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
“义演”还是“利演”？
顾 土
从去年开始，各式各样的“义演”忽然间多了起来。
顾名思义，所谓“义演”，就是为正义和公益事业筹款而举行的演出，演出的目的不是为了本团体或个人赚钱，参加的演员和主办者毫厘不取，而将演出所得悉数捐出。这种不计名利、出于道义的活动，当然是造福人类社会的义举。记得非洲大灾之年，世界上许多歌星发起大型义演，听众人人踊跃捐赠，演员将所有收入都转给受灾地区，轰动一时，报刊舆论也曾为之鼓吹赞扬过。在我国历史上，义演早已有之，近世的梅兰芳等艺术名流为困苦的同行，为灾民，为国难，也曾举行过许多义演，博得社会的赞誉。这几年社会上的多数义演，都是从公益事业着想，热心为儿童、残疾人、文化建设等筹集资金，帮助他们，体现出艺术家的正义感、道德感和良心，受到人们的尊重。义演之所以受尊重，在于他们心地干净，目的纯正，在于他们无利己之心，有济世之志，为义而演，最后也的确舍利取义。
不过，眼下有的所谓“义演”却有点令人感慨，按北京老百姓的说法，就是：“猫儿匿”太多，其义字是应该打引号的。
诸如：有的“义演”的组织者根本就不知何谓义演，表面上打着“义演”的招牌，实则把钱装进自己的腰包，一分也不少赚；有的“义演”对社会还算“慷慨”，虽捐助一点，但要四六分成，五五对半；还有的“义演”参加者和有关部门，明知为义演，却要报酬，要租金，滥加摊派。有的“义演”甚至演出后不仅没有为公益事业筹集到资金，反而倒贴亏空，出了赤字。这些“义演”，究竟是义演还是“利演”？借一句戏词来说：“忠在哪里，义在何方”？
演出想要盈利，讲经济效益，无可厚非，但要光明磊落，何必偏要以“义演”做幌子，去干那“挂羊头卖狗肉”的事呢？有些人为什么心中为盈利，嘴上却要说“义演”呢？因为一打这个旗号可以免去许多花费，象场地费、管理费、演员报酬等等，人家一听是义演，自然会以义为重，自愿无偿奉献了。而且这个幌子还能扬名，上级一听是义演，便会赞许有加；新闻界一见，更会宣传升级；社会各界一看，定会慷慨解囊；名义上接受捐赠的人们当然也会感恩戴德。可见，这种“义演”的结果是名利双收，获取甚丰的。
当一些人用义演的外衣裹着名利之心时，不知他们是否想到：这“义”字是个极神圣的字眼，包蕴的是正义、道义、情义，是人类崇高精神的体现。古往今来，曾有多少人为此而捐躯（所谓“成仁取义”），而离别父母妻儿，而舍弃一切。玷污了“义”字，可以说便是亵渎了良知。试想，当有的事业、有的人正亟待资助的时候，你却以他们的名义攫取钱财，放进自己囊中；当千万人从人道着眼，为义演出资出力时，你却利用他们的善良、道德感去发财，试问良心何存？道德焉在？
这种近似坑骗的行为，将会使急需援助的事业和人们逐渐失却社会的捐赠；会使人们对义演失去信任；会使义演这项本来很得民心的事情日益衰败，直至无人问津。讲得厉害些，会败坏社会的道德风尚，混淆利与义的界限。
“义演”之值得关注，还有一个活动过量的问题。大凡做事都不能滥，一滥就难免出问题。其实，即使是名实相符的义演也不宜过多。演出团体、剧场毕竟不是慈善机关，如果义演过多，就会使他们力不能支，做出些迫不得已的事情来。今后的义演活动，应该有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审慎处之，只有真正需要义演捐款的事业，才举行义演，否则就不宜采用这一形式，以防鱼龙混杂，或者泛滥成灾。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心探访
电视剧呼唤文学——访剧作家陈白尘
丁浪
在南京电视小说研讨会上，听到很多人称赞江苏电视台近年来拍的片子比较注意文学性，如《秋白之死》、《最后一片叶子》等。江苏电视台副台长徐慧征说：这首先应归功于陈白尘同志。
记者：陈老，我很想知道你对电视艺术发展的看法。
陈白尘（以下简称陈）：我80岁了，但每天不坐在写字台前动动笔杆，这一天就象白白浪费掉了，写作成了生活习惯。到了晚上，就想看看电视，这也成生活习惯了。电视新闻我是必定要看的。电视文艺节目和电视剧看得少，因为可供选择的不多，观赏性不强。近年，在看过的电视剧中，《新星》、《努尔哈赤》、《凯旋在子夜》不错。总的说，对电视剧甚不满意，数量不少，好的不多，能满意的一年几乎没有几部。许多电视剧文学性太差，甚至掺进浓厚的商品性。电视剧应该加强文学性，无论构思、画面、语言以及渗透全剧的韵味都要富有魅力。
