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学作品)
专栏：
“四十三军”出征 〔报告文学〕
李延国
这老头儿到底要什么
李惠民，十堰市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元老，中国汽车行业的明星。在第二任厂长黄正夏退居二线后，他作为副厂长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他退下来了。这位湖北省的特等劳模，理应可得3000元奖金，但他手一挥推掉了（黄正夏那老头儿也没要）。
中汽公司推荐他出任辽宁省要职，他说：“我干了一辈子企业，不会当官儿！”湖北省委想推荐他到省机械厅当厅长，他递上一份字迹工整的报告：“我年事已高，衷心希望省委派年轻人担此重任……”1986年7月，他被中组部召到北京，一位部长找他谈话：“调你到沈阳，你考虑考虑……”
提起沈阳，这个“老汽车”有多少值得回忆的呵！13岁上，他作为徒工进了那里的资本家的工厂。机器的齿轮无情地咬断了他左手食指，为此他几乎被解雇。解放后，由于他技艺精湛，20岁就是八级工匠。后来，他北上长春，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汽车技工。1966年秋天，他作为“一汽”底盘分厂的厂长，跟随老厂长饶斌到鄂西北山区的十堰市为“二汽”选择厂址，和成千上万个热血男儿用激情和才智在这片古老、贫瘠的土地上构筑起中国最大的汽车城。现在，每三分钟就有一辆“东风”从总装配线上开出来，驰向祖国的四面八方。他熟悉那里的一山一水，熟悉那里的每一个车间和每一条流水线。他上至父亲下至孙子四代人的生命之根都植在那片城土上……
第二天，他眼睛里带着血丝，拨通了中央组织部的电话：“我这一辈子干了两个汽车厂，我离不开汽车，离不开‘二汽’……”
电话扣上了，通往“当官”的道路被他自己切断了！李惠民不无失落感地走出房间，猛抬头，面前竖着两个人——“二汽”年轻的厂长陈清泰、党委书记马跃。他们似乎知道了一切，朝他发出由衷的微笑。
李惠民把那微笑中的滋味全品出来了：“哼，这两个精豆子倒美了！”可他嘴里吐出来的却是：
“回去我就到发动机厂攻关！”
师出有名
“二汽”27个专业分厂，也象人的十指不一般齐。1986年开始以来，发动机厂就成为陈清泰的一块心病。这个5000人的专业分厂，生产环境和劳动纪律是全“二汽”的尾巴梢子，质量问题是全“二汽”的“冒尖户”，1986年上半年发动机不良率达50％，有的用户竟从发动机里清洗出来油泥和铁屑。这不仅损害了用户的利益，也损害了“二汽”的信誉。
有人提议请个“洋厂长”，李惠民不赞成。有个厂请了个日本厂长，早晨进了车间，说一声
“大家好”，走到工位上拍拍你的肩膀：“辛苦了”、
“拜托你了”，结果连他们自己也纳闷：为什么这一套不如在本土灵？国情不一样啊！
早在来北京之前陈清泰就征询过李惠民的意见：“老李，你看派谁到发动机厂去好？”什么征询？明明是点将。这有点象一个年轻的元帅要委派一个经验丰富的解甲元戎重上边关！
李惠民用他的残指夹着香烟连吸几口：“发动机厂的问题是我们老班子留下来的，我去还账吧。 不过，得给我一支队伍。”
马跃紧接着说：“全机关的人由你挑。”
李惠民说：“有三个人必须给我。”
“谁？”
“俞云焕、高明祥、夏国玺。”
明眼人一听就觉出李惠民的老辣。
