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调查报告
工农并重 三大产业协调发展
——广东省东莞市经济发展的调查
宣东英
东莞市地处珠江三角洲，前邻香港，后靠广州，处于广州和深圳特区这一经济走廊中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东莞市的经济有了很大发展。拿1980年同1986年比，工农业总产值由8.89亿元增到26.4亿元，增长2倍；农村人均收入由325元增到876元，增长约1.7倍；城乡人民储蓄由1.174亿元增到13.1亿元，增长10.2倍。这种变化来自正确的发展道路。东莞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正确处理工农之间的关系，走出了一条工农互相促进，三大产业协调发展的路子。
放开生产要素流动，发展乡镇企业
如同全国大多数农村一样，东莞市经济发展的起步碰到了两大难题：一是资金、技术、人才缺乏；二是农村劳力隐蔽性失业严重，全市农业剩余劳动力有30万左右。东莞市正是从解决这两个问题入手，实行开放政策，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放开生产要素的流动，把多余的劳力输出去，把外来的资金、技术、设备引进来，以此作为商品经济发展的启动点。
1978年冬，当时的东莞县委采取了劳力转移“三个流向齐头并举”的方针：一是向广州、深圳等地输出劳务，哪里有活干就到哪里去。二是向传统的工副业转移，恢复和发展了烧砖、烧瓦、草织、挖白泥、办石场、烟花炮竹等农村工副业。三是在大农业内部寻找出路。过去的农业，单打一，生产门路狭窄，多种多样的自然资源和丰富的劳力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从1978年冬开始，东莞逐步调整农业结构，恢复传统的经济作物，实行水旱轮作，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解决了大部分劳力的出路。
“三个流向”的劳动力转移，使原来相对闲置的生产要素得到了利用，把负担变成了动力。但这还仅仅是初步的。对于东莞经济的振兴真正起启动作用的，是积极引进资金、技术、设备，以开展“三来一补”为桥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这是东莞市放开生产要素流动的第二个重大决策。
几年来，东莞市打开大门，让资金、技术和设备流进来。他们制定了发展“三来一补”企业的十条优惠措施，成立专门机构，统一洽谈、签约、审批、报关，统一掌握工缴费价格水平，协调和引导外资投向。同时，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外商到东莞投资。到目前为止，全市共签订了“来料加工”协议2407宗，计有15个行业4000多个产品，遍布全市每一个乡村。全市平均每月收工缴费500多万美元，每天约有700多辆直通汽车往来于东莞与香港之间。
“三来一补”企业的兴起和发展，不仅使引进的先进科学技术设备同本地的自然和劳力资源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新的生产力，而且培养了一大批懂技术、会经营的管理骨干和成千上万的熟练工人，起到了资金积累、技术积累、人才积累的作用，从而带动了整个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经过几年的努力，全市逐步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以轻工、食品为主的外向型工业体系，建立了食品、纺织、服装、皮革、塑料、电子、电器、玩具、工艺美术、日用工业品等20多个行业，4000多种产品。城乡工业6823家，职工人数30.9万人，不仅消化、吸收了本市原来存在的30万剩余劳力，而且还吸收了18万外来劳力。1986年，乡镇工业总产值达10.87亿元，比1980年增长3.7倍，占全市工业总产值54.6％，乡镇企业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
增加农业投入，奠定商品农业发展的基础
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为农村经济的发展积累了一大笔资金。如何使用资金，这是农村经济发展中一着关键的棋。东莞市在资金投向的问题上，作出了正确的战略决策：工农兼顾。1980年以来，东莞市每年把约30％的工业积累资金，着重从三个方面增加对农业的投入：
