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
犯罪标准不宜浮动
秦海
康熙皇帝初即位，军役繁兴，清廷急需大量钱财，但各地拖欠钱粮的很多。于是清廷下令各地督抚对抗粮缙绅和不行察报官员一律从重治罪。不久，江南省巡抚朱治国上疏，举发苏州等四府欠赋的文武缙绅共13517人，指责这些人有意“抗粮”。清廷下令一律褫夺功名，逮捕其中3000人解京究治（后又改为放还），其余交回州县枷责。苏州府昆山县人叶方霭是顺治己亥科的“探花”，因为欠赋折银一厘，也被革去了功名。他上疏陈情说：“所欠一厘，准今制钱一文也。”竟也得不到宽免。江南遂有“探花不值一文钱”的民谣。
为一文钱便革去了一位“探花”的功名，一定有人以为太过分了，我却很佩服清廷开国初期的严厉和坚决。试想，当时拖欠赋税的，单苏州等四府文武缙绅就一万三千余人，其他人恐怕就更多了。如不严加惩治，此风如何刹得住！对“探花”叶方霭来说，小小一文钱便丢了功名，好象很冤枉，甚至很不平，但天下闻知，肯定无不震惊，所以对清廷来说，此事的意义却非常重大。
鲁迅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这样的事：清兵入关以后，曾发过两道命令。一道是剃发留辫，一道是禁止缠脚。前者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措施，“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没有商量的余地，以至清朝灭亡了，许多人脑后还留着辫子。后者只发了通告，而没有严加监督，形同一纸空文，以至清朝灭亡了，许多女人仍然缠着小脚。从这两件事的鲜明对比可以看出严格不严格的区别。
近十年来，我们一直在反不正之风，成效如何，很不令人满意。而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出在没有“探花不值一文钱”式的严厉上。我们总是宽大为怀，下不为例，不要说有头面的“探花”，便是那些“弼马温”，也在赦免之列；不要说一文钱，就是十文百文，也常常“吞舟是漏”。这从贪污、受贿的“水平”越来越高也可得到证明。过去，贪污、受贿几百元即可治罪，现在，一千元也好象是小意思，非一万、十万、几十万的大犯不足引起注意。群众说：物价见涨，犯罪的标准也见涨了。倘若贪污、受贿“一文”便革去功名，看谁还敢如此猖狂？至少要少得多了。正因为一文不计较，有人才敢两文；两文不计较，才敢三文，以至逐步升级到百文千文。
犯罪与错误性质迥异：后者有的是一时难以知其错且难以完全避免的（也有可以避免的），前者则多明知其为犯罪又完全可以不干的。对后者，可以批评教育，给予纪律处分，严重的也要绳之以法；对前者则一定要严厉制裁。比方贪污、受贿等，当事者难道是三尺童子不知其罪？三令五申难道他不知道？不干这些坏事难道他活不下去？都不是，可他竟干了。对此种明知故犯、完全可以避免的，决不应姑息原谅，只能严加制裁。情节、数量当然要考虑，但只应是严厉的程度之分，而决不应成为宽容的借口。
清初，中央政权相当坚强有力，与此种“探花不值一文钱”的严厉恐怕不无关系。现在，我们都不惮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那么借鉴本国历史上的从严执法的作法似乎也不是不可吧。
第8版(副刊)
专栏：
蒜酪遗风
——说北方昆曲
吴晓铃
我一向持有这种看法：就戏曲分类学来区别现存剧种，昆剧属于古典戏剧，京剧属于传统戏剧，各地方剧种属于通俗戏剧（或称“民间戏剧”）。说老实话，分类学也有其本身的局限性，这不过只是大体上的概括而已。可能外国学者会同意这种划分，因为他们很容易联想到Classical，Traditional和Popular。然而又不能较真，我们说昆剧是古典的，但也不过只有400年的历史，比起希腊和印度的戏剧来，未免忽焉在后；可是拿来和莎士比亚相比，则又觉得旗鼓相当，毫无愧色了。至于京剧的历史尽管不到200年，又是一个多种血液的混合体，然而它已经一统天下，蔚为大观，从汉民族戏剧一跃而成为中华民族戏剧的代表者，把它归入传统之列，也许它还心有未甘。至于把许多地方剧种统称通俗戏剧则一定会引起抗议，因为“通俗”一词容易被人误解为“下里巴人”，
“不登大雅之堂”，实际上不少地方剧种不单哺育了京剧，而且有的历史还远比昆剧为早。这个问题不是这篇小文所能说清楚，还是言归正传为妙。
多少年来，昆剧一直处于冷落状态，这是有着许多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单从剧团的数目来看，京剧几乎要用五位数字计算，可怜全国的昆剧团体屈指算来只有6个。这6个剧团有5家在大江之南，江浙两省占了2／3，湘水之滨一枝独秀；黄河以北，大漠荒芜，北方昆曲剧院虽居辇毂之下，然而形单影只，只堪孤芳自赏！