俞云焕，是技术副厂长（刚退居二线），这个不起眼的干巴老头儿干过“惊天动地”的事情——建国30周年，人民解放军装甲车队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中央领导同志的检阅，事前需要技术干部签字，保证绝对不出故障才行，因为受检阅的装甲车是用“二汽”三吨半越野车底盘改装的。俞云焕庄严地抓起笔在军委命令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当装甲车队隆隆从天安门前顺利通过之后，他那颗心才从嗓眼里落下去。他最擅长的是现场工艺管理，发动机厂的症结就在于此。
高明祥是新班子的常委、宣传部长，在专业分厂当过厂长、党委书记，后到清华大学进修企业管理专业。他写的思想政治工作论文发表在厂内杂志上，李惠民极为赞赏。李惠民点高明祥的用意，不仅是看到产品质量后面隐藏着大量的思想工作，也包含着耐人寻味的含义：请个政委。
而夏国玺，是“二汽”的团委书记，发动机厂青年人多，带个“娃娃头”去。
李惠民又从18个科室点将聚兵，共得42人，加上他自己，号称“四十三军”。
军旗刚刚亮出，就有人来劝李惠民：“老伙计，发动机厂可是个无底洞，怕你陷进去出不来。你放着官儿不当，闹不好，会把一辈子的功劳全毁在那里！”但李惠民只是翻一翻眼珠子。到“四十三军”出征前夕，他在动员会上接过话茬：“‘领导就是服务’，发动机厂有问题，领导机关有责任。这次我们的名字就叫‘服务队’（‘工作队’被‘四人帮’搞臭了名声），下厂不是当官做老爷，不能象43捆秫秸竖在那里，要扎扎实实地为基层服务。3个月，让发动机厂来个‘三变样’——文明生产变样、产品质量变样、企业管理变样！”
“厕所会议”
“大客棚”载着“四十三军”一开进发动机厂，全厂上下就开了锅：“李老头撤干部来了！”
“看这势头，比‘三十八军’那回猛多了！”
“三十八军”也是李惠民的一次“军事行动”。1981年，全厂生产形势正旺，唯铸造一厂当了全厂的“瓶子口”，每月3万辆铸造指标只能完成1万5。厂长、书记都是李惠民在“一汽”时的老下级，在车间转来转去，看不出要害，查不到症结。李惠民带着“三十八军”一进厂，厂长、书记干脆甩了包袱。这是一个官僚主义加老化的班子，驾着车辕不迈步。李惠民大板斧砍下去，几个负责人全撤掉，然后改革造型线的管理制度，工效一下子提高了十倍！
发动机厂却是个新班子，刚刚半岁。八个成员都是大学生，有五个人当过技术科长。新班子一成立就约法三章：不搞特殊化，不打退堂鼓，不犯自由主义。对“五子登科”卡得尤甚：车子、房子、票子、孩子、筷子上决不搞特殊。党委书记赵瑜令三代人住28平方米，把新房让给老技工；厂长王刚累得吐血仍坚持工作，奖金只有工人的1／3。
但问题出在哪里呢？
李惠民把脉摸准了，这个班子是“技术型”，还没有转化成“管理型”。可怜厂长、书记眼里带着血丝，嘴上起着燎泡，办公室里放着饼干，身后带着“尾巴”，象消防队员似的，哪里报警奔向哪里。
干部苦海无边，工人也苦海无边。脏兮兮的厂院里、车间里写着大大的“罚”字，迟到罚、旷工罚、吵架罚、完不成任务罚……思想在这里发不出声音，人成了制度的奴隶。
“一个好的管理者不能只告诉工人不应该干什么，而应该让工人知道该干什么！”
李惠民开出三味药：干部抓作风，工人抓纪律，企业抓管理。
“服务队”一个猛子扎下去——那个爱吃肥肉的俞云焕老头儿带着技术服务组到流水线上搞调试攻关去了；高明祥带着政工组到车间班组的职工中去了；夏国玺组织青年突击队清除积尘和垃圾去了……李惠民有足够时间去逛大街。
在粮店，在菜场，大摇大摆走着发动机厂的工人，身上穿着工作服，手里挽着菜兜，胆子大的还呼隆隆地开着叉车。
在粮店排队的几个“溜号”工人，见李惠民来了，撒丫子就跑，有的把面袋遗落地下，李惠民拾起来，扯着嗓子喊：“回来买吧！回来买吧！”
李惠民回到厂里，眉头锁着：“工厂上班粮店也上班，工厂下班粮店也下班。工人的实际问题不解决，劳动纪律无法落实——制度的生命在于合理。”
