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纵横谈
从文学的主旋律说起
江曾培
最近看了一部描写改革的作品，激烈地跳动着生活的脉搏，艺术地反映着改革中的矛盾、斗争和趋势，闪烁着引人的时代色彩。我认为这种作品表现了“社会主义文学的主旋律”。我所以这样说，是觉得文学的发展，既表现为愈来愈多样化，同时也表现为不断产生着洋溢时代精神的作品，作为它的脊梁和主调。主调如果没有多色调、多声调唱和，就会沦为单调；多声调、多色调设若缺乏主调支撑，也会失之杂乱。当前，有些远离现实生活的作品，和一些沉溺于个人低唱浅吟的作品，只要艺术上精致，思想内容上又没有大的问题，也应该允许存在，也是文学多样化浪潮中翻起的浪花，但它毕竟是文学的支流，而不能成为文学的主流。对这种支流捧得过高，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要知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每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是以其主旋律为标志的。
不久前，我遇到一位作家，他说现在文学上有某种贵族化倾向，值得注意。他的话，拓宽了我的思路。时下某些（不是全部）远离时代、远离现实的作品，就其追求的意向来说，确有一种思想倾向存在。它们或者认为文学就是文学，“只有文学自身才是文学的唯一目的”，因而文学离开现实与政治越远越好；或者认为文学是“自我表现”的载体，它不屑表现自我感情以外的客观生活，因而个人的主观意识越纯粹越好。结果呢？文学就成了“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这种“个人事业”，被封闭在作家个人及其周围的“知音”、“沙龙”等小圈子之中，用以自我服务，这与列宁指出的那种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为百无聊赖和胖得发愁的“上等人”服务，虽有所不同，但就其不热心为广大人民服务这点来说，则是相通的。而文学一旦有了这种脱离人民、疏远人民以至背弃人民的孤芳自赏倾向，不就是一种“贵族化倾向”吗？对此，文学大师们都是大摇其头的。高尔基说：“文学到底是要为认识生活这个事业服务的，它是时代的生活和情绪的历史。”鲁迅则说：“文学是战斗的！”“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巴金强调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作家的光荣和崇高的职责，是要创作好作品，帮助人，鼓舞人前进，激发人们身上美好的东西。”因此，在文学的园地里，可以允许一些“淡化时代”以至“不食人间烟火”之作的存在，但在创作思想上，却不能任那种远离时代、远离人民的“贵族化倾向”自由发展。从整体上说，社会主义文学的根一定要深深扎在现实之中，扎在人民之中，让文学成为我们“时代的生活和情绪的历史”，成为“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社会主义作家决不能只是以文学自娱，追求一己灵魂的宣泄与满足，而应该真正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这样说，也许还失之笼统。有同志会说，过去在“左”的影响和制约下，文学过于“急功好利”，直接绑在政治的战车上，以致文学的天地极为偏窄、狭小。让文学冲破这一牢笼，还文学为文学自身，是新时期文学得以恢复、发展、繁荣的一条重要经验。对此，我以为然。但是，列宁早就指出，真理向前走出一步，哪怕是一小步，也会变成谬误。反对“急功好利”是对的，但把文学的目的性也反掉，则是错误的。反对文学直接地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阶级斗争的工具，是对的；但由此滑向了非政治化非现实化的倾向，则是错的。文学作品并不是离开政治与现实越远越好，相反，古今中外的优秀之作，都是热烈拥抱现实的结果。恩格斯论述文艺复兴时的“巨人”说：“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此后，启蒙运动时期的作家伏尔泰、卢梭、歌德、席勒等，以及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也都是“几乎全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用不同的方式与当时的重大社会问题或政治斗争相联系，从而使他们的作品焕发出各自时代的光彩。