一是增加对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1980年以来，全市共投资8177万元，新建、修建、维修配套大小水利工程4632宗。全市428公里海堤普遍达到3—3.2米标高，有效地提高了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二是增加农业科技的投入，着重发展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机械。1980年以来，全市投资72万元，引进和推广水稻新品种20多个，推广农业科学新技术54项。1986年，全市推广水稻固土配方施肥面积82万亩，使用化学除草剂面积133万亩，是全国使用化学剂除草面积最多的县市之一。水稻年亩产首次突破1500市斤，比1980年亩产增235市斤。
三是用于开发性农业的投入，主要是造林种果、发展畜牧业、水产业。据粗略统计，1980年以来，全市共投资1.1亿元，种果51万多亩，造林17.5万亩，绿化率达84.4％。仅去年下半年到现在，全市用于发展畜禽业的投资就达1250万元，建设畜禽商品生产基地6个。
1986年，东莞市粮食总产达9.1亿斤，每个农业劳动力创造的商品价值达2957.9元；全市耕地面积比1978年扩大12万多亩。
加速商品农业的发展，激发农业内在的生机和活力
在我国，工农业劳动生产率及其收益还存在一定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农业要获得大发展，最根本的办法是激发农业自己内在的生机和活力，建立起保证农业持续稳定增长的发展机制。也就是说，要按照价值规律办事，千方百计缩小乃至平衡务农与务工经商之间的收益差距，唤起农民不断扩大农业生产投资的热情。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东莞市选择了注重利用自然资源，按市场要求开发农业，加速商品农业发展的路子。1983年以来，一个以水果种植为突破口的开发性生产热潮在全市迅猛掀起。1984年以前，东莞的水果面积只有10多万亩，如今，不到三年的时间，水果面积就发展到60.9万亩。1986年，全市水果总产量达6亿多斤，产值3.4亿元，仅水果一项，农民人均收入达364元。开发性农业在水果上获得突破后，又迅速发展到“海”和“空”。近两年，全市开发滩涂1.2万亩，水产养殖总产达411万担。乳鸽、鹌鹑、鹧鸪、珍珠鸡等珍禽的养殖也迅速发展，逐步形成了一个种植业、养殖业和农产品加工相结合的农业体系。
开发性农业向广度和深度进军，打开了农业致富的广阔领域，燃起了农民务农的热情。过去，许多山地，集体补贴果苗、树苗，农民都不愿意耕种，现在，就是三四十度的山坡也争着投标开发。过去，农民手上有点钱，多数是投放在盖房子、添家具等生活消费上，现在，越来越多地把手上的钱用于农业开发。过去，一些农民把进工厂做工，吃“商品粮”，捧“铁饭碗”，看成是求之不得的美事。现在，却有不少人退工务农。据大朗镇的统计，退工归农的就有400多人，甚至一些港澳同胞也争着回来投资搞农业开发，可见开发性农业吸引力之大。
以外贸为导向，发展创汇农业，走“贸工农”一体化的道路
开发农业的兴起，给东莞农业注入了强大的生机与活力。农业自我发展的机制基本建立起来了。在此基础上，东莞又进一步以外贸为导向，面向国际市场，发展创汇农业，使贸工农之间结成有机的整体。
东莞市毗邻香港，从虎门镇到香港只有47海里，具有发展出口鲜活商品的优势。他们就以发展鲜活产品出口作为主攻方向。一方面，打破行业与地方的界限，由多方结合，合资联营，外贸、科研、林业、乡镇等部门合作，办起具有一定规模的鲜活商品出口基地，以恢复发展名、优、特产品为主，进行系列化的生产；另一方面，专业出口公司同生产单位、农户建立生产和收购关系，引导千家万户走“贸工农”的道路。
在这同时，市里又把发展农产品的精加工和深加工，作为走“贸工农”道路的重要环节来抓，积极引进先进的贮藏加工设备和技术。近几年来，全市利用地方留成外汇900多万美元，新办和改建了十多家农产品加工企业，开发了软包装果汁饮料、食品罐头、速食面、速食粉、活性干酵母等新产品。食品加工业已成为全市第一大行业。1986年，全市农副产品及其加工制品品种214个，创汇6175万美元，占全市出口创汇总额的38％。
东莞发展的启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农村发生了历史性的伟大变革。不仅农业摆脱了长期徘徊不前的状况，而且短短几年间，已有几千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中去，为农业乃至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前提。但问题也迅速出现了，在一些工副业发达的地区，农业的物质投入减少，农民务农积极性降低，土地粗放经营，农业劳动力质量下降。这个问题不解决，势必影响农业以至整个经济的协调发展。