当天他就给十堰市长写了一封信，好在对方是他的老下级，当即根据他的要求改变了服务行业的营业时间。
群众买粮难、买菜难、理发洗澡难的问题解决了，工人上班溜号的果然少了。
李惠民串完街又去逛厕所（简直是个神道老头儿）。逛了一圈，又召集起发动机厂一班人：“今天咱们开个‘厕所会议’。”
听说过吗？
“宣传科长，把你那录相机扛上！”
这老头儿，敢情是个审丑者！人们不明就里地跟到现场，这时人们才发现，厕所问题被忽略了！不，这是对人的忽略——5000职工的大厂，仅有7个厕所，有的还设在厂外。这些厕所大部分是文革“设计革命”时建成的。当时军代表出于对贫下中农的感情，只准搞干厕，以便支援农业。每一个厕所里都是蝇虫乱飞，粪水横流，不堪入目，不堪涉足。
“我们真没把厕所当成个问题！”新厂长红着脸说。
“要工人出高质量的产品，却不给工人提供文明生产的环境！你想想，当一个工人从这样的厕所里回到工位，会带回什么样的情绪呢？”李惠民表情严肃地说，“一个没有尊严感的人，是不会生产出第一流的产品的！”
李惠民说出了真谛。也许你还不是一个官僚主义者，可是对人的忽略就是你走上官僚主义的向导！群众对官僚主义者最大的愤懑不就在于对人的冷漠，对人的蔑视吗？企业做为国民经济的微观基础，现场管理就是微循环系统，而工人，就是这个微循环系统里的活性细胞，是企业运行的真正原动力。你是一个企业家，你在考虑到企业的需要的同时，也应考虑到工人的需要，与人有关的一切都是大事，只有官僚主义者才会闭上眼睛说：那一些是无足轻重的！
“我们马上派专人来管理厕所。”后勤的人说。
“我们把它改成水厕，铺上瓷砖。”热工科的人说。
“我们回去研究一下，再加修几个厕所。”修建科的人说。
很好，那些官僚主义者喜欢用的语言都不应在我们口中出现。不要推诿。不要扯皮。不要拖拉。
就这样当场拍板，并再加修七个厕所。
一个星期后，全都应验。
所谓“厕所会议”，实在是“文明生产会议”。
匿名信的风波
文明生产会议使车间变了样，里里外外清扫得干干净净。李惠民挽起袖子要抓工艺纪律了。
就在这时，一封匿名信转到了“服务队”。那娟秀的笔迹透露出它出自一位姑娘之手。收匿名信的人也是一位姑娘——技术科工艺员祝青。她的工作就是手拿秒表到车间检查工艺纪律，发现有谁超过规定转速打快刀，便立即记上考核簿，当事者要被扣分。自从车间里实行了定额管理之后，有一些“快刀敢死队”常常暗里违犯工艺纪律，提前把活干完后便溜之乎也，这不仅增加了设备疲劳强度，也难以保障产品精度。久之，工艺员和工人之间形成一种对立关系，有人喊一声
“鬼子来了！”“快刀敢死队”便立即改变车速，让你工艺员干瞪眼。
而写匿名信的姑娘却有她坦诚的一面：
“尊贵的工艺员小姐：
……我本来可以应付你的检查，马上改变车速，可是我不愿意那样做。别人因掩饰安然无恙，而我因坦诚而受到惩罚，生活就是这样的不公正。
你是个幸运儿，因为有学历，变成一个‘复杂劳动者’。而命运把我抛到车床边，成为一个‘简单劳动者’。我的‘简单劳动’却要看着复杂的图纸去车好每一个零件；而你的‘复杂劳动’只不过手卡秒表数数一二三……
命运多不公，把人分高低；同是乘车人，相煎何太急。”
这是“顶风上”啊！不少人提出要查出写匿名信的人，抓个反面典型，罚！
李惠民两支烟吸过：“看来承包并不能代替管理。老高，这事交给你去处理吧！”
高明祥心领神会，人的觉悟不是罚出来的。“罚”字最易被官僚主义者滥用，它既简单方便，又可发泄权力欲！
为什么要去追查这个文笔优美的姑娘呢？这匿名信难能可贵地反映出一个青年工人的真实心态。问题在于，质检者和生产者之间不应该是一种对立关系，应该有一个桥梁架在她们之间的鸿沟上，那就是——主人翁精神。