记者：听说，你早就为这个问题给江苏电视台写过信？
陈：是的。1984年有一阵屏幕上武打之风日甚。我的小外孙看了《霍元甲》，一天到晚在我面前挥舞小拳头，嘴里不停地喊叫：“嗨！嗨！”吵得我无法写作。我强烈地感到电视观众每天数以亿计，不但对广大青少年的身心甚至对整个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都会产生影响。电视功能之大与电视节目佳作不多形成很大的矛盾，人们希望尽快改善。有一天，无意中收看到江苏电视台根据美国作家欧·亨利的短篇制作的电视小说《最后一片叶子》，觉得非常新鲜动人。我们的屏幕上多么需要这类文学性较强、品位较高的艺术品去开拓人们的视野、陶冶人们的情操、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呵！我至感兴奋，连夜写信祝贺他们制作出这样短小精悍而极富艺术魅力的精品。后来他们又制作了屠格涅夫的《门槛》、朱自清的《荷塘月色》等一批电视小说。这种探索精神使我感动，古今中外的短篇佳作极多，他们在这方面为电视艺术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我以为是值得庆幸的。
记者：优秀作品给电视艺术提供了很好的文学基础，许多优秀电视剧都是从小说改编的，看来这是加强文学性的一条渠道。
陈：改编名著是沟通电视同文学的很好渠道。但走这条路是很艰难的，要将用文字魅力创作的形象移植到屏幕上，并产生同样的魅力，也许比直接创作更难。例如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前80回比较好，凤姐的形象是成功的。80回以后就不行了，你说曹雪芹原意如何如何，都是推论，没有确凿的史料作证。高鹗写出了宝黛的爱情婚姻悲剧，同所有续《红楼梦》相比，文学水平是高一筹的，他有相当的文学技巧。你既没有他的生活感受，也不一定有他的文学水平，在这种情况下贸然去续《红楼梦》，岂不是不自量力！
记者：电视需要文学界大力支持。有的文学界老前辈号召文学工作者进入电视艺术园地去播种、耕耘。
陈：吸引作家关心和参与电视艺术的创作值得提倡。但电视界必须要有一支以自身为主体的训练有素具有相当文学修养的创作队伍，这是个大问题。话剧界、电影界可以说有一支这样的队伍。电视发展很快，兼容性又大，特别是电视剧，热衷此道的人很多，人员的数量骤增，越发显出基础训练的不足，所以有必要狠狠抓一下队伍的思想艺术素质，提高文学修养。有的人拍电视剧不是搞艺术，而是想发财。这种人是无法拍出文学性强的电视剧来的。文学性可以说集中表现为作品的诗情，富于哲理的诗情，只有忠于自己灵魂并且富有文学素养的人才能给予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以灵魂，给作品以灵魂。搞低劣电视剧，不仅浪费资财还浪费生命，而且败坏电视剧这门年轻艺术的声誉。
记者：据说有人以为电视剧是新的综合艺术，最好远离文学传统。
陈：话剧也曾是新兴的综合艺术，所有的话剧大师都有很深的文学修养，同时他们有继往开来的胆识和创造精神。我觉得不但电视剧，整个电视都在呼唤文学。（附图片）
苗 地画
第8版(副刊)
专栏：
尊 严
黄 堃
将军终于戒烟
当战死丛林的孙子
馈赠的烟斗
回到他的桌前
用高射机枪弹壳制成的烟斗
即使在北方最寒冷的夜晚
也饱含温热
该抽烟的时候
老军人来到阳台，无言
看茫茫的天际，每一次
他都看到孙子威武的背影
中国当代军人
体验最深的情感
不是理解
而是沉默中的尊严
第8版(副刊)
专栏：
凯 旋
刘亚洲
排长，我回了，
在你坟前，
不洒酒，洒杯水，不让你醉。
你睡，也要醒着睡。
冲锋前，你悄悄对我说：
“爱死她了，
因为她是要命的美。
为了她，我想活，
同样为了她，我敢死。”
一拍胸，大丈夫舍我其谁？
那天打得好惨，
一世界的血全朝天上飞。
头一拨抬下三十个烈士。
眼睛统统睁着，
比平时大一倍。
撤回时，哀兵一队，