一个国家在其发展的进程中，农业的产值和就业人数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这是必然的趋势。但这应该是以农业各项经济指标包括劳动生产率、商品率和土地产出率等的提高为前提的，并不意味着农业地位的动摇。从我国农业现状来看，无论是粮食生产，还是林、牧、渔业等项生产，基础都还比较脆弱。与农业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无论在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商品率，还是在物质技术条件、抗灾害能力等方面，都有着不小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农业面临的是如何加强的问题，而决不是削弱。
当然，农村经济要走向现代化，离不开农村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在我国城市工业的力量还不强的情况下，无论是对农业的物质投入，还是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收，更多地要靠农村自己的工业——乡镇企业，这是中国工业化的一条独特的道路。因此，现阶段，以发展乡镇企业为主导的农村产业结构变革是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根本性战略问题。但是，发展农村工业，并不意味着以农业的萎缩为代价。
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是我国农村长期贫困落后的一个根本原因。东莞的发展告诉我们，只要从过去那种小农经济的束缚中摆脱出来，面向国内外广阔的市场，充分挖掘农业自身的潜力，实现从传统农业向商品农业的转化，我国农村的面貌就会根本改观。
第5版(理论)
专栏：书评
《中国美学史》第二卷评介
黄德志
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继第一卷（先秦两汉卷）出版之后，第二卷（魏晋南北朝卷）最近又问世。这是中国美学界尤其是中国美学史界一件令人瞩目的新成果。
本卷以七十万字的篇幅，在数百年的历史跨度中，勾勒出了魏晋南北朝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中国美学理论发展的脉络。它论述了魏晋人物品藻、玄学以及东晋佛学与美学的关系，魏晋美学与齐梁美学两者各自的特点及其贡献和局限等重要问题，并分章具体考察分析了曹丕、何晏、王弼、阮籍、嵇康、陆机、《抱朴子》、《列子》、慧远、宗炳、王微、陶渊明、顾恺之、萧统、萧纲、萧绎、刘勰、钟嵘、谢赫等的美学思想。
魏晋南北朝美学在中国古代美学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内容也极为丰富复杂。正如宗白华先生所指出的：“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美学散步·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本书比较充分地把握了这个时代的特征。它在详尽地分析了这个时代的现实、文化、精神之后，突出了这个时代中“人的自觉”的主题。作者指出，魏晋南北朝思想大放异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一反汉代把群体社会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把个体的存在推上了重要的位置。先秦儒家特别是汉儒都不断教训人们要使自己绝对服从于群体、社会；魏晋南北朝的思想则不然，它对这种思想提出了异议，表示怀疑以至批判，要重新去寻求和确定个体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正是“人的自觉”才有“文的自觉”。由此，艺术呈现了“自律”，人们也理解了“自律”。这是本卷所阐释的魏晋南北朝美学的价值所在。
本卷和第一卷一样，也力图以历史唯物论为指导，站在当代哲学思维的高度，对中国古典美学的范畴，作现代意义的说明。作者既不是对古典范畴的无新意的重复，也不是对古典范畴无批判的比附，而是创造性地理解和阐释。如对于《文心雕龙》的“原道”的实质，“风骨”这一概念的实际意义等，都作了较好的分析。
本卷既对魏晋南北朝美学的特点及其历史、逻辑的发展有相当深入的理论分析，同时又处处注意到了史料的整理、分类、排比和考证，从而发掘了大量的原始材料。作者在不少问题上提出了和时人不同的新看法，如对“六法”的断句问题，作者依据对南朝佛经文章体例的分析，指出严可均断句法的错误，并提出了自己的断句法，这表明了作者的思辨和实证精神。
作者还广泛而深入地触及了许多前人尚未论及或尚未突出论及然而又十分重要的领域。如魏晋玄学与美学的关系，东晋佛学与美学的关系，作者都有独到的见解。本卷书在描述玄学与美学，佛学与美学相关的共同主题中，使我们重新理解了玄学、佛学和美学各自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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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中法战争史研究中一些问题