同样的环境，发动机厂就出了个王淑兰，这个纤小玲珑的姑娘1980年调到装配车间，连续装配20万台发动机，质量达到全优。说来也神，只有一次她出了质量问题，追究下去，原来是在她上厕所时别人代干的。姑娘的心数极好，平日话比金子还贵，前一道工序出了漏装，她不去告诉车间，而及时去告知漏装者本人。
也有人攀比她：她的工位好。她把工位让出，别人却怎么也达不到她的指标。把她调到关键的K型瓦工位，没人再攀比了，因为这里的每一点疏忽都会使整台发动机报废。
也有人嫉妒她：她当上劳模，领得1000元奖金，没有象别人那样买些糖果“请客”。“大生产线，一人一个工位，为什么就该她得奖金？”她听到了，默不作声，在“六一”儿童节，她捧着500元奖金送到厂里：“给娃娃们买些什么吧！”
这个瘦小的女工的操作法被全厂推广着！
企业管理，就是尽一切努力去挖掘那被称为“生产力”的东西。这种东西象矿石一样，最大量地潜藏在人的精神世界里。
政工师（二汽授予政治工作者的职称，相当于工程师），就是这矿藏的开发者。
说教吗？年轻人才不听，“你不懂电脑，不懂迪斯科，不懂弗洛伊德和马尔克斯，没有资格和我对话。”忆苦教育么？捧着菜团子大嚼，涕泪横流，那是70年代的滑稽剧，“你们只会纵向对比，不会横向看一看世界文明发展到何等程度！”
你可以用生产流水线把人的动作统一起来，却没有一种器械能排列起人的思想。
金钱呢？它可以带来富裕，却无法带来充实；可以带来享受，却未必带来幸福；能给生活以激励，却不能给生命以超越世俗的意义。
思想是靠信念凝聚的。
政工师，举起你的镐头，刨开那禁锢着激情和个性的硬壳，让思想以美的形式在沉寂的工厂喧闹起来，回旋起来。重要的是，你也敞开心扉，平等地和你的同类面对着面，用尊重和信任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同样是“两个纪律”教育（劳动纪律、工艺纪律），却变成了一场情趣横生的智力竞赛。24道题，50个代表队，还有干群相间的评分者，那隆重、那风采决不亚于中央电视台（本厂闭路电视同样可以播放录相）。
同样是谈心会，却变成了野餐郊游。面对篝火，你可以畅吐胸中之所爱、所恨、所向往。你真诚的袒露得到了伙伴会心的微笑，你的愤俗嫉恶会博得热烈掌声，你对美好未来的期冀赢来了同伴的理解的目光。你不再是某种制度的奴隶，有一种东西在你的心里觉醒，从野外回到家中，亲人们会为你身上微妙的变化而惊讶。
同样是职业道德教育（这是必需的），却变成了一场演讲会，演讲者让沉睡在脉管里的思想发出声音：“朋友，热爱你的工作吧，热爱是最好的老师！每当我满身油污、满脸汗水地修好床子，累得几乎站不起来时，心里却有说不出的高兴，因为是工作唤起我追求美好生活的勇气。我在平凡的工作里找到了生命的价值……”
思想之火激起了一位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青工也跳上讲台：“有一天，我刚把一批缸体主油道吹净送到待装工位，一位个头高高、头发灰白的老师傅走过来，用改锥、毛刷、磁棒巡检着我刚吹净的缸体。一星油泥、一片铁屑都没逃过他的眼睛。他查过那100多道主油孔之后过来叮嘱我：‘年轻人，质量第一，半点不能马虎啊！’说罢，接过我手中的气动管示范起来。他没有责骂我，但我从他的行动中看到了‘企业主人’的风采……”
永恒的规律
那个个头高高、头发灰白的老师傅，名叫郭其祥，原是质检科长，年近花甲，退居二线后在技师室里和一伙老伙计给厂里打杂。新厂长王刚一上任就到这个“技窝”里来拜师：“郭师傅，你来当‘清洁攻关队’的队长，我王刚做你的队员！”清洁度如何，是关系发动机质量的大问题。发动机里如果含有超量的杂质，就会发生拉缸、烧瓦甚至暴毁。
郭其祥望着累得吐血的新厂长，二话没说就上了第一线，带着调整工们没黑没日地巡检在车间，一道工序一道工序地清洗，硬是用自制的毛刷和吹风管、磁棒把含量高达5200毫克的杂质降到2580毫克，大大低于规定指标。