每人都只剩下一颗子弹，
必要时，击向自己心扉。
战斗中，我看不见你，
只听你大叫女友名字，
仿佛是一种花卉。
你死了，
躺在南中国，手中紧握一朵花。
掰不开你的手，
便知道你心中的爱永不成灰。
把你和花一起葬了，
全连鸣枪，跪对花坟一堆。
这时女友的信到了，
一纸冷淡，字字如铁，与你吹。
指导员喝令全体列队，
当众念信，欲将英魂告慰。
信未完，他大哭，
一军垂泪。
排长，我回了。
大军凯旋，你一人静悄悄扎根边陲。
你永不叹息，终无悔，
麻栗坡烈士陵园几千座坟，
哪一座不高过武则天墓前的无字碑？
凯旋是为了更大的远征，
恕我无法将你陪，
顽敌未退。
一朵花卉算什么？
一分钱，我给。
我们有更深的血泪。
杨靖宇肚里的草春天就开花。
南京大屠杀，
三十万先人的血
浇着后人，千秋万辈。
你可听见骊山兵马俑军团发出愤愤的呐喊。
岳家军，铁骑纵横，
驰骋南北。
暴雨般炸弹掷向敌人，
直炸得岩浆迸溢，顽敌崩溃，
更显我辉煌军威。
虏再强，不过一片飞灰，
有你，有我，还有正气万岁。
你看那万马奔腾的万川江水！（附图片）
雷 猛插图
第8版(副刊)
专栏：剧谭
同旧的传统告别
——评剧《风流寡妇》观后
廖 奔 刘彦君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们的道德伦理观念也在发生变化，过去旧的行为规范被打破，过去的神圣楷模被抛弃，新的社会风尚代之而起。在《风流寡妇》（沈阳评剧院演出，编剧董振波，导演刘家荣）主人公吴秋香的人生追求中，我们强烈触摸到了这种历史文化的进步法则。
在今天的文艺作品中出现的新一代妇女，毕竟与以往不同了。经济上的独立，使长期处于人身依附地位的妇女能够避免娜拉、子君的命运，而骄傲地发出自己的人世宣言——正如此剧中独立经营鸡场的个体户吴秋香所说：“当初我和老蔫离婚的时候，曾认可守着小玲过一辈子，那是因为穷！现在日子过好了，我为啥不能找个可心的男人？看看谁能把我拦！”这是在经济上挺直了腰杆的妇女，在向旧的社会伦理观念发出强硬的挑战。如果我们考虑到这是一个生活在乡间僻壤中的农村妇女所发出的呼喊，如果我们估计到直至目前在她周围仍然存在的浓郁的封建文化阴影，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她是新一代女性命运的一个突出的代表，我们也就能够认识到这一形象在当代戏剧创作中所产生的深刻意义。
虽然仍是表现妇女生活的伦理主题，但剧作的伦理意向却探到了更深的文化层次。她所追求的，是按照自己的人生理想，自由地、平等地、不掺任何杂质地寻找到一个与自己心心相印的丈夫。然而，阻力不仅来自陈旧文化意识的包围，来自与追求对象间难于完全达到心理和谐，还来自于对传统人格理想的深刻眷恋和依赖。这使她极易丧失独立的意志而走回头路，回到老蔫宽厚朴实的胸怀中。剧作深刻而细腻地表现了这种阻力的强大和顽固。然而，吴秋香决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女性个体，她的身后是崭新经济生活所带来的崭新人生观念，她有足够的勇气、义无返顾。
齐老蔫是淳朴、善良的中国老式农民的代表，他本人并没有错，错的是他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一种随着现代化经济生活发展所必然淘汰的旧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于是，吴秋香同他告别了。这是一种依依惜别，带着极度的怀恋和痛苦，这种分手因为吴秋香对刘中志——一个风度翩翩、干练世故的供销干部的幻想破灭，显得更加令人惋惜。但是，这种痛苦的诀别却是必然的，是历史的裁决，它象征着新时代的崭新人生观念和人生追求对传统的彻底决裂。因此，吴秋香尽管痛苦却决无踌躇，她昂着头去寻找自己的新世界了。然而这种追求又决不放弃她自己心中道德与善的原则，这就使她与齐老蔫、与刘中志的冲突带有深刻的悲剧性。
全剧最终的处理是发人深思的。吴秋香不无怀恋地告别了过去的生活——齐老蔫，也怀着怅然的心绪与另外一种人生态度分手——刘中志，而去寻找一种符合自己理想的新的境界。这种理想境界就在她的肩上。结尾给人留下了袅袅不绝的遐想。