今年是抗法民族英雄刘永福诞辰150周年，广西社会科学院和广西社联等七个单位，共同发起召开了一次中法战争史学术讨论会。与会代表对中法战争史的若干重要问题，各抒己见，热烈争论。这些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
一、对中法战争结局的不同估价
多年来史学界传统的看法是，中法战争的结局是“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认为清政府腐朽无能，在战争中执行妥协投降的外交政策，当中国军队在陆上取得重大胜利时，急急忙忙地与法国侵略者签订了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出卖民族权益，断送了广大爱国军民浴血奋战的成果，从而导致了中国“不败而败”的可悲结局。
在这次讨论会上，有的同志对上述看法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从这场战争的完全意义上来说，中法战争非但不存在失败的问题，反而是以中国取得较大胜利而告终的。中国军民在军事上取得了台湾保卫战、镇海海战、镇南关战役和谅山战役的胜利，从而避免了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的重大损失，即领土主权的沦丧与巨额的经济赔款，使法国侵略者大肆鼓吹的“必须征服那个巨大的中华帝国”的狂妄梦想破灭了。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还具体分析了战后签署的《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指出：战争的结局使清政府失去了与越南的藩属关系，在云南、广西两处开埠通商，以及允许法国日后承帮中国修筑铁路，等等，这些并非坏事，而是有利于封建制度的解体和新生产方式的发展。
持相反观点的同志认为，衡量这场战争胜负的标准，应以战争的结局为依据。战后中法两国签订的条约同以往的条约毫无本质的不同，均属不平等条约，是在列强的武力逼迫下签订的，均在不同程度上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进程，绝不能说清政府在这次战争中获得了胜利。他们还认为，不应该抽象地谈论藩属关系、通商自由，而应该放在资本主义强国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进行掠夺和奴役的大前提下，才能将是非辨别清楚。
二、中法战争与洋务运动的关系
以前不少学者认为，从马尾海战等战役结局来看，洋务派所惨淡经营的枪炮、船舰，在帝国主义列强的进攻下，是不堪一击的，中法战争的结局“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初步破产”。在这次讨论会中，不少同志对此估价提出异议，认为不能把中法战争的失败归咎于洋务运动，相反，正是由于二十多年来洋务运动的蓬勃发展，使中国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都得到了明显的加强，尤其是近代化的战舰、枪炮的制造使用，使清政府国防实力得到了加强，在台湾、镇海的海上交锋与镇南关、谅山等陆路作战中，比较充分地发挥了作用。具体到马尾海战的惨败，其原因在于清政府所奉行的妥协求和政策和极不恰当的军事指挥，而决不能归咎于洋务运动。
至于中法战争后洋务运动是否“初步破产”，持上述观点的学者大都持否定态度。他们指出，从军事上看，中法战争的硝烟还未从中国上空消失，清政府即颁布上谕，认为“和局虽定，海防不可稍弛，亟宜切实筹办善后，为久远可持之计……当此痛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随之而兴起了大办海军的高潮，其他军用、民用工业也都比以前发展更为迅猛；从政治上看，洋务派中的一些封疆大吏和不少洋务思想家，通过中法战争炮火的洗礼，思想进一步深化和提高，已由单纯地追求经济改革，深入到要求在政治制度方面进行改革。
三、关于清政府所奉行的政策
长期以来，对清政府在中法战争中所奉行的政策多持批评态度，认为以慈禧为代表的封建统治者在这起争端中，一味妥协投降，即使是在马尾海战后，清廷对法宣战，也不过是为了应付国内日益高涨的抗战舆论，掩盖马尾败绩，摆出一副要大打的架势，实际上也是假打真和，以打求和。