“四十三军”进厂第一天，李惠民就到“技 窝”里来看望老伙伴们。他们当年跟老厂长饶斌共同渡过了一盏马灯半山风、芦席棚下闹革命的创业之年。饶斌走了，他们又和接任的黄正夏厂长一起跨入改革之年，经受了狂风巨浪的颠簸。他们是中国汽车史的真正撰写者，个个身怀绝技，战功累累。在他们手底下矗起了一座繁华的汽车城。而当年那些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如今都已鬓发斑白，那曾属于他们的青春，那曾属于他们的激情，那曾属于他们的无数美丽的幻想，都已经化入了他们生命的年轮。于是，白发对着白发说：“老哥，发动机达不到一等品，咱们这些‘老汽车’死不瞑目呀，带带徒弟吧！”
年轻人，你们有飘逸的宽松裤和高档的卡西欧，你们有轻捷的迪斯科和深奥的马斯洛，但你们不能够拒绝老年人赠予你们的财富——那是用一生汗水和精神凝聚起来的东西。当他们披着晚霞一样的彩绸坐在带徒大会前排，用结茧的大手和你们签订师徒合同时，他们的事业和生命也就在你们的身上得到延伸！
而你们，也终将会有这一天！
“四十三军”出征的第一百天上，总厂厂长陈清泰和党委书记马跃来发动机厂参加“三变样”验收大会。
惊异！赞美！探询！
垃圾场一样的厂区变得花园一样整洁美丽。
“罚”字不见了，流水线上空挂着“爱国先爱厂，爱厂先爱岗”的横幅。这决不是空洞的口号，严格可行的制度保障着秩序。光荣榜上一排排模范彩照替代了过去的质量问题表。如今发动机“一等品率”已达到95％以上。超产是喜人的——5000台，平均每个职工为共和国多贡献一台优质发动机！
更重要的是，那一班文质彬彬的干部都象换了一个人，变得精明、自信，讲话更富有哲理，性格也更开朗，因为他们看到了发动机厂的希望就在他们自己身上！
产品的质量，反映了职工的素质。
“四十三军”功绩卓绝。陈清泰在大会上宣布这是“历史性的转折”，它将载入二汽史册！
一个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一个企业也要有一种精神。新老班子交替时曾把“艰苦创业的拚搏精神、坚持改革的创新精神、顾全大局的主人翁精神、勇攀高峰的竞争精神”作为二汽的“企业精神”。面对发动机厂的转变，陈清泰，这个肩负27个专业分厂和80多个厂家组成的东风汽车工业联营集团的年轻企业家大声喊出：“我们二汽人准备迎接更大的挑战。应该视今天为落后……”
“视今天为落后”，这句话将庄严地汇入二汽的企业精神之中。对于李惠民，这句话也是莫大的鞭策。他用断指夹着半根香烟，凑到陈清泰身边：“二汽上小轿车，我再给你当个小兵！”
金质奖章
在中国，想坐小轿车的人比想造小轿车的要多得多！
多一些实干家，少一些做官的吧。但这需要制度来保障！
“四十三军”撤出时，发动机厂为他们开了一个茶话会，厂长王刚郑重地向李惠民和俞云焕颁发了质量金质奖章。这是发动机厂新设的最高荣誉奖，发给对改进发动机质量有贡献的人。奖章式样仿国际奥运会的，金光闪闪，漂亮极了。
李惠民回到总厂见到马跃，那白面书生怪眼馋的，问：“老李，听说你闹了个金的？”
“镀金的。可也值200多块呢！”
我实在不愿扫他的兴，王刚厂长告诉我，每枚奖章价值八元——增收节支，他们决不铺张。
但我敢说，那是一枚真正意义上的奖章——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地颁发，正体现了主人对他的公仆的监督和信任！
让共和国多一些公仆吧！
公仆万岁！
（附图片）
“我这一辈子干了两个汽车厂，我离不开汽车，离不开‘二汽’……”
雷 猛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