我说北方昆曲自有胜处，且为诸家所不及。其一，它保存了大量的元代名家的巨著。有人会说它的唱法已经受了昆剧影响，远非元剧声腔。这话不差，但是我们终究不能否认它在场上还能演出相当数量的元代杂剧（明、清两代的北杂剧尚不在内），这是我国戏剧史和舞台史上的瑰宝，或誉之为活化石者也许过甚其辞，而日本的青木正儿把它叫作“元剧之遗响”则名实相符。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罗锦堂博士在1985年所撰《能唱的元杂剧》竟列出来剧目100多种，以折数计近200折，只曲近250只左右。这份财富主要应由北方昆曲剧院继承，不只义不容辞，也是责无旁贷。其二，元、明以来演唱北曲用北音自是本分，编选《元曲选》的臧懋循是吴兴人，但是他在“音释”里特别用“直音”方法注明北音，贤者固当如是也。在这方面，北方昆曲剧院得天独厚，风格与众迥异，足为师法范本。或诏其带土生气，此话非周郎语也。土生气者，正是北调正宗，蒜酪遗风方显豪悍刚劲之致。其三，北昆表演风格自是别具一格，这应该继承下来。我从20年代末才接触北昆演员，没能亲验老一辈风范，然而象陶显庭的《弹词》唱腔真可称黄钟大吕、太古元音，表现则俨然一个穷途落寂的李龟年。郝振基的戴着毡帽头的美猴王竟与杨小楼宗师分庭抗礼。二侯
（益隆、玉山二老）一则把净色演得妩媚可爱，一则一派阳刚健美。尤其是有大王之称的韩君青（世昌）的在形体上刻画不同年龄和性格的女性的成就，迄今尚无人能望其项背。土生气固然有之，它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北方之强”，也就是北昆的特点。
这些特点要挖掘、保存、继承、发扬，这就需要有关领导方面真正重视起来，空谈振兴，无所措施，就只有眼看着南风劲吹了。
文化部主办了全国昆剧抢救继承剧目汇报演出，虽然迟了偌多年，总比坐视其奄奄待毙好一些，我拥护！不过，在演出的剧目里看到《狮吼记》和《义侠记》都括以“改编”二字，觉得有点文不对题，难符“抢救”和“继承”主旨。我不反对“改编”，外国改编莎翁的剧作已是司空见惯浑常事，但是应予另案处理，别自家乱了阵营！
第8版(副刊)
专栏：大地漫笔
从谤木到华表
远在尧舜之时，就有了供民议政之缺失的“进善之旌，诽谤之木”。谤木“以横木交柱头，状若花也，形若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谓之表木，以表王者纳谏也”。所谓“诽谤”，当然不是后世引申的造谣中伤之贬意，而是指责过失，议论是非。我想在没有阶级压迫的“大同”社会，颇有“公仆”性质的尧舜立谤木，态度是真诚的。立于“大路交衢”，是为了让尽可能多的人发表意见，这是其一；刻在谤木上的意见是公开的，君王不能视而不见，没个交代，这是其二；将谤木立于远离王宫宫邸之地，刻写者毫无顾忌，这是其三。可见那时的民主层次虽低，却真起作用。
“少康”以后，谤木的地位有了微妙变化。最初是设置地点从路边街口移到宫室之旁。位移，象征着统治者对舆论的控制。尤其遇上夏桀商纣之类的暴君，随便去“乱涂乱画”，是要担剖心裂身危险的。到了秦始皇时期，实行专制统治，焚书坑儒，“史官非《秦纪》皆烧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的儒生、游士皆坑之。谤木也厄运难逃，统统废弃掉了。
汉代君王为免蹈暴政覆辙，重开言路。于是谤木“汉始复修焉”，改称“桓木”。其命运很快改变。《梁书武帝纪》记载，南朝梁武帝天监元年诏：于公车府谤木及肺石旁各设函，吏民有议时政者，以书投谤木函；有怀才莫伸者，投肺石函。所谓函，即匣子，和今天的意见箱相类。于是，谤木、桓木的职能，逐渐转为单纯“华饰屋之外表”的“华表”。
在人治的封建时代，不可能产生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众可“诽谤”的谤木终于成为饰物的华表。如果说华表还作为统治阶级标榜
“纳谏”之象征的话，那恰好也是愚弄人民的象征。曾宪斌
第8版(副刊)
专栏：
在苦难中苏醒
王英琦
1987年最后那些寒冷的日子，我是在伏牛山下的豫西大地上度过的。自从到了河南之后，我就萌发一个心愿：一定要到河南最穷最苦的地方去体验生活，感受一下那里人民的疾苦。
迎着伏牛山砭骨的北风，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我踏上前往豫西的旅途。
刚到的几天，住在县邮电局招待所里。一连几天的干捞面和杠子馍吃得我好生纳罕：这儿的食堂怎么不见油荤，不给职工们弄点儿肉、豆腐来吃吃呢？一打听才知道，这儿的职工多是“一头沉”，薪水低还要养家糊口，食堂就是做了好菜也没人来买。许多乡邮员都是出去送一天信，只揣一块馍就得。