我国新文学巨匠鲁迅、郭沫若、茅盾等的作品，也无一不是直接或间接地与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任务相联系着的。新时期以来许多有影响之作，都密切关联着拨乱反正与推进四化建设这些人民群众所热切关心的现实斗争和政治生活的。因此，文学贴近现实，关注政治，只要处理恰当，非但不会降低作品的文学价值，相反，它正是文学作品价值的重要根据。近年来，有些作家努力于文学上的探索与创新，这是好的。实践证明，有探索，有创新，文学才能更好地发展、前进。但是，这种探索与创新，应该是从现实的生活土壤中去汲取情思。背对现实，远离生活，闭门思“新”，或只是模仿一些外国作品去翻“新”，不仅出不了社会主义之“新”，而且会冒出“旧”，不过这种“旧”挂着“新”招牌而已。文学上的探索、创新，包括艺术技巧、形式的探索、创新，都是不能离开现实生活的。
至于“自我表现”说，它的偏颇，当然不错在文学作品中表现了“我”。由于作品是作家创作的，作品中的生活是作家按照自己的美学思想重新安排的生活，作品中总是有“我”存在的。而且，愈是优秀的作品，愈是鲜明地打着“我”的印记。“无我之境”不会是好作品。问题是，“我”不能脱离生活，脱离人民；自己的“小我”要与社会的“大我”联在一起。高尔基说得好，作家“不要把自己集中在自己身上，而要把全世界集中在自己身上。”“自我表现”说的偏颇在于热衷于孤立地表现作家一己的心灵，而没有把这一心灵作为世界的回音壁。这样表露出来的“我”的感情、意识，往往是偏狭的、浅薄的、病态的，与生活的潮流、与人民的愿望，是不合拍的。因此，这样的个人主观意识越纯粹越强烈，不是“越好”，而是越孬。
综如上述，我以为，文学创作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而不是为自己、为“圈子”服务；坚持面向现实，而不是背对现实；坚持主客观的统一，而不是主客观分裂；那么，就不仅可以防止与克服“贵族化倾向”，而且会大大加强它的主旋律。由于作为主旋律灵魂的时代精神，可以而且应该多题材、多角度、多形式、多手法地加以体现，因而主旋律本身的表现就不是单一的、单调的。主旋律和多样化在这里是统一的。有些作品同是描绘改革的，都属于文学的主旋律，但它们风采各异，又呈现多样化之势。那些游离主旋律的一意沉迷于个人低唱浅吟之作，过度沉醉于远古荒原、神异传说之作，以及专心沉溺于渲染性意识、潜意识之作，有一点也可以，但不要以为体现文学的多样化，主要就是发展它们。多发展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发展那种脱离时代、脱离人民、走向自我、走向“沙龙”的“贵族化倾向”，就会干扰文学的主旋律。对此不可不察！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文学的社会性与审美价值
金健人
新时期文学创作的重大特点之一，就是作家、评论家的创新意识，而这创新意识的实现，又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作家、评论家的思维方式的更新。这其中，所谓逆向思维方式是新时期文学的发展的重要基因。即凡事从相反方向去理解与思考，往往具体表现为对传统、权威、既定法则和普遍认识的怀疑与否定。它的长处是永不知足、不断进取、时时更新，从总体上丰富了新时期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它的短处是排斥异己、易走极端、矫枉过正、画地为牢、缺乏辩证性，给新时期文学的创新意识带来了局限，并已经在影响着新时期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如果不是以辩证意识，而仅以否定意识来创新，往往会使创新停留在以一种同一层次上的片面来替代另一种片面的境地。如对情节剧、情节电影、情节小说的否定，使情节淡化成为时髦；对传统的否定，使现代派成为时髦；对照搬现代派的否定，又使民族“寻根”成为时髦；对“文学干预生活”的否定，使“淡化现实”的空灵飘逸成为时髦；而对空灵飘逸的否定，又使纪实成为时髦，等等。
由此来看1986年的文学创作，暴露出同一层次否定的缺陷。较严重地表现为不少作家从反映对象中剔除社会性因素，对社会性的集中体现——政治更是不屑一顾。因谁都明白，面对中国的现实，文学向生活全方位开放，其中也必然包容着社会的以及政治的，当然，不是要求作家都去写政治事件、政治人物和政治活动，更不是要求作家去为政治功利目的而写作，而是应该正视政治在过去和现在对中国人的灵魂和生活已经产生和正在产生的巨大影响。
