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当代民族心态裂变的交响
——评长篇小说《浮躁》
董子竹
处于大变革时代的中国，觉醒者未必没有困惑，变革者未必没有迷茫。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浮躁》，于觉醒者，不因其稚拙而不礼赞；于变革者，不因其浮躁而不褒扬。然而，就在这对觉醒的主体礼赞的主旋律中，我们也不难听到作家用那时而幽默、时而辛辣、时而充满悲愤的语言，对积淀着沉重的封建宗法观念的旧文化心态谱出挽歌。这二者和弦构成当代中华民族心态裂变的宏伟交响。
《浮躁》是现实主义的，但绝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那样，围绕一、两个中心人物（典型性格）去铺陈情节、组织结构。其中每个人物都是自足独立的个体，又是民族心态结构中某个层位的代表。《浮躁》的整体便是民族心态裂变的一幅无法分割的、无法剥离的、气韵贯通的“云图”。
《浮躁》对民族文化心态的揭示是放在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中展开的。矮子画匠在屈辱中麻木，在麻木中屈辱；韩文举是在僵化中牢骚，牢骚中僵化，永远怯于冲决。这二人构成一体，就其历史渊源来讲，正是封建宗法社会中下层群众的典型文化心态。这种文化心态与封建宗法专制者的文化心态矛盾却又互补。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甚至可以出现“位移”。政治、经济的变革如果不导向深层文化心态的冲突，居于这种文化圈中的麻木者一旦取得权利，必然导致心理的逆向位移。田中正、田有善便是这种位移的产物，从而使自己成了下层人民的对峙面。不正之风、官僚主义的根子正扎在中国这种封建宗法文化心态结构之中。
但是，历史毕竟是要前进的，麻木者自身不能永远僵死在原有的文化心态上。随着历史的进步，文化心态总在不断裂变。矮子画匠之子金狗，正好与其父作了绝对逆反的裂变，他再不甘象父辈那样屈辱地活着。但，正因为是绝对逆反，就必然包含某种扭曲和盲目。这种逆反者的行为同时又无法完全脱出自身母体文化的特色。于是，金狗为获得“记者”的权利便可以不择手段地钻营，甚至牺牲与小水美好的爱情，与权势者的女儿“苟合”；不惜冒着“卖身投靠”的痛苦，作了敌手的“东床”。“权力本位”，“不择手段夺权”，正是封建宗法观念的基本特色。金狗这个觉醒中的主体正是带着这种母体的血污走上社会舞台的。
在这个层位上与金狗文化心态形成吻合的，可以小水为代表。她充满青春的活力，富有鲜明的正义感，决不向权势者低头。但是由于她的伯父与外爷给予她的爱太多了，她虽没有金狗式的盲目荒唐的浮躁，却在潜意识中残存着封建文化的麻木，使她不能大胆冲破“礼教”的罗网，大胆地爱，导致金狗的失去，热恋的惨败。这样，我们便会发现金狗与小水作为一个裂变初始阶段的结合体，既具有一定的符号特色，又是完全独立自足、具有极大偶然性的个体。
正是这个新裂变出的事物，与田中正、田有善这些人，形成剧烈的对峙，这也是贯串全书的冲突。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心态的冲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可避免的。随着改革政策的到来，田中正、田有善也可以穿上一套“改革”的外衣，从而使矛盾和斗争显得复杂了，但实质则没有改变。从情节看，小水嫁给福运具有极大的偶然性，是小水失去金狗之后的悲伤至极的盲目而浮躁的冲动，是报复金狗也是报复自己的怯懦。但从意识深层看，这是一种必然的契合，因为传统封建文化心态在他们身上都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金狗小水”组合的另一个裂变体是由金狗与雷大空两个形象所构成的，这是最具“浮躁”特色的、也就是最具时代典型心态的组合。如果说金狗是“理性”的浮躁，那雷大空则是荒唐的浮躁。在广大的中国，从城市到农村、从文艺界到商业界，从高层知识分子到个体户，到处都可发现这一结合体的影子。他们都是以充沛高扬的主体精神，又都背着传统文化的重负，投入伟大时代的改革洪流的。金狗的“理性”的浮躁，表现为极大的虚妄，似乎只要凭他一人的政治斗争便可把所有既得利益者掀入海底，使中国展现新容。他以“干预生活”为己任，但终以悲剧告终。这一方面是政治改革未提到议事日程，但关键在于他太相信个人的力量，似乎只要
“好人”得到一点权力，便会一好百好，这其实也是一种幼稚。幼稚而不觉幼稚，反觉悲壮，正是一种浮躁。