职工穷，邮局更不富裕。不要说什么奖金补贴了，正常的工资能按月发下去就得谢天谢地。省邮电局的领导体恤到当地的困难，决定对下来搞扶贫的同志按每人每天5元的住宿费标准，拨给当地邮局。眼下，县邮电局178位职工，正眼巴巴地瞅着这笔“床腿费”过年哩。
在最僻远穷苦的上戈乡，我看到了许多被一种罪恶的地方病——大骨节病折磨得苦不堪言的山民。一个将近临产的侏儒般的妇女艰难地挺着大肚子，举止沉重地在推磨。看着这位女同胞，我禁不住一阵痛彻肺腑……
我想到不久前与A作家就苦难的一次谈话。A作家认为苦难分两种。一种是灵魂苦难，一种是肉体苦难。他认为灵魂苦难属于高一层次的苦难，而来自外在的肉体的苦难则是低层次的苦难。他说这一段话时不住地打着饱嗝，我还竟以为然。
如今在这困难深重的豫西山区，在这1987年岁末的日子里，我突然感悟到我对苦难有了真正的理解。我甚至在想，倘若那位A作家此趟能与我同行，他就不会再侈谈什么高层次、低层次苦难了。
确实，在豫西在洛宁采访的那些日日夜夜，那些常年只能靠些玉米糊红薯干和盐粒过活的人们的惨景，常使我忍不住掩面悲泣。为什么这里的人民竟能将如此苦难的日子过得这么长久？
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困难。历史的因袭和延续至今的闭塞，使得这里的人民长期以来就养成了一种安于贫困，安于从土中刨食的心理定势。
令人振奋的是，这种超稳定的传统心理结构终于在改革的浪潮下动摇了。
自从党中央、国务院把扶贫列为一项重要工作之后，自从河南省代省长程维高同志在登封县抓起了第一个扶贫试点乡之后，豫西各贫困县都相应成立了扶贫办，抓起了扶贫点。党和政府由过去发救济粮和救济款一改而为扶植贫困地区进行经济开发，仅洛宁县1987年的扶贫款就达到600多万元。
豫西在变，洛宁人民终于从苦难中苏醒。他们不再安于贫困，不再认为穷是天定命运。他们的目光开始从自家的二亩地上转向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他们史无前例地变得聪明了。
年轻的洛宁县妇联主任带着冲动的情感，向我介绍了全县妇女在脱贫致富方面做出的成绩。她领着我参观新建的抽纱厂。在那个简陋到不成其为厂的“龙头厂”里，我看到几十个来自农村的姑娘正坐在大通铺上，潜心钩着织着什么。她们身边堆放着的那一叠叠美丽的床罩和衣服，令我赞叹不已。如果我没有记错，这些手工编织的床罩和衣服，我曾在江浙沿海一带的乡镇上见到过，可现在，它们竟出自北方豫西姑娘之手，我顿时惊诧莫名。
抽纱厂的负责人向我解释，这些手工艺确实是从沿海一带传过来的。由于它投资小，致富面宽，而且可以把闲散劳力组织起来，因此深受豫西广大农村妇女的青睐。
一个阳光灿灿的上午，我来到祝家原村。只见大姑娘小媳妇，甚至还有八九岁的小女孩，都在边晒太阳边钩东西。一个姑娘悄悄告诉我，她一天能钩八朵床罩花，按一朵花三角三分算，她一天可挣二元多。难怪她们村文化室的墙上，贴着这样一副对联：梭子织出幸福网，钩针挑开致富门。
何止一个祝家原村！在长水乡，在罗岭乡，在洛宁县和豫西的村村乡乡，到处都不难见到形形色色的专业户专业村。到处都可以看到人们渴望脱贫，渴望找到致富门路的焦灼面容。商品经济不仅正在改变着人们的命运，同时更在改变着人们的精神面貌和传统观念。
从豫西大地回到郑州我那温暖的小窝已有一些时日了，说不清楚为什么面对着每天安逸舒适的生活，我竟开始有一种深深的窒息和不安之感。我知道，从今尔后，我的目光将会时刻投注到那块苦难的土地，我的心和我的笔将时刻被它牵拽和吸引。
只是，我又能为那块土地以及那里的人民做点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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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度
蔡宗周
葛洲坝拦腰一截，长江陡地增加了许多高度。
有了高度，大江就有更大的弹跳力和冲击力，江水便能发出更加高亢的呐喊。
有了高度，浪花就获得盛开的勇气和喜悦，江河便具有更多的美。
这是怎样的一种高度呢——为拚搏还是炫耀，为奉献还是索取？
啊，江水尚且向往一种令人敬慕的高度，作为江河的主人，不更应该向往那洁白、晶莹、坦荡的高度吗？！
高度的内涵有多深，多大？请读一读长江这部史书，读一读葛洲坝这崭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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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喧闹的渔村〔版画〕薛福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