这在艺术趣味方面，则表现为把作品的审美价值与认识价值割裂开来，甚至于有人要把认识价值从审美价值中剔除出去，造成了一种带普遍性的错觉，似乎一部作品的社会性愈强则审美价值愈低；反之，一部作品的社会性愈弱则审美价值则愈高。究其原因，突出于对认识价值的狭隘理解，以为认识价值就是社会、政治价值的代换语，以至于认为作品中的社会性被剔除得愈干净则意味着文学愈“纯”，愈复归“本体”，作家对生活的反映面自我限制得愈狭小，则愈被赞誉为是寻找到了“自己”。实际上，文学的审美价值根本无法脱离认识价值。它们的区别在于从不同侧面适应着人的不同需求，但它们都得面对四大关系：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文革”前十七年和“文革”十年的文学，基本上以人与社会的关系为反映圈，很少涉及人与人的关系，而人与自然和人与自我的关系更是禁区。新时期文学把笔触扩展到自然和心理，当然给人以异常新鲜的审美感受，使读者所得印象特别强烈，但并不能以此否定文学的认识价值，因为这类作品，仍可为人提供着对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认识价值。并且，这种认识价值不是在妨碍着作品的审美价值，而是审美价值的必不可少的存在基础。所以，古今中外文学史上的一个无法抹煞的事实是：真正伟大的作品都是既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又有很高的认识价值的。
造成这种种偏颇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创作界和评论界的不少人将“新”混同于“深”。一种以新奇为深刻的误解一旦成为文学发展的内驱力，文坛就很容易为表面上的、形式上的花样翻新所迷惑，很难甘于寂寞作深入的探寻。在人家那儿是酝酿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出现的新思潮、新方法、新形式，在当今中国文坛是一两年甚至几个月就显得过时，究其实却不过剥来了一层皮，没能深入社会生活的骨髓，无法与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民族心理、现实矛盾血肉相联。作家们的这种艺术探索上的浅尝辄止与频频转移，很大程度上又与评论家们的推波助澜难以分拆。作家们要创新，评论家们也要创新，任何一种前所未有的崭露头角都可以成为评论家新理论的催化剂，这种新理论又可以反转来把作家推到一个先前并未打算要去的地方去。这种创作与评论的火仗风势、风借火威，似乎不把一种新的实验推到极端誓不回头，可又由于创新热点的频频转移，使得创作领域和评论领域都留下了不少半成品等待进一步的加工与完善。
思维方式的偏执无可避免地影响着思维视野的开阔。在一片“寻找自己”的现代呼声中，不少作家确实找到了自己独有的视角与声音，但如果把这种“寻找自己”仅仅归结为一段无人体味过的感受，一块无人染指过的题材，一套无人使用过的技法，一种无人驾驭过的形式，那只是皮相之见，只能被框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打转转，而且很快就会自觉到源泉的日益枯竭。所以，那种种写地域、写民俗、写文化、写意念、写印象、写虚幻、写系列等等，都不能当作真正寻找到“自己”，而只能当作是寻找到了实现“自己”的手段，如果把它们看作目的，那无异于画地为牢，最终是自我封闭。当然，限制可以强化某种文体的特点，也可以强化一个人的特点，但对于一个气盈天地、吐纳江海的雄才大略，过分的自我限制，失去的只会比得到的更多。因此，所谓“寻找自己”，最根本的应该是寻找到自己对于现实人生的独特体验与领悟，只有基于一种对整个人生的深刻的哲学理解，才能使寻找到的自己真正透出崭新的创造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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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城市雕塑建设漫议
王克庆
城市雕塑建设，近年来在我国有了迅速的发展。据初步统计，自1982年以来全国各地已落成的作品约一千四百多座，涌现出了一批相当优秀的作品，但同时也产生了不少艺术质量低劣的东西。因此，很有必要对城市雕塑建设的有关问题加以探讨，以促进城市雕塑更健康地发展。
一
城市雕塑属于室外雕塑，它包括纪念性雕塑、园林雕塑和建筑装饰雕塑等。城市雕塑与其他雕塑一样，内容极其丰富，具有多种多样的艺术风格和手法，由于它常常蕴含着丰富的感情，而被称为造型艺术中的“诗”，也有人称它是“静止的舞蹈”、“动感的造型艺术”，因而受到亿万群众的喜爱。