不管是福运、小水，还是金狗、大空，都是田中正、田有善等窜入我们政权中的封建宗法残余的对立面；而在现时代，在政治改革没有彻底完成的时代，只有金狗、大空才是他们的真正克星。虽然他们今天幼稚荒唐，也许明天会堕落，但在当前，这个组合正体现时代的主流精神。这正是《浮躁》最富价值的一个发现和创造。不足的是后半部对金狗的行为描写太多地脱离了情节。
大空、福运死后，金狗、小水又形成一个新的组合。如果说前几个层位心态裂变组成了具有现实主义的“再现”色彩，那这个组合便有现代主义的“表现”风格了。金狗是作家对现代文明的追求的象征，小水则又表现了作家对于东方文化美德的深深依恋。这人生理想正是贾平凹大大区别于当代其他作家的地方，他希望二者完美结合，构成中国人人性建构运动新的特色。但是这其中又表现出了作家对自己设想的这种“结合”是否会“完美”的严重困惑。最后小水“拜三老”，可称为神来之笔，既是愚昧的造神，又是虔诚的顶礼；是乐观的希望，又是惶惑的迷惘。仔细想一下，今日中国人“浮躁”的社会性情绪里不正是潜藏着这种极端复杂、矛盾，几乎近于混乱的情感生活吗？在这里，表现与再现统一，作家主体心灵与社会情绪共振，创作主体与对象主体“自我相关”。我觉得，“改革文学”终于突破了“问题文学”的框架，高层次地回归于文学的现实主义。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改革生活的呼唤
章泽
今天，文艺与时代、生活和人民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文艺的社会作用、文学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比往昔更加强烈而鲜明。贯彻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基本路线，努力创作出更多精美的丰富多采的文艺作品，不仅是新生活发出的热切呼唤，也是文学艺术家们应当积极履行的职责。
文艺是敏锐的社会触角，是极富感情的社会感应器官。改革已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成为社会生活的大潮流。因此，文艺有责任反映改革，描写改革，为改革讴歌。文学艺术家要把对改革的关注、思考，对从事改革的群众活动、心理、性格的研究和探索作为自己的自觉行动。反映改革的时代，反映改革的业绩，这是一个总题目。投身改革、从事繁忙建设的人们，需要雄壮豪迈的进行曲激励斗志，也需要清新优美的抒情曲调陶冶情操。无论是波澜壮阔的宏伟的时代画卷，还是短小精粹的生活佳作，都要让人民从中受到鼓舞、教育和启迪，从中得到美的享受、愉悦和慰藉。这就要求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有广阔的视野、丰富的生活积累，运用精练纯熟的技巧，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引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创作出更多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好作品。
就我们陕西的文艺工作者来说，有个好传统，就是深入实际，扎根于群众之中，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这几年，文学艺术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这个好传统的。在改革的热潮中，不少老艺术家、作家、“老延安”到农村去，到乡镇企业去走访参观，体察捕捉农村改革中发生巨变的信息；许多年富力强的中青年文艺工作者更是把汗水洒在了秦巴山区、汉水两岸、陕北高原和关中沃土上。大家同工人、农民、改革者、企业家话改革，谈发展，为时代的“弄潮儿”写照画像。文化艺术部门走出自己的小天地，与企业界进行多种形式的联谊交流活动。生活是艺术的源泉。改革为文学艺术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壮阔的舞台。伟大的变革孕育着伟大的作品。新时期以来，在陕西这块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黄土地上，文化艺术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随着四化建设的不断发展，正在生发新机，获得新的活力。