一些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不能笼统说清朝统治阶级奉行妥协求和政策，而是应该按阶段进行具体分析。如果说战争开始时，清政府幻想通过美、英等列强调停，奉行妥协政策的话，那么到了马江战役之后，清廷的政策已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时是真打，而不是什么“假打真和”。清朝统治者更换前方作战不力的将帅，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与侵略者一争高低，并动员各地官绅举办团练，以收众志成城之效，“一战不胜，则谋再战，再战不胜，则谋屡战”。这时的清政府已从动摇退缩、进退维谷的困境中，艰难地走了出来，举起了抗法的旗帜，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暂时的反法联合力量。清军在镇南关、临洮等地所取得的重大胜利，不能说同清朝统治者所奉行的主战方针没有关系。
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还认为，清政府在取得镇南关、临洮大捷后，“乘胜即收”，与法国政府签约停战，并非是妥协投降，葬送前方军民浴血奋战的成果，而是一种比较明智的态度。这样做既能保持陆路军事上的攻势，又能赢得外交上的利益，避免了盲动所招致的严重后果，堪称当时的最佳选择。相反，如果盲目打下去，将会对中国不利。还有的学者考订了首先提出“乘胜即收”方针的，不是慈禧同李鸿章等主和派人物，而是主战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曾纪泽。
除上述问题外，在这次讨论会上还集中对中国越南两国宗藩关系的实质及其作用、镇南关——谅山大捷是否是这场战争的战略转折点、刘永福等人在中法战争中的历史地位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 （孔祥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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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创立中国工业经济管理学新的学科体系
中国工业经济管理研究会第五次年会最近在江西省九江市召开。会议就改革、创立中国工业经济管理学新的学科体系问题进行了讨论。
与会代表指出：我国工业经济管理学是在50年代初期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30多年来，虽经不断补充和修改，至今仍未摆脱早已形成的陈旧的学科体系。有些代表指出，我国工业经济管理学旧的学科体系，在理论框架上未能彻底地摆脱产品经济的模式；在学科内容上依然突出生产型的工业经济管理，缺乏对工业企业、工业市场等重大问题的论述和分析；在研究方法上，缺乏技术经济方法、法律方法、数量分析方法。有的代表把我国工业经济管理学旧的学科体系的特征概括为：过于强调工业经济学是部门经济学，而忽视对工业发展赖以存在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微观基础的研究；过于强调工业经济部门的构造，而忽视这个构造与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机制关系的研究；过于强调工业经济自身的增长，而忽视工业增长仅是更广泛的国民经济增长的一部分；过于强调工业经济内在的一般性的经济关系，而忽视对工业技术进步的研究。代表们一致感到：旧的学科体系非改不可，创立新的学科体系势在必行。
关于新学科体系的理论基础，有的代表认为：我国工业经济管理学新的学科体系的理论基础，一个是工业再生产的一般规律；另一个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运行。多数代表认为：我国现阶段工业经济管理学学科体系的理论基础有两个，其一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及其运动规律，其二是我国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及其运动规律。
关于研究起点，有些代表认为：工业企业应当是工业经济管理学研究的起点，这是因为工业企业是构成工业经济的基本单位。另一些代表不同意这种意见，他们认为：工业经济管理学是一门部门或行业的经济学，它注重研究企业外部环境对工业发展的影响，其研究起点应当是工业部门或行业的经济运行及其管理。
关于研究重点，有的代表认为，工业经济管理学的研究重点是工业生产关系。有的代表则认为，工业经济管理学应侧重于工业生产力的研究。有些代表提出，在我国，“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模式一经确定，市场就在工业经济管理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商品经济和市场将成为工业经济管理学新的学科体系的研究重点。还有些代表提出，工业经济管理学的研究重点是管理，要立足于管理，突出管理，按照管理的职能来构造新的学科体系。
（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