从古老的原始时代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今天，世界各国的城市雕塑由于不同的民族国情，不同的目的要求，其内容、形式和艺术风格是多种多样的。但是，纵横博览源远流长的城市雕塑历史，仍然可以在千万尊雕塑中看到其共同的规律。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必须考虑城市雕塑与城市的建筑，园林、广场等环境的结合。城市雕塑除了要求符合一般雕塑的规律外，还要考虑雕塑的空间关系、视觉效果与周围环境的统一协调。城市雕塑与建筑园林等互为依赖、互为补充。比如，当年法国雕刻家艾特恩·莫理斯·法尔孔纳为俄国创作的纪念碑雕塑《青铜骑士》，曾用了十二年的时间去研究和探索雕塑与彼得堡十二月广场的环境如何协调，观察雕像的各种角度和雕像在晴、雨、雾不同天气和昼、夜不同时间的效果，努力刻画彼得大帝豪放、威严和不屈的性格，花岗岩峭壁琢成的浪涛更加强了作品的艺术效果，从而达到浑然一体的完美境界。我国雕塑家潘鹤、郭其祥、程允贤和我为日本长崎创作的《和平纪念像》，北京市将雕像复制后安排在复兴门立交桥西北角，因空间大于日本长崎和平公园的环境几十倍，对比之下，在视觉上《和平纪念像》就显得太小。因此，城市雕塑与环境的谐调是设计方案成败的前提，一座优秀的城市雕塑更不是放在任何环境都合适的。所以，有经验的雕塑家总是根据放置雕塑地点的周围环境进行创作构思，他们利用山水、树林、建筑的造型、广场与道路的特点和人流视觉规律，设计出奇特的艺术效果，既烘托作品的主题又感染群众的情绪。有时，还须围绕雕塑对周围环境进行修整改造。
二、必须考虑城市雕塑比例、造型、色彩、光线、质地以及视觉的特殊规律。作为城市雕塑，特别是园雕，要能从远近、四周等不同的角度加以观赏。城市雕塑的比例不仅指雕塑本身的长、宽、高、深的比例，而且包括体、量比例，空间比例，雕塑与台座的比例，雕塑与周围环境的比例。城市雕塑的色彩不仅指雕塑本身的色彩，而且包括雕塑色彩与建筑、树林、地形、天空、流水的色彩的对比组合；城市雕塑的光线不仅要研究自然光、人工光，而且包括清晨、黄昏、白天、夜晚的日光走向和照明灯光方位的不同效果。城市雕塑的质地也是十分重要的。诸如不锈钢质料展示现代金属的美；钛金属开辟了新的境地；有色玻璃使雕塑玲珑剔透；铜自古以来就是贵重的金属，它的表面效果处理丰富多采；铁却给人以沉重的感觉；花岗岩显得庄严、坚硬；砂石则有古朴感；大理石柔润秀丽；颜色釉的陶塑具有珍珠宝石般绚丽的光彩。……比如，苏联女雕刻家莫希娜于1937年创作的《工人与集体农庄庄员》大型不锈钢雕刻，参加了巴黎博览会。当时将雕像设计在展厅的顶上，建筑物成为雕塑的基座。作者研究了环境与视觉规律，大胆确定全身的高度约有九个头的比例，并运用夸张阔步的动作、飘带的动势，力求表现气势磅礴奋勇前进的时代精神和人民的精神风貌，轰动了巴黎。但是后来将雕像移放在莫斯科不大的台座上，视觉效果就逊色多了。
三、必须考虑城市雕塑的美学、心理学方面的问题。当然艺术创作是复杂的形象思维活动，不是几条原则所能代替的。只有寻求激动人心的雕塑艺术语言，才能创造出耐人寻味、流芳百世的作品。比如，许多园林雕塑多选取优美、轻松的题材，在创作上比较自由多样，以适应群众游园时审美需要。当然也不排除在公园中放置主题严肃或纪念性的雕塑。园林雕塑有不少是与喷泉、流水结合设计的。苏联波罗的海半岛的波得夏宫，那里红瓦白墙的别墅建筑，近百座古典风格的镀金铜像与造型多样的喷泉，在蓝天白云、树林草地的映衬下，构成一幅优美的画面；喷泉的音响和滚滚海涛声交织在一起，有声有色，别具一格，使人心旷神怡。意大利十八世纪雕刻家贝尼尼以丰富的想象设计的《三叉泉》，从层层岩石上喷出泉水，造成山涧溪流的境界，给城市带来大自然的美。近年来我国也创作了大量的园林雕塑，既有地方特色，又有审美价值。比较好的作品有广州市的《五羊》、哈尔滨市的《天鹅》、北京市的《和平鸽》、珠海市的《珠海渔女》等。
二
人类总是要求美的——美的体态、美的风度、美的气质、美的心灵，虽然美学的观点各自不同，但对美的要求是永恒的。城市是由建筑、园林、雕刻等组成的综合整体美的环境。城市雕塑在城市建设中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它能美化生活、陶冶性情、记载历史。源远流长的古代文明的历史，记载在建筑与石刻艺术上，被人们称之为“石头的编年史”，它体现着一个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城市雕塑是空间艺术、造型艺术、视觉艺术和环境艺术。它具有普及、坚固、持久的特点，它对人们起着日久年长的潜移默化的审美教育作用，激起人们的民族自豪感。