文艺作品和文艺活动很受青年人的欢迎，对青年人极富感染力。我们的文学艺术家所创造的精神食粮应当是健康向上、催人奋发的，而不应当是低级庸俗的，更不应当为追求所谓的经济效益、票房价值而不顾社会效益。我们要通过健康的文艺创作、积极的文艺活动，让人民，特别是让青年人在改革开放中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提高文化素养和审美情趣，这对我们社会主义“两个文明”的建设，对四化大业是大有裨益的。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我们的国家、民族已渡过许多艰难而迈入新的征程，我们的文艺也走过一条坎坷的路而进入百花吐艳的春天。我们的文学艺术家值此好时节，应化作点点春雨，滋润祖国改革的大地，同我们的党和人民一道，为国家的繁荣昌盛，为子孙万代的幸福，辛勤耕耘，培植出更多更好的新时代的花木。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从小说学到宏观文化心态学
杨义
1当前所进行着的改革不仅涉及到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而且涉及到改革作为改革主体的民族文化性格。各种文化建构方案提出来了：什么“儒学复兴”说，“西体中用”说，“哲学启蒙”说，“彻底重建”说。如此等等，反映了传统文化格局突破前的苦闷和焦灼。
为了超越这种苦闷和焦灼，有必要开展宏观文化心态的研究。这种反思将有助于我们民族文化性格的改造。一部文化史，不仅是圣哲们的文化哲学的建构史，而且是这些文化哲学透过民族文化心态的接受史和沉积史。一些文化哲学的功过是非，不仅存在于一代哲人创立它的时候，而且存在于它一经创立，便被极端地神圣化，不顾时空变化地当作祖宗成法而恪守供奉的时候。因此，一个民族的文化生机，既依凭于文化哲学的博大精深的创建，也依凭于文化心态的健康开阔的接纳。对于一个有着伟大传统的古老民族，后者尤为紧要。
这实际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已有所思考、但尚未充分展开的历史课题。“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贡献，在于它以民主和科学的精神，打破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几近封闭的总体结构，并且富有创造性地开拓了面向世界的开放型文化心态，从而使这个古老的东方文化出现了返老还童的新机。
这种开放性文化心态是以峻急、甚至偏执的形式出之的。文化创造的博大胸襟以对传统文化未免过火的批判方式折射出来，毫无掩饰地告白了中华民族新文化开拓期的心灵痛苦。自晚清到“五四”的文化启蒙志士心灵上都蒙着一层阴影：世界上许多文明古国，包括埃及、印度、犹太、希腊在近世都相继衰落，有的甚至沦亡了，这种文化史上的难解之谜令人联想到中生代称霸一时的恐龙的命运。问题的症结在于文化心态。并非说这些民族没有值得骄傲的辉煌灿烂的古老文明，而是说这种古老文明在漫长岁月中，给全民族愈积愈厚地沉淀下“信而好古”的奴性认同心态，弛然卧倒在祖宗遗产之上，以古人的智慧为智慧，不知创造新的文化生机，深恶痛绝拒斥外来的充满朝气的“异端邪说”，以为惟此才能有颜去见地下的祖宗。正是出诸对文明古国“信而好古”的畸形心态的剖析，陈独秀指出“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中国民族安息于地上，犹太民族安息于天国，印度民族安息于涅槃”（《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他批判康有为尊孔，堵住“孔教为后人所坏”的退路，不仅指向宋儒之孔，而且刨掘原始之孔，“本志诋孔，以为宗法社会之道德，不适于现代生活”。鲁迅批判章士钊主张读经，不是一般地批判经籍，而是深刻地揭示文明古国文化心态的流弊：“古国的灭亡，就因为大部分的组织被太多的古习惯教养得硬化了，不再能够转移，来适应新环境。”（《十四年的“读经”》）他们面临着儒学道统“断裂”还是民族发展前途“断裂”的严峻的历史选择，他们在民族文化本体意识上是面向未来的。这一代启蒙志士的文化心态，是充满民族命运的忧患意识的。2小说处在中外文化撞击期，成为文化心态的晴雨表。考察现代小说的酝酿、突破和发展，必须超越小说学的学科体系，进入更为恢宏开阔的文化心态学的领域。早在本世纪初叶，梁启超推崇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就是把小说学和文化学相联系的，以夸张的口吻认为小说的功能可以更新道德、宗教、政治、风俗、学艺，乃至人心、人格（《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然而，小说的地位是受民族文化的总体结构所约制的，当社会还顽固地保留着托古改制、尊孔保皇的文化心态之时，小说只不过是流亡政治家和落魄文人的专利品。只是到了“五四”时期，《新青年》的启蒙运动打破抱残守缺的文化心态，极大地解放了现代小说的创造力，小说才逐步占据了文坛的正宗。
