫除已十秋，九州奋进庆丰收。
新驹老骥奔前路，未尽宏图喜正酬。
第8版(副刊)
专栏：美学杂俎
谈谈烹饪美学
郑奇
烹饪美学学科的建立，有着多方面的意义。
首先是实用意义。
早在古代，人们的饮食生活就与美结下了不解之缘。比如：统治阶级的钟鸣鼎食、对酒当歌；文人雅士的觞咏唱和；劳动人民的婚宴、寿宴、丧宴、节庆宴等等。可以说，凡是筵宴，无论大小，都不是单纯的饮食，而是情感的交流、美学境界的创造或欣赏。虽然人们也许是无意识的，没有自觉认识到这一点，但实际上，倘若人们只为功利目的而吃饭，那么，四菜一汤、甚至一菜一汤、喝葡萄糖水，都完全可以达到科学的营养与卫生目的，何必举行宴会？正因为人的饮食是不同于动物饮食的一种活动，因此，中国饮食十分讲究环境布置、餐具选配、食品造型、宴席礼仪等。千百年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甚至形成了一定的程式，但基本上，未能上升到理论，常常是不自觉的。在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逐渐提高的今天，决不能再停留在这种非自觉的阶段了，应当上升到理论，再用于指导实践，创造更高的美食活动。
有人担心，烹饪美学是否是提倡旧时代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而将广大人民群众的家常便饭置于不顾。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烹饪美学的任务是研究饮食活动中美的规律，规律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豪华的筵席存在美，家常便饭也存在美；豪华筵席倘若违反了美的规律，也可能不美，甚至是丑的。家常便饭只要符合美的规律，照样可能意趣高雅，对人们的身心健康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更何况，人在物质生活满足以后，唯一可以无止境地追求的就是精神享受，在社会物质文明水平有很大提高的今天，以及更加丰富的明天，这一问题尤为突出。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是人距离动物界越来越远、越来越成为“人”，即马克思所说的“人化”的必然。
而且，烹饪美学所研究的厨房和炊具的美的规律，对于提高烹饪工作者的地位、事业心和自豪感，启发创造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也有重要的价值。
其次是理论意义。
这里谈两点。第一是上篇提到的低级感官的审美功能问题。这是国内外很多学者探讨了多少年代的问题。1985年，杭州大学70多岁的心理学教授朱锡侯博士对此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在北京召开的生理心理学学术会议上作了题为《饮食美学与生理心理学》的专题发言，从生理心理学角度将低级感官与高级感官进行了详尽的比较，论证了二者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还有的专家用统觉和通感理论论证了低级感官和高级感官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些，对于美学理论的进一步研究，无疑是从一个新的角度提出了具有启发性的思考。
第二是在美学史方面。以往对原始陶器、商周青铜器、汉代漆器、历代瓷器——这些大多是餐炊具——的研究，多从形式的变迁上来分析各个时代的审美风尚，难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烹饪美学史则从各个时代的饮食习俗、饮食制度上去分析时代风貌及其形成的原因，很多问题得到了中肯的解释，弥补了以往美学史研究中的一些片面性。 （下）
第8版(副刊)
专栏：
中国石匠
孙茂来
中国多山
盛产刚硬的石匠
从古至今
石匠用钢钎和铁锤
不间断地给群山以命名，
才一下子一下子
打出来——
泰山，华山，嵩山
井冈山，大别山，
以及沂蒙山的巍峨
今天，老石匠们
已乘清风
相继走向群塑和碑林
他们的后裔
却集结到了南疆
以同样的勤恳
又凿响另一批山的英名
有——
老山，者阴山、扣林山
它们的名字震撼人心
第8版(副刊)
专栏：艺文谈片
演技与文化
徐城北
不久前，上海越剧院来京演出了莎氏名剧《第十二夜》。袁雪芬同志曾介绍说，导演胡伟民在排演前曾花很大力气介绍了莎氏所处时代的文化背景，这对全面、准确地体现莎剧风格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看过演出，这一道理使我深深信服了。
排外国戏免不了要“临时抱佛脚”，在该剧的文化背景方面认真补课。那么，排中国自己的戏，排那些文化背景大体分明的戏，还要不要关注一下演员的文化修养呢？我以为是要的，不但排戏时急需“钻锅”（意谓临时乱忙），就是不排戏时，也要日积月累。戏曲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但作为一个久远的文化门类来讲，其从业人员也久远地缺乏文化，并达到十分可怜和可怕的程度！怎么办呢？正象邓小平同志对足球等运动讲“要从娃娃抓起”那样，一些有战略眼光的戏曲院团早就迈出了实践的步伐。山西临汾蒲剧院青年蒲剧团，几年前闻得自己的“熟人儿”、戏剧家刘乃崇已经离休，便立即聘请他来团向青少年演员传授文化。到戏曲剧团教文化是很有特殊性的，教材要尽可能与剧目产生关联，教学方法要照顾到演员习性，成果也不能单从试卷见高低，而应落实到演技是否已取得提高。乃崇同志坚持数年而不辍，使剧团青少年的修养、演技比翼齐飞。近年有任跟心、郭泽民、崔彩彩等新秀脱颖而出。
记得有人说，“演戏演到一定程度，就不再是演技巧，而是在演文化修养”。这话很对，但仅是从演员个人角度讲的。作为一个剧种，要想在这个开放竞争的形势中求得适应发展，就需要多层次地加深文化修养，然后由本剧种的特性出发，纵向继承再加横向借鉴，才可能“更上一层楼”。
第8版(副刊)
专栏：
农家（壁挂）
现代化旨在建立的新的中国形家，是包括中国艺术在内的。我要做的是：
在艺术家与企业家之间建立富有生气的合作——以新的观念，面对艺术的社会需求；
在纯艺术与应用艺术之间，构筑多向联系的通道——以新的认识，面对环境所提供的一切空间；
在东方与西方艺术之间，架设理解的桥梁——在新的层次上，向世界挑战。
袁运甫
（《袁运甫艺术壁毯展》最近在中国美术馆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