美的雕塑艺术具有永恒的魅力。古埃及金字塔《狮身人面像》，以它的雄伟、威严闻名于世，成为人类古老文化的象征；崇高、优美、典雅的古希腊巴底隆神殿雕刻至今仍具有动人心魄的魅力；丹麦哥本哈根的朗厄里海湾的《美人鱼》抒情、幽美和宁静的风格，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能给人以极大美的享受。我国是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灿烂的文化艺术遗产。秦始皇墓兵马俑的巨大规模和精湛的艺术震惊世界。简朴浑厚的霍去病墓石刻成为汉代雕刻艺术的杰作。龙门、云岗、麦积山、敦煌等地丰富多采的石窟艺术成为巨大的博物馆。总之，宗教的潜移默化、皇权的威严、历史人物的贡献、人民群众的智慧，无不通过室外雕塑的艺术形式流传下去，成为永久性的艺术和人类的精神财富。
城市雕塑创作的形象思维要探索自然美、艺术美、环境美。城市雕塑的美是多种多样的：力量美、节奏美、庄严美、和谐美、抒情美、装饰美等等。探索城市雕塑美学问题时，总离不开所表现的内容、构图、形体、比例、质地、色彩、光线，离不开研究流动人群的视觉效果和心理共鸣，这些构成了城市雕塑审美的基本要素。城市雕塑的造型、比例、体量、质地、色彩、光线等谐调与互补，组成了对比韵律、穿插、节奏、虚实、动静等美的法则。城市雕塑本身是审美对象，是服务城市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每个时代的城市雕塑与当时国家的强盛衰败、政治、哲学、伦理观念、艺术思潮是分不开的。它集中反映了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精神灵魂”的时代风貌和审美特征。中国的雕塑家要努力探索和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的城市雕塑，既要借鉴古代和国外的经验，更要提倡走自己的道路。在艺术的形式和风格上，提倡百花齐放，既可以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是浪漫主义的；既可以是装饰性的，也可以是象征性的，既可以是具象的，也可以是抽象的等等，以满足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和人民群众多方面的欣赏要求。
三
关于我国城市雕塑的建设，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加强管理、提高艺术质量。这里可以北京为例，据调查，北京市一百二十二座城市雕塑中，竟有五十一座作品的艺术质量很差。北京市城市雕塑艺术委员会为城雕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由于管理工作出现漏洞和脱节现象，据说，区县有关部门的城雕项目都未经过领导部门会同专家对建设方案进行严格鉴定和审批，所以造成了上述现象。此外，还有安徽的淮南市、湖南的衡阳市等城市，也出现一批艺术质量很差的城雕。事业的兴起，发展很快，供不应求，又缺乏系统的管理经验，大批的非雕塑专业人员见有利可图，便大量涌入城雕建设中，冲击了城市雕塑的正常发展。有些城市的有关行政人员缺乏文化艺术素质，习惯于“一哄而起”、急于求成的“运动方式”。有些办事人员甚至以权谋私，他们手中的城雕项目不报城市雕塑管理部门审批，不找雕塑专业人员承接创作，而找那些没有专业人员的“皮包公司”和非专业人员去承包。有些非雕塑专业人员，只图牟利，抄袭模仿，粗制滥造，甚至成批生产到处推销。这些质量低劣的作品，既不利于城市环境的美化，又违背了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城市雕塑建设的“分期分批有重点地进行”的精神。
为了加强管理，提高艺术质量，我们建议，各有关城市雕塑规划组（委员会），要认真采取有效措施，制止上述情况的继续发展。要吸取过去“人人做雕塑”的历史教训。鼓励确有文化艺术素质的非专业人员自学成才，鼓励石刻匠人在雕塑家的指导下进行城雕的石刻加工，以共同完成各种创作任务。尤其要充分发挥雕塑家、建筑家、园艺家的智慧和才华，促进他们密切协作。对重大城雕项目和城市中重要地点要做到“宁缺勿滥”。部署实施城市雕塑规划时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根据实际情况要采用约稿、征稿的多种形式，要利用展览、报刊、广播、电视台配合征稿活动，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要认真贯彻“积极稳步”的方针，力求“质量第一”，以创作出更多优秀的城市雕塑，把祖国的城市环境装点得更加壮观秀丽，并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