中外文化大撞击给心灵开放的小说界输入了无比丰富的文化信息，在艺术个性反馈的过程中，小说的内在形态多元竞起，蔚为大观。从《汉书·艺文志》到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揭示的小说观念，已不能约束现代作家了。鲁迅把小说视为“时代精神的宫阙”，沈从文把小说视为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郁达夫发现小说是“自叙传”，蒋光慈发现小说是“宣传”，茅盾要把小说写成城市与农村的交响乐，老舍要把小说写成古都小胡同和大杂院的风俗画。小说以开放的心态，兼容了数十国家、数百作家的多元影响，深入于时代和自我、土地和人的广袤领域，流派迭现，个性林立，不必裹足束胸地“言孝言忠，宜风宜雅”，消磨个性以惴惴然当“六经国史”的附庸了。这种以解放和发扬艺术个性为基本特征的多元景观，使作品出现了入世扪心、叩地问天的多维度的文化取向，为现代小说绚丽多姿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
自总体而言，中国现代小说是参与历史的文学。在重重的民族痛苦面前，它们大都不愿超然物外的。但是它们参与历史有强弱深浅的差异，大体可分三个层面：政治实用层面，民族心灵层面，普遍人性层面。单纯地停留在政治层面的作品，宣传鼓动的价值往往大于审美的传世的价值。掘向化外之地的原始人性的作品，与传统的道家文化或言志文学有所认同，在灾难重重的时代也许被认为是一种奢侈品，但在向工业文明行进的声浪中，它反而能提供一种诗情画意的精神补偿。这两种倾向，都在一定程度和不同方向上把多元的文学智慧片面化了，难以在深刻的文化层上带给人们沉甸甸的份量。小说参与历史的更本质的含义，就是参与对民族性格和国民灵魂的改造。早在1908年，周氏兄弟就在《摩罗诗力说》和《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中，认为“文章者，国民精神之所寄也”，“文章或革，思想得舒，国民精神进于美大，此未来之翼也”。嗣后，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中重申：“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解剖国民灵魂和参与民族性格改造的小说，是深层文化意识的复调小说，它在平凡人物的平凡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中交融着野蛮与文明、传统与现代、规范与异端的纠结纷争之悲愤。在这里，历史和现实，政治和人性，悲剧和喜剧都投下了重重叠叠、扫之不开的光影，它从传统文化的深处走出，又以开放的胸襟迎接现代意识。中国现代小说的开拓者，多是叛逆型的破落户子弟和泅游于中外文化反差之间的留学生，既窥破社会崩毁中的炎凉，又饱尝民族衰老中的忧患，可以说，他们所写的改造国民灵魂的小说，是以现代文化意识返观传统文化沉积的审美结晶。3新文化的创建，在历史逻辑中是一个对立统一的辩证法运动过程。它需要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大地，但又需要跳出古老的封闭的文化圈子和解开恶性的历史循环论的死结；它需要借鉴和汲取外国进步文化思潮，但又不能不顾中国的具体国情和中国人心理接受的特点。一切有待于开通一种文化对流的良性心态渠道，造成一种向前的文化历史合力。“五四”思想巨匠往往以“第三”文明来隐括这种合力。李大钊对此作了宏观的把握：“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由今言之，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鲁迅致力于剖析中国文化奴隶根性和恶性历史循环，要求打破永久满足于“古已有之”，“神往于300年前的太平盛世”的复古心态，以“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坟·灯下漫笔》）。茅盾则从小说学的角度融合多方精华，催生新的创造：创作家“融化了他所研究的甲乙丙丁等各家，然而他所写的作品非甲非乙非丙非丁……而亦似甲似乙似丙似丁”，“他是用他自己的天才把前人的精华凝炼成新的只是他自己的东西了”（《创作的准备》）。
中国新文化的开拓者历史地成为民族文化创造力的体现者，他们以民族生命为本位，为价值尺度，尽情地呼吸着八面来风的世界文化的新鲜空气，逐渐形成着和预示着中华民族文化返老还童和健全发展的心态机制。举其大端，大体有三：
（一）开放性心态。他们猛烈地摧毁了国粹主义的封闭心态，毅然肩着因袭的闸门，放青年到光明宽阔的世界去，绝不把自己关闭在祖宗墓穴之中，做迷恋冢中枯骨的酣梦。
（二）创造性心态。文化的生命在于创造。鲁迅说：“我们蔑弃古训，是刻不容缓的了。”（《华盖集·北京通信》）这是文化创造者在觉醒期的绝叫，他们深知国粹派和保古派的顽症，在于“自杀以从古人”。李大钊立“青春”二字为文化创造者的哲学，认为“重荷与青春不并存”，自觉在乎“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勿令僵尸枯骨，束缚活泼泼地之我”，“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青春》）。
（三）交融超越性心态。开放心态、创造心态是交融的基本。但交融不是多元杂陈，而是产生合力，产生超越和飞跃。鲁迅的“拿来主义”主张“运用脑髓，放开眼光”去占有和挑选中外文化遗产，在“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中融合和超越，创造出文化的“新主人”和“新宅子”。换言之，“采取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这种良规与新机的融合，乃是超越性融合。
宏观文化心态学是文化接受学和文化心理学的交叉点。它的任务在于研究文化哲学在漫长的历史沉积之中，周流不息地疏通淤塞、自我更新的群体心理机制。惟有以开放性心态对外，以创造性心态对古，以融合超越性心态对待文化开拓者主体，才能建立起依凭于现代中国大地的宏伟辉煌、绚丽多姿而又生机盎然的文化整体结构。历史在期待着我们的文化出现大国风度和盛世气象。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民族魂的内在生命力
——读报告文学《中国魂》
刘雪梅
老山为时代留下了太多的值得思考的东西。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似乎检验着一个民族整体的发展。老山，已不仅仅是一个战斗的前沿阵地，而已成为辐射与反馈庞大社会信息的动力场。把握住这场战争中民族的心态，由此引发对民族进程、社会发展的哲学思考，是以史笔为时代立传的报告文学作者应当具有的责任心与使命感。也只有把这种宏观把握与微观展示相融合，才能使报告文学具有深沉的内在蕴涵。我认为，尹西农的报告文学《中国魂》（载《十月》1987年5期）从某种意义上说拥有这种分量。
在“战争与人”的背景中，作者展现了这样一群人：复员了8年，可一听说部队要上前线，就疯了似地追到老山要求参战的老兵权耕来；体验着志愿军“一把炒面一把雪”的滋味而把“儿子孙子的苦都吃尽了”的新兵小谭；用尽“吹牛”、“行贿”、“骗人”、“耍赖”的浑身解数只为了争取参加突击队的“红军师”战士；最反对战争却毫无怨言地把儿子送上战场的母亲；最爱丈夫却要求丈夫别忘了留下“光荣弹”的妻子……作者形象地展示出这些普通人身上的英雄本色，从他们身上挖掘出为什么中华民族历尽忧患却始终能挣扎前行的内在根源：我们民族所具有的巨大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在民族危难、民族发展最关键的时刻所具有的强大粘合力。
作者对这场战争中我们民族整体与个体进行了道德的、伦理的、人性的探索，揭示出我们民族之魂的内在生命力。我们的军队是一支唱着抒情歌曲打赢了这场战争的军队；我们的战士是最仇恨敌人而在过节时却没忘了给对手送几箱月饼的战士。我们的军魂将尊严、荣辱与道义融为了一体。这就是我们民族魂的力量所在，一个具有人性道义能爱会憎的民族也就具有了不断前行的源源活水。
《中国魂》的基点不仅在对民族精神进行张扬，也着力发掘深层的社会心态，包孕了巨大的社会容量。赵忠怡为了一个皮箱四条香烟亵渎过共产党员的称号，他把自己的灵魂钉在自己心灵的十字架上，最终以生命为代价使自己的价值重新被承认。作者把视线投射在他赎罪与补过的动机与心理上，注重从人类文化历史的层次上去进行审美把握，人物的悲剧色彩就不仅体现在行为的悲壮美，而主要表现为一种深沉凝重的历史悲剧感。由此在对现实的积弊和历史积垢的触及中，民族魂具有了深重的历史与现实内蕴。我们的民族魂是在一片疮痍遍体，因袭沉重的土地中孕育与发展的，这需要多么强大的韧力啊！
《中国魂》中，人物事迹不仅成为作者意念的理论依托与题材依托，而且各自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
中国魂不是靠几个凝固化和道德化的偶像来体现的，而是由许多普普通通的充满生气的人来显示的。作者以他从老山这一聚焦处捕捉到的民族精神的闪光点完成了我们民族魂的整体雕塑，这是我们从作品中可以充分感知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